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FDI与装备制造业碳减排
邓小华,黄嘉欣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煤炭消费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了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如何解决碳排放量过高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为此我国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后逐步降低,2030年前实现不再增长;碳中和是指为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企业团体或个人通过节能减排等环保措施,中和由自身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国把低碳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作为首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过程中,环境规制策略的实施、外商直接投资等都是十分关键的举措。
当前,我国进一步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不断扩大FDI引进规模与投资领域。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比2020年增长了14.9%,达11 493.6亿元,为近十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引资规模再创新高。中国通过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绿色的清洁能源,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实现由过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模式。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政府也在不断出台各类政策提升环境保护的力度。鉴于装备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整个制造业碳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政府相继出台了如《环境保护税法》《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绿色生态船舶规范》等规制手段对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指导规范。
当前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地区或行业碳排放量及碳排放效率的测算[1-3];第二,在时空演变视角下碳排放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4-6];第三,碳减排的路径、碳排放权交易研究[7-8]。这说明了节能减排重要性和急迫性日益凸显,碳减排不仅对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有所帮助,同时对我国进一步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手段,在缓解环境污染、降低能源消耗、绿色发展等方面卓有成效。目前，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手段的效果方面。环境规制可大致分为命令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种[9]。命令型规制是指政府制定一些环境质量制度、法律、标准等,以行政命令要求企业去减少污染排放,对污染排放超标企业依法处罚、责令改正;市场型规制属于一种激励行为,是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策略,使用补贴、排污费、环境税等经济手段进行规范,让企业主动减少污染排放;自愿型规制注重自主性、自愿性,是企业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加大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中的成本投入。
碳排放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约项,而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举措,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目前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积极效应论,即倒逼减排。Porter等认为环境规制在适度的情况下能对企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用创新来促进企业自身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生产率,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量[10]。路正南认为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得出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碳减排的效果比直接将环境规制作用在碳减排上的效果更优秀[11]。二是抑制效应论,即绿色悖论。Sinn认为严苛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对资源的开采增加,从而价格会下降，需求增多,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碳排放增加[12]。Yin等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法规可能会迫使高碳排放产业从中国的东部地区转移到中部或西部地区,虽然这一行为会有利于东部地区的碳减排,但却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13]。三是非线性关系论,即倒逼减排、绿色悖论并存。徐盈之等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不仅对碳排放存在直接作用效应，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简介影响碳排放；
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作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14]。丁绪辉等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E-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与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而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效率呈负相关[15]。
除此之外,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着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污染天堂”假说支持论。这类观点主要是根据雷布金斯基定理,认为一国应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将其污染密集的产业转移到一些环境约束较弱的国家,此时东道国会成为“污染天堂”。John等采用条件Logit模型来估计1986年至1993年美国环境法规对外国跨国公司新工厂选址决策的影响,得出两者呈现负相关,即外商更愿意向环境约束低的地区进行投资转移[16]。Jie通过研究动态递归的FDI进入决策和FDI进入到最终排放的联系,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根据中国29个省工业SO2排放量的面板数据估算出FDI对工业SO2排放量的总影响很小,FDI的资本存量增加1%,工业SO2排放量将增加0.098%[17]。王文治等通过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测算,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得出FDI大量流入会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的污染排放[18]。二是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即支持“污染光环”假说。支持者们认为FDI流入能有效抑制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Letchumanan等研究发现FDI的流入不仅会给东道国带来高新技术转移,同时会通过转让环保型产品与高效的生产过程改善东道国环境问题[19]。张俊彦等认为外资流入可以有效抑制中国的碳排放和促进碳固定[20]。除了上述观点,部分学者支持FDI与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Xiong等通过研究FDI对老挝碳排放的影响得出短期FDI会增加碳排放,长期两者呈现均衡关系并且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型变化[21]。
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的基础型战略性产业,在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处于高消耗、高排放之列。目前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测度[22-23]、低碳转型[24-25]、能源结构[26]等方面。除此之外,有关FDI或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影响的研究都集中在对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7]、技术创新[28-31]、转型升级[32]等方面。虽然也有少数学者研究FDI或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但大多都是以单独视角进行研究,鲜有将FDI和环境规制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在当前全球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背景下,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越发重要。
综上,本文以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为创新点,鉴于研究对象数据的可得性,采用2005—2018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利用IPCC碳排放系数测算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
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FDI、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包括对装备制造业七个细分行业碳排放研究；
运用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直接投资对装备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效果；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 装备制造业能源消耗现状分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5—2018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不断的加大能源消费总量,从2005年的1 071.91万吨增长至2018年的2 449万吨。尽管总体趋势是增长的,但是2013年之后的装备制造业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速开始放缓,表明从能源消耗总量来看,装备制造业正在逐步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装备制造业消耗的主要能源种类见表1。2005—2018年装备制造业主要使用的能源种类集中于煤炭、焦炭、柴油等高污染排放能源。2005—2010年煤炭消耗量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2010年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05—2011年焦炭消耗量逐渐上升,2011年之后开始有所下降,但总体的上升或下降幅度都较小。2005—2010年柴油消费量小幅度上涨,2010年之后呈逐步下降趋势。清洁型能源如天然气等的使用量占比较小,在2005—2018年期间都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综上,装备制造业在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表1 2005—2018年装备制造业能源消耗种类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 装备制造业三废排放现状分析
三废排放量如表2所示。废气排放量在2005—2011年呈增长趋势,2012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之后呈缓慢上升趋势。废水排放量在2005—2015年期间总体上涨,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增速放缓。固体废物排放量也是呈现出增长趋势,期间出现几次短暂回落。综合来看,尽管装备制造业的三废排放量整体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某种程度上说明环境规制手段的治理效果有限,三废排放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表2 装备制造业工业三废排放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细分行业废气、废水排放量官方数据目前只公布至2015年。
(三) 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测算分析
由于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数据无法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测算。当前我国学者大部分都采用化学能源消耗量、能源碳排放系数和二氧化碳转换系数等来计算CO2排放量。本文借鉴孙艳芝等[33]的方法，采用IPCC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具体公式为：
(1)
其中,T表示测算出的CO2排放量;下标i表示装备制造业各行业消耗的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八种主要能源消费品种;ACi表示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第i种能源消耗量,λ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NCVi表示第i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值,CECi表示第i种能源的单位热值含碳量,COFi表示第i类能源的碳氧化因子,44/12代表碳转化为CO2的系数,各种能源碳排放参考系数如表3 所示。
表3 八种能源碳排放参考系数
注：数据来源于碳排放交易网。
根据IPCC公式测算得到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005—2018年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情况
2005—2011年期间我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总量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达到了1 4230.74万吨的顶峰值,碳排放污染情况十分严峻。2012年之后开始逐年降低,到2019年已经降低为6233.44万吨,较2011年相比降低了56.2%,从中可以看出装备制造业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已卓有成效。从细分行业碳排放量测算结果可看出,其中2005—2018年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量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尽管2012年后两个细分行业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仍排在整个装备制造业前列,2018年金属制品业碳排放量与总体发展趋势相反,较前几年有较高增长。而仪器仪表制造业碳排放量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减少一系列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来保证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措施主要分为命令型、市场型、自愿型这三类,因此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讨论环境规制手段对装备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命令型规制侧重于强制性手段,可以说采取命令型规制是对装备制造行业进行一次“大清洗”,优胜劣汰。在这个过程中,高污染型、高能耗型生产过程会被逐步取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市场型规制强调的是运用市场机制来激励行业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减少污染。主要可分为成本型激励和投资型激励,前者是增加处理污染的费用并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后者是以市场手段创新提高生产率,降低污染排放。自愿型规制是通过第三方如公众、媒体等间接监督管制,进一步减少装备制造业企业碳排放。综上所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下,环境规制是影响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不同强度、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FDI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碳排放主要具有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影响机制。首先,由于大量的装备制造型外商企业来我国进行投资,扩大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同时也会加大能源的消耗,治污水平远不及污染排放,最终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其次,外商的引入不光会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时也会改变一个行业的内部结构,这种效应的影响取决于引入的外商是低污染型还是高污染型、技术型还是工业型的企业。高污染、工业化企业的引入会加大能源消耗,增加碳排放量。相反,引入低污染、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会带动装备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减少整个行业碳排放量。最后,FDI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节能减排技术能通过技术溢出、示范效应、合理竞争等途径促进东道国加强排污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但是,技术效应也会存在一定的负作用,技术水平提高导致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产品价格也会下降,需求就会增多,企业会开始加大生产规模,最终导致能源消耗量增加,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综上所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下,FDI能够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但其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不同的作用机制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FDI对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环境规制、FDI对装备制造业都存在一定的直接影响,两者对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差异性影响。同时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FDI也会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当作“污染避难所”,将本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以牺牲环境来吸引外商投资,发展本国经济。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不再一味追求这种以牺牲绿色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越发重视经济同生态的平衡发展。环境规制与FDI一般来说呈现负相关,越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某种程度上约束了FDI的流入。这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企业为了满足高标准的环境规制要求,会花费更多的减排费用,从而挤出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企业,减少碳排放量。综上所述,FDI的流入能够驱使装备制造业加强行业内的环境规制,而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门槛,将高污染高耗能装备制造企业挤出,对FDI有一定筛选的作用,从而减少碳排放。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3:环境规制、FDI的交互作用能够实现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碳减排。
(一) 模型构建
为分析环境规制、FDI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以及两者协同作用下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以及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结合提出的三个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三个模型：
(2)
ln CO2it=β0+β1FDIit+β2ln TECHit+β3ln SOCit+β4ln HUMit+εit
(3)
ln CO2it=γ0+γ1ERit+γ2FDIit+γ3ERit×FDIit+γ4ln TECHit+γ5SOCit+γ6ln HUMit+εit
(4)
其中,i表示装备制造业某细分行业;t表示年份;CO2it表示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量;ERit表示装备制造业环境规制;FDIit表示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ERit×FDIit表示装备制造业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二者协同;TECHit表示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SOCit表示装备制造业产权制度;HUMit表示装备制造业人力资本;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指标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装备制造业碳排放(CO2)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由公式(1)测算得到。
2 核心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ER)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于环境规制,主要参考宋典等[34]的测算方法,选取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废水废气治理费用总和与装备制造业各行业产值之比来衡量,比值越大,环境规制越严格。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参考陈超凡等[35]的做法,选取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与规模以上企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3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HUM)、科技创新(TECH)和产权制度(SOC)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 人力资本(HUM)选取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科技创新选取年装备制造业各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产权制度(SOC)选取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与规模以上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值来衡量。
4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测算行业层面碳排放量、环境规制指标时,目前《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关于细分行业统计口径的环境测算指标只公布到2015年,本文根据历年数据采取移动加权平均法、回归法将缺失数据补齐到2018年。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为了消除异方差,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可以看出，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最大值为8.577,最小值为3.202,二者之间相差较大,表明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在二氧化碳排放上存在很大差别。行业环境规制看,最大值为0.278,最小值为0.011,相差较大,进一步表明各行业间环境污染程度不同,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力度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相差0.662,外商投资方面存在差异。
表4 描述性统计
(二) 单位根检验
采用LLC单位根检验方法测试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所有研究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进行后续面板数据回归。
表5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三) 全行业的回归分析
在面板数据回归之前分别对三个模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豪斯曼检验还是F检验,三个模型均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得出三个模型最终全部选择固定效应FE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6 中列出了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样本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其中环境规制、FDI各自对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的碳排放量的直接影响都呈现正相关,而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对装备制造业整体碳排放量呈现负相关。
表6 环境规制、FDI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从表6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2.238,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二次项作用系数为-5.530,但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而是正向的线性关系,因此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会导致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侧面验证了“波特假说”,即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排污企业的减排、治污成本将愈来愈高,如果企业不选择用清洁技术的引进或研发来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较高的治污减排投入,将会使企业在成本管理上丧失优势,无法实现较为理想的利润目标,失去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上失去积极性。环境规制会增加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的成本挤出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会直接增加装备制造企业在减排、治污等方面的成本支出,造成企业利润下降,因此在经济利益面前,装备制造企业往往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利润降低,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增加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如果装备制造企业仅仅依靠扩大生产规模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结构转型等方式积极主动地去改革生产方式,那么环境规制是无法对企业产生“倒逼机制”,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量。
从表6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变量FDI的回归系数为0.914,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会增加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量,结果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原因在于装备制造业本就是碳排放较多的行业,再加上外商主要是将其国内重度污染的装备制造企业转移到我国,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加大了二氧化碳排放量。首先，伴随着外资进入我国之后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会增加能源的消耗量,进而促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其次，装备制造业中大部分的细分行业属于高碳行业,外资往往会流入这些高能耗产业,从而导致整体行业的碳排放量增加。此时若不对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加以约束,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对外资进行“筛选”,会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绿色发展。
从表6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得,变量ERXFDI的回归系数为-4.679,显著为负,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说明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促使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FDI的环境门槛,环境规制与FDI的协同作用是有利于装备制造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原因在于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FDI设置更高的环境门槛,不再只注重外资流入的数量,而是更加追求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包括考虑FDI的技术水平、环保水平、能源消耗情况、环境污染情况等来对FDI进行筛选,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企业为了满足高标准的环境规制要求,会花费更多的减排费用,从而挤出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企业,减少碳排放量。
(四) 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回归分析
为探究环境规制、FDI对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分别对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行业间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环境规制、FDI对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碳排放量影响回归分析
表7中LM检验结果可知,行业间异质性分析回归应选择随机回归效应模型。模型1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次项、二次项均为正数,表明环境规制会直接增加这两个子行业的碳排放量。环境规制在其他子行业的碳排放量上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政府在这些子行业实施的环境规制效果显著,能有效的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模型2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碳排放影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会增加两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其他行业的外资流入对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外资的流入给这些行业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与节能减排技术,从而能够促进这些子行业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模型3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对细分行业碳排放的影响与二者单独作用的结果相同。两者的协同作用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均显著为正,即二者的协同作用无法抑制两个子行业的碳排放量。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对其他的细分行业碳排放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二者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的帮助这些子行业实现减排。
(五) 门槛效应分析
为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是否会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情况产生不同影响,对环境规制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见表8。
表8 F检验、豪斯曼检验和LM检验
表8结果显示，最优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015。采用似然比统计量(LR)检验门限估计值真实性,原假设为“估计值等于真实值”,参照虚线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R统计量的临界值,实线与横轴的交点为门限值点估计值。图2 的门限值与表9 相符,模型均通过了真实性检验。
表9 门槛效应检验
图2 门限LR图
以环境规制(ER)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10 。当环境规制的强度小于0.015时,FDI对于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呈不显著的抑制作用；
当环境规制的强度大于0.015时,FDI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此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015,FDI对碳减排的作用更为显著。
(六) 稳健性检验
1 滞后效应 本文进一步考虑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量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采用滞后一期的ER和滞后一期的FDI进行回归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表11结果和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建立的模型稳健有效，可信度较高。
表11 滞后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2 缩尾处理 本文进一步对被解释变量ln CO2进行5%的缩尾处理，并进行回归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表12结果也和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建立的模型稳健有效，可信度较高。
表12 缩尾处理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 结论
第一,从装备制造业整体行业来看,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二者各自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呈现正相关,即环境规制、FDI两者的单独作用并不利于装备制造业实现碳减排;但二者的协同作用会对装备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行业整体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
第二,从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方面,七个细分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七个子行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促进和抑制的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环境规制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实施并不能降低这两个子行业的碳排放量;而在剩下的五个细分行业中,环境规制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规制有助于五个细分行业实现碳减排;外商直接投资以及FDI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装备制造业七大细分行业的影响与环境规制一致,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显著为正,对其他五个子行业碳排放显著为负。
(二) 对策建议
第一,树立环境规制和FDI协同发展意识，促进装备制造业整体低碳化发展。首先,从行业整体来看,尤其是FDI规模的有效利用方面,外商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扩大装备制造业经济规模,而FDI质量的提高却能促进装备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减少碳排放;其次,为了改善吸引投资的竞争环境,积极引导,合理布局,地区政府在吸引外商流入的同时,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侧重于向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最后,政府应从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等维度科学评价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避免盲目引进。可实施一些环境规制手段,如政府需要优化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外资进入门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第二,根据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自身发展情况不同，采取差异化政策措施。高技术装备制造行业应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一方面，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创新环境规制手段、充分发挥 “双重红利”,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行业碳排放量；
另一方面,注重引入外资的质量,增加绿色科研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工具、技术转型升级,减少污染能源消耗量。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应选择继续扩大FDI规模,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和政府严格环境规制手段,落实处罚管理机制,进一步减少引进高污染、高能耗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第三,优化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加强污染控制力度。由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会导致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的动力不足,这时可通过经济手段将碳排放量化、资产化,使“碳”直接作用到生产消费成本上,从而将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向内部转化,在此基础上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尽管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高耗能行业,但装备制造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细分行业的碳排放量业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碳排放权交易这一环境规制手段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提高FDI引入的环境门槛和技术门槛,两者之间良性互动,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倒逼装备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投资带来的创新性技术相互协同作用,不近会对整个行业的绿色低碳化转型升级带来益处,也能推动整个社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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