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32及涎液化糖链抗原6水平检测在肺结核治疗转归中的评估作用
韩伟 潘艳静 李秀芳 黄健 高盼盼 崔俊伟
肺结核是感染结核分枝杆菌所引起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对患者各大系统造成严重损害[1]。目前，临床并未明确其发病机制，但多认为与机体免疫相关[2-3]。抗结核是其最基础的治疗手段[4]。机体受到结核杆菌感染后未发病状态为潜伏性肺结核，多数潜伏性感染人群无活动性结核临床症状，但随病情进展，易发展为活动性结核[5]。因此，提高结核检出率并对患者治疗后转归情况进行评估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6]。据相关研究报道，机体受到结核分枝杆菌侵袭，体内免疫系统被激活，产生大量炎性因子[7-8]。本研究收集于我院就诊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检测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32(IL-32)及涎液化糖链抗原6(KL-6)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三者对肺结核治疗转归的评估作用，旨在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1.对象：纳入2018年1月～2020年5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84例肺结核患者(研究组)，其中男49例，女35例，年龄25～70岁，平均年龄(51.15±3.05)岁。纳入标准：(1)符合肺结核诊断标准[9]。(2)有咳嗽、消瘦、乏力等临床表现，胸部X线片检查显示肺部有渗出性病变等情况。排除标准：(1)除肺脏外存在其他器官损害或恶性肿瘤；
(2)有感染性疾病；
(3)入院前3个月内使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激素；
(4)精神障碍；
(5)对抗结核药物耐药。纳入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且结果正常的健康者7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39例，女31例，年龄26～71岁，平均年龄(50.94±3.55)岁。两组受试者性别及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已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购自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所有受试者IFN-γ、IL-32及KL-6水平。记录研究组患者病灶部位空洞情况。研究组患者强化期采用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方案连续治疗2个月，巩固期采用异烟肼+利福平方案连续治疗4个月。再根据治疗转归将研究组84例患者分为治疗有效组(51例，60.71%)及治疗无效组(33例，39.29%)。治疗转归的判断标准：有效：胸部X线检查结果确定为病灶组织吸收；
无效：连续痰培养结果阳性≥2次，胸部X线检查结果示病灶直径无变化或增大[10]。
1.研究组与对照组受试者IFN-γ、IL-32及KL-6水平比较：研究组IFN-γ水平低于对照组，IL-32、KL-6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受试者IFN-γ、IL-32及KL-6水平比较
2.治疗有效组与治疗无效组患者IFN-γ、IL-32及KL-6水平比较：治疗无效组患者IFN-γ水平低于治疗有效组，IL-32、KL-6水平及病灶部位空洞比例均高于治疗有效组(P<0.05)。见表2。
表2 治疗有效组与治疗无效组患者IFN-γ、IL-32及KL-6水平比较
3.影响肺结核患者治疗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65岁、病灶部位空洞、IFN-γ水平降低、IL-32及KL-6水平升高均是影响肺结核患者治疗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 影响肺结核患者治疗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
4.IFN-γ、IL-32及KL-6对肺结核治疗转归的评估作用：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IFN-γ、IL-32、KL-6三者联合检测肺结核治疗转归的ROC曲线下面积(AUC)最大(P>0.05)。见表4。
表4 IFN-γ、IL-32及KL-6对肺结核治疗转归的评估作用
肺结核临床发病率高，具有潜伏期长、发病隐匿的特点[11-13]。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结核病患者列居世界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第3位[14-15]。而肺结核患者长期消耗，其机体内免疫细胞、免疫炎性因子等对治疗转归具有一定影响[16]。
KL-6是一种大分子量糖蛋白，多表达于支气管上皮细胞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当细胞上皮受损进入再生时，血液中的KL-6水平增加，因此血清KL-6水平常作为肺损伤的检测标志物[17]。本研究中肺结核患者血清KL-6水平高于正常健康人群，治疗无效组患者KL-6水平明显高于治疗有效组，提示肺结核患者的肺脏受到了损害，对其治疗后转归具有一定影响，检测血清KL-6水平对患者肺损伤程度及治疗转归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IL-32是最新发现的炎性因子，能够通过激活肿瘤坏死因子-α、IL-6等炎性因子促进患者机体内炎症反应。据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若IL-32失去作用，患者患结核病的几率更大，其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体内巨噬细胞分泌大量IL-32、IL-6等细胞因子来限制结核分枝杆菌扩散，此时T细胞分化失去平衡，IL-32及IL-6水平上升[18]。本研究中肺结核患者血清IL-32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健康人群，且治疗无效组患者IL-32水平明显高于治疗有效组，考虑其与机体在遭受结核杆菌的侵袭时，炎症反应较强，产生大量IL-32、IL-6等促炎细胞因子有关，此时IL-32参与了肺结核患者的炎症反应，这与既往文献报道相符[19]。
IFN-γ具有诱导免疫、增强人体组织抗原Ⅱ分子在巨噬细胞表面表达的作用。据相关文献报道，IFN-γ在机体的抗结核免疫反应中可激活单核巨噬细胞，促使其在病灶组织周围聚集，控制感染扩散，有利于结核患者肉芽组织快速形成，并增强杀菌作用[20]。但相关研究结果发现，结核病患者的IFN-γ水平低于健康人群[21]，本研究结果示肺结核患者血清IFN-γ水平低于正常健康人群，且治疗无效组患者IFN-γ水平低于治疗有效组，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考虑与辅助性T细胞(Th)1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阶段免疫反应受到抑制，其抵抗结核分枝杆菌作用下降有关。
本研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得出年龄≥65岁、病灶部位空洞、IFN-γ水平降低、IL-32及KL-6水平升高均是影响肺结核患者治疗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免疫细胞、炎性因子与感染性疾病患者病情危重程度及疾病转归密切相关[22]。同时本文通过ROC曲线分析，得出IFN-γ、IL-32、KL-6对患者治疗转归情况能够进行有效评估，三者联合检测对肺结核治疗转归的评估作用最大。
综上所述，相较于健康人群，肺结核患者体内的IFN-γ、IL-32及KL-6水平均出现异常改变，三者也是影响肺结核患者治疗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对IFN-γ、IL-32、KL-6三者联合检测对患者治疗转归情况能够进行有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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