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何以可能——从哲学咨询的实践看

杨玉昌

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是以医学为模型的，它不同于哲学研究中的“柏拉图式的进路”和“基于日常信念的进路”，主张将哲学的批判力量与对生活的投入结合起来，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纯粹理论，而是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哲学具有治疗性。这种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虽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的意义，但在其治疗实践中必然受到医学模型的限制，难以与心理治疗区分开来，哲学在其中实际上被医学化了。然而，从起源和发展上来看，哲学的主流并非是以医学为模型的，而是为了探索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那么，这种具有本原性的哲学是否能够对人的心理疾病进行一种哲学治疗呢？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呢？如果存在，这种治疗何以可能？20世纪80年代发源于欧洲随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哲学咨询表明，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哲学咨询具有不同于心理咨询的非疾病化的特点，其目的是寻求对话而非诊断，认为仅仅互动本身就会有所帮助。因此，哲学咨询不仅体现了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体现了其不同于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独特的治疗方式。在此主要结合哲学专业学生的监狱咨询帮教实践对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做一些思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探索(1)本文的写作涉及的实践部分主要参考了作者多年来带领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福柯研究”专修课学生赴监狱和脑科医院进行课程实习的成果。实习内容主要是为服刑人员开展咨询帮教和与医生、病人交流。学生们在咨询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在哲学课上学过的各种哲学理论，因而该咨询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咨询。。

众所周知，现代精神病治疗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的，它把精神病看成是人的大脑疾病，试图通过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方法加以诊治。现代心理治疗采用各种心理治疗技术治疗人的心理疾病，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前提假设和严格的操作程序，因而与精神病治疗具有相似的实证科学性质。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在实践中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迫使我们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尝试提出一种能够弥补其不足的、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事实上，一些心理治疗师从自己长期的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哲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亚隆(Irvin D.Yalom)说：“只要治疗是一种个人的深层经验，对任何思想体系的心理治疗进行实证研究就都会包含偏差，价值有限……我无法相信我们高度技术化、计算机化的统计方法足以如实描绘被试的真实经验……了解另一个个体内心世界的正确方法是‘现象学’的方法，直接去看现象本身，不以‘标准化’工具和前提假设来与他人相会。”(2)[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东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26页。亚隆把存在主义的方法视为一种宝贵的、有效的心理治疗范式，他的这一治疗思想和实践突破了传统心理治疗和努斯鲍姆所谓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局限，预示了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存在的可能性。

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既不同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也不同于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它尝试运用哲学对在有关信念和价值等方面出现问题的人进行治疗。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分别偏重从人的大脑和心理方面理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这使得它们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特长对病人进行治疗，解决病人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其对人的理解具有某种狭隘性而使其治疗效果打上折扣，甚至对一些问题无能为力。而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看似可以纠正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偏颇，发挥哲学固有的对人的生活进行检查和批判的功能，然而其所遵循的医学模型必然使其在实践中受到某种局限，并不能真正实现哲学用于指导人生的初衷。具体说，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以及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相比，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在治疗对象、治疗关系、治疗方法和治疗目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其治疗对象不是被视为在生理和心理上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而是在信念和价值等方面遇到问题的正常人；
治疗关系中治疗者与被治疗者之间并非单纯给予与接受的等级关系，而是彼此平等合作的关系；
作为治疗方法的谈话并非治疗的手段，而就是治疗本身；
治疗目的不是使来访者成为符合某种社会标准的所谓正常人，而是使来访者自己的人生得到改善和提升。

哲学咨询就是一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具体实践。“今天，‘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的术语主要是指把哲学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途径和方法运用于咨询之中，是一种治疗的实践……‘哲学咨询’的术语也指任何一种利用哲学的内容和技术所做的咨询。”(3)Peter B.Raabe, Philosophy’s Role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Lanham/Boulder/New York/Toronto/Plymouth，UK: Jason Aronson, 2014, p.186.哲学咨询能够为正在努力走出其真实生活困境的人提供可靠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当哲学提供真正具有人性的成长条件，帮助个人持续地发展其建构性的潜力，使个人生活有最大程度的实现时，哲学就是一种治疗。哲学训练使咨询师和治疗师免于强制性地坚持各种心理治疗学派所要求的特殊的技巧，他们使用不受限制的哲学方法帮助来到他们这里的人(4)Ibid., p.186.。哲学咨询师并不像医生那样掌握某种能够治疗病人的特殊知识技能，也不把哲学当成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工具，而是与来访者一起探讨关于人的存在、价值、意义等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并由此使其症结得到化解，哲学咨询师熟悉的各种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并接受检验。哲学咨询的开始、过程和终结都是尝试性的。因此，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要比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或医学模型的哲学治疗更为开放，更能适应当代日趋复杂多变的社会的需要。哲学专业学生的监狱咨询帮教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监狱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哲学专业学生与服刑人员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群体，让前者为后者做咨询是否可行？无论是监狱管理者、服刑人员还是哲学专业学生都不免怀有此种疑问。的确，一开始咨询时学生和服刑人员都对对方感到陌生，可是一旦进入咨询之后他们就发现这种相互陌生对于展开对话来说正是一种优势，他们可以由此抛开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等限制而进入一种自由的交谈。有服刑人员问学生哲学是什么？学生回答说哲学就是对生活中一切有意思而又值得思考的东西的思考。这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宽泛的回答为双方接下来的交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缺乏具体定义的哲学有着比其他学科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包容，这使得哲学专业学生能够接纳服刑人员的各种问题，探索各种可能的答案，从而更可能赢得后者的信赖。对于服刑人员来说，学生们在对话中没有像法官、警官或心理医生那样把他们当成服刑人员或病人，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心灵的解放，正是这种从已有身份和地位的解放才使他们有可能自由地面对问题，重构自己。“许多不会接受心理治疗的人会觉得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想法和世界观更加有趣，更容易接受。”(5)[美]罗·马里诺夫：《哲学是一剂良药——用思想大师的智慧开解日常生活的难题》，黄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页。哲学的这种非疾病化的面对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当今所谓心理治疗的时代受到了特殊的欢迎，哲学咨询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哲学咨询所体现的这种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其实在古代已有迹可寻。虽然努斯鲍姆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是以医学为模型的，但她也看到其中斯多亚学哲学家所做的哲学治疗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医学模型的限制：“既然他们认为积极的实践推理具有内在价值，他们就鼓励学生不要去听从任何人的权威(不管是教师说的，还是从书本中了解到的)，而是要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意味着废除医学模型所暗示的那种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对称，尽管教师仍在激励和辅导学生，但是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结论……教师不是权威：学生的理性才是唯一真正的权威。”(6)[美]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7页。斯多亚学派哲学家效仿苏格拉底，认为学生的自主性较之舒适感更加重要，甚至比自己去信奉正确的观点都重要。这表明希腊化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具有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前者是一种比后者更加彻底的哲学治疗。例如，有一个人要去罗马应付一起涉及自己名誉的官司，爱比克泰德说他对于这件事没有什么要说的，他要说的是关于这个人的认识和看法，这才是更重要的和需要认真对待的。“了解我的认识和看法吧，告诉我你的认识和看法吧，这样才能说你跟我会过面。让我们互相审查一下对方，如果我有什么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你就[替我]把它剔除掉；
如果你有什么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你也要拿出来[让我知道]。这才叫做真正的与哲学家会面呢。”(7)[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9页。当代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正是对这种哲学治疗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希腊化时期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颠覆了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图景，那么当代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则颠覆了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乃至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对于治疗的认识，为人的健康成长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实际上，当代哲学咨询的兴起首先是源于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反映了由于后者的局限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与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人们工作、生活的环境和方式都跟过去大不相同，而人们的精神观念往往跟不上外界变迁的速度，从而容易产生出各种心理的不适乃至病症，抑郁症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状况超出了通常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范围。从学生的咨询经历中可知，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大都与“我是谁？”这一人生的根本问题有关，很多服刑人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陷入从众思维或是顺从权威走上犯罪道路的。监狱管理人员认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由于失去了中国传统以家族和家庭为中心的管教，在大城市里自由流动，很容易结成团伙，走上犯罪的歧途。事实上，哲学专业学生在咨询时发现很多服刑人员跟自己年龄相近，甚至更年轻，而他们说自己进去的原因多是交友不慎。由此看来，现代人的心理抑郁、焦虑乃至犯罪都有其社会和思想土壤，如果只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监狱管理人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说他们只能对服刑人员的犯罪进行惩罚和管教，而对其他方面感到无能为力。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监狱才愿意邀请看上去并非直接相关的哲学专业学生为服刑人员做咨询帮教。学生在监狱咨询中也发现有服刑人员在认真地阅读哲学书籍并从中受益，这说明他们也意识到哲学的价值并尝试着通过学习哲学来使自己走出困境。监狱的图书室和警官的办公室都藏有许多关于人生的哲学著作。当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上也流行着大量解释哲学经典的心灵鸡汤式的书籍。这些现象都表明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既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广泛需要，也具有在现实中进行实践的可能性。

哲学何以能够作为一种区别于医学的模型用于哲学治疗？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问题既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同时又具有个体性和内在性，比如存在的意义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只要他向自己发问，他就是在做哲学思考，过哲学生活。哲学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探究哲学问题的活动只能采取不断的反思批判和持续的对话的形式，这就使得哲学应当并且必须回溯到人的生活实践并在其中得到发展。正因如此，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能够突破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以及以医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所受到的学科限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一，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有其特定的预设，因而也同时都有其“所见”和“所蔽”，只看到前者而无视后者就不可能做好治疗。一个人所受的专业知识训练在使他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的同时也使其视野受到某种限制，对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熟视无睹。余德慧说自己在从大一到拿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十年间一直在心理病理的文化思维里打转，从来没想到真正的心理咨商可以在病床旁边。他发现，心理治疗的正统是“到心理世界去矫治心理疾病”，而这被证明只是幻想，因为许多心病来自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8)[美]李察·詹纳：《医院里的哲学家》，谭家瑜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0页。。在医院见习报告中，也有学生针对带教医生所讲的“心理疾病是大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哲学对精神病的成因和治疗有着不同的见解，哲学治疗并不是要替换精神病学的治疗，而是提出一种不同的治疗思路。

第二，只有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可以摆脱任何特定的预设，凭借其不断的质疑、反思和批判揭示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所蔽”，使其获得自知之明。马里诺夫(Lou Marinoff)认为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一大问题是其模拟医学模式。亚隆正是因为看到了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中包含偏差，价值有限，才转向哲学求助。有一位哲学系学生在实习报告中提到其在脑科医院实习时经常被问到为何来医院实习，哲学与医院有什么联系，该同学思考后这样回答：“医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身体、健康、疾病、精神，都是需要哲学对其进行阐释与梳理的；
再说，何谓医德，医德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标准才有理由成为医德的度量衡等，如心理学一样，医学也是实验科学，它们往往默认某些前提来进行研究，实验过程准确，结果便是可取的，但是某些前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比如对生病与健康的界定，交由数据去确定是否合理？为何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健康才是人的健康？这个健康标准中是否遗漏了其他的关于人的什么内容？”(9)杨玉昌主编：《哲学的田野》，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第74页。当该同学询问一个负责生物治疗的护工生物治疗如何进行及原理时，后者直言你肯定听不懂，说了也白说。护工只看到了自己的知识的价值却看不到其局限，而哲学系学生虽没有护工的知识却知道其限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前者的“无知”胜过了后者的“有知”。

第三，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它一方面探索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成为对它们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通过“学习和提问”促使来访者反思自己的一些价值信念，评判它们的合理性，尝试用理性思考进行修正。有一位参与监狱咨询帮教的同学认为，作为哲学专业学生，我们既不能像心理学专业学生那样抚慰他们的心灵，也不能像医生那样治疗他们的疾病，但是却可以帮助他们思考他们当下特殊社会身份的意义，并尝试着厘清和改写这个意义。“哲学咨询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传递什么价值观，而是尝试着引导咨询者发现自己本身被遮蔽的理性，发现自己日常的思维懒惰，从而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的反思。”(10)同上，第191页。另一位同学也认为我们能够帮助女监的服刑人员“认识到并纠正错误观念”，正是这些错误观念作为“长期日积月累所沉淀的习性”影响了她们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借自己秉持的一套信念系统看待世界，选择以何种方式与他人相处，并决定自己的行动。哲学咨询正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在开展哲学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各类逻辑和分析手段，帮助来访者检查自己的信念，发现有哪些假设和前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思维模式，并反思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四，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主要方式是哲学咨询，亦即通过开展真正自由、平等和开放的谈话为咨询双方打开新的视野，开启新的道路。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不是扮演权威式的角色，而是更倾向于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双方的交流是在合作中探寻某些问题的答案。“相对于心理治疗，通过哲学手段和方法来进行引导治疗的优势在于哲学治疗中的双方不是医者与患者的关系，而是倾听者和诉说者的关系；
在哲学对谈的过程中，倾听者以哲学的方式引导诉说者讲述并引起思考，由此所发生的改变是诉说者主动得来的，而非被动引导的结果。”(11)杨玉昌编著：《规训、自知力与自我救赎——面对精神疾病与犯罪的哲学思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7页。倾听和诉说在哲学咨询中不像在心理咨询中那样只是手段，而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这是因为对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治疗在本质上是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找到一条出路，为此需要当事人实现一种自我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当事人常常是在无意中发生的。在此，哲学咨询所提供的没有任何预设的自由交谈恰好可以发挥出各种心理咨询因其理论预设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在监狱咨询中，有服刑人员对咨询学生说自己的心一直堵着，很辛苦，而在讲给同学后心情就轻松多了。有同学也觉得在帮教活动中授课倒是其次，真正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就是认真倾听，做好一个听众，让对方无处宣泄的情感得到合理地发泄。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心灵也像其身体一样处于一种囚禁中，他很难向与其有着利害关系的监狱警官和其他服刑人员倾诉心事，而咨询同学作为一个陌生人和匆匆过客却能赢得其信任，这正像哲学的无知打开了我们求知的大门，而其他学科却容易因其已有的知识而将自己封闭起来。与此同时，这种充满平等和自由氛围的哲学咨询对于咨询者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转变的契机。有同学说自己在咨询中增长了见识，感到在课本上很难获得如此真实深切的体会，相信这一活动能够对自己以后的整个人生都有所助益。

第五，由于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致力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因而其治疗效果相比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要更为根本和彻底。有课程实习同学认为，哲学咨询不仅从心理层面，而且从根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层面对人产生影响，这使得哲学咨询在精神和心理疾病预防阶段以及后期康复阶段能够比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发挥更好的效果。也有同学从自己的监狱咨询帮教经历中认识到哲学虽然不像法律那样谈论随人的意志转移而变化的东西，也不像心理学那样能够解释一个人特定的想法或行动，但是哲学更能合理地解释一个具有同一性的独立存在的人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哲学对人有理想人格的期盼和目标，因而哲学能够从看待世界的根本方法上对人产生颠覆性的、深远的影响，或许这才是哲学带给人的最有价值、最与众不同的东西(12)同上，第18页。。

其实，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可行性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哲学在东西方产生之初就已显现出来。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与之进行对话的对象包括政客、智者、诗人、工匠等，他认为他们都自以为有知其实却没有，而他自己虽然无知却知道自己无知，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他们。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德经》第71章)“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德经》第20章)这说明老子也认为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人才真正具有知识，而那些自以为有知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知识。可见苏格拉底和老子都试图通过一种自觉的“无知”破除人们的“自以为是”，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开始转向追求真正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分别在东西方哲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开启了“用‘无知的有知’治疗‘有知的无知’”的独特的哲学治疗模式。这种治疗模式与各种现代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用‘有知’治疗‘无知’”的治疗模式形成对照，前者在对立的意义上是对后者的颠覆和否定，而在克服的意义上则是对后者的修正和改善。

哲学咨询在实践中运用了这种“用‘无知的有知’治疗‘有知的无知’”的哲学治疗模式。哲学咨询致力于通过不停的问答揭示来访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使得来访者的自我转变成为可能。“也许哲学对于一个陷于抑郁的人能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盲点，他们的看不见的偏见，成问题的信念，有害的价值，无根据的或不正确的假设，不合理的恐惧，等等。”(13)Peter B.Raabe, Philosophy’s Role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188.哲学咨询师可以帮助来访者洞察问题的解决方案，寻找替代性视角，发现和创造意义。哲学专业学生的监狱咨询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哲学治疗模式。许多学生在与服刑人员交谈中都有一种看似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无法帮助服刑人员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从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另一方面同时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交谈还是发挥了一点帮助的作用，给对方带去了一些安慰。这种感受正反映了哲学的“无知之知”“无用之用”的特性。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德经》第11章)许多学生都谈到自己的咨询相当于为服刑人员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透一口气，了解外面的一些信息。这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监狱中的服刑人员来说却弥足珍贵。有学生这样说到与自己交流的一位服刑人员的变化：“听我说起自己是哲学系的学生，大叔眼睛一亮，神情似乎更加明朗起来，我们的话匣子也由此打开……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他与我聊哲学，聊人生，我看到他许久得以倾诉的畅达心情，我看到他那份修行者的洒脱，还有，我看到那张始终微笑着的普通人的脸庞。”(14)杨玉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抑郁症治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28-329页。学生先称其对话者为“哲学爱好者”“修行者”，最后又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身份。这说明普通人同样可以进行哲学交谈并从中受益。与服刑人员相比，普通人看似自由，其实也是活在各自关于自我的一个牢笼当中，困苦不堪，因而普通人也需要一种来自哲学的启蒙和引导。因此，监狱的隐喻不仅适用于囚徒和哲学家，同时也适用于普通人，后者也需要像前者那样探求如何走出自我的牢笼的途径。

既然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具有可行性，那么它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现代心理治疗有各种派别，每一个派别在其治疗实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在其实践中是否也有自己的特点呢？哲学中有各种哲学理论，应该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哲学治疗的实践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哲学咨询的实践进行。由于在监狱咨询帮教中学生主要是利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因而他们的咨询实践也就体现了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特点，所以在此以存在主义为例探讨一下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的实践问题。

不同于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仍主要着眼于心理治疗层面，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试图回到存在主义哲学本身中寻找哲学治疗实践的理论资源和具体方法。存在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率先反对传统的主客二分，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全新的理解。海德格尔用此在表达个人的存在，认为此在与世界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此在是世界的此在，世界是此在的世界。一方面，此在并没有固定的本质，此在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3页。，另一方面，此在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的此在共同在世。由于此在在世是我们对事物最原始、最基本的观点，因而我们对我们环境中的事物和周围的人的共同体有一种个人的操心。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认同问题。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不存在什么“本质”决定我们是谁，他反对弗洛伊德关于人的行为是机械地决定于非理性的欲望的观点，强调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才存在，我们只是我们的行动和目的的总和。我们处在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我们总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行动，我们必须对行动负责。萨特继承了黑格尔的认同和承认问题，认为不同主体相遇时存在着为承认而战的斗争，对他人而言我们是谁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萨特后期也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局限，认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但萨特仍然相信自由，认为人在已有的背景下能够成为自己所是。从这种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出发，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就会把人置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进行考察，既看到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看到这些选择和行动与他人和世界息息相关，从而具有了比各种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更为开阔的视野。“当精神分析的改变据说是发生在一个人的内部，或心灵内部，而存在的治疗主张改变发生在外部或‘之间’(in-between)，在人参与世界的点上，受过哲学训练的咨询师或治疗师把改变视为个人从内部和外部被激活。”(16)Peter B.Raabe, Philosophy’s Role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191.

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使其具有了将人从西方传统哲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治疗性质。存在主义利用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是试图如其所显现的那样来描述人和世界，反对那种只把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倾向，这样它就就其所有的多样性、全面性重构了人和世界，避免了以科学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单向度的标准化。可以说，存在主义阐述了关于人的一种从丧失到获得，从束缚到自由的过程。例如，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讲述了精神从骆驼(“你应”)到狮子(“我要”)再到孩子(“我是”)的三种变形，其核心正是指人从丧失自己到重新赢得自己的过程。代表精神最后一种变形的孩子是“无辜和遗忘”，是“自转的轮子”，这说明尼采并不是用科学知识，而是用基于人的“无知”的意志使人得到“一种神圣的肯定”。尼采把意志无法改变过去形容为意志自身的囚牢，而肯定永恒轮回正是使意志重获自由的方式。与尼采相似，海德格尔关于人作为此在是被抛到可能性中，萨特关于人是被判定自由的说法都表达了一种从束缚到自由的转变。人的“被抛”和“被判定”说明人原本是不自由的，就像囚徒一样处于被监禁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人又是被抛入可能性中，被判定是自由的，从而人又是能够并且应当做出自己的选择，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可见，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是要从人的存在本身阐明人的困境及其出路，认为关于人的过去和未来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限定。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关于人的过去与未来的“无知”将各种基于传统习俗或科学知识的关于人的认识悬置起来，从而使人得以拥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勇气。

既然存在主义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关于人从束缚到自由的思想具有针对现代人的治疗性，那么存在主义就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哲学模型对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进行哲学治疗。监狱咨询帮教就是这种哲学治疗的一个典型。一般来说，监狱的职责既是对服刑人员既往罪行的惩罚，又是对服刑人员面向未来的改造，而服刑人员既要接受监狱的惩罚，又要致力于自我的重塑。惩罚是要确定服刑人员的身份，服刑人员在接受惩罚中是被动的，改造或重塑则要求服刑人员具有某种主动性。在接受惩罚和改造的过程中，服刑人员如何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对于监狱管理者和服刑人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从被动到主动就是从禁锢到自由，这既是存在主义在其哲学中所表达的关于人的一个根本处境，同时也是监狱中服刑人员乃至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处境。存在主义沉思生活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与监狱向服刑人员问的三个问题(“你是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十分相似，它们往往也是生活中人们经常向自己发问的三个问题。因此，监狱中服刑人员从禁锢到自由的转变既可以被视为存在主义能够在其中发挥治疗作用的一个实践领域，也可以被普通人视为一个值得借鉴的帮助自己实现类似转变的范例。其实，萨特的存在主义与萨特在二战期间作为战俘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关于人的自由、选择、行动等的思想都可以用来使人正确认识禁锢、绝望和死亡，努力争取自由、希望和新生。

存在主义所关心的自身认同即“我是谁？”正是监狱中服刑人员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迫切需要摆脱由于其过去的行为所带来的罪人的身份困境，重新认识和塑造自己，成为一个新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正是一个从监禁到自由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监狱与存在主义存在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实中监狱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运用存在主义理论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而服刑人员也在用它进行自我塑造了。有同学在实习时注意到女监教学楼的教室里墙上挂着一副书法作品：“重要的不是你现在身处何地，而是你在往哪个方向去”，认为这句话体现了监狱对服刑人员自我塑造的关怀(17)杨玉昌编著：《哲学的田野》，第208页。。有同学发现男监中服刑人员的床上都放着一本“日历”，有的上面写着：“自主自强，从容面对一切”“经历过人生的磨难，才会知道珍惜拥有。”有一个服刑人员是其所在监区的文化宣传员，他说他会抓紧别人休闲、打牌的时间读书看报，“监狱其实就是一个大染缸，你想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就可以变成什么样，我不是不会打牌，甚至我打的比他们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好好利用时间多学习一些东西、多充实自己。”(18)杨玉昌编著：《哲学的田野》，第247页。有同学临走时收到监狱出监队赠送的由服刑人员制作的一个卡片，上面画着站在树枝上的一只鹰，看上去很威武，旁边写着：“英雄莫问出处”。有同学对服刑人员的咨询谈话也体现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告诉她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叛逆和不懂事，都会犯下很多错误、伤害了家人、伤害了自己，但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向未来、过好当下”(19)同上，第228页。。哲学专业学生在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咨询中遇到的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后者大都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犯罪的标签，从而陷入无尽的愧疚和自责之中无法自拔，他们怀疑自己已经没有未来。的确，服刑人员无疑要为自己的过去承担责任，受到惩罚，但是他们要重新做人，同样需要走出过去的阴影。正是在这里，哲学专业学生发现自己以前学过的存在主义，能够在监狱咨询帮教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他们从存在主义出发把人更多地理解为一个总是面向未来不断生成的过程，认为人不应被包括过去在内的一些固有的东西所束缚，而应自由地去探索和开创自己新的可能性。

在监狱咨询过程中，学生们利用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在世”生存、把行动作为出发点的思想去帮助服刑人员分析和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如女监中有服刑人员在咨询中怀疑自己患了强迫症，有的说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也有的从原本开朗乐观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不爱与人交往了，等等，咨询同学认为这些看似有些病态的心理状况是与服刑人员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身处监狱这一特殊环境密不可分的，因而其治疗之道也就不能仅限于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而必须详细地考察服刑人员的“在世”状态，也就是其所处环境、人际关系和日常行为。有学生反思自己喜欢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如果自己想改变还是可以的，而服刑人员却不行，这就是有无自由的区别所在。因此需要改变的也不仅是服刑人员的心理，还包括服刑人员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和日常行为，后者对于他们的改造来说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监狱欢迎学生去监狱帮教也是想为服刑人员的机械生活带来一点变化，一个暂时的可以与外人面对面放松交谈的机会。实习监狱曾希望学生能对穷困服刑人员的家庭进行走访，帮助解决服刑人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问题，这也是一个帮助服刑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从而安心改造的办法。学生在咨询中建议服刑人员有空闲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读一些有兴趣的书，平时微笑待人，改善人际关系等。服刑人员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出去以后是否还能找到工作、适应环境，这也说明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人总是面向未来进行筹划的思想对于理解服刑人员的困境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十分重要。学生们结合存在主义思想，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具有启发性的回答。正是在这些方面，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超越了一般心理治疗以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局限，取得了独特的哲学治疗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治疗的模型并不仅限于存在主义，而是可以采用各种其他的哲学资源。马里诺夫在《柏拉图灵丹》一书中列举的哲学咨询可以借鉴利用的哲学资源几乎涵盖了哲学史上各种哲学流派和众多哲学家。事实上，哲学专业学生在监狱咨询帮教中不仅利用了存在主义，而且利用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中的思想，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咨询效果。产生和发展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存在主义具有个体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将存在主义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咨询中难免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种哲学资源，以它们为模型构建出能够更加适应当代中国国情的哲学治疗。由于哲学咨询和哲学治疗最终面对的是人类生活实践，因而以各种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尽管看上去彼此相异，甚至相互冲突，但它们都可以在哲学治疗的实践中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例如，以存在主义为模型的哲学治疗侧重自我，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而以中国传统哲学各家思想为模型的哲学治疗往往侧重人伦关系和自然之道，两者可以分别运用于主体性缺失和主体性偏执两种不同情况。正是各种模型的哲学治疗之间的差异和张力使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以哲学为模型的哲学治疗正在随着哲学咨询实践的开展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探索，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元的发展趋势。

猜你喜欢存在主义服刑人员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七大误区祝您健康·文摘版(2021年9期)2021-09-06——以定西市监狱为例">男性服刑人员再就业职业倾向研究
——以定西市监狱为例就业与保障(2021年3期)2021-04-15积极心理学的批判与发展：存在主义给予的启示活力(2019年22期)2019-03-16大选登记环球时报(2017-02-23)2017-02-23《归来》中的存在主义叙事影视与戏剧评论(2016年0期)2016-11-23浅析壮族巫医治病中的心理治疗作用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6年1期)2016-05-09“三释课堂”为新入监服刑人员上好“第一课”方圆(2016年5期)2016-03-16中老年脑溢血患者采用精神护理与心理治疗干预的效果观察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5年2期)2016-01-14存在主义思想下《蝇王》与《鼠疫》的比较人间(2015年21期)2015-03-11残酷现实·破灭理想·无奈逃避——戏剧《愤怒的回顾》的存在主义解读西南学林(2014年0期)2014-11-12

推荐访问:哲学 模型 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