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生涯
赵梦兰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几位年届九十多岁的老人，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可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他们经历的事情多，在他们记忆中有许多我们不可能经历的事，我平时喜欢和这些前辈闲聊，觉得是一种乐趣。其中有位叫陈兴民的老人很健谈，现已九十五岁了，他对社会上的事物很关心，对戏剧方面的事尤为关注，哪个剧团演什么戏？出了哪些新演员？都有兴趣。我对陈老这种热爱生活热爱文艺的精神感动不已，也很乐意陪他拉话。
我认识陈兴民老师是一个偶然的时刻，十几年前秋季的一天，我看见人称陕北红的女演员何金仙在院子正和一位老人说话，我顺便和何金仙打了个招呼，何金仙却叫住了我。
她拉着那位老人的手说：“这是位老革命，从延安下来的陈兴民陈老师，你可认识？”
我打量了那位老人，圆圆的脸盘，大眼睛，有棱有角的鼻子嘴，笑眯眯地，看起来是位很和善明敏的老者。
我笑了说：“我來研究院也多年了，只和工作上有接触的交道，认识的人不多。像陈老师这样的老革命，我却不认识，太抱歉了！不知道你老是哪一年去延安的？”
陈老师说：“我是1942年随临潼的竟存学社去延安的，去后竞存学社合并到了柯中平和马健翎组建的民众剧团，我一直就在这个单位工作了。”
听说他是1942年去延安的，我想到了母团的导演杨安民曾去过延安，在民众剧团、八一剧团都参与过演出和排导。于是，我问：“陈老师，有个杨安民您可知道？”
陈老师说：“那是我老师，我们是一块去延安的！”
听说杨安民是他老师，又是一块去延安的，我立即来了兴趣。杨安民是我母团一陕西省人民剧团的导演，长安稻地江村人1942年去了延安，因为他是独子，放心不下家中的寡母，又从延安回到了原籍长安，回来后又被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军声剧团请去排了几个月传统戏，为此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带上白袖章扫地游街…。我曾想，一个艺人就是用学会的戏艺在社会上混生活而已。怎么能像对职业革命者那样要求？文化革命运动中，杨安民在批斗会上也向大家交代了他去延安和回来的过程，我一知半解，对这段事情有兴趣再搞清楚一点。我对陈老师说，有空来家里坐，说说你们上延安的过程，我很喜欢听。
陈老师是位很直爽率真的老人，我问他，你是长安灞桥区人，怎么跑到临潼的戏社去了？陈老师说，临潼这个戏社，原是蒲城的，后来归了临潼。这件事说来话长，慢慢给你说。我小时候家贫，想找个生活出路，恰逢蒲城上旺庄有个姓屈的镇长，那人耳朵不太好使，外号叫屈聋子，从蒲城到西安，一路都有他的字号，也就是生意铺。他为给母亲过七十大寿，收了一班孩子，培养他们演戏，并给戏班起名“三义学社”。我家邻村有个叫司春华的艺人，是被三义学社聘请的教练，他在当地收了几个小孩，由他带着去投奔了蒲城上旺庄的戏班子。其中有我和他们村的小孩司化民。司化民小名叫月月，他嗓子好，长相好，戏社分配他和我学演旦角行当。镇长屈聋子请了当地文艺爱好者王星普当“三义学社”的社长。王社长小名叫星星，特别爱好秦腔戏，他不但当着社长，并且经常参加演出，他喜欢演的剧目是《白叮本》。《白叮本》的内容是说，女皇武则天想将江山让给自己的侄子武三思，命三思征讨在姬家山造反的薛刚，挣些功劳以压群臣，遭到狄仁杰与程咬金的反对，二人与武则天激烈的争辩，武则天收回成命。并认为狄仁杰是个正直的臣子，不但没有怪怨反而给叮本的狄仁杰封了官。此剧又名叫《狄仁杰叮本》。因为薛刚在姬家山造反，此戏也叫《姬家山》。其中的武则天、狄仁杰、程咬金等几个主要角色王星普都能演出，很得观众的赏识。王星普为了加强剧社管理，又聘了当地一外号叫瞎瞎娃的当副社长以协助他工作。
陈兴民老师说，我们在教练张醒华的培养下排了许多传统戏，有《蜜蜂计》、《青梅传》、《状元媒》、《济南案》、《软玉屏》、《彩楼配》等故事性比较强的剧目，不长时间就到各地巡回演出。我们都很崇拜张醒华老师，在当时大多数戏曲艺人不识字的情况下，他能看剧本排戏，人称能抱本子的导演，这在当时来说，是被人们高看一眼的艺术人才。所以，我们排演也都很认真，这班孩子也出了些令观众喜爱的小演员。
我们在各地巡回演出，自己可以挣一些吃饭钱，不足的地方由屈聋子补贴。后来屈聋子的母亲过世，屈聋子对王星普说：“最近我在外地开的生意不太好，难以补贴戏班。这班孩子给你了，戏箱也送给你们，你带着他们谋生吧！”
王星普带着我们想找一个有势力的后台当靠山，却没有合适对象。有天我们小戏班在蒲城兴镇演出，不幸遇到了一场抢劫，这个抢劫不是抢东西，而是抢人。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们在兴镇演出，当时电灯还没兴起，戏班演出主要用汽灯或清油灯照明，我们还算高档，用的是汽灯照明。戏演完，我们提着汽灯准备回驻地。谁知，黄龙山的土匪头子李志英也是个爱戏剧的人，他带着一伙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这伙人一脚一个踢坏了几盏汽灯，然后抓了几个能演戏的尖子演员跑上了黄龙山。当时我们演戏的附近还有驻军，不知土匪是怎样搞的，竟然那样大胆，晚上也混在百姓中看戏？看样子土匪是提前已看好了要抓的演员。其中司化民是旦角门的主演，也被土匪抓跑了。几个尖子演员被抓跑了，留下的演员只得顶上去，于是陈兴民就成了旦角门的台柱子。陈兴民很谦虚地说，我没有司化民嗓子好，可是角色总得有人演，我的特长是扮相好，也就是行话说的迎风好，再者我做戏比较认真细致，很受观众欢迎。有次在阎良演出梁山戏《杀楼》，我在剧中扮演花旦阎惜姣。几个老太太在前场看了演出不说，还跑到后台要看我，看见我高兴地说：“我娃咋‘咯拧的那么好？真是个囔囔娃。”从此，大家都叫我“囔囔娃”。
‘咯拧和‘囔囔娃都是陕西的土话。‘咯拧是说做派可爱、袅娜…，也就是说做功好、表演好：‘囔囔娃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是夸奖女孩子娇柔、活泼、可亲…等。
演员戏演得红了也会引来一些麻烦，有次在临潼北田镇演戏，剧目是传统戏《三滴血》。陈兴民在剧中演了个配角，是小花旦贾莲香的母亲，这是个戏份不多的正旦角色。当地一土豪的儿子给他搭了一条红，可能那人平时看过他的演出，认为他是个好演员，搭条红以示鼓励。可陈兴民觉得你不给主演搭红，给配演的我搭红，是不是有侮辱我人格的意思，于是拿起红绸子扯烂扔到了台下。这可惹怒了那个搭红的，觉得丢了面子，就带了一伙人把舞台砸了，前后左右找陈兴民要兴师问罪。社长王星普看势头不好，把陈兴民揽在怀里，上边又捂了个大棉被盖了起来。陈兴民的花旦戏很有特色，做功细腻到位，尤其是《卖酒》中李凤姐最受热捧，观众有顺口溜说：“快走、快走，囔囔娃的卖酒！”最后以陈兴民演出了他的拿手戏《卖酒》，给那个寻衅者道歉算是赔罪和解。
主要演员被黄龙山土匪抢走，有个小孩也被启用，他叫辛化秦，是蒲城上旺庄人，比陈兴民老师大一岁。参加蒲城三义学社时，第一句话是：“我妈不叫我唱旦。”开始演员多，剧社没有勉强分配他演旦角之类的角色，有时派他干些一般力所能及的工作。戏班在高陵演出时，剧场大，前边有门，后边也有门，剧社领导怕有人不卖票从后门进去，就派辛化秦去看着后门。自从演员遭了黄龙山土匪的抢劫，剧社缺演员，辛化琴，长得比较清秀，从外形上看是当旦角演员的条件，嗓子也不错，所以一些旦角戏也逐步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比这班学生晚去两个月，没有参加演员基础训练，学社就给他排些唱功多的角色，青衣闺阁旦均有，他还唱出了名声，因为他看管过剧场后门，戏唱红了，大家亲切的叫他后门红。如今已是九十六岁的老人，身体精神，心态平和，是一位竞存学社加入民众剧团的元老。
且说，三义学社在社会上艰难的挣扎着。恰逢驻扎在临潼国军的一位团长，叫霍静生，他愿意接收三义学社。并将“三义学社”更名“靜存学社”。后来，霍静生觉得戏社的名字和自己名字连在一起不太妥当，社会是个竞争生存的社会，所以把名字中安静的‘静字改为竞争的‘竞字，从此，“三义学社”就正式更名为“竞存学社”。仍由王星普担任社长。解放后才知道霍静生是陕西地下党范明的外甥，霍静生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不太清楚，他是临潼霍形洼村的人。
竞存学社在临潼岳阳镇演出时，社长王星普说：“淳化县为咱们盖了剧院，咱们到那里去演出。”并给能演戏的七八个孩子发了十元法币，陈兴民说，是新瓒瓒的钱，我们很高兴。岳阳镇副镇长王治德命岳阳镇七保保长王青蓝派人护送戏社。护送的人员一个叫松贝，一个叫黑娃。大家一路北上，到了淳化县，没看见有什么剧院，有人说咱们是演戏的，既然来到这里，不如翻过沟，到沟那边去演出！所说的那个‘沟，可不是一般的沟，它是一个尺度很宽的大沟，名叫通神沟。通神沟位于淳化县润镇塬，又名润镇沟，属十里塬辖区，位于泾河峡谷段。沟壑30.7公里，沟内有流水，山棱上有瀑布。水的流域面积99.2平方公里。是泾河比较大的支流之一。辖区内有姜嫄庙，姜嫄乃上古人物，周朝先祖后稷之母，传说姜嫄踩巨人足迹而怀孕生稷。淳化有许多神和仙的传说，通神沟这个地名和神仙传说有没有关联不太清楚，最少和姜螈的传说有关。通神沟地貌原始，有许多少见的花草和小鸟，现已开发为淳化的景点。当年他们过此沟时是冬季，没有什么花花草草，即使有什么景致，也是夜晚偷偷摸摸行路的，根本顾不上看，也看不清那里是个啥样子。这条沟最关键的是一条天然分界线，一边是国民党统治区，过了沟就是共产党的地盘。当时戏社有的孩子听说要过通神沟就哭了起来，说社长把咱们卖给红区了！有的还想逃跑。护送戏社的松贝和黑娃，立即拔出了腰中的手枪，喊道：“不许哭，不许乱跑！”
大家安静了，为了避免干扰，他们决定晚上翻过这个大沟。松贝和黑娃分前后看管众人行路。通神沟由一个叫赵庆生的国军团长负责把守，路上派有军人站岗值勤。他们过沟难免有动静，站岗的哨兵大喊：“是谁？站住！”护送竞存学社的松贝骂道：“你他妈的，不知道是谁？喊啥哩！”哨兵也就不再吭声了。看来他们都是早有联系的！竞存学社的一行三四十人就这样半明半暗糊里糊涂的走了整整一晚。过了通神沟，第一站到的地方叫铁瓦镇，接应的人把他们几十个人安排在一个大窑洞里，给窑洞生了木炭火，又给地下铺了新席子，拿了几麻袋花生，说：“你们就在窑洞休息，没事了吃花生，千万不要出去，小心被国民党的便衣队发现抓走了！”
在铁瓦镇呆了七八天，每天吃两顿小米饭，大家叫它黄米杠子，有时黄米杠子的米还有点霉味，不好吃，有学生就有怨言。陈兴民倒觉得那个环境很好，再不会有临潼兴镇强给他搭红的惊怕，和忍气吞声的赔情演出了。
我母团的导演杨安民，就是应了师弟张醒华的邀请，去了临潼竟存学社。张醒华和杨安民同是成阳郑四办的益民社毕业的师兄弟，受教于著名教练兼导演的惠济民。二人都是能演戏又会抱本子排戏的艺人，在社会上均有些小名声。张醒华知道杨安民从不愿意和公家戏社打交道，他在咸阳找到杨安民说，临潼竞存学社是个私人戏班，那班学生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现今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不得不去。丢下那班娃娃没有老师照管很可怜，叫别人管我又不放心，希望师兄帮忙去照应一下。杨安民听师弟这样说，怜悯之心人皆有之，何况自己就是搞戏曲的。于是随师弟张醒华到了临潼竟存学社担任了教练、导演工作。也就是这样他随竞存学社一起北上，一步一步到了延安。
说起杨安民人们会有点生疏，他在解放后一直是当导演，在幕后工作。说起郭明霞、马友仙秦腔观众是再熟悉不过的演员了。杨安民给郭明霞排演了《五典坡》《秦香莲》使郭明霞名声大噪，观众褒称她一毛八;给马友仙、舒曼莉排了老《断桥》在1960年青年汇演崭露头角，得到好评并各获金质奖章一枚。受杨安民导演扶植栽培的演员不少，我母团有成就的演员都与杨安民分不开，就不一一再说。
张醒华解放后改名张茂亭，任西安市雁塔区文化局局长。看来张醒华是位地下党，他把师兄杨安民笼络来，是想把他引领到延安服务于边区。杨安民对此一无所知，就糊里糊涂跟着走。仔细想这次竞存学社的北上，是地下党为边区输送一个文艺团体的谋划行动。这次去的人员大多数是年青人，是受益者，解放后都成了老干部，只有杨安民在延安呆了两年余，给民众、八一等秦腔剧团排了不少戏，并自编自导了一出抗日剧目《好义村》在剧中他还扮演了角色。此剧为群众抗日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后来他丢不下寡母又申请回了原籍长安，这个行为成了他每次运动必须检查的重要政治问题。
陈兴民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年轻，是十几岁的娃娃，没有什么负担，去延安觉得很新鲜，演戏没有在国统区那样多的麻烦事，挺好的。杨安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都要靠他，不回来能行吗？
且说，竞存学社一行人在铁瓦镇呆了七八天，哪里也不敢去。戏社决定继续北上，能演戏的地方，他们就演出，没演出条件的就行路，一直走到马栏。马栏在当时可不是等闲之地。它是陕西省旬邑县的一个镇甸，东接陕西黄陵县，西接甘肃的正宁县，附近有山称马栏山，属桥山山脉在子午岭中南部。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活动地区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延安的前沿哨所，也是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人员、物资等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同时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它曾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人才。是当时中共陕西省委、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在那里竞存社见到了陕西地下党的领导赵伯平、汪峰等人。还意外的见到了临潼岳阳镇的副镇长王治德。原来王治德安排七保保长王青蓝派松贝、黑娃护送竞存学社北上时，他已抄小路提前到马栏等候戏社的到来。熟人相见于外高兴，尤其是松贝、黑娃更是高兴，也很自豪，觉得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任务。陈兴民老师说，他们到马栏的当天吃了一顿红烧大肉块，白蒸馍。肉块有核桃大，香得很。这是他们北上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领导宣布王治德任竟存学社的指导员。
马栏有个七月剧团，这是从地下党的列宁活动室演变来的，常演些适时的宣传小节目。竞存学社来后参与了演出，竟存学社虽然大多数演员是青年娃娃，可他们有在乡村基层演出的经验，张醒华给他们排的戏也多，加上杨安民大演员的参与，演出很受欢迎。他们演了平时巡演的节目《软玉屏》《蜜蜂计》《双锦衣》《双明珠》《济南案》等传统戏。杨安民也大显身手，演出了他的拿手戏《独木关》《杀四门》《白水滩》《反西凉》《摩天岭》等武生戏，还演了《激友》《坐窑》《打柴训弟》等贫生戏，并和当地艺人周玉民合作演出了《苏武牧羊》等剧目。马栏要留下竞存学社，可延安不停地派人催促，在马栏演了个把月，竞存学社只好北上赶赴延安。
这时延安由柯中平、马健翎于1938年筹建的民众剧团正在等候他们的到来。据说延安原来没有正式剧团，由柯中平申请，毛泽东主席给了二百个银元，柯中平买了一头小毛驴，又置办了一些便宜服装，请了街头卖艺的眉户艺人李卜，还请了一位街头打板的艺人张本宽。李卜会的眉户调子比较多，第一出戏排了眉户现代剧《桃花村》，并在《十二把镰刀》和《大家喜欢》剧目中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被边区文艺工作大会选为甲等模范工作者，女作家丁玲曾写有《艺人李卜》一篇文章赞扬。张本宽是个业余爱好者，对板路心中无底，打的板头是晋剧路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正形。没办法，那时在当地找不下懂文艺的人，只有凑合。陕北对秦腔是一无所知。竞存学社去了，民众剧团如同注了新鲜血液，顿时活跃起来，秦腔成为了民众剧团的主要剧种。民众剧团在大砭沟驻扎，他们搭了彩棚迎接从远路来的竞存学社，气氛非常和谐。柯仲平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出进都是喜滋滋的。尤其对杨安民更是高看一眼，总是拿着自己的大头烟袋让杨安民抽一口：马健翎见人就说，这可是给咱来了个人才！
陈兴民说，他看到柯仲平披着大衣，拿个大头烟袋，挺有气派的，以为是朱德总司令。他问旁边的人：“那是朱德吗？”
被问的人笑了说：“那是剧团的领导柯仲平！”
边区的消息见闻都比较闭塞，竟存学社这一行人谈论所见所闻，激发了马健翎的创作情绪，他搜集资料创作了革命现代戏《血泪仇》。这个戏的几个主要角色都是重磅人物演出。王仁厚由人称富州红的张云扮演：以后来创作《梁秋燕》一举成名的黄俊耀扮演王东才，陈兴民扮演东财妻，王桂花是个小女孩角色，不好找，幸好有个叫廖春华的女孩参加了剧团，那时她十三岁，正好赶上扮演王桂花。竞存社是演传统戏的底子，对现代戏的化妆还不太入门，在延安的大画家石鲁，非常积极的参与了此戏的化妆，陈新民每提到石鲁为他化妆东才妻时，还非常兴奋，他说石鲁边给我化妆边给我讲解化妆的程序和原理，至今也是记忆犹新。这个戏演出后，反响很大。尤其是在煽动革命情绪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说有次给战士们演出此剧，在“龙王庙”一场戏中，王仁厚的儿媳妇，也就是陈兴民扮演的东财妻惨遭杀害，自己的老伴忍受不了痛苦触墙而亡，王仁厚带着女儿桂花和孙子狗娃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不知所措，场面悲惨之极。当时有一看戏的战士控制不住情绪，向扮演国军韩排长的演员开了枪，台上乱了起来，大家控制了那位战士，才算没有伤人。此剧，是民众剧团的必演节目，也是革命现代戏的开山剧目。解放后民众剧团改为西北戏曲研究院，后又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此剧成为研究院革命历史剧的传承剧目，已有几代人参与过此剧的演出。王仁厚那板：“手拖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没娘，…”的乱弹，用秦腔板头演唱，慷慨激昂，很能表现剧中人物的悲愤心情和悲惨的情景;还有王东才悔恨交加的那板乱弹：“儿和妹一个个沉睡不醒，王东才心有事坐卧不宁，…”，及王桂花纺线的那板乱弹，均已成为秦腔现代剧的传唱段子。
竞存学社到延安第一晚上演出传统戏《彩楼配》，这出戏是呈现民间传说人物王宝钏飘彩选婿的故事，主角王宝钏由陈兴民扮演。陈兴民老师很谦虚，他说，自从黄龙山土匪李志英把我们的头牌旦角司化民抢走，只好把我顶上去了，什么旦角的主要戏都成了我的。那晚在延安大礼堂演出，我去的早，帮忙装舞台。在礼堂门口看见一个人穿着深红色的呢子大衣，这种衣料是延安当地出产的土呢子。那人梳着大背头，挺精神的从杨家岭土坡上下来，向窑门前的大砭沟口走去。陈兴民感觉这个人应该是毛主席吧！他问旁边的人：“那是不是毛主席？”
那人告诉他：“那就是毛主席！”
他想，毛主席下沟去了，肯定还要回来的，我等在这再看他一眼！果然，不一会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手中还牵了个小女孩，一直走向大礼堂门口，用湖南话问道：“今晚大礼堂演戏吗？”
门口的几个人回答说：“是！”
他又问道：“是柯仲平的那个剧团吗？”他们也回答说：“是的。”
那天晚上看戏的人很多，窗台上都坐满了人，毛主席也观看了演出，还赞扬这个剧团戏演得好！
陈兴民做功戏非常到位，他演传统戏《自媒洞房》中的表妹刘玉英，有几个小动态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这个戏是表兄看上了表妹刘玉英，亲自去对舅妈说明心意，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提亲。有句唱词是“要与表妹成婚配，还得我自己做媒人！”表妹刘玉英自然是一百个愿意，由于害羞，她不直接说愿意的话，而是对表兄连连说了几句：“着了急了，着了急了，着了急了！”陈兴民在说这几句台词时，双手换着指表兄的几个手势，配上角色娇柔羞涩又乐意的表情，观众不由得拍掌叫好。当时延安有个评剧团，也就是京剧团，有位叫肖甲的女演员，她见了陈兴民就用手势学他那指人的动势，口中还说着，着了急了，着了急了，着了急了！的戏词。肖甲是位唱做都很到位的演员，她对陈新民的表演是赞不绝口，说，陈新民的表演真是绝了，一般演员很难达到那样复杂感情的深度。
在民众剧团陈新民感到非常温暖和舒心，他的嗓音一度常出毛病，可能是换声，柯中平亲自带他去李鼎铭先生那里去看嗓子。李鼎铭是延安的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选集中说到他是位开明绅士。李鼎铭不单是位开明绅士，还是一名很有造诣的中医大夫：那时延安吃的杂粮多，马健翎见了陈兴民，总是悄悄给他一个白蒸馍。从这些琐事上看，足见当时民众剧团领导是多么喜欢人才的爱护。马健翎的妻子叫杜芬茹，她给剧团的学生教文化课目，使他们认识了简单的字句和自己的名字。陳兴民说，大生产时，组织上照顾他，没让他去开荒，让他在团里跟着杜芬茹学纺线。
在延安时每个星期吃两顿馒头，其他时间全吃黄米杠子，没有什么蔬菜，剧团喂着猪，隔一段时间还能吃到几块猪肉。做肉没有调料，白水煮的肉没味道，不过觉得还很好吃。遇到打仗，他们就找地方隐藏起来。有次他们跑到公鸡山躲避，借群众的锅炉烙些饼子以备战时充饥。大家正在忙活时，忽然有枪炮袭击，他们扔下未烙熟的饼子就跑，一路上硝烟袭击，天公也来凑热闹，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一群人员有老有小，行动确为多样。有个小孩叫朱成仁，没有鞋穿，只穿了一条烂裤子光着脚板随着大人们跑，挺可怜的，可是谁也帮不上谁。在中途，看见山沟两边的死人像麦垛子堆在那里，这已是见惯不惯了。生活上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也有人逃跑。陈老师说，有天他和另一同志在路边值勤，看见当地民兵五花大绑了一个人押送过来，他俩定睛看，原是民众剧团的一位自己人。民兵说，他要逃跑，被我们抓住了。他俩说，人交给我们吧！他们把那个同志押回剧团，告诉他不要再跑了，跑不掉的！后来那个人一直就坚持到解放后，因为有些文化，还当了文艺界某单位的领导。陈兴民说，虽然条件艰苦，我却觉得很开心，一直没有离开的念头。民众剧团在发展兴旺的过程中，收了些小孩子，以补充演出需要，领导任命陈新民当孩子班的班长，他热爱孩子，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有次我碰到歌舞剧院的著名舞蹈演员冯云英，她说，我小时在民众剧团孩子班，陈新民老师当年给我们当班长，对我们小孩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吃喝拉撒睡样样操心，像我们的父兄一样，关爱着我们的成长;著名秦腔演员马蓝鱼提起陈新民也是非常感慨，她说，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转眼间都已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每想起和陈班长在一起的日子，总觉得特别亲切。
天灾人祸说不定就会降临。有件事情让陈老师很遗憾，和他同去延安的一个小孩比他小两三岁，是他家门中二爷的孩子，论辈分还叫人家叔叔呢。他们是一块学戏一块上延安的，叫陈勤祥，小名谋子。在剧团演文武小生。他俩经常搭档演出，陈勤祥扮相漂亮，动态潇洒，很得观众欢迎。有次他们在外地演出，这个年轻人精力充沛，演完戏一个人跑了二三十里路到延安的延河里去游泳，结果溺水身亡。解放后，陈兴民回家乡探望，父亲问他，你回来了，你叔叔呢？他把实情向父亲说了。当时父亲就坐在地下起不来了，这件事他和父亲一直隐瞒着他二爷。提起这件事陈老师遗憾的说，听说，溺水的人要搭在牛背上把肚子的水空出来，人就能救活，那时不知这个窍门，没有那样做，也许把他搭在牛背上空空肚子的水，说不定还会救活他。
竞存学社合并到民众剧团，剧目多样起来，演员不够用，就到处搜罗能演戏的人才。还有位小青年叫王志学，是临潼岳阳镇人，曾以修理小物件为生，也随竟存学社到了延安，他有嗓子长相也顺溜，就到剧团唱戏了。因为有些文化，解放后还当了五一剧团的团长。诸如此类的人员很多，就不多说。随着全国解放，延安民众剧团到了西安，与从延安下来八一剧团、和三原的明正社及一些文工团分散人员组建了西北戏曲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领导分派陈兴民在研究院演员训练班担任业务股长。1960年全省青年汇演，他和戏剧家封至模、京剧教练邴少霞共同排导了田汉改编的传统戏《女巡按》，得到内外行的赞扬，自己也很惬意。他在演员训练班工作直至离休。陈老师离休后他乐观的人生态度不减退，每天起得很早，穿上练武术的宽大服装，拿一把带红穗子的宝剑，去到附近公园舞动，锻炼身体是他的宗旨，有许多爱好者向他求教，他更是乐意付出。研究院要是有新排演的剧目，他一定都要去观看：即是演戏的公告牌换了内容，他都是非常关心的。换的什么戏、是谁写的剧本，谁的导演、哪些演员参与，他都有兴趣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老师的眼睛视力、耳朵听力都有所减退，每当遇着研究院换了新戏公告牌，他就来喊我说：“有空没有？有空的话给我把换了的戏牌念一念！”
我对陈老师这种热爱生活、热爱戏曲的精神所感动，每次他喊我念戏牌，我都是随叫随到。他说：“每次换了新广告，我总想知道上边的内容，眼看不清，心里着急。你念给我听，我知道内容心里就踏实了！”
有次我和陈老师开玩笑，说，陈老师，文革中你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陈老师很迷茫的说，我也不知道，人家说我是造反派。我说，你造谁的反？陈老师笑了说，谁知道造谁的反？跟上胡哇哇哩！陈老师确实是位很诚实的人，文化革命中，有想法有目标的人是少数，大多数确实是跟上胡哇哇的。
陈老师离休多年了，看到他对戏曲事业还是那样关心：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有时天真得像个孩子，太可爱了。他对生活没有极端的要求，单纯、轻松、朴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今陈老师已九十五岁了，他还是童心不减，每天乐呵呵的这里走走、那里转转，而且对老同事也很关心，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当他听说老艺术家李瑞芳有点健忘现象，他不放心，自己又怕走错了楼门，叫我陪他去了好几次李瑞芳的家，关心她的身体，嘘寒问暖。并对我说那是个好演员，你看过她的戏没有？我说，从1953年李瑞芳演梁秋燕开始，她所演的现代戏古典戏我几乎都看过，是个好演员！陳老师觉得我认可他的说法，很高兴。难得陈老师过了髦耄之年还有这样博爱之心和生活乐趣，使我感动。我祝福陈老师永远这样无忧无虑的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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