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趺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
吴鑑萍 蒋广娜 林晃平
在神奈川县横滨市神奈川区，有一座与浦岛太郎颇有渊源的寺庙，通称为浦岛寺。其正式名称为庆运寺。寺门前有块立于龟形基座上的石碑，石碑上刻有“龙宫传来 浦岛观世音 浦岛寺”字样(见图1)。但是，庆运寺并非原本的浦岛寺。江户时代曾有一座寺院，名为观福寺，那才是浦岛寺的前身。因江户末期的神奈川驿站发生火灾，观福寺被毁而废寺。浦岛太郎的守护神本尊像——龙宫传来观音像，以及浦岛大明神(浦岛太郎)像和龟化龙女神(龙宫仙女乙姬)像被运往与该寺有隶属关系的庆运寺。因此，在庆运寺的主堂和另建的观音堂里供奉着3尊观音像，包括浦岛太郎的守护神本尊像——龙宫传来观音像。因此，浦岛寺的龟趺石碑原本也非庆运寺所有。据推测，这块石碑应该原本立于东海道的路边。在文久三年(1863)的“浮世绘”彩色版画《东海道名胜之内·神奈川浦岛古迹》中可见沿东海道进京的将军仪仗队，其右侧画有“浦岛寺”字样的龟趺石碑(见图2)。被认为这是和观音像一并转入庆运寺的，根据文久三年(1863)由周麻吕所画的彩色“浮世绘”《东海道名所之内·神奈川浦岛古迹》中描绘有上京途中的将军仪仗队，在那街道的右侧画有“浦岛寺”字样的龟趺碑，可以推测出该碑曾经位于街道边上。文化三年(1806)的《东海道分间延绘图》和文政七年(1824)的《神奈川砂子》描绘有沿着街道而建的2座石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庆运寺还有从观福寺转移而来的其他石碑等。昭和六年(1931)，在石渡光逸的版画《浦岛寺》中，这块石碑也被描绘进了庆运寺门前的景色里，因此，可以说庆运寺即浦岛寺，这已成定论。
图1 浦岛寺碑
图2 东海道名胜之内·神奈川浦岛古迹
时至今日，根据以上考察可以推断出龟形基座的石碑是依据浦岛太郎和海龟的故事才建立的。诚然，被认定为横滨市级文物的龙宫传来观音像，以及现存的浦岛大明神像、龟化龙女神像都矗立在龟形基座之上。然而，和浦岛太郎毫无关联、却有龟形基座的石碑遍布日本全国各地，多达几百处。如果将这些石碑都纳入研究范围，则须考虑到其他缘由。
有龟形基座的石碑，被称为“龟趺碑”。但是，这个名字似乎也曾用于仅表石碑本身的单纯含义。
例如，江户时代宽政元年(1789)出版刊行的《增补头书训蒙图汇大成》(以下略称“宽政大成版”)，是当时的文化素养教材之一。该书的“石碑·碑”章节的插画里绘有此类带龟趺的石碑(见图3)。也就是说，龟趺碑是作为典型的石碑被展示在该书里的。因此，可以推测出当时建造了很多这样的石碑，即便和浦岛太郎并无任何关系。那么，这种龟趺碑是为何而建？又是如何建成的呢？而且，这种有龟形基座的石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为何而出现的呢？
图3 《增补头书训蒙图汇大成》的“石碑”插画
事实上，这幅插画上的龟趺碑在宽政大成版之前就已被采用。正德二年(1507)，寺岛良安完成了《和汉三才图会》，该书第十九卷·祭神·附属供佛用具中也记载有相同的插画(见图4)。从发行年代和图像的相似度来推测的话，应该可以说宽政大成版是沿用了《和汉三才图会》的图像。但是，《训蒙图汇》是一个书名统称，该书长达多年不断再版更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小林祥次郎在解题中提及《训蒙图汇》可大分为5个版本，即指宽文六年(1666)版、宽文八年(1668)版《新刻训蒙图汇》、元禄八年(1695)版《增补头书训蒙图汇》、享保十七年(1732)版《增补训蒙图汇》、宽政元年(1789)版《增补头书训蒙图汇大成》，但关于龟趺的插图并无较大差异。其中，宽文六年(1666)首版的《训蒙图汇》第十一卷·精巧第四章中刊登了这幅插画，和“石碑·碑”的插画非常近似。从首版《训蒙图汇》起，该图一直保留刊用(见图5)。因此，与其年代相近的《和汉三才图会》应该是挪用了宽文版《训蒙图汇》的图像。换言之，龟趺在宽文六年(1666)就已出现。
图4 《和汉三才图会》
图5 《训蒙图汇》的石碑
确认图像后，接着来看《和汉三才图会》中记述的内容。宽政大成版中，除前述的“石碑·碑”的字样以外，没有其他说明。比之更早的《训蒙图汇》也是一样的。但是，《和汉三才图会》中增添了如下说明。
碑
以之不美
初学记云：碑，悲也。以悲往事也。
说文云：竖石纪功德。古宗庙立碑以系牲耳。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
又，诸侯庙内有碑以识日景，观碑景邪正，以知早晚。
释名曰：碑，被也。此本王莽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桉碑者，儒士坟墓所建石也。元正天皇养老四年刻字之碑，此本朝立碑之始也。盖释氏所谓石塔与碑一类异形也。(在原文上适当加注标点)
增添平凡社刊发的东洋文库版译文如下：
《初学记》记载说，碑是悲。据此悲怀往事。
《说文》则主张，竖石为碑，以纪功德。
徐氏注释(徐错《说文系传》)中，古代在宗庙立碑以拴系牲口，后人在碑上记述功德。
另，诸侯庙内立碑，以识日影，意即根据石碑影子的倾斜程度判断时间早晚。
《释名》中有如下记载：
“碑是被。这原本是王莽时代(前45—23)所设。给石碑加上辘轳再系上绳，以此牵引棺木，放入墓穴。那时的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绩美德而刻于石碑之上。后人仿效，在街巷显眼之处，常立石刻文，称之为碑。”(释典艺)
△想来，碑就是在儒士墓葬时所需之石。在元正天皇的养老四年(720)，日本首度出现刻字之碑。这是日本立碑之始。佛教中所谓的石塔，与石碑形态各异却归属同类。
良安认为，所谓的碑是儒家所建的神道碑，和僧侣所建的石塔毫无变化，完全一样。或许可将此作为宽文时代有识之士对石碑的理解吧。
在这些说明中，值得关注的是“给石碑加上辘轳再系上绳，以此牵引棺木”的这个记载。这可以想象为连贯动作的插画图像。辘轳是用以使重物上下移动的滑轮，碑石则为了上下牵引棺椁而装有滑轮。关于石碑上的这个孔穴，关野贞阐述过，作为汉碑的特征，有孔穴名“穿”。但关野贞(1935)认为“在完整的汉碑上必定有称之为穿的圆孔贯通石碑前后”，贯穿石碑的孔穴呈圆形。时代变迁，龟趺在南北朝也同样为圆孔，直至唐碑时代，再难觅获此类孔穴。或许碑石上四角形的空洞亦是指此，但依鄙人管见，在中国汉代及其后世的石碑里并未发现四角形孔穴，故尚存疑惑。因此，此图该如何定位，应与龟趺的发展有所关联。
龟趺这个词在日本近世以前并无定义。现存古辞典中也无先例记载。那么，日本是何时启用这个词呢？《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龟趺”一项中列举以下3例：
《罗山先生文集》(1662)四一·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碑石铭文撰“龟趺载名，百世传远”(名刻龟趺，流芳百世)
《黄叶夕阳邨舍诗·后编》(1823)八·楠公墓下作“龟趺俨然临大路，翠秧田拥青松树”(龟趺立大道，青松绕绿秧)
《星岩集》玉池吟社诗一集(1845)鸿台怀古《远山澹》撰“龟趺剥落碑文灭，坠叶悲风满目秋”(龟趺剥落，碑文消失，落叶悲风，满目秋色)
据此可知，“龟趺”一词出现于《训蒙图汇》及同时期(17世纪下半叶)书籍中。且从用例中可见，龟趺亦被用作石碑之意。因此，语义记载为：“石碑下雕刻为龟形的台石。转指石碑别称。”因此，石碑和龟趺是被整体认知的。
最早被引用的龟趺实例是林罗山所撰铭文。其“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是指江户初期下总古河大名永井直胜死后的法号。铭文不仅以文章形式记录，更有雕刻铭文的龟趺石碑现存于京都市的悲田院。不过，立碑时间不是铭文所写的宽永十四年(1637)十二月二十九日，而是正保四年(1647)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十年之差隐含若干谜团，现存龟趺中，17世纪的文物不到50处，17世纪上半叶的文物只有10处左右，该龟趺作为早期龟趺而备受关注。
再看龟趺形状。石碑由基座之趺、碑身及碑身上方修饰部分的碑首3部分构成。其趺呈龟形则为龟趺。碑首若刻有龙形雕饰，则为螭首。悲田院的龟趺别具一格，螭首上戴拱形盖笠(见图6)。但若除去盖笠，半圆形碑首和碑身融为一体，碑首上有龙形雕刻，即为所谓的螭首龟趺。这和《训蒙图汇》中所示形象相近。
图6 悲田院的永井直胜颂德碑
拥有盖笠的龟趺不仅这一例，还有宽永十六年(1639)建于京都市金戒光明寺的石川吉信龟趺(见图7)、正保四年(1647)建于东大阪市若江墓地的《多多良杰山宗英居士碑铭》中所记载的山口重信龟趺(见图8)。这些龟趺都模样相似，碑含螭首。所建年代在永井的龟趺和石川的龟趺之间的，有佐川多昌俊的龟趺，建于宽永二十一年(1644)，位于京田边市的一休寺，其形状也与永井的龟趺极为相似。纵观这些，无论有无盖笠，龟趺都可谓形象相似、本质相同。
图7 京都市·石川吉信龟趺
图8A 东大阪市·山口重信龟趺
图8B 头部
图8C 尾部
在这些龟趺中，人们对龟趺的已有关注主要集中于龟趺本身，意即其龟之形状。石川龟趺及其他龟趺的特征是，龟形整体扁平且龟脖紧缩，与此相对的是，山口龟趺则是龟首微微上扬，整体圆润，其脸型与其说是龟，倒不如说更像老鼠，不仅有耳朵，口部左右两侧还有獠牙。而且，尾巴也不相同，石川龟趺的石龟尾巴较粗，尾尖向左弯曲；
而山口龟趺并无尾巴，以左右分开的蓑毛来代替，有种用毛笔等刷毛出来的飘逸感。
拥有这种耳朵、獠牙和蓑毛尾巴的异形龟，富有特征，在当时被称为蓑龟(绿毛龟)。其图像已被《训蒙图汇》《和汉三才图会》所收录且已得到确认。关于蓑龟的出现等问题在鄙人过去的论述里已有涉及，故不再赘述。在此仅提示有与无耳粗尾的石川类龟趺不同，还存在着拥有蓑龟特征的山口龟趺。
根据前述内容，引发疑问，《训蒙图汇》所描绘的龟趺石龟与同时期建于京都周边的现存龟趺相比，形态各异。《训蒙图汇》所描绘的龟趺石龟显然是对蓑龟形象的具体呈现，石川龟趺却有不同，《训蒙图汇》插图中的龟趺形象到底有何来源呢？
《训蒙图汇》宽文版插图实例有如下记录：
诸品形状并象兹邦之风俗土产矣。凡所目击者，便笔而摹之。或据画家之所写，或审问识者，然后命工描成之。
换言之，所谓的“诸品形状并象兹邦之风俗土产”，意即刊登的图像皆以日本国内的物体为基础而描绘出来，因此，记录为“凡所目击者，便笔而摹之”。实际上是将现实中所见之物当场摹绘而成。而且，“或据画家之所写，或审问识者，然后命工描成之”是指以画家之画为典据，向有识之士询问可疑之处，然后请画师绘制而成。其实，目前尚未找到描绘此类插图的画师的相关信息，但小林祥次郎(1976)认为 “这是在狩野派的画风中融入了汉画的因素，这位画师可算是狩野派的分支流派吧”。
由此可以明确两点，其一是《训蒙图汇》的出版发行在龟趺碑真正开始建立的宽文时期。其二是《训蒙图汇》中描述的龟趺形状与当前京都周边留存的龟趺形象并不一致。
那么，插图中的龟趺形象是架空的吗？应根据实例记述，而避免轻易判断。
例如，鹿儿岛姶良市距离京都很远，现存有相类似的龟趺(见图9)。此龟趺即使有若干差异，但考虑到《训蒙图汇》中为手绘图版，就可以说两者是非常接近了。此类拥有相同方穿的龟趺现存于鹿儿岛县姶良市加治木町，共计有如下4处。
江夏有贤 庆长十五年(1610)
桐原正左卫门 元禄二年(1689)
森山亨庵 本誓寺墓地 亨保七年(1722)
岛津都美夫人碑 安永六年(1777)
图9 江夏友贤的龟趺碑
此中可见，江夏龟趺和其他龟趺的年代不同，出现得更早。建碑年代以碑铭为准，那碑铭中仅现庆长十五年(1610)字样。因此，就有必要找到相关旁证来支撑其可信度。
现将《训蒙图汇》发布的宽文六年(1666)前后出现并现存至今的龟趺石碑(包含以上已提及的)罗列如下：
庆长十五年 (1610) 江夏友贤 姶良市加治木町 ★
宽永十三年 (1636) 奥村永福龟趺碑 金泽市野田山 有盖笠和方穿的龟趺 木下顺庵撰 △
宽永十六年 (1639) 《石川朝臣吉信公墓志铭》 京都市 金戒光明寺 堀杏庵撰
宽永十九年 (1642)？ 立花宗茂 京都市北区紫野 大德寺·大慈院
宽永二十一年 (1644) 《左河田壶齐碑铭》 佐川田昌俊 京田边市 一休寺 林罗山撰 △
正保四年 (1647) 十一月二十九日 永井直胜(宽永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悲田院 京都市 林罗山撰 △
正保四年 (1647) 《多多良杰山宗英居士碑铭》 山口重信 东大阪市若江 林罗山撰 △★
庆安二年 (1649) 之后 木下长啸子去世 之后建立
庆安三年 (1650) 庚申供养塔 伊势市 世义寺
庆安四年 (1651) 伊势姬碑 伊势寺 由高槻藩主·永井直清建于伊势庙堂之前 高槻市 △
明历四年 (1658)福井松平家菩提寺 大安寺 龟趺 伊势寺 福井市 显彰碑 △破风★
万治元年 (1658) 之后 德川光圀夫人寻子去世年份 瑞龙山 常陆太田市
万治三年 (1660) 松平忠房 本光寺 爱知县幸田町深沟 林鹅峰撰 ★
宽文元年 (1661) 三户初代·德川赖房 瑞龙山 常陆太田市 ★
宽文二年 (1662) 之后 山本铁心 金戒光明寺 京都市 ★
宽文四年 (1664) ？ 富士讲碑 桃云寺迹 东京都大田区
宽文四年 (1664) 播州明石浦柿本太夫堂祀堂碑 明石市 林春齐(罗山男)撰 右头★
宽文七年 (1667) 池田辉政 备前池田家 和意谷墓所 冈山县备前市 左头 ★
宽文八年 (1668) 《天野可古墓志铭》 金戒光明寺 京都市
宽文十二年 (1672) 保科正之 会津松平家 土津神社 福岛县猪苗代町 ★
宽文十三年 (1673) 奥村永福龟趺碑 金泽市野田山 有盖笠和方穿的龟趺 木下顺庵撰 △
延宝元年 (1673) 《特赐大光普照国师塔碑》隐元禅师 万福寺 宇治市
以上为现存的22座可确认的龟趺。带★标志的是蓑龟的形状，带△标志的是有盖笠的龟趺碑。总体来看，近半数龟趺属于蓑龟的形状，和其他龟趺几乎是一分为二的比例。也就是说，蓑龟形龟趺的特征是头长耳朵、嘴有獠牙、脖如蛇腹、尾呈蓑状(严格意义上说并无尾部，而是生长在龟甲上的茂盛藻类)。另一方面，非蓑龟形龟趺，整体平坦，四肢并不明显，龟脖四周向龟壳凹陷，颇具特色。最早的龟趺是山口龟趺。越前松平家的龟趺虽然有耳，却有一尾向左弯曲，因此，不能完全算是蓑龟类龟趺。
值得关注的是，位于金泽市野田山、近年来新发现的奥村永福的龟趺(见图10)。一如石川龟趺、永井龟趺、山口龟趺等那样，拥有盖笠，且像江夏龟趺一样，具备方穿，但遗憾的是，并无耳朵。若是去掉盖笠，就和《训蒙图汇》中的形象所差无几。大小虽有不同，但也非常接近于加治木町的龟趺。据此可以推断，虽说现在京都一带并不存在《训蒙图汇》 中的龟趺形象，但也不能否定过去曾经存在。倒不如说，奥村龟趺的存在就暗示着《训蒙图汇》中的龟趺形象极有可能过去就存在。而且，在远离京都的鹿儿岛地区也有发现其形其状传承至今。因此，亦有观点认为，不必将江夏龟趺的形成年代推断得那么晚。
图10 奥村永福的龟趺
而且，如今独一无二的方穿，也是在那之后突然消失的吧。例如，位于明石市人丸神社的人麻吕显彰碑是一种异形龟趺，耳大如瘦牛或小鹿之耳，还有眼珠和獠牙，尾部还有壮观的蓑毛，完全属于蓑龟形象。且螭首处有状似方穿的四方形痕迹，但只是四方形凹陷却未穿透石碑。这恐怕只是形式上的沿袭传承吧。还有，晚建于3年之后的池田辉政龟趺亦可见方穿。也许可以认为，拥有方穿的龟趺碑的确存在很多。
且说，在日本关于龟趺的实证研究还历史尚浅。以愚拙见，藤井直正先生的论文开了先河。藤井先生阐述了近年来对龟趺实地考察后的感受，可归纳为以下3点(由《近世大名墓所要览》收录《大名墓所研究的视点》一文)。
①近世初期，即幕藩体制成立时期，掌握实权的大名们，积极学习并采用中国、朝鲜的造墓建碑礼制，大兴墓葬并立碑刻字。
②以隐元隆琦赴日为契机，禅宗新开一派，即为黄檗宗，龟趺可谓是其传入的文物之一，萩藩主毛利家对东光寺的敬奉、鸟取藩主池田家对黄檗宗的接纳，都表现为与开山祖师共建石碑并由后代继承的形式。
③龟趺碑中，牌位型的碑身源于佛教，特别是和禅宗的牌位极有渊源。
以上是藤井先生通过实地调查、亲眼所见后得出的宝贵意见。龟趺碑起源于遥远的中国古代战国时代，在三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藤井直正(1991)认为“并未传入古代·中世日本，直至近世方被采用”。对于如何把握其意义而言， 这种新视角的引入的确甚为重要。
另外，近年来全身心推进大名墓葬研究的松原典明先生认为，形成于日本近世的墓葬制度并不仅限于佛教，坂詰秀一和松原典明(2013)认为“亦可见融合了儒教的埋葬礼制与神道的祭祀习俗”。其对神、儒、佛三教融合状态的论证中提及金泽市野田山的奥村龟趺碑。这个沙质凝灰岩材质的碑身上有木下顺庵的撰文。松原先生结合建碑第二代传承人康礼的交友关系，论述其不仅向木下顺庵学习儒教，还和松永永三、石川丈山门下的平岩仙桂、室鸠巢等有过频繁的交流，坂詰秀一和松原典明(2013)认为“这些交流主要与龟趺碑的建造过程密切相关，包括把带有云首的牌位形状运用于歌颂初祖功德的墓碑上”。且松原先生进一步考察了康礼在龟趺碑建造时与木下顺庵(1621—1698)、堀杏庵(1585—1642)、石川丈山(1583—1672)的交流情况，以及其对该龟趺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杏庵曾为石川龟趺撰文，也撰有《本多亲信墓志铭》，丈山也参与了建造该龟趺。而且，杏庵还撰写了位于三次市凤源寺的浅野长晟的龟趺碑铭。其他也可举出有儒家学者参与建造的龟趺，如位于饭能市智观寺、建于宽永二十一年(1644)的中山信吉龟趺。深沟松平家的龟趺则由林鵞峰撰文。另有高槻藩永井家、福井藩越前松平家、姬路市随愿寺的龟趺等，在兴建龟趺碑与该族墓地时，儒家学者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另外， 松原先生也认为，由幕府发布的《宽永诸家谱传》就是以林罗山、林鵞峰、堀杏庵为中心编撰而成，与之相应的是坂詰秀一和松原典明(2013)认为“很多大名再次重视与幕府的关系，为表明家族渊源而积极建造该族墓地并随之建立龟趺碑”。在这种趋势下，包括奥村龟趺在内，当时出现了积极建墓立碑的潮流。
话说回来，必须再次作为问题提出的是，这个龟趺的形象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应该和日本存在龟趺的本身问题相重合。龟趺的起源在古代中国。关野以南朝梁的石碑为例，称之为东汉时代龟趺的遗迹，即在石碑上雕刻了四神图，上有朱雀，下有玄武即龟形基座。龟趺产生于中国，此后向东亚传播。建于中华民国时期的龟趺现存于北京，龟趺的历史在中国延绵不断传承到近年。即便在朝鲜半岛上，其实现统一的新罗时代即7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龟趺。现存最古老的龟趺是位于庆州的太宗武烈王碑(公元661年建成)，此后也连绵不断地建造龟趺至今。中国台湾地区也留存有一例龟趺。但是，龟趺在日本，为什么在进入17世纪之后才出现呢？
在东亚，存在着一种石碑，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有龟形的基座。一般都认为，中国文化是从中国或经由朝鲜半岛流传到日本的。但是，仅限于龟趺而言，并非如此。最初以为是参考了极其近代的龟趺形象而建，却意外地发现要找到与之相应的龟趺并非易事。这也是龟趺形状过于不同的缘故。在日本出现的蓑龟形象与他国石龟相差甚远。当然，根据国情不同，其石龟形象也有微妙差异。但在日本，头部似龙首般夸张的石龟罕见。
本文前有提及藤井先生的观点“龟趺碑中，牌位型的碑身源于佛教，特别是和禅宗的牌位极有渊源”。这应当是阐明了日本龟趺并非产生于中国或韩国的直接影响，而是受到佛教等的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在日本有石碑以外的龟趺实例。前述松原先生的论点中也有所涉及。当时，日本确实存在有龟趺的木碑。龟趺木碑现存3处如下：
宽永十四年(1637)六月十二日 堀亲良墓志 东京都东江寺 堀杏庵撰★
宽永十五年(1638) 浅野长晟 三次市凤源寺 藤原惺窝撰★
宽永二十一年(1642) 中山信吉 饭能市智观寺 林罗山撰★
以上各碑，虽碑身和碑首形态各异，但基座为龟形，且属蓑龟。这些与并非蓑龟形状的奥村·石川·左川田等的龟趺同属一个时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该时期龟趺的蓑龟形象是按照实际存在的自然龟模样而单纯刻画出来的。而且，即便林罗山或堀杏庵撰文的龟趺碑中也有蓑龟形龟趺的存在，这令人不免想到蓑龟与域外儒教或佛教并无直接关联。
行文至此，龟趺碑在日本的成立，不能否认其成立背景与儒家学者的参与及儒家思想有关。但关于日本龟趺的石龟形象，应是最初就有不同来由，遗憾的是尚未弄清其缘起何方。
日本的龟趺，最初是作为大名阶级的墓碑或墓前表彰碑(神道碑)而传入日本的。其背景可追溯到江户初期，有儒家学者的参与。但是，在宽文时代墓碑中可见其作为单立石碑的一种独立倾向。而且，龟趺石龟的形象也开始以蓑龟为主流代表。也就是说，龟跌已成石碑的别称，石碑已和龟趺相辅相成。因此，龟跌碑不再仅限于墓碑和表彰碑，也开始用于各类石碑。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浦岛寺龟趺。那龟趺碑是建于什么时候的呢？其实，碑身背面上方写着天明元年(1781)。另在龟趺下方石基正面写着文政八年(1825)。因此，仅限于石龟而言，那龟趺可以理解为是天明时代的文物吧!但行文至此，可知那蓑龟形龟趺原本与浦岛太郎和海龟并无直接关联，只不过是石碑的一种形态而已。但说到浦岛寺，源于那个有名的故事，龟趺的确是非常应景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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