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军人英雄书写的嬗变
丰晓流
内容摘要：从神坛英雄到本色英雄再到另类英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军人英雄塑造的一个变化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建国后军人英雄人物塑造变化的观照，探讨人们价值观的改变。
关键词：神坛英雄 本色英雄 另类英雄 当代军人
九十年代以来，以《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为代表的新一类英雄的出现，掀起了对英雄人物重新定位的热潮，从而也引发了人们新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军旅小说对英雄的塑造大体上经历了“从相对单一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颂歌范式’向‘再现和反思革命历史的悲剧范式’、‘军人是人’、‘英雄是人’的自省范式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美学追求与范式’的演进和变更”[1]。本文试图通过对建国后军人英雄塑造变化的观照，探讨人们价值观的改变。
一.过滤：理想的讴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是一个缅怀英雄并崇拜英雄的年代。伴随着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文艺上也是一股英雄主义的热风扑面而来，一大批描写战争、塑造英雄的作品被广大读者所喜爱。这些英雄人物极大程度地符合了当时的价值观、审美意识，英雄是标准化的英雄，精神是纯而又纯的崇高，英雄成为战神而被人们崇拜和仰慕。《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踏平东海万顷浪》中的高山，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之所以出现这种写英雄的热潮，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战争呼唤英雄，战争也产生了英雄。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需要缅怀英雄，需要用英雄的精神来激励人们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而党的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成了作家们无庸置疑的指导方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作家们的有意识的张扬下，积淀为一种传统。
当时的作家们是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他们以虔诚的心，以神圣的使命感来进行创作，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已经全面彻底地取代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形成了一套道德标准模式，按照这种道德标准模式塑造出来的英雄都具有共同的道德行为特征：具有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个人的一切;具有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情操，摈除个人一切私心杂念，没有个人爱情生活的感情纠葛，也没有个人生活隐私、兴趣爱好和个性的弱点，更没有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总之，“人性的一切杂质均被过滤、蒸馏，提纯到几近透明，人的全部丰富性只剩下一种属性——阶级性”[2]。与此相呼应的，英雄们一般要被置于最艰苦的战争环境，受到最严峻的战争考验，从而显示出英雄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
毋庸讳言，这些英雄团队中的每一个英雄的事迹都是可歌可泣的，都曾对我们的成长和教育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些英雄的塑造，表现了英雄的豪迈与壮美，呈现出凝重大气的阳刚之美，并以此形成了中国当代小说一道壮丽的风景。而英雄的精神，不仅成为我们文学宝库中重要的一环，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无穷力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向深层次的转化，随着人们审美观的多元化需求，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英雄伟则伟矣，但却高山仰止，令人难以企及;他们头上的光环亮则亮矣，但却成了战神，让人只剩下崇拜的份儿。这些英雄，大多数被作者以过滤的手法予以提炼、净化，拔高到近乎完美无缺的地步，因而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平凡和亲切，渐渐从现实的土壤中被疏离为神。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很长时间内并没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注意，甚至由于作品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而被后人不斷模仿，这又反过来更促使了这一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于被当作了规范，成为塑造英雄的一种固定的模式。
对于理想主义英雄的描写，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局限性的关键在哪里？从一大批‘红色经典’文本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代作家的艺术思维的共性特征，即‘人’的缺失。”[3]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对英雄的塑造，“让英雄更加完美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遵循的法则……他们都具有坚定的政治思想、高尚的品德、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即使写到他们的缺点，也大多只是行动鲁莽，遇事不冷静，并且这些近乎‘可爱的缺点’还会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逐渐改过。特殊时代的背景形成了读者对完美英雄形象的期待视野，也形成了作者对英雄人物不遗余力的尽情歌颂，社会整体的力量使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越来越脱离其人的品质而呈现出神的色彩。”[4]
二.还原：本色的书写
如果说，理想主义英雄的产生符合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那么，随着“文革”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种精神需求和审美要求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们需要在崇拜英雄的同时，拉近他与自己的距离，需要看到英雄人性真实的一面。这种需要是新时期文艺繁荣的产物，是当时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产物。不久，随着南方自卫反击战的发生，这样的英雄开始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由于这些英雄具有普通人的情感和遭遇，我们把这些英雄称之为本色英雄。
1981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文学再度勃兴，也标志着英雄主义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西线轶事》“单枪匹马地突破了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写作’的重重禁区，为后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狂飚突起式的集团冲锋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5]
被视为新时期英雄人物塑造开山之作的《西线轶事》，其主人公刘毛妹平时敞胸露怀，军容不整，嘴叼香烟，拿军帽当扇子，为人冷漠，桀骜不驯。刘毛妹身上，缺少周大勇、少剑波等传统英雄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圣洁崇高感，作风严谨的组织纪律性，坚忍执着的政治信念。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逐渐发现了刘毛妹勇敢、机智、顽强的军人素质和英雄品格，以及他对国家、民族和个体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忧患意识。由于作者精心的铺垫和细腻的渲染，使得刘毛妹的缺点和优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丝毫没有生硬的痕迹，使得这个英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和感人。也正因为此，刘毛妹成为“新时期‘英雄主义写作’人物谱系中的第一人，同时，也成为当代军事文学上的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6]
《西线轶事》中的英雄刘毛妹无疑是作家创作理念中的一个“英雄”，是一个与主流价值观文学体系中的“政治化英雄”相比具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但这一人物的闪光之处，恰恰就在于他那与众不同的性格缺陷。《西线轶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第一，它突破了当代军事文学中根深蒂固的颂歌式的英雄主义写作，写出了普通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和不完美的英雄;第二，《西线轶事》不人为地强调理想化的色彩，而是追求英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品探讨了英雄成长的过程，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第三，小说立意不做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是要透过一件件最能反映战士内心深处感情活动的小事，创造一个个本色的性格和心灵美好的人。”[7]
刘毛妹无疑是当代英雄，但又绝不是高不可攀的神灵，而是普通平凡的战士。作品一扫过去完美英雄的倾向，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独特经历和性格。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写出了这一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心灵的升华。伟大出于平凡，英雄同样普通，理想的光彩在平凡中展现，徐怀中的这一开拓性贡献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中显然是意义重大的。
紧接着，李存葆发表了《高山下的花环》，标志着新时期的英雄人物塑造登上了又一个高峰。可以说，《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典型的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英雄主义写作”的文本。主人公梁三喜无疑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英雄，他刚烈伟岸，宽厚纯朴，严以律己，集英雄素质和真善美的人性于一身，显示出英雄的平凡与伟大、普通与崇高的结合。赵蒙生的灵魂经历了痛苦的蜕变，由战前的企图临阵脱逃，到最后战场上与敌人的生死搏斗，最后也成为名符其实的英雄。独具特色的角色应该算是靳开来，这是一个平时牢骚满腹、习惯说风凉话的兵油子，而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将作家们对军人生活新的思考带入其间，显示了新的生活观念在英雄塑造中的逐渐渗透。
描写南疆那场自卫反击战的作品虽然众多，并且这些小说描写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里面的英雄，与十七年被神化了的英雄完全不同，他们被还原成了人——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这些英雄形象在生动、鲜活、真实、可信的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英雄首先并不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凡人，他们都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一般人所具有的各种思想弱点和人格缺憾;英雄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英雄，也并不是政治教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人性最宝贵的那一部分——道德良知的自然延伸。”[8]
总之，这个新时期的英雄与传统的英雄相比，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把英雄从神坛上拉回到人间，这是英雄描写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标志，这是人格的复苏，也是人性的回归。在艺术上，他们不再是“这一类”而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读者被他们感动的同时，感到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必再用仰视的目光崇拜他们，“他们用泛化了的‘英雄’意识去对抗政治英雄意识，用英雄的质朴人性去消解英雄的传奇神性。在他们那里，‘英雄’已不再是一种绝对政治化了的民族集体记忆，而是完全个性化了的个人主观理解。”[9]
三.放大：另类的张扬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语境的淡化和商业语境的强化”，作家们在英雄塑造上开始进行更为大胆的突破，他们将人性的关怀、个性的张扬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类英雄形象活跃在文坛上。他们是英雄，但按照传统英雄的评判标准，他们行事往往有些出格，有时候甚至出格得离谱;他们个性张扬，但有时候张扬得甚至置军纪军威所不顾;他们思想大胆，但有时候无法无天起来甚至够得上军法处置。他们的种种行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英雄形象，可以说，这类英雄人物，是人格个性过度放大了之后的英雄。为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我们姑且把这类英雄称之为“另类英雄”。
另类英雄的典型代表人物首推《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及《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两个人物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将领，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同时，他们身上都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同样有着冲天豪气和侠骨柔肠，他们都是革命英雄，又带着明显的草莽之气。
梁大牙是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但他参加革命之初，既不是受剥削遭压迫而要求解放（这是我们大多传统英雄参加革命的动力），也不是因为思想觉悟而献身革命（这也是我们传统英雄必不可少的思想意识）。不，梁大牙参加革命纯属偶然，他是误打误撞碰上了新四军。在狼吞虎咽了两大盆面鱼儿后，他仍执意投奔兵强马壮粮饷充足的国民党部队，直到貌美如花的东方闻音出现，才使他萌生了留下来“先干干看”的想法。他一出场，完全是以一个贪财、好色、匪气十足的无赖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历史的天空》最大的特点是摒弃了阶级、党派，甚至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习惯眼光，“代之以顺乎人物个性与梦想的，以一种对人物行为描写不定性的写作方式，潜含着一种公正的价值取向，用大写的人格来烛照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的发展与汇合”[10]。
与梁大牙的另类有相似之处的是《亮剑》中的李云龙。李云龙和梁大牙最大的类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具有明显的匪气。在同日本人作战时，他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时这样说：“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酒肉和金银是怎么来的？对了，是抢来的，不抢能叫山大王吗？凭什么他鬼子汉奸吃肉喝酒，就得咱们喝西北风？咱们也得吃肉喝酒。鬼子汉奸有的咱们就得有，没有就抢他娘的……”
但与梁大牙所不同的是，李云龙的“另类”还表现在作为老革命，却在组织纪律上的无法无天。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长征时，因筹不到粮食，他下令部下抢藏民的粮食，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被连降两级，但他毫不在乎。因为有了粮，过草地时他们团没有饿死人，他觉得这处分背得值;他为了给警卫员和尚报仇，不惜违抗军令，砍死了已收编的土匪，再次受到降职处分，他仍然不在乎，认为“只要能给和尚报了仇，就是降成战士也值了”;为了抢救被敌人掳去的新婚妻子，居然纠集友邻部队围攻县城，牵动了整个地区的战局;只是因为英雄惜英雄，他和国民党团长楚云飞惺惺相惜，兄弟相称……真可谓“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从梁大牙的“胆大妄为”，到李云龙的“无法无天”，这些另类英雄是那么鲜活地闪现在文艺舞台。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个性张扬，人性——无论是缺点还是优点，都是如此地突出，在这类英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放大的人性。
注 释
[1]廖建斌.从“军乐”到“交响”的变奏[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3）.
[2]陈颖.工农兵：当代英雄崇拜的主体及其消遁[J].集美大学学报，2005，（3）.
[3]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
[4]程倩.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美学特征分析[J].解放军文艺学院学报，2004，（2）.
[5][6][9]唐韵.英雄主义写作，或几个关键词[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3）.
[7]唐韻.新时期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的嬗变[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3）.
[8]宋剑华.反思与解构：论新时期文学革命英雄神话的破灭[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6）.
[10]王久辛.波诡云谲望天空[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