四库提要经部字书类辨正三则——浅谈诸提要间的因承关系及浙本《总目》底本来源
王志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是我国古代一部大型的解题书目。关于四库提要类文献，现存的主要有各家分纂稿（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书前提要，《四库全书荟要》书前提要，《四库全书》阁本书前提要（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目》”）等，大致可划分为分纂提要、汇总提要、刊本提要、书前提要、总目提要等五种类型。1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六期，第21页。除此之外，在《总目》层面，还有诸多稿本可以对勘，如国家图书馆藏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等。《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提要在全书卷四十至卷四十四，共计五卷，三种，分别是训诂之属、字书之属和韵书之属。该类收著录书八十三种，存目书一百三十七种，共二百二十种。其中字书类著录书三十六种，存目书六十八种，共计一百零四种，与训诂、韵书类总数相当。
四库各提要文本之间纂修时间跨度大，经手人员复杂，又屡经改易，其撤换、增补、覆校等情况繁多。各类型提要文献之间存在多种差异，故其内容自不能无讹误，也不免常有舛误。本文以每篇提要为最小单位，校订考论了《干禄字书》《急就章》《说文解字篆韵谱》等三部字书提要。将此三则提要的各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其在文字、详略、思想上的差异，并校定谬误，归纳各提要间的因袭关系，藉此期望厘清《总目》提要的编纂和修改情况，以及浙本《总目》底本的来源问题。
《干禄字书》一卷，唐颜元孙撰。是书版本众多，然究其源流，不过三种。是书先有石刻，后有雕版。颜师古贞观初勘定经籍，著有《颜氏字样》，此书《中兴馆阁书目》有载，今已不传，乃《干禄字书》前身，后颜元孙在此基础上著《干禄字书》。大历九年（774），颜真卿官湖州时，尝手书是编勒石于刺史宅院东厅，是为此书初本。其后石刻渐损。开成四年（839），杨汉公官湖州刺史，摹写此书重刻于石。以上二本皆属石刻本，乃诸本之源。欧阳修《集古录》具载此二种拓本。然文忠公时所见原拓，业已不全，“此本刻石残缺处多直以鲁公真本而录之尔”1颜元孙撰，魏裔介考证：《别本干禄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一八七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 244页。。世间所传，多是杨汉公拓本，“世人所见乃汉公模本，而大历真本以不完，遂不复传”2颜元孙撰，魏裔介考证：《别本干禄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一八七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4页。。《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提要言“宋绍兴壬戌勾咏复摹刻于蜀中”3《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经部》卷二，第751页。，此言不误。然后续各提要均误作“开成四年，杨汉公复摹刻于蜀中”，则是误将宋蜀刻本和唐湖州石刻本混为一谈。据《新唐书》，杨汉公一生未涉蜀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有详考，故蜀本非杨汉公所刻。然是书所谓蜀本者有二，一为南宋初宇文公4按，关于宇文公，余嘉锡引段玉裁之语，定宇文公为宇文时中，甚是。考宇文时中履历，历任湖州太守、遂宁知府，后知潼川，故得以“得鲁公所书和杨汉公所摹二本”，事迹皆合。石刻本，碑在潼川府，5秦武域撰，张志江点校：《闻见瓣香录》丙卷，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初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0页。此本后有绍兴十二年八月十六《跋》，故此即《初目》所言蜀绍兴刻本是也。且据此本《跋》可知，此本之前，蜀中仍有另一版刻本：“蜀士大夫所见唯版刻……于是俾以杨、蜀二本参校。”故蜀中二本，为宋刻，与杨汉公无关6按：以上三种石刻本乃后世诸本之源，而石刻多拓本，后多残损，刻本又以宇文公为底本传世尤多，如万历中《夷门广牍》本即属此系。石本、版本俱有优劣，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书干禄字书后》所列甚详，然不免有以今律古之嫌。宋宝佑年间陈兰孙本亦属早刻，然观其似非宇文一系，《四库全书》所收本为马家刻本，翻自陈本，陈本翻自湖本，其本末未详，以待后考。。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四二三条有纪昀校勘文渊阁本所呈清单，其中《干禄字书》一条云：“此书唐颜元孙撰。两淮马裕家刻本，校雠颇精，题识详明。今所写草略殊甚。观其体例，似以魏裔介家所刻抵补，殊非善本。”7张书才：《四库全书纂修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6页。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所收录本乃清马曰璐翻刻宋陈兰孙本，且曾以蜀本互校，订讹补脱，与纪昀所言异。今审其所校勘之处，与他本相比。如序中云“真卿伯祖”；
平声“祎、袆”条下有校语：“案：‘漪，陈氏本讹作猗，今据石刻改正’”；
平声“裙、帬”条下有校语：“陈氏本脱此注五字，今据石刻补入。”此几条8此处几条均见：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四册，第243～251页。，考国图所藏王荫嘉藏本，其同处亦误作“真卿伯祖”，“漪”字确作“猗”，注下确脱五字，此本后有陈兰孙跋语，当与提要所著源出一系。又考南图所藏朱振祖抄本同处，则有所不同，序中作“元孙伯祖”“漪”字并未讹；
“裙、帬”条下注也未脱。9按，明端始堂本、万历中《夷门广牍》本均为“元孙伯祖”不误，“漪”字亦不误。
魏裔介本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有著录，此本转韵处标有韵目，卷端有考证之语。南京图书馆藏有朱振祖抄本，杜泽逊《跋乾隆朱振祖抄本〈干禄字书〉》详考此书，卷数、韵目均合《存目》之数，认为是魏裔介之同源别本。据此，若按纪昀所言，马家所献原本，校雠颇精，题识详明，今所抄录，校改颇多，而题识不明，似非一本。又如纪昀所言，其当时所见本已经是魏裔介家本抵补，据杜泽逊所考，魏、朱本同属一系，而今《四库全书》所收本又与朱抄本有多处不同。且其本不注韵目，无有顾炎武、张延登之页眉批语，卷数亦不相合，故其既非马裕所献本，又非纪昀所见之魏裔介本。而马裕家所藏之书，多源自吴焯、赵昱，其所献之本，多为善本；
所刻之书，校雠颇精，唯此一书，舛误极多。故疑《四库全书》前期采集书目时，确收有马裕家《干禄字书》一卷，然此书后佚失，馆臣乃以魏裔介本抵补。后纪昀检阅发现不妥，将魏本改收《存目》中，其后又将著录本抽换为翻自宋陈兰孙的内府藏本，然马裕所献，或属朱本一系，或陈本一系。《总目》虽抽改底本，仍题作马裕家藏1按，提要凡两淮马家之书，皆称马裕，然马裕其人，史传不载。或有谓马裕为“扬州二马”马曰璐之子马振伯，然查其履历，皆不能合。考《总目》所著版本，盐商江春所献，均题盐号，并非本名，如两淮江广达。提要亦云：“国朝马曰璐翻雕”，且四库所收《五经文字》，亦题作马裕家本，提要中亦称“马曰璐《新刊版本跋》云”等。据此马裕可能即马曰璐本人。考马曰璐家康熙年间确刊有《干禄字书》一卷，故马裕家藏本即是此本。，以劝献书之家。今《存目》中仍著有魏本，足可证。
《总目》言：“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2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册，第839页。是馆臣已知序中之误，然文渊阁所收之书，其书《序》中仍误作“真卿”。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言：“《中兴馆阁书目》已误师古为元孙、元孙为真卿，非自陈兰孙始。”3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6页。考《中兴馆阁书目》言：“唐《干禄字书》一卷，颜元孙撰，从子真卿（参校）书，序云‘元孙正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为雠校楷书，时号“颜氏字样”，真卿参校成一卷，名曰《干禄字书》’。”4此据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六》，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按：原稿“参校”旁有删除符号。《中兴馆阁书目》成书于宋淳熙年间，据陈兰孙本书后跋语可知其写于宋宝祐年间，晚于前者，可知此言不误。然此误亦或非始于《中兴馆阁书目》，考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子部·艺术类》所收宋朱长文《墨池编·字学门》，“《干禄字书序》”一条，已误写作颜真卿撰。此序本出自元孙之手，若据此，朱长文乃北宋嘉祐、元祐年间人，又早于淳熙年间之《中兴馆阁书目》，可见其致误已久。然其怪者，文渊阁本《墨池编》正文写作“元孙季父故秘书监云云”5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百一十二册，第604页。，并未讹作真卿。倘此序鲁公所书，何直称其诸父元孙邪？若非其所书，何题作“唐颜真卿《干禄字书序》”邪？且《干禄字书》馆臣于提要中已明指：“《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6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四册，第243页。抄录时仍从其旧不改，仍作“真卿伯祖故秘书监”，其校勘之疏，可见一斑。
明隆庆永和堂本《墨池编》已误作颜真卿序，然正文“元孙伯祖”不误，与此类同。清乾隆就闲堂本《墨池编》作元孙序，正文“元孙伯祖”亦不误，此本馆臣或未得见。提要所收《墨池编》乃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共六卷，提要云：“是长文原本当为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后人所合并欤？”7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百一十二册，第595页。然考就闲堂本书前朱长文自序，知其“乃勘定裒写，以意相别，又以所著附成二十通目，曰《墨池编》”8朱长文：《墨池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就闲堂刻本，书前《序》。。据其书尾朱之劢跋可知，朱之劢乃朱长文二十二世孙，该书明朝曾有隆庆薛晨刻本、万历李时成刻本。且李板乃据薛板翻刻，并二十卷为六，均失本真。据序跋则卷数原委甚明，且康熙年间朱本已付梓，提要有此问当是未见此序跋，所见之本亦非朱氏家藏一系，应是薛、李之源，而削去序跋合卷之本。
《总目》言是书二百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有不同，然元孙著书之时，自无《广韵》可依。审其出入者，如存目提要所言，平声“覃谈”列“阳唐”之前，“蒸登”列“盐添”之后。去声“泰”列“霁祭”之前，入声“陌麦昔锡”四韵，则列为“锡昔麦陌”。考《切韵》次序1此据《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则平声为三十五覃，三十六谈，三十七阳；
四十七盐，四十八添，四十九蒸，五十登。去声十二泰，十三霁，十四祭。入声则为陌麦昔锡。2按，南图藏朱振祖抄本，此处标目次序为“锡陌麦昔”。以上出入，此并与《切韵》相合。是元孙所据之韵序，为《切韵》一系无疑。
提要评是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3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四册，第244页。。窃以为自魏晋以来，声韵多改，隋唐以降，俗字实多。元孙是书，著于纷杂之时，分别三体，并有凭据。其所列通体，提要苛责实多，因后世多不行用。然其当时多为类化俗字之属，用亦不鲜，今敦煌文献确可窥见，不当为苛责之由。又其初称“字样”，自以形样为主。且鲁公笔法为世楷模，而字书辨正讹谬尤为学者所资。又“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小字，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4原语出欧阳修《集古录》，此据颜元孙撰，魏裔介考证：《别本干禄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一八七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4页。。
《急就章》四卷，汉史游撰，史游两《汉书》皆无传，其活动在汉元帝时期。关于是书卷数，《总目》称之为四卷。然《汉书·艺文志》载其书，但称“《急就》一篇”5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1页。，并未分卷。核宋郑樵《通志》卷六十四《艺文略》：“《急就章》一卷，史游；
《急就章》二卷，崔浩注；
《急就章》一卷，颜之推注；
《急就章》三卷，豆卢氏撰；
《急就章》一卷，颜师古注。”6郑樵：《通志略》卷七十，《四部备要》第四十六册，中华书局1920-1934年。可知，本书初成并不分卷，至各家为之作注，遂厘数卷，各不相同。据郑氏所载，其中崔注一卷，二颜各一卷，豆注为三卷。虽然，至此仍未出现《总目》所载的通行本四卷本。
《总目》言：“惟颜师古《注》一卷存。王应麟又补注之，厘为四卷。”7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即认为后世所传颜师古一卷注本，至王应麟补注方厘为四卷，此言不确。核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载王应麟“《补注急就篇》六卷”8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第一百五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宋史·王应麟传》又言：“《补注急就篇》六卷。”9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可见，王应麟原书是六卷本无疑，并未如提要所言“厘为四卷”。
那后世通行本的四卷本源出何处？核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七有“书板”一条，载有：“《补注急就篇》四卷，计板八十九片……《姓氏急就篇》二卷，计板五十四片……右十四种，深宁先生尚书王公应麟所著，《困学纪闻》系泰定二年廉访佥事孙楫命刊；
《玉海》等书先是浙东都事牟应复建议板行，至元五年宣慰使都元帅也乞里不花资德命刊。”10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七，《书版》，明刻本。据此可知，通行的四卷本，是至元五年（1268）也乞里不花付梓时才如此分卷的，此本后疑藏于陆心源皕宋楼1按，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小学》：“《急就篇》，四卷。元刊元印本。宋浚仪王应麟伯厚补注。”。也乞里不花出版了很多王应麟的书，但如《补注急就篇》《姓氏急就篇》《玉海》等书，都没按作者原卷数刊刻，而是分别改成了四卷、两卷、二百零四卷。自元刊《补注急就篇》之后，传世《急就》本包括颜师古注在内，都以四卷本为常，应是为统一起讫，参读便捷所致。如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急就篇注》，四卷二册。史游著，颜师古注；
《急就篇补注》，四卷一册。王应麟补注。”2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不分卷，清宋氏漫堂钞本。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急就章》四卷，汉史游撰。”3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三，《经部》，民国铅印本。
关于是书书名，除《总目》著录为“《急就章》”外，其馀诸阁本提要皆作《急就篇》。按当时著书，仍依简册以行。故其书但有篇卷，未见其所谓章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章，乐竟为一章。”《段注》：“歌所止曰章。”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三上，清嘉庆二十年经韵楼刻本。可见，“章”作为“篇章”之意，是从“乐曲终章”之意引申而来。较早作为文章章节之意，见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5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这一时代，恰好与注提要所言“是改‘篇’为‘章’在魏以后”6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1页。时间接近。故其书原本但作《急就》，并无篇章之赘。名之《急就篇》《急就章》，乃后世习称也。故《汉书·艺文志》“《急就》一篇”后世称之《急就篇》；
“《凡将》一篇”后世称之《凡将篇》；
即便“《史籀》十五篇”，后世仍称《史籀篇》。
至于《总目》引张怀瓘《书断》之语“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7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以“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8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认为“然则所谓‘章草’者，正因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认定《急就章》为其本名，意尤未安。夫“章草”之名，众说纷纭，或言为章帝所喜，或言以别于今草，或言即有章法之草书。《书断》之言出自史游《急就章》之名，虽确有其说，然核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九，《经籍考》十六，清浙江书局刻本。似史游此书，初非以书法艺术见长，故宋罗愿《鄂州小集》卷四有言：“自东汉杜度、张芝善藁法，始用以写此章，号章草。说者因谓草书起于游，盖不察作此书之意。”10罗愿：《鄂州小集》卷四，《书〈急就篇〉后》，明洪武二年刻本。且核之国图所藏《明拓松江本〈急就章〉》，每节之首并无“章第几”字，此格式唯后世各版刻通行本加之。故馆臣以一说率定书名，别无旁证，则多有揣测之嫌。
《总目》言：“师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止三十二章。”11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似认为皇象碑本为三十四章本。《提要》又言王应麟《艺文志考证》曾考订其中二章起于东汉，可补师古之阙。今核之宋罗愿《鄂州小集》卷四《题跋·书〈急就篇〉后》：
今唯有一本，相传是吴皇象写，比颜解本无“焦灭胡”以下六十三字，才三十一章而已。国朝太宗皇帝尝亲书此篇，又于颜本外多“齐国”“山阳”两章，凡为章三十有四。此两章盖起于东汉。按“《急就篇》末说长安中泾渭街术，故此篇亦言洛阳人物之盛以相当，而鄗县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为高邑，与先汉所改真定、常山并列，此为后汉人所续不疑”。1罗愿：《鄂州小集》卷四，《书〈急就篇〉后》，明洪武二年刻本。
罗氏此语，原委甚明，考证亦深。据此可知颜本与六十三字本不分章，而吴皇象碑本亦止三十一章而已。王国维也曾在《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中提到，粹芬阁曾藏有三十一卷的残本南宋太和馆本皇象书《急就篇》。2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其三十四章者，乃宋至道中期，宋太宗亲书以补。此事王应麟《玉海》亦有提及，而馆臣失察焉。且此二章考证其出自东汉云云，亦非王应麟原文，核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原文，王氏于此特注明“罗氏曰……”，《鄂州小集》四库亦有收录，然此盖以馆臣失察，而误以为是王应麟之语。
至于诸提要所言是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3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其后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沿用《提要》之误，仍作：“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非蒙求诸书所能及。”4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卷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此书复字甚多，如“不足怜、不直钱；
莫不滋荣、莫不容盛；
蠡升参升半巵觛”等，不胜枚举。5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2页。馆臣此言，可谓失察于前，而遗误于后。余嘉锡对此早有辨语，称“真如未读其书也”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是书传本较多，据王国维所考，其源流可析为三类，即皇象碑本，王羲之、卫夫人写本，钟繇写本。其中皇象碑本一系有宋叶梦得刊本，此本后于明正统年间杨政刊石于松江，即松江刻石本。而宋太宗所定三十四章本，则出自钟繇。至于颜本，则是以王羲之、卫夫人写本为主，并校诸本。
然王国维在《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中还提到：
即王国维认为赵孟頫的诸写本和叶本为一源，而叶梦得本刊自皇象碑本，并且举的例子是王应麟所引皇象碑本与之合为佐证。即二者皆出自皇象碑。但是清龚自珍《定盦全集》卷五有《最录急就》一条是这么记载的：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王应麟字伯厚）写本。伯厚所称碑本作某某者，颇疑之。赵孟頫尝临皇象矣，墨迹贮。大内乾隆初诏刻石嵌于西苑之阅古楼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语，知其不然。岂赵临皇象而偏旁实不从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弟三十一章最舛乱难读，各本皆然。8龚自珍：《定盦全集》，《文集补编》卷三，清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
按照龚自珍此语，王应麟所引皇象碑本，与赵孟頫不同。若此，则假设叶本合于王应麟所引皇象碑本，则必不合于赵孟頫本。故知其二者必非一源，若赵孟頫所临为皇象碑本，则王应麟所引已非皇象碑本原文，故知叶本亦非。
《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宋徐锴撰，锴字楚金，《总目》“《说文系传》”条言其为广陵人。李慈铭《越缦堂笔记》：
二徐兄弟为会稽人，陆氏《南唐书》载其世系甚详，而《宋史》作扬州广陵人。据陆氏《徐锴传》云：“父延休，唐乾符中进士，仕吴为江都少尹，卒官，二子铉、锴遂家广陵”，《宋史》遂因此而误，今《钦定全唐文》从陆氏作会稽人。1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今检《南唐书》，确有此段，而有节略。又核《会稽五云乡徐氏宗谱·列传》（以下简称“《徐氏宗谱》”）有载：“四十二世：铉，字鼎臣，金长子……锴，字楚鉴，金次子。”2《会稽五云乡徐氏宗谱》卷一，《列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木活字本。故李慈铭所言不误，《总目》沿《宋史》误为广陵人，二徐实皆为会稽人。然《南唐书》所载，亦有不确。徐锴字鉴，非字金，金乃其父名，何可以父讳字之。至于“延休”，亦非二徐之父。据《徐氏宗谱》载：“三十九世：延休，字吉甫，德宏子，生子崇。葬于南昌府西山鸾冈，及其四世孙铉为散骑常侍；
锴为内史舍人，因其先陇建庙祀之。”3《会稽五云乡徐氏宗谱》卷一，《列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木活字本。据此世系可知，徐锴父非延休，延休乃其曾祖也。故延休子崇，崇子金，金子铉及锴。且延休乾符间已中进士，而徐铉曾仕南唐李璟父子，前后已逾六十年，恰约隔两代人。故延休非二徐之父，然今史志所载，多误其为二徐之父也。至于锴之爵位，当做“官至右内史舍人”，而“仕李煜为校书郎”者，为徐铉也，非锴，《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俱误。
有学者认为现代理论对图像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必须把图像理解为一种语言。米切尔把语词与图像的关系看作是在再现、意指和系统的领域内反映了我们在象征与世界、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关系。图像是一种不易归类的符号，伪装成自然的直觉和在场。语词则是人类意志的人为的任意的生产，通过时间、意识、历史和象征性的非自然因素的异化介入，扰乱了自然的正常秩序。米切尔将语词与图像的相互联系看作是“异质图画”，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有相似之处，语词与图像作为相互独立的符号系统在符号学中得到了解释，本文尝试提出这样的问题：地图作为语词与图像相互关联的图像媒介，区别于其它媒介的特质是什么？
是书为二徐感《说文》以形罗列，颇难核检。故以韵次之，乃成此书，意在便宜索览，故不重训释。是书诸提要所载，均称五卷。核之各省进呈书目，两江共呈送此书三种，亦均为五卷本。然《宋史·艺文志》载“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
又《说文解字韵谱》十卷”4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第一百五十五。。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郑樵《通志·艺文略》亦称其为十卷，故知是书仍有十卷本。然十卷本今几不传，所见者唯清同治甲子吴县冯桂芬缩摹本，该本自称据宋版摹刊，书前有缪荃孙钤印。5按，是书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续记》均未载，张之洞《书目答问》有记，然与别本并称五卷：“《篆韵谱》五卷。南唐徐锴。苏州冯氏刻本，《小学汇函》本，《函海》本不善。”然谢启昆于《小学考》中言：“徐氏锴《说文韵谱》；
《通志》：‘十卷’。按：‘十当作五，《书录解题》亦误作十’。”6谢启昆：《小学考》（整理本）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故知谢氏未见冯氏刻本，故有此按。
至于五卷本，最早见载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篆韵》五卷，右徐铉序，盖其弟锴所集也。”7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是则五卷之本，至迟南宋初年已出。五卷本与十卷本相比，除篇卷分合不同外，其所收字数、韵目次序亦间有出入。如以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二版参比，《小学汇函》五卷本较十卷本多出之字有“蔬、滁、璩”等。函本增加的字里，见于大徐《说文》各部新附的，为数最多。8[日]小川环树：《论〈说文篆韵谱〉部次的问题——〈李舟《切韵》考〉质疑》，《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第17页。而这些新附字在冯氏十卷本中几乎没有。据该书徐铉所附前后序可知，该书先由徐锴“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
后雍熙四年（9王国维：《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87），即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后一年，徐铉又以李舟《切韵》修订。故提要称“不仅出锴一手”，甚确。
韵部目次方面，王国维认为“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及小徐《说文解字篆韵谱》、夏英公《古文四声韵》所据韵书为一系；
大徐改定《篆韵谱》与《广韵》所据者为一系”9王国维：《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即王国维认为小徐原稿十卷，大徐修订稿五卷，二者分属不同韵系。且《广韵》所由，即是李舟《切韵》，但仍未解释五卷本不同于《广韵》的“三宣”一部的由来，以及《广韵》若依据李书增补韵目，却未改反切的原因。小川环树则认为，十卷本是大徐和小徐共同修订的原稿，韵次按李舟《切韵》排布。而五卷本则是后人以宋韵擅次修改十卷本而成。然其例证稍不足，且其举例《宋史·艺文志》载李舟《切韵》十卷，故《篆韵谱》十卷亦是依李舟《切韵》云云，今核《宋史·艺文志》，载李舟《切韵》为五卷，不作十，其说不知所本。
提要言：“《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1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唐宋韵书今见无独立“三宣”一部者，然其列部仍有迹可循，非馆臣所言“杳不知其所从来”。今巴黎所藏敦煌《切韵》残卷，就将宣部独立2按，此从小川环树说，详见[日]小川环树：《论〈说文篆韵谱〉部次的问题——〈李舟《切韵》考〉质疑》，《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第17～21页。。然考其部次收字，大多与后世“仙部”交叉混同。如“鞭、焉、乾”等字，巴黎残卷本在“仙部”，《韵谱》本列在“宣部”，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亦属“仙部”，王本无“宣”部。再如“全、荃、佺”者，巴黎残卷本在“宣部”，而《韵谱》列在“仙部”，王本仍在“仙部”。以上诸字及“宣”本字，《广韵》皆属“仙部”3按，此处《广韵》所用本为国图藏宋绍兴年间残卷本。。
?
据上述例证可明者有二，其一，《切韵》早期版本，确有“宣”部；
其二，至王仁昫、孙愐时期，唐代韵书已无“宣”部，而是将“仙”“宣”混合，以“仙”领之。至广韵时期，更无“宣”部。因陆氏《切韵》所表，非一时一地之音，故后人修订，多有分合。《篆韵谱》据早期《切韵》排定，故其“魂、痕”，“仙、宣”二部分合，与后世韵书多不一致。
故由此可推之，小徐《说文篆韵谱》在编订之初，依据是较早版本的《切韵》，其源流属巴黎敦煌残卷本一系，而非今见之《唐韵》一系。所以王国维认为二者分属不同韵系，此论不确。故徐铉《前序》言：“因命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4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此《切韵》即陆法言书。而后徐铉又重加校订，法之李舟《切韵》，因成定本。李舟此书，王国维认为是后世《广韵》源头：“唯大徐改定《说文解字篆韵谱》，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诸部次第与《广韵》全同……大徐改本与《广韵》同，而大徐本所据为李舟《切韵》，然则谓《广韵》部次即李舟《切韵》之部次，殆无不可也。”5王国维：《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198页。王国维以五卷本韵次推定李舟《切韵》韵次，运用的是假设，并在假设的基础上推断李舟书与《广韵》的关系，例证不足，颇有揣测之嫌。且今核《广韵》五卷、十卷本《篆韵谱》及王仁昫书：
书名韵部 去声五卷本《篆韵谱》 震、 、问、靳、愿、慁十卷本《篆韵谱》 震、 、问、靳、愿、慁元刊《广韵》 震、稕、问、焮、愿、慁王仁昫《刊谬补缺》 震、（缺）、问、焮、愿、慁
可见，五卷本韵次并非像王国维所说，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诸部次第与《广韵》全同。若此，所谓《广韵》承李舟《切韵》者，亦无立论根据。
从十卷本、五卷本差异对比来看，其韵目部次方面差异较小，如下平声，五卷本与十卷本韵次均为“先、仙、宣、萧、宵、肴”。更多的则是五卷本增加了若干新附字，如大徐《说文解字》所载的“新修十九文”，见于冯氏十卷本就有十三个，且反切与大徐《说文》一致1[日]小川环树：《论〈说文篆韵谱〉部次的问题——〈李舟《切韵》考〉质疑》，《语言研究》1983年第一期，第18页。。所以该书十卷本与五卷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如王国维所说，由二徐分别完成，而是其共同完成了十卷本的初稿，且其音韵目次，先由徐锴按照早期的陆法言《切韵》排列，后又由徐铉以李舟《切韵》修订之，并增加新附字。若此，则李舟《切韵》并非王国维所说，是后世《广韵》的源头，而是与陆法言《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共属一系。至于五卷本，今从小川环树说，当为后人以《广韵》重新编排的本子。
提要谓是书：“凡小篆皆有音训，其无音训者，皆慎书所附之重文。”2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今核之文渊阁本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3按，为便于比较，选取相同字，故此处《刊谬补缺切韵》并未按实际收字顺序罗列。，如下平声“仙部”收字：
书名韵部 下平声“仙部”《说文篆韵谱》 诠，此绿反 荃，草也 譔，专教 佺，偓佺，仙人 恮，慎也《刊谬补缺切韵》 诠，此绿反 荃，香草 譔，善言，又士卷反 佺，偓佺，仙人 恮，谨
由上表可见，《刊谬补缺切韵》除“譔”字外，在同韵部相同声符的字，只在第一次出现后注音，其后皆不注。而“譔”声符为“巽”，与该组字声符“全”同属“元部”。故排列在一起，《刊谬补缺切韵》又特意注出了此字的另一种读音：“又士卷反”。《篆韵谱》则不注。然则据此可知，《篆韵谱》是依据《切韵》体例注音，同韵部相同声符字，只注一次，其不注音者，亦非馆臣所言，皆“慎书所附之重文”。
四库提要类型众多，关系复杂，版本多样，自分纂稿到《总目》，历时甚久。这就导致其在不同时间、不同类型的文本上出现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后期抄手无心致误，但大部分是有意为之，并且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关系。如上图所藏稿本，就较为原始，而至国图稿本，则就吸收了许多上图底本上勾勒修改的内容。
从各阁本《四库全书》所附提要来看，若根据提要中馆臣所附时间，其顺序当为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文渊阁提要》虽题名时间为诸阁最早，但却往往内容与其他几阁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又大多和成书最晚的《总目》相暗合。
如《急就章》，诸阁本提要中，唯《文渊阁提要》有“旧有曹寿”至“较他家为可据云”一段，与《总目》一致，而其他诸阁本提要均无此段，若为后续所删，则《总目》提要中不当出现此段，疑此段为《文渊阁提要》根据《总目》提要后补。这就说明了《文渊阁提要》与其余阁本提要的关系不如与《总目》密切，其体现的文本形态亦较晚。再如《说文系传考异》，在提要文本内容上，《总目》无“郑樵《通志》所载”至“则宋时已无完帙矣”和“钱曾号富于藏书，而《读书敏求记》中称为‘惊人秘籍’”两段。此两段为前人评价《说文系传考异》之语，故在后续抄写时，被馆臣移至《说文系传考异》提要之中。核国图稿本，此提要条目后有明显的剪切痕迹，其粘贴内容即是《说文系传考异》此段案语。故在《总目》成书时，《说文系传考异》后已无此段。可见《总目》提要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历经多次删改，吸收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晚期的提要形态。
一般认为，诸阁本提要中，《文渊阁提要》中许多条目都根据后期形态做了抽换、删改，但也并不是一定的。比如《说文系传考异》此篇，《文渊阁提要》似乎保留的形态就较为原始，少有后期修改痕迹。如《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都作“旁证”，而《总目》作“旁参”；
《文渊阁提要》《文津阁提要》均作“以俟核正”，而《总目》作“以俟核定焉”。且《总目》与诸阁本提要之间的差异都与国图稿本吻合，说明《总目》吸收了后期的修改意见。反倒是《文溯阁提要》与诸阁本差异较大，如只有《文溯阁提要》作“毛包周”，其馀诸阁本提要均作“包毛周”；
只有《文溯阁提要》作“五百”，其馀诸阁本提要均作“五首”。然所差之处多易错讹之字，且《文溯阁提要》今见本只印刷版，其原貌如何，以待后考。
由此可见，从文本形态上来看，《文渊阁提要》虽成书最早，但多吸收《总目》后期修改意见，其体现的内容形态应是诸阁提要中最晚的；
而《文津阁提要》自成书后就鲜见删改，其保留的文本内容较为原始；
至于《文溯阁提要》，其内容情况与《文津阁提要》大体类似，但多有细微出入，疑与印刷出版本有关。
《总目》文本从体系上来看，分为殿本、浙本和粤本。浙本成书时间稍早于殿本而多有差异，目前一般认为，浙本《总目》的底本，与殿本《总目》不同。夏长朴教授在《〈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殿本”说的再检讨》一文中认为，浙本是以文澜阁抄本为底本，同时搜集较新的数据进行修订而成的。1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殿本”说的再检讨》，邓洪波主编：《中国四库学》（第一辑），中华书局2018年版，506页。所以浙本《总目》与殿本之间的差异，则一般认为是由于二者使用了不同的底本所致。
殿本《总目》是在累积修改的稿本之上体现的最终形态，所以其内容修改和删减所体现出的过度较为平滑，有迹可循，如上图稿本、国图稿本之间的先后因承就非常明显。而浙本《总目》由于参考资料少，其中的一些差异较难找到相应的变化由来。但笔者在校勘诸阁本提要文本时，曾利用到谢启昆的《小学考》，发现其中收录的提要，许多与《总目》的差异和浙本重合，而浙本《总目》刊修之时，谢启昆亦是发起者与参与者，所以二者底本之间的关系值得探究。
所以浙本《总目》的底本，笔者则认为其是源自于内府抄送出民间的一个较为早期的录副本，在后期谢启昆领衔编纂浙本《总目》的时候，曾以此录副本为底本，与杭州文澜阁库本提要作对勘修改。因为此录副本与文澜阁文本之间的时间跨度可能较大，所以在浙本《总目》参考《文澜阁提要》修改时，浙本《总目》才会体现出非常跳跃式的差异，与殿本《总目》层层累加修改的情况大不一样。
如《说文解字篆韵谱》一条，诸阁本提要与《总目》稿本间修改、差异亦尤多，循微析之，提要之间的层次关系非常明显。殿本《总目》与浙本《总目》虽吸收了大量的晚期修改意见，但其间仍存在一些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很可能是所据底本造成的。如：
殿本《总目》：
据李焘《五音说文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1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
浙本《总目》：
据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346页。
再如：
殿本《总目》：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又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宣部则不著别分。3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
浙本《总目》：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346页。
这些差异都在细微之处，然却不似校改疏漏所致，因为这些差异在诸阁本提要中均得到了统一，唯独浙本有异，更像是底本不同所致。后余偶检谢启昆《小学考》时，其所附《四库提要》，与殿本不同者，却都悉同浙本，如上述一句：
浙本《总目》：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346页。
谢启昆《小学考》：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6谢启昆：《小学考》（整理本）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再如：
殿本《总目》：
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故分合不同欤？7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三册，第850页。
浙本《总目》：
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346页。
谢启昆《小学考》：
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1谢启昆：《小学考》（整理本）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且在对比中可以发现，谢启昆《小学考》中的提要内容，时间要更早，保留了更多修改前底稿的内容，如上述一句。
上图稿本：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29页。
国图稿本：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又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故分合不同欤？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5页。
谢启昆《小学考》：
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考唐宋韵部之分合，悉有门径可按，惟此一部，杳不知所从来。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4谢启昆：《小学考》（整理本）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再如，“前后有其兄铉《序》两篇”一句，国图稿本在底稿上修改为“据李焘《五音说文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此修改意见，殿本、浙本《总目》均已吸收，而《小学考》仍从前者。以及“考《后序》称‘又得李舟《切韵》’，则所谓《切韵》次之者，当即陆法言书，即《唐韵》《广韵》所因也”一句，为上图稿本添入，此修改意见《小学考》亦未吸收。可见，在上图稿本修改意见诞生以前，浙江此时已经有了一本《总目》的录副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谢启昆《小学考》所收提要与浙本《总目》的底本。
谢启昆《小学考》自序言其于乾隆六十年（1795理凌云：《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所据〈总目〉稿本考——兼论浙本〈总目〉的底本来源》，《历史文献研究》（待刊稿）。）得观文澜阁书，因以作《小学考》。而正是此年，谢启昆领衔请示校刊浙本《总目》。据理凌云《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所据〈总目〉稿本考——兼论浙本〈总目〉的底本来源》5理凌云：《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所据〈总目〉稿本考——兼论浙本〈总目〉的底本来源》，《历史文献研究》（待刊稿）。所论：“浙本《总目》的底本即洪、凌抄自章学诚处的抄本《总目》，此本经胡虔等人相与校勘，后藉谢氏之力以恭请文澜阁抄本《总目》名义刊行，掩人耳目。”而此时胡虔正在谢启昆幕府。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谢启昆《小学考》中所引四库提要的内容，与浙本《总目》底本同出于一个录副本。该录副稿本形态较早，大体在上图底稿形成之后，国图稿本形成以前，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之间。而后浙本刊刻时，又直接以该稿本与文澜阁对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浙本《总目》既有吸收了较晚的修改意见，又有与殿本《总目》的差异，呈现出一种跳跃式的修改，跨度很大。但这些差异基本与上图稿本底字相合，并且这种差异，又大部分在谢启昆《小学考》中再次得到了验证。
就“小学字书类”提要而言，从其文本形态来看，《文渊阁提要》较其馀诸阁本提要吸收了更多晚期修改意见，而《文津阁提要》则保留了相对较早的内容。从底本来源上来看，《浙本》总目的底本比殿本《总目》的底本成书时间较早，许多修改意见未能更新。而后期成书时，又直接与《文澜阁提要》相互比勘，这就造成了浙本《总目》特殊的差异形态，这种差异在谢启昆《小学考》所录提要中，也找到了印证。从内容评价上来看，字书类提要大体中正公允，裨益后学，但仍有如直接援引、疏于核验、未检原书的疏忽，如一些内容评价，则直录朱彝尊《经义考》的内容，以至于在一些作者、内容、版本上与实际出入。
可见，实际上，提要间的关系远比此前人们认识的复杂：一是馆臣对《四库全书》所收同一部书先后撰写的各提要之间往往并非直线传承的关系，而是存在错综交叉的传承关系1杨新勋：《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三则——兼谈诸提要间的关系及〈总目〉诸问题的来源》，《图书馆研究》2020年第六期，第107～116页。。需要将同种文献涉及的提要全部类型进行全面汇辑比较考察，并订正讹误，厘清关系。其次，对于版本差异需要系统梳理，包括同种提要不同版本的差异，同种文献不同底本的差异，同种文献不同提要的差异，探究各类型提要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目编纂演化的过程，总结学术观念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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