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统战政策的调整及效果——以龙云为考察对象

徐 涛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打倒军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确立的政治任务之一。1931年局部抗战开始后，为了解决空前加剧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任务做了调整，采取了团结地方实力派一致抗击侵略的政策。政策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统战工作的成功。在全面抗战期间，云南先后派出40多万滇军开赴前线坚决进行抗战，抗日民主运动在云南也顺利开展，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此种局面的产生，龙云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背后，如果没有积极力量的直接推动显然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壮大的。龙云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和抗日反蒋行为的发生，与统战政策的调整及贯彻息息相关。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统战工作的研究，在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对国共政治立场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高层及地方组织的具体活动等方面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①。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统战政策调整与龙云关系的研究，仍有脱节之处。本文拟在进一步透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统战政策的演变及其与龙云关系的基础上，厘清统战工作对龙云的影响，以期对相关研究做有益的补充。

(一)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逐步调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局部抗战时期。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便做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判断在日寇入侵的新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可能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攻击苏维埃和红军，然而“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1]421，强调要加大统战工作力度，并责成“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斗争”[1]423，但主要对象是中下层官兵，并没有针对地方实力派的具体策略。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通电,态度鲜明地表示，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共同抗日”三条件②下愿与“国民党中任何愿与共产党苏维埃及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们订立抗日协定”[2]，改变了以往“打倒一切军阀”[3]17的态度。政策的调整使统战工作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进一步表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4]361在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统战策略方面的重要转变。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预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5]146，并将“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为党的具体战略方针之一[4]376。1936年3月1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布公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4]383。进一步明确了统战工作的对象。

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关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与判断。193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活动分子会报告提纲中分析道，“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与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与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6]。这个变化“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在他们及其政党内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发展过程”[5]253。并明确指出“不能说现有抗战的军队还是军阀的军队，现在带兵的人还是军阀”，强调“军阀可以转变为民族英雄，良好的军人”[7]55，要求党内改善在抗战中仍然存在的“统一战线不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7]59的弱点。

为了解决“统一战线不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的问题，同时加深人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指出，日寇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企图“打碎中国正在形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但中国此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一切反日的有组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开始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团结起来了……国防会议上，除南京及各省重要军事领袖之外，南京政府第一次邀请了中国红军主要领袖——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出席……红军经与中国其他军队在前线上手携手地反对民族公敌了”[8]4-5，出现了“各党各派以及各实力派在抗日问题上也有了显然的变动”[9]105的情形。但统战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因为虽然“由于共产党员和民众以及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的艰苦斗争，已经达到了停止内战和各种反日力量开始和平团结局势，但这种团结还远没有达到胜利抗战所需要的程度”[8]10。为了达到“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将“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5]273。

为了实现全党在统战工作认识上的一致，中国共产党还展开了纠正党内“左”倾主义对争取地方实力派有抵制情绪的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严厉地指出，“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他们不了解在现时条件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分析、判断、政策调整、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更进一步地为做好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调整对龙云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与龙云早在其尚未成为云南地方首脑时即有接触。在“二六政变”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即与龙云联系，并曾向龙云及政变当局提出“财政公开、废除苛捐杂税、禁绝鸦片、缩减军费”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建议[11]355。但1928年1月17日，龙云被南京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为了表示拥蒋，他在当天就成立了“云南清共委员会”，公开打出了“反共”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的“清共”活动，严重破坏了云南地下党组织。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龙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虽也十分震惊，“拟通电主张，息争御侮”[12]1-2，但对采取何种具体策略仍无思考。直至1935年10月5日，龙云在县长会议训词中还讲道：“日本人还说我们国家的条件未具备，初听了这话，非常痛心，平心静气地一想……以日本比较，称日本为大国，也就不免愧惭，无怪被人糟蹋！”[13]143对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龙云也并不认同。因此，同年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将进入云南时，龙云专门组织力量进行防堵，企图迫使红军进入四川险要、给养困难的地区，以收昔日清军消灭石达开之效果[14]35-36。可以看出，龙云此时虽有抗日激情，但对联共抗日并无丝毫意愿。然而，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进一步明确调整及具体统战工作的开展，对龙云思想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萧克、王震等红军上层联名写信给龙云以及滇军将领孙渡等人，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红军到达宣威后，贺龙又指示李达给龙云写信，劝他不要阻击过境红军[15]4。与此同时，根据红军高层的意见和指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及参谋长邓止戈(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党负责人)分别写信给龙云和滇军高级将领孙渡、安恩溥、鲁道远等人。在给龙云的信中，周素园态度诚恳地分析：“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跃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垮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16]168在给孙渡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最危险的时候，国家的独立仅存口号；
民族解放将付诸东流。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尔艰苦奋斗，欲挽此垂危之命……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路线非常正确……最近决议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反蒋的力量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我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另函达龙主席，你能自动解决，固我所盼望。即不然也请迅电龙主席，促其早定大计。积极则回戈杀敌，消极则保存实力。”[16]168

这两封信既点出了龙云的切身利益，又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联合地方实力派抗日的态度。龙云虽将信呈报给了蒋介石并下令通缉[17]18，但统战工作确实对龙云产生了切实的影响，不但改变了龙云的军事部署，而且也促使滇军在与红军的对抗中转变了态度。萧克(时任红六军团团长)曾对此做过总结：“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的态度，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16]168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前提条件初步具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两军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在两党停战的影响下，就立即缓和了很多”[2]。在事变爆发时，何应钦曾致电告知龙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兵营救蒋介石，并希望龙云“对所属地方，严密防范，维护大局”[18]245。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的做法，极大地震动了龙云。龙云对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感钦佩，这对龙云后来联共抗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关键时刻，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新的变化”[19]151。

(一)中国共产党高层对龙云的工作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次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起草并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号召：“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20]19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1937年9月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争取龙云提供了更为方便的途径。

1937年8月，龙云离滇出席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西安搭乘龙云的专机同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飞行途中及开会期间，朱德等人多次与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问题交换意见，阐述了抗战的战略和策略。龙云还同朱德等协商了建立电台联系和派人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等事项。中国共产党赠予的《抗日救国纲领》等书籍，进一步激发了龙云的爱国热情，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龙云郑重表态云南可出滇军数万人支持抗日。在会议期间，龙云也再三表示，民族危机如此之深重，理应“少说废话，多负责任。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21]107。1937年9月6日，在获悉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之际，龙云给朱、彭二人发电祝贺，“奉读有电，欣悉荣膺新命，快展壮猷，本拥护领袖之热诚，立复兴民族之伟绩，同心御侮，何敌不摧。众志成城，有战必克”[20]65。不久龙云在昆明召开地方军政负责人会议时，就鼓舞他们“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13]22，显示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龙云此时仍对紧密团结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态度并不是非常坚定，1938年1月，周素园应龙云邀请到昆明后，开展了宣传、联络工作，龙云却恐怕引起蒋介石的猜疑，竟派人当面警告、威胁[12]19。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效果，滇军出师抗战并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后，朱德致函龙云：

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敌寇猖狂，半壁河山尽受蹂躏，今后复兴民族之大业，有赖于动员西南诸省之人力物力，继续奋斗……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同心协力，缔创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抗战以还，虽敌寇内部危机加剧，国际地位愈陷孤立，但其在华冒险图逞之野心，将必有加无已，更艰苦而光荣之历史任务，落在吾人身上。吾民族之解放，全世界之和平，皆有赖于此一战。抗战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团结无论如何必须巩固扩大，全国同胞抛却过去旧嫌宿怨，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本抗日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做去，则胜利自然在危难险阻中获得保证。[20]62-63

朱德鼓励龙云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力，指出巩固扩大团结是获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希望他坚持抗战精神，坚定其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争取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特别强调要“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22]104-105来克服抗战存在的困难。对于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南方局也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开展对其的统战工作。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明确指示周恩来负责调查云南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基本信息，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区别，“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16]298-299。这其中包括了云南的爱国工商业家缪云台。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与缪云台谈话，动员他为抗战出力，鼓励和支持他同国民党官僚资本做斗争。通过统战工作，缪云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并积极支持民盟组织的活动，“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联系，并暗中加以保护”[23]106。缪云台是龙云的亲信，在统战工作的推动下，缪云台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思想。在其影响下，龙云等云南地方首脑即使在抗战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也“确实感到胜利在望，对时局比较乐观”[23]127。

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虽然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但为了保证抗战事业的继续，一方面做出了“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24]80的决策；
另一方面继续调整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以及以往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经验不足，导致被动的历史教训[24]81，加大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力度。1942年，南方局安排华岗具体负责云南的统战工作④，[25]26。1943年，南方局指示云南省工委，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书，龙云看后基本予以赞同。同年8月，龙云提出希望与周恩来在昆明会晤的意愿[25]46。随后，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于年初即已到达昆明的华岗开展了进一步的工作[25]23。

华岗到达昆明化名林少侯在云南大学任教授，通过一定的方式于12月与龙云取得了联系并开展工作[25]434。龙云经常邀请华岗到其会馆见面，同时他也提出很多问题和华岗进行切磋商量。龙云在华岗的帮助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6]。龙云在与华岗交谈时，曾说“日本是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中国有什么力量和它抵抗，偏偏日本人自己倒霉，1941年12月8日要跑到珍珠港去戳一下，不然的话，在中国早成事了”[27]。一席话，反映出龙云对抗日战争的形势还缺乏认识。华岗于是通过详细地讲解历史开导龙云，说明了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性质，分析了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实力，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战术以及各方面方针和政策。在华岗的统战工作影响下，龙云“全力与中共配合，在昆明滇黔绥靖公署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25]34，抗战决心也得到了坚定。1944年冬，日军直抵贵州独山，震动西南，龙云表态“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决不能有任何动摇”[11]255，而且做了准备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对龙云的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从而使得在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云南地方组织得以重建和恢复。随后昆明支部成立。1938年8月初，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昆明支部合并为云南省特别委员会，1939年改称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李群杰任书记。1939年6月，南方局派马子卿到云南担任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不再担任书记，专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以便加强团结云南的上层人士。

为了掌握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动向，李群杰设法进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昆明调查站，广泛接触军政界上层人物，并设法将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有关国民党中央的秘密文件和情报，汇报给马子卿。情报内容广泛，如龙云左右的文胆武将、云南的社会经济情况等，便于省工委研究和掌握云南政局以及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对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1]274。尤其是确定了龙云对蒋介石表示遥申拥戴，唯命是从，只不过是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对他的割据政权加以“合法”的承认[28]42。后来李群杰进入云南省政府单行法规编审委员会任秘书，在与龙云政府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法院等部门主要官员的接触中，更广泛地宣传了党的统战政策。

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为了避免革命势力遭到破坏，云南省工委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大批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分子；
另一方面布置抓紧进行统战工作，加快争取龙云及其他中间势力。“组织翻印了朱德、彭德怀致何应钦、白崇禧电文，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以及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的命令等文电，广泛传送到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和群众手中”，并通过“统战人士将这些电文转送到龙云及其云南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手中，揭穿国民党顽固派歪曲‘皖南事变’真相的阴谋，以便取得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此外，“还通过李根源同张冲、刘震寰、杨竹庵等分头去见龙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要龙云稳住云南局势，促进全国局势好转”[20]268。这些工作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41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特务头目康泽到昆明制造反共舆论，企图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省工委一方面继续疏散干部；
另一方面布置统战关系，分别通过李根源、刘震寰、张冲、杨竹庵等人找到龙云陈述利弊，“如果让康泽的阴谋诡计得逞，只能对日本侵华及蓄意削弱排斥异己的阴谋家有利，对云南毫无益处，只能使云南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受到破坏，使人心不安。并指出对云南地方当局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共，共产党的主力远在北方”[20]269。龙云因此对康泽的计划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进步力量。

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统战工作十分有力，既做到了晓以利害，又做到了以诚相待，有效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对推动龙云坚持团结抗战的作用十分明显。1941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时，龙云所做“‘剿共’就不要抗日，要抗日就不要‘剿共’”[13]210的明确表态，说明统战工作取得了效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和妥协，而是包含着推进坚持抗战基础上的民主运动。这项工作对龙云的作用也极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抗日民主思想推动，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影响实现的。

随着全面抗战的发展，龙云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1938年6、7月间，龙云到武汉开会，路过成都，趁机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商讨了川、滇、康三省联合抗日反蒋问题，并且签订了一个协定：“(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
(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
(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行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11]254同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支持，龙云也深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实际行动所感召。因此，龙云政治态度日益转变，逐渐走上了抗日反蒋、支持抗日民主运动的道路，思想日益进步。

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龙云加入了与共产党通诚合作、主张抗日民主的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其原来的名称,1941年3月19日成立，总部设在重庆。民盟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建立后随即开始准备筹建民盟的地方组织。“1942年底,民盟中央执委罗隆基(兼任宣传部长)和1942年秋先期到达昆明的潘大逵在昆明开展民盟的工作”[11]86。1943年5月，民盟的第一个省支部——云南省支部在昆明正式成立。

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公开活动丰富多彩。组织群众大会演讲和游行，举行小型时事座谈会，出版刊物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其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主张团结、反对内战，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云南民盟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竭诚与中共党员配合工作，如华岗与缪云台接触即为罗隆基介绍。为了扩大组织，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民盟还吸收了当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的一些知名教授如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楚图南、尚钺(中共党员)等入盟，这为民盟在高等学校教师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29]83-84。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后，创办《民主周刊》作为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经常发表关于时局的主张、宣言，宣传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和局势变化的影响下，龙云逐步向民主进步力量靠拢，思想越来越进步，他说：“进步人士内迁，民主力量汇集昆明，大家都痛恨独裁，渴望民主自由，这是十分符合我的主观愿望的。”[30]在进步思想的推进下，龙云在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之后，龙云对抗日民主运动给予了更直接的支持，“龙云等云南地方中上层人士中的秘密盟员暗中对《民主周刊》的出版和发行给予同情和保护”[31]434。华岗也明确说：“龙云保护我……我在民主同盟和龙云面前是公开了政治身份的。”[25]351944年12月25日，云南省工委决定以民盟的名义召开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大会并举行群众游行，会议通过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龙云为此还专门派出警察进行保护[25]39。

在舆论宣传上龙云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抗战民主活动。龙云公开声明，“抗战军兴，举国人民团结一致。我们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导抗战消息，写文章鼓励人民爱护国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努力支援抗战，不要搞那些‘煮豆燃萁’、抵消力量的东西”[32]189。在龙云的支持下，《云南日报》在抗战时期基本坚持了宣传抗日思想，特别是国际国内版和副刊《南风》，进步倾向更是明显。该报编辑部掌握在地下党员张子斋、张克诚等人手中，社长陈玉科等国民党顽固派虽极力反对，却也无可奈何[33]56。在抗战期间，该报曾先后刊发了《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谈抗战前途》等文章，刊登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云南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冲就说，“我之所以能理解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最后胜利，这还是在1938年看过《云南日报》上登载的《论持久战》才晓得的”[29]20。1944年龙云更是批准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部[25]36，甚至曾主动向中共人员提出：“宣传品……内容很好，技术太差……可以换个印刷机关给你们印，不受检查。”[25]49

龙云对抗日民主运动支持力度之大，以至中共中央要求华岗转告：“要‘策略一点’，因为时机甚远。龙主席要小心注意。”[34]89龙云在抗日战争后期对云南抗日民主运动越来越明显的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充分地印证了统战工作推动了其向真诚爱国者转变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正确调整了统战工作的政策，团结了一切有抗日意愿的力量，发展和壮大了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龙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实现了从“共党如流行病，专跑不健全的身体”[6]133到坚持团结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立场转变，完成了从割据一方的军阀到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主张的开明人士的转变；
最终实现了从一个“拥护南京政府(拥蒋介石)，肃清反革命派，彻底改革政府，建设党化国家”[35]234的军阀到成为“一个光荣的爱国者”[6]241的华丽转身。这不仅是龙云政治和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转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充分体现了坚持“尊重、沟通、交流、存疑、求同等”[36]基本原则的重要作用，极具借鉴意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37]18表明统战工作在推动党的中心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与此同时，阻碍祖国统一、企图分裂国家的势力活动猖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应对这一局势，必须不断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

注释：

① 相关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宇《从“防共”到“拥共”：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1927—1949)》，《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谢本书《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云南的三大代表性贡献》，《云南档案》2019年第12期；
郑学富《朱德统战龙云》，《中华魂》2017年第3期；
余红《抗战时期周恩来及南方局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红岩春秋》2016年第7期；
杨松禄《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多党合作简论》，《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王勇《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统战工作研究(1927—1949)》，2015年云南大学硕士论文；
甘小花《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统战工作研究》，2008年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汪涵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云南农业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黄永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龙云的思想转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等等。

② 三个条件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③ 唐继尧统治云南后期，因长年战争不断，加之唐宠信亲属，排斥异己，引起了滇军实力派的不满。1927年2月5日，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人为首的滇军实力派发出《胡若愚等联名请婉劝 唐继尧促唐继虞引退公开政治的通电》，次日便爆发了四镇守使联合推倒唐继尧统治的“二六”政变。

④ 相关研究皆以1943年为南方局安排华岗负责云南统战工作的时间。但根据有关人员(尚钺)回忆，1942年已收到华岗要赴云南的书信，且华岗于1943年初即已到达昆明，故可知1942年南方局应已做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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