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档案类电视节目发展现状的思考
张煜阳
近年来，档案类电视节目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目前，对于档案类电视节目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新闻与传媒领域，档案学领域对其进行的研究并不算多。因此，笔者将通过调查研究，从档案学角度对我国档案类电视节目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与归纳，总结我国档案类电视节目具有的突出特点及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从而为我国档案类电视节目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1.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内涵。目前，学界对档案类电视节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提到“档案类电视节目”这一具体名词的时候，通常会通过举例说明，说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节目的名称，加以简单地描述，进而使他人理解这一词汇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档案类电视节目进行界定这一问题就变得比较重要。对档案类电视节目进行界定，要从节目的具体内容和本质入手，不能只看节目的名称和节目的类型。部分节目的名称虽然与档案相关，但其具体内容并不一定与档案有关；
还有一些节目，虽然节目的类型与档案类电视节目类似，但同样不能归属于档案类电视节目。
对于档案类电视节目的界定，山东大学的学者许霭琳在《档案与“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关系研究》一文中，将其表述为“在制播过程中，明显运用到档案信息资源、档案核心理念、档案学理论等与档案紧密相连的元素，并且通过这些元素的利用对节目内容和效果起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的电视节目”[1]。笔者认为，这种通过节目本身对档案元素的运用和档案元素对节目效果的影响来界定档案类电视节目的观点，相对来讲，较为严谨。
2.档案类电视节目的特点。档案类电视节目的特点是在与传统电视节目类型和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方式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
（1）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相比。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相比，档案类电视节目的权威性与可信度高。档案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记录信息，因其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较其他类型的信息资源相比，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这恰恰是普通的电视节目所欠缺的属性，也是许多观众非常重视的属性。这些节目中展示出的历史档案基本都出自档案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真实可靠的历史信息，足以准确、清楚、客观地说明那些在民间传说与文学著作中众说纷纭的历史迷案。通过展示档案来陈述某一历史事实，能极大地提高这档节目的可信度。通过提高节目自身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有利于节目的长远发展并能够吸引住稳定的观众群，也有助于节目在与其他节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2]。
如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和湖北卫视的《大揭秘》栏目，这些节目主要是主持人通过向广大观众展示一些与主题相关的多种载体形式的历史档案，来公正客观地讲述、还原某一历史事件。利用档案材料无可争议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来佐证许多如故事一般的真实的历史事实，这种形式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二十八集纪录片《清宫秘档》，这部纪录片首次系统地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档案，沿循清朝二百余年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为观众真实地再现了许多的历史人物、宫廷内幕、皇家隐私。在中国各朝历史中，距今年代相对较近却极富戏剧性的清朝历史，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影视剧改编的一大重点。但近年来，由于众多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市面上泛滥，使得许多历史事实含混不清。而该片通过利用这些真实的系统的历史档案，揭露了许多迷雾重重的历史谜团的本来面目，如顺治皇帝是否出家、雍正皇帝究竟是继位还是篡位、乾隆皇帝是不是满人等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论据充分的答案。
同时，档案本身的保密性和原始性也给“档案”一词带来了较为浓厚的神秘色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观众的心理上的好奇，进而吸引观众进行观看。档案作为可信度最高的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通过展示这些历史档案，利用其真实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史实的可信度。这些都为各档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3]。
（2）与传统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方式相比。
首先，与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方式相比，档案类电视节目对档案材料的运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这些档案类电视节目制作播出的过程中，档案材料的选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节目中展示的档案材料是否足够充分、准确、丰富，对节目内容的阐释是否足够深刻，直接关系到观众的观看体验，进而决定节目的收视情况。节目制作方通过展示形式丰富的档案材料，通过讲述人的讲解，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齐全、层次分明的历史事件，进而吸引观众观看。目前，档案类电视节目在档案材料的选择上普遍表现很好。在节目中展示出的档案材料几乎包括了档案的所有载体和形式，如照片档案、声像档案、文字档案、实物档案、口述档案等。这些形式多样的档案材料基本覆盖了主题事件的各个关键环节，通过讲述人之口准确地揭示出档案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为事件的每一环节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通过展示这些形式丰富的档案，在观众眼中原本枯燥无趣的事件变得多姿多彩，引人入胜。许多档案类电视节目还会在节目中运用三维特效技术和精良考究的道具来进行场景模拟，配合准确无误、丰富、直观的档案信息，逻辑系统地、真实严谨地给观众呈现出历史事件，使观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观众的观看体验。
其次，是选题具有亲民性。由于电视节目自身的特点所限，档案类电视节目与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一样，都是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为主要目标。因此，档案类电视节目同样会以观众需求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受众的喜好与需求，其选题往往会与近期内的社会热点高度相关，以此来吸引广大观众的关注。在具体选题上普遍以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战争、历史疑点、社会热点事件、传奇人物为主，有时也会以情怀为卖点吸引观众，在春节或国庆节等一些有代表性的节日，还会增加一些特别节目；
在许多知名人物的周年诞辰之际该栏目还会播出专题纪念节目。而许多档案类纪录片的产生更是与时下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热点直接相关[4]。以北京卫视播出的《档案》栏目为例，在2015年，国务院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后，该栏目相继播出了“西藏 神圣疆土”、“西藏 盛世新生”和“西藏活佛转世”等多期与神秘的西藏相关的节目；
在2016年初电视剧《少帅》热播时，该栏目陆续播出了“张学良与郭松龄的恩怨情仇”、“张学良 少帅成长路”和“张学良与蒋介石 从兄弟到兵戎相见”等多期节目；
2016年3月，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成果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后，该栏目在4月播出了“海昏侯墓内的千年秘密”。由此不难看出，档案类电视节目对社会热点与大众需求的嗅觉极为灵敏。制作方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敏锐地捕捉到当下反响较大的社会热点，以极快的速度搜集相关档案材料进行节目制作，在人们产生了对该热点进行深入了解的需求时，及时播出已经制作完成的专题节目，满足人们的求知欲，进而获得观众的好感与认可，以此不断提高该节目的收视率与影响力。众多档案类电视节目的热播，无形中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不仅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档案文化传播途径，还会在社会上营造出关注档案、保护档案与开发档案的有利氛围[5]。
档案类电视节目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档案枯燥无味的印象。通过档案类电视节目，观众会发现，档案不仅仅是整齐码放在满是架柜的房间里的记载无趣文字的纸张。档案类电视节目中展出了涉及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照片、视频、信函以及部分实物档案，这些档案的出现能够使观众逐渐意识到，档案是一种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广泛而深刻的真实准确的信息载体。档案类电视节目通过广泛的汇集与主题相关的形式丰富、说明性强的档案材料，展现出一幕幕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揭示出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相关细节，使观众进一步了解记录于档案之上的鲜活的历史，帮助观众感受到档案独特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档案意识[6]。
1.选题范围较为狭窄。现今，档案类电视节目的选题范围较为狭窄。上文已经论述过档案类电视节目以收视率为目标，其选题以观众需求为出发点，与社会热点高度相关。长此以往，选题范围基本集中于战争、人物、社会热点等主题，尽管在节目发展过程中屡有增加，但具体选题仍以这几项为主。这样愈显狭窄的选题范围并不利于档案类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长期播出这些题材的电视节目，会逐渐降低这类题材对观众的吸引力，甚至使观众对这类题材产生排斥心理，导致收视率逐渐下降。
在此同样以张学良的相关主题为例，在2016年，除了北京卫视的《档案》以外，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即CCTV4）《国宝档案》、中国教育电视台综合教育频道（即CETV1)《博物馆之夜》、湖北卫视《大揭秘》、上海纪实频道《档案》和《往事》、黑龙江卫视《发现》等诸多栏目都用不同的篇幅播出了关于张学良父子的生平轶事的节目。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诸多档案类电视节目中在选题上依旧有极为明显的集中趋势，选题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尽管这种选题都是配合时下的热点，但过度的雷同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耗尽观众对相关主题的求知欲，甚至使相关主题丧失后续发掘的价值。尽管我国各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档案信息资源极为丰富，但我国的相关档案部门与档案类电视节目制作方对这些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充分，节目制作方的选题策划工作不到位，致使选题范围越来越狭窄[7]。
2.缺乏与档案部门的合作。档案材料是档案类电视节目的支柱，因此档案材料与电视媒体的结合，也需要档案机构和档案节目制作方的合作。目前，尽管这种合作模式已然存在，但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档案类电视节目依靠其知名度与公信力，吸引了相关档案机构与其开展合作，这些节目基本都是同类电视节目中的精品。但仍有较大一部分的档案类电视节缺乏与档案部门的沟通，无法获得稳定可靠的档案材料来源[8]。
3.互动性较差，观众参与程度低。档案类电视节目的模式主要是通过展示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由讲述人来讲述某一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通常是主持人进行讲述，观众认真观看。但受节目制作环境或播出环境所限，现场观众与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与节目组之间的互动普遍较少，通常只是讲述人单方面的陈述，甚至为数不少的节目根本就没有在节目录制现场观看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在主持人讲述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无法提出，在观看过程中发现的错误也没有固定的途径向节目组反映。在部分观众对现有题材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也没有途径向节目组提出自己更加感兴趣的题材。长此以往，可能导致节目逐渐脱离观众，使观众滋生不满的情绪，进而降低收视率。
4.节目制作不够严谨。目前，多数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都较为良好，其中不乏精品。但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少的节目展示的档案材料也存在出错的情况。
例如，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在2018年8月7日播出的《不是公主的德龄公主传奇》和2018年10月31日播出的《正阳门下大女人 一舞倾城话容龄》两期，这两期节目讲述的主人公分别是裕德龄和裕容龄两姐妹。其中在德龄一期中第22分钟时展示出的德龄的照片与容龄一期中在第23分15秒时展示出的青年时容龄的照片一模一样。通过对这两张照片进行了反复的分析比对，可以判断出这应该是同一张照片。在2013年12月9日播出的《遥远的和谐：蒋纬国和蒋经国特别的兄弟情》一期中，在3分31秒展示的一张照片，照片左下方的注释指明照片中的两人分别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但经过查证，可以判定照片中的女性并不是陈洁如，而是宋美龄。
这些资料搜集起来未必有极大的难度，可在节目中呈现时还是出现了错误。笔者认为会产生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作人员在制作过程中搜集资料的途径不够丰富，对于要用到的资料并未进行深入的考证，在节目制作完成后应该进行的校对工作进行得不够彻底。尽管多数观众受限于个人的知识面，不一定能够发现节目中展示的档案材料存在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一旦被发现，一定会影响档案类电视节目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得较为频繁，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的长远发展，不利于档案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
1.提高选题策划工作的质量。目前，我国的档案类电视节目选题范围渐趋狭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因此，节目制作方应当提高选题策划工作的质量，对节目做出精确的定位，不断发展创新，逐渐打开节目选题范围的束缚，不断开拓新的题材[9]。例如，目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民生领域、经济领域等，这些领域的许多主题看似晦涩难懂，但经过认真新奇的策划，能极大地提高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合格的选题策划能够为后续的一系列节目制播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开端，选题策划的水平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的影响力。例如，《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是新华社依托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的1000多万张珍贵的国家照片档案，结合照片与三维特效，精心打造的可视化全媒体产品。该纪录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创意独特，生动地向观众展示了真实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2.加强与档案部门的合作。档案馆拥有海量的档案信息资源，但受传统的服务观念所限，档案部门基本是被动地提供开放利用服务。尽管部分档案馆曾进行过类似的合作，但实际上，档案部门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依旧是被动地提供档案信息[10]。因此，档案部门应正确定位自身的形象，尽可能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逐渐改变人们传统观念中档案部门存在感弱、进入门槛高的印象，积极主动地与社会对接，与相关档案类节目的制作方进行沟通，开展合作，开辟出更多更好的档案信息资源提供利用的途径，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档案服务，提高社会档案意识。档案部门的专业人员还可以作为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制作顾问，对档案元素的应用进行监督指导，以提高节目制作的水平。而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制作方也应为节目的长远发展考虑，主动向相关档案机构寻求长期而有效的合作，尽可能获取更加稳定可靠的档案信息来源[11]。
例如中央电视播出的纪录片《清宫秘档》，该片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湖南广电集团节目制作中心联合摄制，该片经过多年的细致筹划，邀请了众多权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特别邀请了几位还在世的爱新觉罗家族的长者进行指导，系统地运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千余万件清代档案，制作出了一部堪称艺术精品的纪录片。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与《中国档案报》于2010年达成了战略合作。《中国档案报》是中国和世界唯一的档案专业报，由国家档案局主管。《档案》栏目组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稳定的档案信息来源和极为正式的宣传平台，并可借此制作出更多更加精良的节目，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而档案部门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渠道。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档案部门和栏目组的双赢，皆大欢喜[12]。
3.与观众进行有效的沟通。节目制作方应酌情为节目开辟一些沟通渠道或建立一个稳定的信息反馈平台，可以在节目中进行一些趣味问答活动，也可以增加一些现场与电视机前的观众的互动环节，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节目的趣味性，拉近节目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些交流平台，节目制作方可以在第一时间更加直观地了解观众的想法，可以尽快在节目中为观众答疑解惑，提高观众的满意度；
也有助于了解观众的喜好趋向，辅助节目的选题策划工作。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但在网络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这也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
4.提高节目制作人员的档案专业素养。档案类电视节目的制播过程，是对档案材料进行挑选、整理、加工等处理，最终制作成节目的过程，也是一个档案文献编纂的过程，这就要求参与这一过程的相关人员具有一定的档案专业素养。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档案类电视节目中出现的诸多错漏，会出现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其真实材料的搜集难度大，也不是这些错误信息的甄别难度高，而是因为制作人员的挑选鉴别工作与考证工作不够彻底，这恰恰也是缺乏档案专业素养的表现。因此，提高节目制作人员的档案专业素养是很有必要的，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节目制作过程中各个环节工作质量的提高，提高节目的整体质量，还有利于一档档案类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13]。
综上所述，我国档案类电视节目与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和传统的档案信息传播途径相比具有许多突出的优势和特点，尽管如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面对许多突出的问题。正视这些特点和问题，寻求发扬之路与解决之道，对档案类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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