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王 瑛，李舒婷
（1.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体系中的 “绿洲” ，并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国内各区域对外贸易在面对风险冲击时的 “长鞭效应” 日益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 “稳外贸” 的发展政策及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022 年4 月29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为我国经济发展把舵定调。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也由追求 “效率、利润和全球化” 转向谋求 “效率与韧性、利润与安全、区域化与全球化” 的均衡发展，促进对外贸易更具韧性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既有研究看，有学者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通过对比我国各区域在受到冲击后不同时间段出口贸易的表现，描述了2001—2012 年我国出口贸易韧性的空间差异，并指出产品多样性、应急性税收、加工贸易方式是提高贸易韧性的有效因素[1][2]；
也有学者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了各区域贸易韧性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因素[3]；
还有学者从全球供应链角度出发，基于中间品视角测度了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及贸易韧性[4]。既有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对外贸易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基于已有风险，运用阶段比较来描述特定背景下对外贸易韧性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忽视了贸易韧性发展的动态性，难以刻画研究主体在长期中的持续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区域贸易韧性演变趋势及空间发展规律的研究，且对驱动力的分析也较为笼统，未能考虑区域发展异质性对于研究大国贸易韧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将在系统测度我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的基础上，揭示我国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及驱动力，为我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合理提升对外贸易韧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经济韧性及相关研究
“韧性” 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 “resilire” ，由美国生态学家Holling 提出，指系统在受到干扰后恢复至原始状态的能力[5]。从经济学视角看，经济系统既不存在单一状态，也不存在简单均衡或多重均衡，而是寻求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均衡。因此，大多数研究采用Martin 的定义，将经济韧性拆分为经济系统抵抗风险冲击的能力、冲击过后恢复至原有状态的能力、重新组织并调整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能力等三个层面[6]，均强调经济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表现。
在针对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Briguglio，L 等指出，经济抵御风险能力与经济脆弱性直接相关，风险可以直接等同于脆弱性[7]，并通过对86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韧性研究指出，一国或区域的经济脆弱性是内在的，但外部的经济政策却可以有效增强一国的经济韧性水平[8]；
Aiginger K 认为，由于受到风险干扰，经济系统将会产生一定的产出损失，这种损失会直接影响该系统的恢复能力[9]。基于既有研究，并且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高辰颖从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诠释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力韧性的因素[10]。
（二）对外贸易韧性及相关研究
提升经济韧性的本质在于通过提升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延缓其受到的冲击规模和时间，甚至使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就国际贸易而言，以2008 年金融危机为背景，诸多学者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导致贸易崩溃的问题。如戴翔、杨继军等认为，由于垂直一体化分工，危机冲击将对危机来源国的贸易萎缩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冲击全球贸易[11][12]；
唐宜红等研究发现，经济危机对对外贸易的 “长鞭效应” 会随着价值链的深入进一步放大[13]。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此后两三年内，中国对外贸易便恢复到原有水平。王孝松等将中国对外贸易表现超调归因为贸易政策、贸易结构、经济形势、供应链国际化和其他特定因素等[14]。因此，提升一国或地区的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制定良好的贸易政策、扩大贸易伙伴是减少外部风险冲击的有效手段。
从影响因素看，学者们一般从区域空间发展差异视角进行研究，指出一国的营商环境、制度政策、区域交通发展差异，甚至文化习俗都会对贸易链的延伸产生较大影响，而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产品价格及国民收入，并且会随着价值链的深化产生空间溢出效应[15]。潘文卿等指出，我国区域贸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拥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制度条件及文化条件等，会对该区域的外资引进、贸易利益的分配产生显著影响[16]；
黎峰认为，由于后发地区价值链参与度不高，区域贸易存在较大的转换成本，提高贸易信息的转换效率成为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17]。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外部风险冲击下，区域的硬条件和软条件都会影响区域的抗风险能力，这种条件将会随着价值链的深化对区域贸易的抗风险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借鉴Martin的定义，本文将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分解为贸易的抵抗能力、贸易的恢复能力、贸易的组织重构能力等三个维度。考虑到当前我国贸易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外部风险冲击对我国贸易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只有改善贸易的软条件和硬基础，才能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延缓贸易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并进一步提升贸易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重构能力，从而有效增强贸易的稳定性，提升对外贸易韧性。
（一）研究方法
1.熵权法。本文利用熵权法，对中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研究数据缺失，研究对象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对外贸易韧性综合水平进行计算。为保证原始指标数据各权重的科学性和可信性，首先根据公式（1）（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公式（3）进行信息熵计算，通过公式（4）（5）得出权重和最终结果，其中，i、j分别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区域。
2.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通过利用随机变量的连续性来探测一个现象的不均衡分布，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因此，为进一步探明我国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分布差异和时间演进特征，本文采用Kernel Density 进行估计，计算参见公式（6）（7）。其中，N为对外贸易韧性观测值的数量，h为带宽，Xi为独立同分布的对外贸易韧性观测值，表示对外贸易韧性均值，K（x）为核密度函数。
3.Theil 指数及其分解。为进一步测度对外贸易韧性的区域差异来源，本文运用Theil 指数及其分解公式得到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计算参见公式（8），其中，Tt、Twt、Tbt分别为t年份对外贸易韧性Theil 指数、区域内和区域间Theil 指数。其中，i、j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区域，t为年份，P为城镇从业总人口数，x代表对外贸易韧性。
4.地理探测器模型。为探究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空间分异的决定因子，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法对其发展空间的驱动力进行单因子和交互因子分析，计算参见公式（9）（10）。其中，q为各个影响因子对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y的空间差异解释力；
h为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y和各个影响因素x的分层，其最大值为K，最小值为1；
N为全部的单元数，Nh为h层的单元数；
σ2作为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y的方差；
p为因子q的显著性检验值。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年）、《口岸统计年鉴》、中国海关总署自贸区与特殊区域发展司官网（http：//zms.cus toms.gov.cn/）和百度地图等。个别缺失数据则运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一）对外贸易韧性评价
1.模型设计。本文研究对象为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区域的对外贸易韧性。因抵抗力与恢复力高度相关，难以在数据层面完全区分，故在后续研究中统一划分为抵抗与恢复能力、重构能力两个维度。
抵抗与恢复能力主要借鉴宗会明[3]、贺灿飞[1]、张明斗[18]的相关研究；
贸易重构能力主要借鉴张明斗[19]、王璋[19]的相关研究，以经济支持、电子商务支持及政府支持来反映贸易重构能力。具体对外贸易韧性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2.结果分析。我国对外贸易韧性计算结果如下。
（1）对外贸易韧性综合指数。依据前文构建的对外贸易韧性评价指标体系，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贸易韧性综合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总体而言，2010—2019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贸易韧性均值呈上升趋势，对外贸易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结合表1指标权重可知，我国对外贸易韧性得到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各地区巩固发展基础，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力度，产品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企业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二是地区间相互交流学习，重视贸易政策的借鉴和创新，积极申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三是各地区重视对外贸易技术壁垒的研究，切实解决了企业出口难等问题，而且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我国与贸易国之间的交通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区对外贸易环境得到改善。上述一系列开放举措不但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而且增强了中国对外贸易抗击风险的能力。
表1：对外贸易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分布
表2：2010—2019对外贸易韧性测算结果
为更直观地反映对外贸易韧性的空间差异，本文将对外贸易韧性划分为三个维度，即高对外贸易韧性地区（韧性值≥0.300）、中对外贸易韧性地区（0.015≤韧性值＜0.300）、低对外贸易韧性地区（韧性值＜0.015）。观察可知，2010—2019 年，我国高对外贸易韧性地区和中对外贸易韧性地区进一步增多，对外贸易韧性空间分布格局由 “金字塔型” 向 “橄榄型” 转变。分地区看，由于拥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区位条件，东部地区始终具有较高对外贸易韧性水平，为我国中高对外贸易韧性聚集区域，并且在过去10 年间，其对外贸易韧性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年拉大；
西部地区如贵州、甘肃等省份在观察期内一直处于低对外贸易韧性水平，这不仅与其外贸基础薄弱有关，还与其对国家优惠政策的把握力度不足、对人才吸引力不够等相关，发展的不均衡性在短期内可能也难以改善；
除东部地区外，沿边地区以及贸易交通发达的内陆地区逐渐跻身为中高对外贸易韧性地区，说明政府政策效果较为显著；
传统贸易落后的内陆地区（如山西、宁夏等地）在观察期内，特别是2013年以来，对外贸易韧性增长幅度较大，但其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表明这些地区正利用特色产品、政策或区位优势倒逼自身提高对外贸易韧性水平，但提升效果并不显著。
（2）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区域分布与动态演进。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各个区域的对外贸易韧性水平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为了更直观地考察我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发展差异、格局及时间演变特征，本文对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全国以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等4 个区域进行核密度分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韧性核密度分布总体趋势为右移，表明我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呈现上升态势；
核密度主峰峰值先增大后减小，主峰宽度先变大后变小，说明我国对外贸易韧性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先缩小后极化，后期对外贸易韧性发展不均衡现象加剧。东部地区对外贸易韧性分布总体趋势为右移，说明其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主峰宽度呈扁平状，说明该地区对外贸易韧性发展较均衡，且发展质量较高，但2019年出现双峰，表现出一定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中部地区右移幅度较大，表明2010—2019年对外贸易韧性水平涨幅较大；
主峰宽度不断缩小，说明对外贸易韧性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不断减小；
2010—2019 年右拖尾现象明显，延展性逐渐拓宽，表明该区域对外贸易韧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呈上升态势。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加之与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经贸往来的不断密切，进一步提高了中部地区贸易风险分散能力。东北地区的核密度曲线表现较混乱，由前期的 “单主峰” 转变为2013年后的 “无主峰” ，表明东北地区在2013 年后贸易基础大幅落后，对外贸易韧性回落明显。相关数据也显示，2013 年以来，东北地区的贸易集中度显著增大，特别是2019年黑龙江省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占比超90%，严重忽略了市场开拓的重要性；
上述地区人口流失严重、科技投入不够，导致人才和产品储备明显不足，使得贸易产品的类别只集中于初级或中级产品。西部地区核密度分布图呈现 “右移—左移—右移” 的态势，说明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韧性呈螺旋上升态势，而且双峰形态逐步消失，表明西部地区由极化趋势转变为均衡发展态势。
（3）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为进一步甄别我国对外贸易韧性差异的来源情况，本文计算了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的Theil指数及其贡献率（见表3）。
整体看，2010—2019 年对外贸易韧性Theil 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均大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韧性不均衡现象主要来源于区域内的差异。分阶段看，2010—2014年，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波浪式上升态势，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总体差异和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区域内差异却不断扩大，对外贸易韧性不均衡程度逐渐加剧。2015—2017 年，对外贸易韧性指数、区域间以及区域内Theil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对比来看，区域内Theil指数的波动幅度进一步增大，表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对外贸易韧性指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18—2019 年，整体Theil 指数回落至3.588，这一阶段的区域内Theil 指数均显著下降，表明这一阶段整体对外贸易韧性的不均衡性主要源自区域内差异的缩小。分地区看，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Theil 指数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并且西部地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与东部地区持平。这表明，未来中国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时，应注重西部地区的发展，补齐短板，缩小区域内的差异。东部地区的Theil 指数虽然在2015年之前呈下降趋势，但自此之后却呈现波浪式上升，表明东部地区对外贸易韧性的不均衡性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大，其对外贸易韧性的稳定性也忽高忽低。因此，未来东部地区应将分散对外贸易风险作为重点。
借鉴陈惟刚[20]、揭础铭[21]、王奇珍等[22]的研究，本文甄选出与对外贸易韧性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分别为政府因素、市场因素、数字贸易因素、科技教育因素、结构因素，并将处理过后的原始数据导入地理探测器模型中（见表4）。由分析结果可知，除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影响因子均对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有着显著影响。
表3：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的Theil指数及分解
表4：2010年、2019年对外贸易韧性单因子探测结果
2010 年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是对外贸易韧性解释度最高的因素。2008 年以来，跨境电商增长较快，其年增长率远高于同期出口贸易增速，从2015年3月起，国务院已累计批准设立了6批共132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19 年科技发展水平是对外贸易韧性解释度最高的因素。2010 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通过提升研发投入，逐渐摆脱了价值链下游发展束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不断提升，对外贸易韧性不断强化。
2010—2019 年，影响对外贸易韧性正增长的因素为财政规模、财政风险、市场容量和教育发展水平。q值增幅最高的是教育投入，增幅为0.149 1。因此，不断培育新型贸易人才有助于保证我国对外贸易韧性的不断提升。2010—2019 年，财政规模q值增幅为0.135 4，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适当干预为贸易发展提供了保障，并且提高了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了内部配置。2010—2019 年，财政风险q值增幅为0.086 1，财政赤字率在某种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回升，说明把控财政风险能促使对外贸易保持均衡和持续的增长。市场容量影响显著，且q值提升了0.010 1，其扩大有利于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带动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2010—2019 年，导致对外贸易韧性负增长的影响因素为市场潜力、互联网普及率和贸易结构。人口密度q值下降了0.122 2，原因在于城市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增加区域环境负担和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压力，从而增加了贸易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互联网普及率q值下降了0.083 4，原因在于2010—2019 年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加，各省域的互联网普及率基本趋于饱和。加工贸易占比q值下降0.309 2，下降幅度大的主要原因为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一般贸易占比增速远高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在不断减弱。
从对外贸易韧性指数影响因子交互效应来看，2010年，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素交互探测值排名前五的是：X1财政规模∩X3市场容量，X7科技发展水平∩X9贸易结构，X2财政风险∩X7科技发展水平，X3市场容量∩X6跨境电商发展水平，X3市场容量∩X8教育投入水平。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交互探测值排名前五的是：X1财政规模∩X10产业结构，X1财政规模∩X9贸易结构，X2财政风险∩X8教育投入水平，X3市场容量∩X7科技发展水平，X5互联网普及率∩X7科技发展水平。
综合来看，交互探测平均值由2010年的0.78上升至2019年的0.80，说明对外贸易韧性各影响因素间的耦合作用进一步提升；
2010年平均交互值最大的为财政规模，而2019年则转换为科技发展水平。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韧性逐渐由财政政策协调转变为科技创新催化。2010—2019年，对外贸易韧性平均交互值降幅最大的影响因素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说明我国应进一步明确跨境电商的发展战略，同时尽早提出数字贸易中式模板，从而提升数字贸易的稳定性。
续表
（一）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外贸易韧性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并且近年来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逐年扩大，我国对外贸易韧性不均衡现象显著；
中部地区对外贸易韧性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高对外贸易韧性地区发展水平逐年增大；
东北地区对外贸易韧性水平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两极分化趋势明显；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韧性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均衡，但某些低韧性地区却难以找到突破口；
观测期内，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不均衡性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均衡现象并未得到显著缓解，主要由区域内差异造成；
在四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对不均衡现象的贡献率几乎持平，东部地区自2018 年后不均衡现象有所加剧；
影响对外贸易韧性的显著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市场因素、数字因素、科技教育因素，而在结构因素中产业结构的作用力并不显著；
通过对各单因子进行交互分析，除跨境电商外，其他因子的交互项对对外贸易韧性的作用力均较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依据实证结果，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我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
首先，利用比较优势，提升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水平。对东部地区而言，应重点促进传统行业与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发展，打造贸易新业态，并且通过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分散贸易风险；
中部地区应牢牢把握政策机遇，积极搭建内陆地区国际贸易通道，加快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和承接转移示范基地的建设；
东北地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沿边地区的贸易和产业合作，扩大贸易国的合作范围，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
西部地区应通过省域协同合作、加大科技投入等方式解决气候、地形、海拔等环境限制，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引入与西部特色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外资等。
其次，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基础，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打造我国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联动提升机制。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各地区加强协同发展，寻找破除地区割裂现况的有效方法，同时鼓励各区域加强交流合作，通过加强文化习俗的沟通实现贸易产品的流通。另一方面，要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高效便捷流通。
最后，加快贸易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提升科技和贸易经济的融合水平。其一，政府要推动新基建，加快5G 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力度以提高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消除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因信息落后而产生的贸易成本。其二，运用高科技对贸易相关部门进行联动，打造联动式智慧化政府，为各区域电子商务企业保驾护航。其三，加强跨境支付安全保障，建立可靠的跨境支付体系，确保客户可以获得优质的网络服务和安全的订单支付环境。
猜你喜欢韧性贸易区域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今日农业(2022年16期)2022-09-22“2021贸易周”燃爆首尔金桥(2022年1期)2022-02-12分割区域发明与创新·小学生(2021年3期)2021-03-25贸易融资砥砺前行中国外汇(2019年6期)2019-07-13房地产市场韧性犹存中国外汇(2019年22期)2019-05-21韧性，让成长更美好中华家教(2018年11期)2018-12-03贸易统计中外玩具制造(2017年11期)2017-11-09区域发展篇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年1期)2017-02-05笑中带泪的韧性成长特别文摘(2016年15期)2016-08-15贸易统计中外玩具制造(2015年11期)201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