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过继叙事

王 凯，赵 霞

过继“是指无子或户绝的家庭为了延续宗族世系、祭祀祖先神灵而将家庭之外的人立为子嗣，也是传统社会比较重要的一种立嗣承继方式。”[1]96作为一种拟制的亲子关系，过继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是现实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当这一特殊事件进入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时，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过继叙事。“翻检明清白话小说可以发现，以较为完整的情节单元形态出现的过继叙事是小说中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1]96从《三国演义》中刘备过继寇封，改名刘封，到《水浒传》中高俅过继高衙内，再到《金瓶梅》中吴月娘过继玳安改名西门安。过继叙事都在长篇小说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作为“两部前无古人的杰作”[2]之一，《儒林外史》中也有过继叙事。笔者在对《儒林外史》过继叙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上的作用，并结合吴敬梓生平，探讨认为《儒林外史》中较多且成功的过继叙事，可能与吴敬梓的过继经历有关。

《儒林外史》中一共有两处过继叙事。一处是赵姨娘过继严贡生的儿子，在第六回和第十八回的小部分。另一处是鲍文卿过继倪霜峰的幼子倪廷玺①，集中在第二十五回、二十六回、二十七回，以及二十八回到三十三回、三十七回、四十二回间有其事②。通过对以上两处叙事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过继叙事的基本形态有以下认识：

第一，继父母一方无嗣，才会选择过继。如赵姨娘在严监生死后，原本并不需要过继子嗣，只是后来严监生的幼子早夭，导致严监生家无嗣，赵姨娘才会从严贡生家过继一个儿子。鲍文卿也是在己身无嗣的情况下，选择过继倪廷玺作为嗣子。

第二，过继有着严格的程序。如鲍文卿过继倪廷玺，不仅找了两个邻居作保人，倪霜峰还立下了过继文书，以作凭证。赵姨娘想要过继严贡生的幼子，须请严贡生和其他族老前来商量，十分隆重。

第三，过继本身会产生风波。如赵姨娘过继严贡生家的儿子，最后却上升到了司法刑诉的地步。鲍文卿去世后，嗣子鲍廷玺被嗣母赶出家门，保人调解也无用。

第四，嗣子在过继后，与原生家庭的关系难以割舍，仍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严贡生的儿子出继给赵姨娘为的就是争夺严监生留下的家产，因而与原生家庭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甚至将嗣母赵姨娘赶了出去。倪廷玺出继给鲍文卿后，依然为生父尽孝，并与大哥倪廷珠保持联系。

作品中的过继叙事，一处是族内过继，另一处是异姓过继，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不同的过继方式，来丰富文本的叙事内容。对于族内过继，作者的焦点在过继的目的——争产；
对于异姓过继，作者的焦点在过继的结果，即以失败而告终。两次过继叙事有着不同的叙事呈现，彰显了吴敬梓纯熟的叙事技巧。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特殊事件，过继会引发一连串的附加事件，衍生出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儒林外史》中的过继叙事具有拓展新的情节空间、引发并规定新的叙事走向以及连缀文本叙事结构等小说叙事价值，值得我们探究。

(一)拓展新的情节空间

过继叙事是一个叙事单元，将过继代入小说中会生发出新的情节内容，拓展新的情节空间。以第一处赵姨娘过继严贡生的儿子为例。在第五回，随着严监生的因病而终，二严的列传似乎要告一段落了，可严贡生还在省城没有回来，如果此时作结，未免有些有头无尾，整个列传趋于平淡。作者巧妙地捕捉到了幼子这一信息，从中做一点文章，设定严监生幼子早夭，这就使严监生面临无嗣的问题。一时间，寡母坐拥严监生所有的财产，成为了众矢之的，故事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果不其然，远在省城的严贡生千里归乡只为财，使用手段想逼迫赵姨娘过继自己的二儿子，好任自己摆布。赵姨娘想要保住丈夫的遗产，就必然会和大哥严贡生产生冲突，故事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二严传的故事在得到拓展的同时，也更加具有深度，具有现实内涵。

(二)引发并规定新的叙事走向

过继叙事是一种叙事动力，引发并规定新的叙事走向。过继在进入叙事进程后，人物复杂的关系会形成行动的内驱力，驱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可以利用这一“推手”引导叙事的走向。如，严监生无嗣后，赵姨娘过继一事成为必然，故事想要产生冲突，就需在过继的人选上下手。作者根据大房和二房的关系，设置双方过继的人选不一致，形成了新的故事冲突点。但是，人物自身的情感逻辑不会一直受作者“摆布”，会形成新的制约力量冲破预设情境，进而规定新的叙事走向。如，鲍文卿过继鲍廷玺后，作者时常安排父子二人一起行动做事，感情颇深，但没有血缘关系的隐患始终存在。一旦鲍文卿过世，鲍老太就向鲍廷玺发难，异姓过继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鲍廷玺被赶出家门的必然结果。

(三)连缀文本叙事结构

过继叙事更是作为一个衔接点，连缀起了《儒林外史》整个文本的叙事结构，从一个侧面突显了士风日趋没落的主旨。根据学界共识，《儒林外史》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写一群假名士、八股选家为科举制度所荼毒，人格扭曲，却甘之如饴。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八回，写一些真儒贤人不为科举名利所扰，致力于恢复儒家的礼乐理想，兴建泰伯祠的故事。两个部分中士人的道德和行径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士风，前者士风污浊，后者士风清正。而衔接士风前后变化的正是鲍文卿过继倪廷玺一处叙事。作者高明之处在于，过继叙事不仅把全书前两部分连缀起来，而且叙事本身也勾勒出了一条鲍文卿和鲍廷玺两代人生命沉沦的轨迹。这条轨迹下降的走向刚好与士风上升的趋向相反，作用上却相辅相成，共同指向了作品的主旨。概言之，作品结构是由第一部分的假名士向第二部分的真贤人过渡，但是由于作者在过渡部分铺设了鲍文卿和鲍廷玺父子一代不如一代的暗线，使得文本效果上消解了原有的积极意义。过继叙事成为了两根线索的衔接点和相交点，彰显出了吴敬梓高超的叙事能力。

《儒林外史》中的过继叙事不仅具有小说叙事价值，而且在揭示人物心理、丰富人物形象，以及描摹众生世相等人物塑造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一)揭示人物心理

过继叙事能够揭示人物心理。嗣子作为一个外人，被过继到嗣父母家庭后，新生的伦理关系会对原先的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内部的和谐稳定。过继(尤其是异姓过继)的嗣子和嗣父母之间由于缺乏血缘关系这种根本的保障，双方时刻保持一种微妙的心理关系。这种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会保持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外力的强烈冲击，双方的矛盾就会在某一个点上集中爆发。过继叙事的整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物心理变化的机遇。如，鲍文卿过继倪廷玺这一处过继叙事中，鲍老太的心理活动变化值得我们揣摩。在鲍文卿年老无子刚要决定过继时，“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遍，乃眷也欢喜。”[3]314过了两年，“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儿、女婿。”[3]314等到鲍文卿去世后，鲍老太见财起意，给嗣子娶悍妇，“这管他怎的！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3]334遭到鲍廷玺婉拒后，气急败坏，“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开口就说要穷……你这奴才知道甚么！”[3]334鲍廷玺娶得悍妇过门后，鲍老太又听信女儿、女婿的谗言，要将嗣子赶出家门，“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3]337鲍老太随着处境的改变，至少出现了五次心理变化。通过过继叙事，作者一步步表现出鲍老太的咄咄逼人，细腻地写出了人物曲微的心理变化。

(二)丰富人物形象

过继叙事能够丰富人物形象。在宗法社会后期，过继成为了财产争夺的一种手段，面对巨额财产，观其言语、行动便能看清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和形象的优劣。作者亲身体验，深知这一点，于是安排了过继一事来“拷问”争产者。这里我们以第一处族内过继中的严贡生为例证，来探究过继叙事对人物刻画的效果。李汉秋先生曾指出，“吴敬梓笔下‘坏人完全是坏的’为数很少,严贡生是其中写得最充分的一个。”[4]这话不无道理，作者对严贡生形象的刻画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在过继叙事前，对严贡生主要是侧面描写，真正揭示其丑恶嘴脸的还要在过继叙事之中。严监生对其兄严贡生的感情可谓深矣，仁义至尽矣。可严贡生却丝毫不讲兄弟情谊，不仅在惹上官司后一走了之，将其弟置于危墙之下，更在其弟辞世后，暗地谋划家产。严贡生先吩咐家人，“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等我回来斟酌。”[3]79-80此时严贡生就开始别有用心。好景不长，严监生幼子早夭，赵姨娘打算过继严贡生小儿子，写信与严贡生商量。严贡生知道后，仅说一句“我知道了。”[3]81严贡生赶回家里后，看到妻子在收拾屋子，阻止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3]84话一出口，就将之前窥测二房财产的心迹表露无遗。果然，严贡生一改之前对赵姨娘的称呼“二奶奶”，而是直叫“他算是个甚么东西？”“赵新娘”“小老婆当家”[3]85-86。为了把二儿子强行过继给二房，更是将赵姨娘诉之公堂，直呼“泼妇！”[3]87在利益面前，严贡生将之前伪装的面孔摘下，换之以冷血、无耻、肮脏。作者仅用过继这一试金石，便验出了严贡生的成色，读者读之只觉如临其境、义愤填膺。

(三)描摹众生世相

过继叙事能够描摹众生世相。过继一事，无论何时何地，总免不了产生一些风波，除了处在过继中心的人外，周围人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进而呈现每个人的独特画像。如，王仁、王德二人先前在严监生银两的相济下，与赵姨娘打得火热，甚至一度被引为“平生之泰山”，“孰知一到认真时，毫末靠不得。”[5]260真正到了过继大事上，二人不是借文会遁走，就是三缄其口，片叶不肯沾身。族长严振先面对汤县令的问讯，和稀泥，两不得罪，毫无长者之风，以至于黄小田先生都评点道：“天下族长大半如是”[3]87。赵姨娘的本家赵老二和赵老汉更是畏畏缩缩，毫不为赵家人做主。以上是第一处族内过继的世态人情，第二处异姓过继也同样如此。为了将嗣子鲍廷玺赶出家门，谋取家产，鲍家女婿和女儿屡进谗言，品格败坏。金次福、沈天孚以及沈大脚等人，张口即谈钱，毫无道义可言。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也有颇有信义之人。如，鲍文卿找来过继的保人——张国重、王羽秋。在鲍廷玺被鲍老太驱逐时，二人确实起到了维护作用，虽未改变被逐家门的结果，却为鲍廷玺争取到了二十两银子，也算是没有辜负鲍文卿的信任。作者用过继叙事搭建了一个拥有聚光灯的舞台，让众人在舞台中央“你方唱罢我登场”，生动地描摹出了众生世相。

《儒林外史》是一部清代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③。这一时期的自况小说“通过艺术想象虚拟创构出与本人的人生境遇有某种相似性而又远远超越于现实的故事来映现自我”[6]。故而，《儒林外史》中的过继叙事可能与吴敬梓幼年的过继经历有关④。吴敬梓出生于书香门第、钟鼎之家，“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五十年中，家门鼎盛”[7]40，家世的煊赫让他感到十分荣耀。然而，“君子之泽，斩于五世”[7]41，在吴敬梓出生时，曾祖吴国对一支已经没落，长房长孙面临无嗣的局面。于是，年幼的吴敬梓被选中过继给长房，成为“宗子”，承祧继产。“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出祧承嗣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有关一生命运的大事。”[8]73吴敬梓在被过继后，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他靠过继获得的“宗子”身份招致族中兄弟的嫉恨和攻讦，纷纷排挤和孤立他。唯一与他相交甚好的是族兄吴檠，吴檠“与吴敬梓两人都具有嗣子身份。而为人嗣子的遭遇和苦闷，两人必会有相同或相似的感受。”[8]75过继在两人心中架起了一座情感共鸣的桥梁，让吴敬梓压抑的内心有了一丝的慰藉。

但是，随着母亲的病故，族人更加肆无忌惮，将矛头直指吴敬梓幼小的心灵，这使得他的性格更加内向和孤僻。成年后，他对于自己童年的印象是“早岁艰危集”[9]。可见，吴敬梓的童年时代是不幸的，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过继。然而，童年的噩梦只能算作序曲，嗣父的病故才是真正暴风雨的到来。族中叔伯兄弟对于吴敬梓继承的家产心急眼红，不但出言恶毒，更是冲进吴敬梓家要求析产。“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7]3正是这一事件的生动写照，族中叔伯、兄弟如同恶鸟、贪狼一般，前来争夺他的财产。这场争产风波令吴敬梓心力俱疲，此后，“过继”和“争产”就成为了他的心结与切肤之痛。

这种过继经历在《儒林外史》过继叙事中得到了深刻反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过继叙事以争产为核心，描写周围人的表现，给予褒贬和讽刺，寄寓情怀。第二，过继叙事的细节上，带有吴敬梓本人的影子。譬如，鲍廷玺的生父去世，嗣父鲍文卿允许他为生父尽孝，可以从吴敬梓生平找到对应。吴敬梓的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写道：“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7]5这里的阿翁并非指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而是他的生父吴雯延。吴雯延在南京病重时，嗣父允许吴敬梓去身边尽孝，这与过继叙事中的鲍廷玺为生父尽孝一事，如出一辙。虽是忙中闲笔，却意味深长。第三，过继叙事中鲍文卿这一角色凝聚着吴敬梓的“过继”情结。鲍文卿是作者继王冕之后塑造的又一个正面角色，灌注了作者深挚情感和诸多心力。作品中带“卿”字的角色，总共有三人，分别是杜少卿、杜慎卿、鲍文卿。前两人都与吴敬梓关系紧密。金和《儒林外史跋》云：“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4]279，可知杜少卿是吴敬梓本人的写照。“杜慎卿为青然先生”[4]279青然先生就是吴檠，吴敬梓的族兄。前文已经提到，吴檠和吴敬梓都有同样的情感共鸣——过继，作者在创作时把这种情感共鸣提炼到了“卿”字上。因此，“卿”字对于作者来说，意义非同一般，鲍文卿能以“卿”字命名，显然是郁结在作者心中的“过继”情结发挥了作用。综上，吴敬梓把自己的过继经历转化进了《儒林外史》的过继叙事中，使作品获得了无限的魅力。

概而言之，过继叙事的确是《儒林外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极高的小说叙事价值和人物塑造作用。作品出现如此深刻的过继叙事可能与作者的过继经历有关，作者努力将这种经历转化进小说叙事之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事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儒林外史》中的过继叙事也存在“失语”，即忽视了被过继者的内心话语，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环境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作传统息息相关。“传统小说无论是被过继、被送养、被招婿，因其地位的低下，生活中大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10]尽管吴敬梓对此已做出了努力，可依然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而过继叙事作为一个具有无限虚构可能的话题，在现代小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鲁迅的《孤独者》《长明灯》，张爱玲的《小团圆》《郁金香》中都有过继叙事。这些过继叙事把被过继者的心理感受表达了出来，弥补了传统小说中被过继者“失语”的缺陷，让小说的过继叙事真正成为关怀“人”的文学。

[注 释]

① 本文为了突出异姓过继这一特征，在倪廷玺被过继前，一律称“倪廷玺”，被过继后一律称“鲍廷玺”。此作说明，以便区分。

② 本文中的过继叙事，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的概念，不仅限于过继的那一时，也包括了过继前后所发生的事情。

③ 王进驹先生在其著作《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中指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思维和方法上都有一个特征：将自己化身为作品的主人公，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家庭亲友影写到作品之中，通过艺术想象，虚构创造出与本人的亲生经历有某种相似性的故事来映现自我，投寄自己的情感、理想，表达一种经由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而来的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认识。这种乾隆时期以“自况”为创作特征的长篇小说，称之为“自况性长篇小说”。参见王进驹著.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

④ 关于吴敬梓的身世，特别是“吴敬梓的生父是谁”这一问题，学界争论较多。最早，胡适在其《吴敬梓年谱》中力证吴敬梓的生父为吴霖起，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胡适的诸多论断也被一些论著所袭用。另一些学者在研究《儒林外史》时搜集了与吴敬梓身世相关的诸多材料，进行了有力考证，认为吴敬梓幼时有过继经历，其生父为吴雯延，而吴霖起为嗣父，陈美林、李汉秋等前辈学者持此说法。关于吴敬梓身世、家世等问题可参考《吴敬梓身世三考》《吴敬梓家世杂考》《关于吴敬梓家世的几点辨证》三篇文章，见陈美林.吴敬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3-122.笔者在本文中持吴敬梓过继说，认为生父为吴雯延，嗣父为吴霖起，就此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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