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刻类编》版本考述
郑伊翔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宝刻类编》不著撰人,成书于南宋,属于石刻目录书籍,该书以人系碑,共分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姓名残缺八类。《宝刻类编》虽有明抄本,但几不为人所知,与亡佚别无二致。其书无论官修、私家目录,皆不见著录,直到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辑出。关于其作者及成书年代,馆臣认为“(《宝刻类编》)自周秦迄于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以瑞州标目,则理宗以后人矣。”[1]翁方纲则更进一步,推断是南宋末书贾所著:“今按其书,实小变陈思之例,以便检阅,既以名臣编卷,又每及于书家笔法评语,是盖南宋末书坊贾人之所为也。”[2]
该书颇具学术价值,馆臣云:
“独此书搜采瞻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固嗜古者之所取证也。”[3]
陆心源则认为《宝刻类编》:“是书蓝本,于陈思《宝刻丛编》改头换面,而以郑夹漈《通志金石略》、朱长文《墨池编》附益之,殊少心得。”[4]但他也承认:“(《宝刻类编》)既可补《丛编》缺卷之目,亦可校《丛编》羼乱之讹,宜为金石家所取资也”[5]经馆臣录副和民间传抄后,此书影响渐大,且多被金石学著作引证。
学界针对《宝刻类编》版本的研究较少,其中较详细的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2016年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鲍氏知不足斋批抄本的出版说明[6]。该说明主要侧重于《宝刻类编》的学术价值与该抄本的版式、钤印等,并未清楚交代其不同版本间的关系。本文拟就《宝刻类编》诸本情况及其版本源流进行初步考察,以期裨益学界。
如前述,《宝刻类编》虽有明抄本存世,但不见著录,形同亡佚。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书先经传抄一段时间后才付梓。兹按抄本与刻本之别,并以时间为序,将其主要版本著录如下。
2.1 抄本
2.1.1 明抄本
故宫博物馆藏有《宝刻类编》明抄本一部,八卷,无板框,半页十行,每行字数不等。此本不见著录于笔者经眼的书目或题跋记,仅见故宫博物院辑录马衡先生所捐文物的《马衡·捐献卷》一书中,该书载有《宝刻类编》明抄本的版式信息与首页的书影,并将钤印和收藏情况记载如下:
印文一曰“挹江陆氏珍藏”,印文二曰“竹垞真赏”,三曰“清白吏子孙”,四曰“长沙王先谦章”,五曰“衡山”。此书曾经明代书画家及藏书家文徵明、清代学者藏书家朱彝尊、王先谦等人收藏,流传有绪。[7]
今考《曝书亭序跋》与《竹垞行笈书目》,未见朱彝尊著录此本;检之于《文徵明集》与王先谦《虚受堂文集》,亦未见提及。限于此本有关信息阙略,本文实难进一步判断,只能留疑在此。
2.1.2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八卷,四周单边,单鱼尾,半页八行,小字双行二十一字。其书前提要云:“《宋史·艺文志》不著其名,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有之。”[8]今考《文渊阁书目》,未见其著录,应是馆臣误记。
文津与文渊两阁所录《宝刻类编》的提要上书时间不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云:“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9]《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则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10]盖因两阁之《四库全书》抄写、入阁时间不同。
2.1.3 鲍廷博知不足斋批抄本
国图藏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鲍廷博知不足斋批抄本《宝刻类编》一部,八卷,四周单边,双鱼尾,半页十行,小字双行二十一字,版心下皆有“知不足斋丛书”字样,采用特制的知不足斋抄纸。此本前录四库提要一则,言“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封面有“卢抱经先生手校知不足斋藏本”字样,其后又有顾广圻手跋。中华书局于2016年影印出版此本。
此本抄成后屡经人手,批校杂乱,有李文藻、鲍廷博、严元照、赵魏的按语与校改,且朱笔墨笔混用,较难辨认具体校改者。此本钤有“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顾千里经眼记”“秦恩复印”“石研斋秦氏印”“刘履芬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戴光梦印”等印。
顾广圻跋语云:
“睹此知以翁本欲刊之入丛书而未就也。唯校定却非易事,虽经多手,仍不足为定。盖传写必讹,落叶难扫耳。前岁余遇一啖名客,倩人作金石书,图刊布,遽告之曰:‘不如刊《宝刻类编》《宝刻丛编》、王象之《舆地碑目》《复斋碑目》等书,自当传矣,寻赵晋斋可也。’”[11]
“以翁”既“以文”,鲍廷博字。结合顾广圻跋与该本采用的特制知不足斋抄纸,可知此抄本是鲍廷博想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却未实现的①张升认为“鲍廷博录副四库书,主要是为了编入其《知不足斋丛书》而予以刊行。在刊行前,他都要亲自或请人作一番精心的校勘,现存的知不足斋录副本中多见有鲍氏或他人校订的痕迹。”参见张升著《〈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寻赵晋斋可也”语可推出,顾广圻是在赵魏(字晋斋)处经眼此本的,因此该本虽无赵魏钤印,实际上经过其收藏。
鲍廷博于每卷卷末,皆有朱批以记时,如卷一末页:“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六月廿七日校于知不足斋。”;卷六末页:“八月初九日灯下校于知不足斋”。此本末页有鲍廷博墨笔题识:“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六月介书客陶友借杭郡嵇氏抄本缮写,七月十六日完,知不足斋记。”表明其书抄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十六日。鲍氏另用朱笔批写于后:“八月初十日辰刻校于知不足斋。”可知鲍氏在此本还未抄成之时就已着手校勘,直至八月初十才完成。
卷一结尾鲍氏朱批后有严元照墨批:“五十七年壬子新秋望前二日,元照覆校于芳椒堂。”可知此本在经鲍廷博初步校勘后,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严元照覆校。严元照于此本的批校朱笔墨笔混用,与鲍廷博的批校混杂,难以辨认。
2.1.4 鲍廷博知不足斋重抄李文藻本
国图藏有鲍廷博知不足斋重抄李文藻本《宝刻类编》一部(善本号05952),其具体时间不明;八卷,左右双边,无鱼尾,半页十行,小字双行二十一字。文中屡有文字涂补痕迹。此本钤印有“以文”“知不足斋抄传秘本”“味道腴斋印记”“平江贝墉珍藏秘籍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等。此本前有四库提要一则,言“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此本末尾有李文藻跋语,录有赵魏、卢文弨、周嘉猷、鲍廷博按语,笔迹一致,董康判定为鲍廷博手录。在《嘉业堂藏书志》中,董康著录此本曰:
是书为鲍氏知不足斋传抄《永乐大典》本。前录《提要》一则。……过录嘉猷、文弨等校,皆渌饮手迹也。有“味道腴斋印记”“平江贝墉珍藏秘籍印”“韩崇珍秘”“定父居士贝墉所藏”“以文”“韩诗孙珍藏”“尺墨庵藏”“知不足斋抄传秘本”“唐子生”诸记。(董稿)[12]
可知董康认为该本“过录嘉猷、文弨等校,皆渌饮手迹也。”他还认为此本是鲍氏知不足斋传抄本。董康稿后有缪荃孙稿,二者的看法不一:
《宝刻类编》八卷,旧抄本。此益都李南涧藏本,有跋。有“味道腴斋印记”朱文长方印,“平江贝墉珍藏秘籍印”朱文方印,“贝墉所藏”朱文方印,“千墨庵藏”朱文方印。(缪稿)[13]
可知缪荃孙认为该本存李文藻(号南涧)跋语,应是李文藻藏本。李文藻的藏书目录现已佚失,检之于《南涧文集》,亦未发现有关《宝刻类编》的只言片语。缪荃孙判定此本为“益都李南涧藏本”,此判断似有不妥。首先,李文藻的藏书印不见于此本中,如“文藻”或“李文藻印”等②李文藻之藏书印可参见王献唐《李南涧之藏书及其他》一文,王氏著录二十方。王献唐:《李南涧之藏书及其他》,《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1年第1期,第137页。。其次,此本鲍廷博誊录有卢文弨、周嘉猷、严元照、赵魏的按语,却不见李文藻批校,若真为李文藻藏本,应该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此,本文倾向于董康的意见,此本为鲍廷博重抄李文藻藏本,在后文“版本源流”部分予以说明。
该本末尾李文藻跋语云:“《宝刻类编》八卷,近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八月中,余师直阁纪晓岚先生钞以见贻,携置行笈。……乾隆丁酉十一月十九日,益都李文藻记于全州舟次。”可知李文藻原本直接承接纪晓岚录副本,纪晓岚将录副本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赠给李文藻。
除校语外,此本还有鲍廷博的三条题识散于卷三、卷五、卷六末尾:
(卷三末尾)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六月十二日,校于抚宁巷公署,凉。八十二叟记。
(卷五末尾)己巳六月十三日,抚宁巷公署校,酷暑。八十二老人记。
(卷六末尾)己巳六月十四日晨起校于公署,凉。八十二叟记。
“八十二叟”即鲍廷博,廷博生于雍正六年(1728),至嘉庆十四年(1809)虚岁已八十二。
此本有错页情况,卷三的十九页后接廿二页,廿二页后接二十页。廿二页的右半页“马拯。……资州刺史韦光碑”条后本应是“韦若讷”条,跨页时却被抄成“史惟则”的“凉国公纪功碑”,接续的左半页十行皆抄成“史惟则”条下的碑目。二十页的右半页仍是“史惟则”条下碑目,左半页回归“韦若讷”条,其后无误。这一错页情况应是抄写者所致,并没有带来内容上的缺失,但导致碑目系于不正确的人名之下。
2.1.5 沈涛重抄知不足斋本
国图藏有十经斋沈涛重抄知不足斋本《宝刻类编》一部(以下简称沈涛本),八卷,无框,半页十行,小字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此本有“十经斋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延古堂李氏珍藏”等印。书末有誊抄的李文藻跋语一则,与前述知不足斋抄李文藻本的跋语一致。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著录此本:“此书钞自知不足斋鲍以文校李南涧本,严修能、赵晋斋、卢抱经校记。嘉兴沈匏庐藏书,有‘十经斋’朱文长方印。”[14]
2.1.6 铁琴铜剑楼藏清抄本
国图藏有铁琴铜剑楼旧藏《宝刻类编》一部,不知其具体抄写时间。该本八卷,无框,半页八行,小字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此本不录提要。钤有“铁琴铜剑楼”印,知其入藏瞿氏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宝刻类编》八卷,抄本。”应是此本。
2.1.7 清抄本
国图藏有清抄本《宝刻类编》一部(善本号06115),不知其具体抄写时间。该本五册,共八卷,无框,半页十行,小字双行二十二字。此本录提要一则。此本经过仔细校订,前三册几乎每页都贴有批校纸条,自第四册起纸条减少,第五册未经校订。人名均顶格书写。不知何人依照刘喜海刻本的“碑下注一存字”例,于对应碑目位置书“存”字,与正文墨迹不同。
表1 《宝刻类编》各抄本信息(除明抄本与《四库》本)
除此之外,据《中国古籍总目》,《宝刻类编》还有两部清抄本存世。其一是乾隆47年(1782)沈叔埏家抄本一部,经沈叔埏校并跋,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5],此本笔者暂无从得见。其二是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秦更年跋《宝刻类编》十卷本。秦更年《婴暗题跋》著录此本,旧有“卢抱经手校检”的标签,所缺第四卷与《四库》本所缺名臣十三之三同①秦氏著录曰:“道光戊戌刘燕庭依《四库》本所刻凡八卷,分卷与此迥异,所缺名臣十三之三,即此本第四卷,但于《提要》中言之,而卷次则顺序衔接,无复缺卷,是《四库》本已经馆臣重编,此犹原书旧第,洵可宝也。旧有标签题云‘卢抱经手校检’,《结一庐书目》亦云然。”见秦更年撰,秦蓁整理,吴格审定:《婴暗题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0页。。秦氏认为《四库》本经馆臣重编,而他所藏本则保留原书旧第。秦更年跋本是《宝刻类编》系统中唯一著录为十卷的本子,但暂未见其原本。
2.2 刻本
2.2.1 刘喜海梅华山馆刻本
国图藏有道光十八年(1838)刘喜海刻本一部(善本号09268),八卷,四周单边,单鱼尾,半页十行,小字双行十七字。人名皆低两格。书名叶有“嘉荫簃藏板”,后接牌记:“道光十有八年岁次著雍阉茂五月,东武刘氏校刊于临汀郡署十七树梅华山馆”。知其刊刻于道光十八年(1838)。此本经劳格校改,文中可见其手书的众多按语。钤印有“实事是正、多闻阙疑”“劳格”“季言”等。
此本末尾有李文藻题识,后接劳格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作的校跋,二文笔迹一致,李文藻题识为劳格誊写。除此外,有刘喜海跋,兹录于下:
“《类编》辑自《永乐大典》,流传独少,亥豕较多。壬辰夏,遇金陵陈雪峰于都门,假得是本,系顾千里手校。秋出守临汀,舟中录副,藏诸箧中,四五年屡欲细勘一过,因吏牍纷如,未遑从事。昨夏还自阙下,三伏之暇,检点是书,写就巾箱本,出付枣梨,俾得广为传播。窃附阙疑之义,未敢考订,仅就今所见者,碑下注一存字,非妄也,亦实事求是意耳……”
此刻本品相精美,而且较此前抄本流传更广。《清代版本图录》录此版本:“此巾箱本仿宋精刻,有吴式芬墨笔批注。”[16]当代藏书家王树田二十世纪末还曾于北京潘家园购获过这个版本的《宝刻类编》,称赞其“甚为可观,惜未署写刻之人名姓”[17]。
2.2.2 《粤雅堂丛书》刻本
《粤雅堂丛书》第22集第263-265册收有《宝刻类编》,该本付梓于咸丰11年(1861),四周单边,无鱼尾,半页九行,小字双行二十一字。此本前有刘喜海跋,应据刘喜海嘉荫簃刻本重新刻板。
2.2.3 《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
《宝刻类编》被收入王云五主持的《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第1514册,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此本扉页注有“本馆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初编各丛书仅有此本”,扉页后存提要一则,再是刘喜海跋。
《宝刻类编》诸版本可简要归为抄本与刻本两类。如前述,故宫藏明抄本暂无法讨论,那么其抄本系统的源头自然是四库馆《永乐大典》辑本,其刻本系统自道光十八年(1838)刘喜海梅华山馆刻本始。
3.1 起于馆臣录副本的抄本系统
《宝刻类编》抄本綦多,但都能追溯到四库馆臣的录副本。譬如前述知不足斋抄李文藻本,就是来源于纪晓岚的录副本。其本李文藻跋语曰:“《宝刻类编》八卷,近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八月中,余师直阁纪晓岚先生钞以见贻,携置行笈。”是其明证。
《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云:“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18],《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19]此年月可考之于钱大昕自撰《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时“是春诏儒臣校《永乐大典》,择世所未见之书,将刊布以嘉惠学者。公手钞《易稽览图》《宝刻类编》,序而藏之。序皆见文集。”[20]因此,乾隆三十八年(1773)当是《宝刻类编》被辑出的准确时间。
《宝刻类编》的录副本,现已能确定的是纪晓岚抄本与前文提到的沈叔埏家抄本,此二人皆在四库馆中任职,具备学术便利。这些录副本产生后,再经交游中的传抄活动,在藏书圈子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正如张升所言:“《四库》录副本一经流入社会,往往广为传抄。当时传抄大典本者甚多,有的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几十部抄本。”[21]例如鲍廷博在知不足斋批抄本《宝刻类编》的书末小识中就提到,此本是“借杭郡嵇氏抄本缮写”,“嵇氏抄本”今已不存,本文判断其应是馆臣录副本或录副本经传抄后的本子。此外,知不足斋批抄本还有多处按语提到所谓“周本”,检出例于表2:
表2 知不足斋批抄本中与“周本”有关按语
可知“周本”是鲍廷博等人在校改时所依据的本子,本文认为其也是一种录副本或录副本经传抄后的本子。至于“周本”之“周”究竟何人,在勘对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推测其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周本”是周永年的录副本。《知不足斋丛书》刻本《金楼子》的卷末,存有汪辉祖跋语一则:“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22]周太史,即为周永年之尊称。周永年在四库馆中负责《永乐大典》的辑校,如该跋语所言,他曾将辑出的《金楼子》一书交给鲍廷博。因此,鲍廷博有可能也经眼过周永年《宝刻类编》的录副本。
第二种可能是周嘉猷经抄的录副本。知不足斋抄李文藻本《宝刻类编》卷一“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并阴。李百药撰”与“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李百药撰”两条下有鲍廷博按语:“二行百药,周嘉猷本俱作佰药”。这说明鲍廷博一定经眼过周嘉猷的《宝刻类编》抄本,并将其作为李文藻本的校本之一。此证较为确切,因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周本即周嘉猷本。
为理清版本关系,兹将知不足斋的两部《宝刻类编》抄本——批抄本和重抄李文藻本与沈涛本进行比对,其中较关键之异文胪列于表3:
表3 三本关键异文比对
依上表可知,鲍廷博于重抄李文藻本中或自作按语,或誊录赵魏等人按语,这些按语有的并不见于批抄本中。本文认为,知不足斋所抄的两个本子间,并没有明显的递嬗关系,盖各所据底本不同。批抄本依前所谓“嵇本”而成,重抄李文藻本则依李文藻本而成。尽管如此,此两本在校订时所参考的本子却有相同,比如批抄本和重抄李文藻本中共同提到的“周本”“周嘉猷本”。值得注意的是,鲍廷博在校订重抄李文藻本中时,应不只参考了一个本子,如卷二“任城县桥亭记”下小字:“王子言书,飞蔡书”,后接鲍廷博按语:“一本无此七字”,惜现已不可考。
沈涛本抄自重抄李文藻本,并将部分鲍廷博所录或所作的按语一同抄入。此类被羼入正文中的按语有一共同特征——都处于正文下方,处于板框内,而其他位于天头地脚的按语没有被抄入其中。沈涛本与重抄李文藻本,除字迹不同外相似度较高,但仍存两处差异。其一是前述将部分鲍廷博手书按语混入正文。第二个不同体现在目录中,知不足斋抄李文藻本的目录,大字述分类,小字述时代,如“名臣十八,后周。”名臣十八作大字,后周作小字。在沈涛本的目录中,大字小字几无区别。
3.2 起于刘喜海刻本的刻本系统
自刘喜海起,《宝刻类编》始有刻本行世(以下简称刘刻本)。刘喜海于跋语中自述得书并付梓的过程:
壬辰夏,遇金陵陈雪峰于都门,假得是本,系顾千里手校。秋出守临汀,舟中录副,藏诸箧中,四五年屡欲细勘一过,因吏牍纷如,未遑从事。昨夏还自阙下,三伏之暇,检点是书,写就巾箱本,出付枣梨,俾得广为传播。
可知刘喜海在道光壬辰年(道光12年,即1832年)从陈雪峰处借得顾广圻手校本《宝刻类编》。陈雪峰其人史料较少,何绍基曾言:“金陵嗜古之士,有陈雪峰、车秋舲。”[23]何氏又有“平章书目兼碑记,名论犹思陈雪峰”[24]之评语,可知此人爱好金石之学。刘喜海借得此书并录得副本数年后,方才“检点是书,写就巾箱本,出付枣梨”。至于其言“顾千里手校本”,本文在版本著录部分已提到鲍廷博知不足斋批抄本《宝刻类编》经顾广圻手跋,且有“顾千里经眼记”的钤印。在经眼并作跋的基础上,顾广圻是否校勘该书,现已不可考。
刘刻本之底本,实是某一四库录副本。此本刊刻时,将底本所存按语一并付梓,试复核刘刻本所存按语于《四库》本,可知其按语实为馆臣所作,兹举数例:
刘刻本卷一:登逍遥楼诗……【按逍遥下,原本脱楼字,今据《金石略》增入。】(同《四库》本)
刘刻本卷六:杨复恭。佛行颂。……【按上中和二年所立者,乃复恭撰而马全琦书,此则撰书皆出复恭之手,非一刻也】(同《四库》本)
今又详检《四库》本《宝刻类编》,共辑得馆臣按语二十九则,用其复考刘刻本,可知刘刻本所据底本并未抄录所有馆臣按语,例如:
《四库》本卷一:郭香察。书佐。【按后汉无二名碑,称郭香察者,乃察书之人姓名为郭香耳,此本标题尚沿旧误。】(刘刻本无)
《四库》本卷五:李泳、卢谊。【按原本李泳作李球,今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李泳为百药四世孙,又《金石略》载《张仙师庙碑》仙井监李泳书,是当为泳无疑,今改正。】(刘刻本无)
与《四库》本相比,刘刻本中另有衍文,其中较重要者,是一则不见于《四库》本的碑目与一则不见于《四库》本的按语:
刘刻本卷一:宗圣观碑。撰序并八分书,陈叔达撰铭。武德七年大吕月立,凤翔,存。[25](《四库》本不见此条)
刘刻本卷五:宣武军节度使王公神道碑。裴度文,柳公权书。……【按前柳公权条下裴休文。】[26](《四库》本不见此按语)
此外,刘刻本之讹脱较多,难称善本,试举以下三例于表4。
表4 刘刻本讹脱三例
《粤雅堂丛书》本以刘刻本为底本重新刻版,在版式方面保留四周单边,由单鱼尾变为无鱼尾,由半页十行、小字双行十七字变为半页九行、小字双行二十一字。《粤雅堂丛书》本在沿袭刘刻本错讹的同时,又添新误,如表4所列“左仆射元长寿碑”下按语,本为元寿,刘刻本元寿作文长寿,《粤雅堂丛书》本又讹为刘长寿,以至于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而成的《丛书集成初编》,同讹作刘长寿。
综上所述,因馆臣录副本众多,《宝刻类编》诸抄本没有较为明确的递嬗关系,其中以知不足斋两抄本最为重要。其批抄本保留大量校订痕迹,经鲍廷博初校与严元照复校,且屡经递藏,存留大量藏印。其重抄李文藻本,经鲍廷博考订,并誊录赵魏、卢文弨、周嘉猷按语。《宝刻类编》诸刻本关系明确,从刘喜海刻本到《粤雅堂丛书》本再到《丛书集成初编》本,可谓一脉相承。其中又以国图藏经劳格校订的刘刻本为最佳。
因此,如若要对《宝刻类编》进行整理工作,在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未能得见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其底本还是选取《四库》本为佳。尽管四库馆臣擅改文字等弊病常为学人诟病,但《四库》本《宝刻类编》比起历经多手的录副本而言,时代更早且未经转抄,无疑更优。至于其参校本,笔者认为可采国图藏刘喜海梅华山馆刻劳格校本(善本号09268),此本虽有鲁亥,但是其书首次刊刻,且劳格所作校订颇具校勘价值。还可参考国图藏知不足斋批抄本与重抄李文藻本(善本号05952),此二本所存校改与按语对整理工作应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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