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题材影视剧中,“说服”,叙事的传播行为研究
苏婧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201620）
近年来，教育题材影视剧作为家庭伦理剧和青春校园剧的融合，成为了现实主义影视剧中异军突起的一大看点。从2015年的《虎妈猫爸》，2016年的《小别离》，到2019年的《少年派》（图1）《带着爸爸去留学》《小欢喜》，再到2021年引发全民讨论热潮的《小舍得》，教育题材影视剧的火爆正迎合了当下社会对教育话题的极大关注。
2021年7月24日，教育部推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教育影视剧所肩负的传播和引导功能将随着这股热议浪潮继续阐扬光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教育题材电视剧应当在表现内容和题材深度上有所开拓，特别是在讲好如何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主题上有所创新。”[1]如何让情节更有可看性，在精彩的故事中展现创作者对于教育抱持的前沿主张，引起受众的兴趣，并在今天碎片化观影的趋势之下，制造一定的话题热度，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视剧《少年派》中，中学生上课玩手机时，田老师即兴的一番话成功说服了学生拿出手机，这个段落在抖音上获得了上千万的播放量，点赞238万次，转发31万次，其传播效果显而易见。
图1 《少年派》剧照
（一）实质：完成转折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指出，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与“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达到结局的行动，其中，“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2]。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中同样提到“有转折的场景”，他指出：“序列高潮是一个导致适中逆转的场景，幕高潮是一个导致重大逆转的场景……创造这样一个故事设计，让其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成为一个细微、适中或重大的转折点。”[3]
“说服”叙事的目的是为了造成转折。比如，电影《长津湖》中，19岁的新兵伍万里跟随哥哥伍千里、也是7连连长去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时，在火车上被罚站以及在石头滩亲眼目睹好朋友被枪射死的段落，都是典型的“说服”叙事，它使伍万里明白了保家卫国的深刻意义，完成了从一个不懂战争残酷、无视纪律的新兵到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被说服的转变过程。
（二）聚焦：父子关系
随着女性自我发展的成熟，教育影视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虎妈”“恶妈”，而近期的同类题材里，父亲常被刻画成机智、幽默、温柔的“猫爸”，巧妙地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充当润滑剂。例如，《小欢喜》（图2）中，爸爸为了带女儿方朵朵周末外出游玩，竟偷偷篡改朵朵的试卷分数，骗过了要求严格的朵朵妈妈。《小舍得》中的夏君山，《虎妈猫爸》中的罗素，《少年派》中的林大为，都延续了这一性格特质，他们如何与妻子斗智斗勇，用柔中带刚的技巧教育孩子，成为了此类影视剧的一大看点。
图2 《小欢喜》剧照
“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教育专家普遍认同父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著名教育专家李玫瑾在采访中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决定了孩子对待女性、对待家庭的态度，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父子关系也经历着深层的转化。“Z世代”（生于1995—2009年之间的人群）的父子关系，父子间逐渐在冲突中尝试和解，父亲逐渐在家庭中承担起陪跑角色，并试图低下头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近年来的教育题材影视剧，一个显著变化是，父亲的“在场”增加了。
（三）效果：创作盲区
按照罗伯特·麦基的观点，“说服”即意味着人物态度、行动发生转折，它关联到情节的转变。“说服”需要逻辑的通顺和情感的铺垫，甚至应该具备“润物细无声”的高明，这是很多影视剧在“说服”叙事上不尽如人意之处。以亲子关系为例，教育题材影视剧中在“说服”叙事上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角色脸谱化
过于脸谱化的父亲角色，令观众容易产生疲惫感。比如黄磊、佟大为等饰演的爸爸角色，让观众在不同剧目中看到的都是同一个说话没完没了的父亲角色，有时台词显得过于程式化。相对而言，在日剧、韩剧、美剧等中的一些父亲形象，则更加立体真实，例如韩剧《请回答1988》中几个中年大叔，不善言辞，却能点到为止地传释厚重丰富的父爱如山，又例如美剧《小小谢尔顿》中的父亲，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却往往在关键时刻给儿子醍醐灌顶的教育，可信度十足。这些父亲角色都依据传统父亲形象来创作，在阳刚气质的底色中浇注了细腻和大智慧的养分。电视剧《都挺好》中苏大强的父亲形象，正是因打破了传统对父亲的定义，才引起了大批观众的热议。
2.情节牵强化
在此类影视剧中，“说服”过程直接省略为画面，通过闪回画面说服主角。比如《跟着爸爸去留学》中，儿子和父亲吵架之后，儿子在江边回想起过去和父亲相处的点滴，陷入感动，回家与父亲和好如初。这样的叙事当然很省力，但是如果作为全剧高潮场面来说，人物的转折显得很苍白，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促进角色内心的转变，观众便难以产生一击而中的触动。
3.台词说教化
再有是通过讲大道理来说服对方。大段说教性台词不但不会让观众共鸣，还会令观众产生反感。比如《小舍得》（图3）中，田雨岚用竞争的残酷、母爱的沉重给年幼的儿子说教，大段的台词辅以表情的特写，在视觉上缺乏可看性。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劝李云芳从失恋阴影中走出来，经历了算账、讽刺、辱骂、忆苦思甜、角色扮演这几个阶段，最终用幽默的贫嘴敲开了李云芳压抑已久的心门，令她失声痛哭了出来。这个“说服”过程就去除了说教，增加了幽默和深意。
图3 《小舍得》剧照
（一）霍夫兰的劝服传播理论研究
作为传播学领域心理学研究方向的重要创始人，卡尔·霍夫兰通过设计的实验去验证概念化的假说，最终提炼出说服过程中导致态度变化的因变量，包含：进行传播的传播者、传播者传递的刺激、对传播进行反应的受众以及受众对传播的反应四个方面。
霍夫兰通过大量心理实验，发现“说服”是有意图的传播，是由某种信源所做出的的单向尝试，以便在接受者方面造成效果。但是由于说服通常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而进行的，有些来回往返的相互作用便往往发生在说服过程之中。他认为，“说服传播的主要影响在于刺激个人思考他的原始观点和传播中建议的新观点。”[4]
（二）麦奎尔的信息处理模式
霍夫兰的学生麦奎尔继续发展了劝服理论，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信息处理理论为框架的传播/说服过程的输入输出矩阵。该模式提出，态度的改变取决于5个输入要素：信源、讯息、接受者、渠道和语境。而传播的效果包含12个输出阶段，分别是：接触、注意、兴趣、理解、探索、信服、记忆、回忆（抽取）、决策、行为、强化、巩固[5]。
麦奎尔的这个模式把劝服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线性发展的整体，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一个接受者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的相对理性的过程。麦奎尔的“劝服矩阵”其实是一种信息加工模型，它主要强调劝服应当是一种环环紧扣的信息处理过程。劝服者期望劝服信息能引起被劝服者的注意并感兴趣，目的是让被劝服者理解并真正获取这一信息，而最终付诸行动。
根据霍夫兰和麦奎尔的劝服理论，从信源、讯息、接受者、渠道和语境等五个传播要素，分析“说服”叙事是如何进行传播，以达到传播目的的。
（一）角色扮演：达成信源的可信度
传播者的可信度和专业性，对受众接受传播者立场的效果影响明显，其中可信度包括了受众对其知识、智力和真诚感的认知。霍夫兰认为，如果传播者的传播动机容易受到怀疑，一般来说接受度会降低，而那些可信度强的传播者能够至少在传播的开始阶段就拥有受众的注意力[4]。
在《小欢喜》中，区长季胜利和儿子季杨杨的矛盾冲突从剧情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一直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疏忽家庭、谨慎保守，面对青春期个性张扬的儿子，他非常窝火，连大冬天早上强行让儿子穿秋裤这件事，父子之间都能发生冲突。父亲在朋友们的建议之下，逐渐转变观念，带着学习的眼光看待儿子的“不一样”。他从基础的学电脑打字开始，上网，找赛车论坛，找到儿子的网名。在赛车聊天区中，父亲假扮网友和儿子隔空聊天，儿子吐露了对赛车的热爱，在线上聊天过程中，二人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己，季胜利基于对儿子兴趣爱好、人生追求的真切了解后，和儿子的相处融洽了很多，父子间建立了信任。
（二）隐喻故事：促成讯息的兴趣度
讯息内容的趣味性和易于传播性，能充分实现被说服人的注意、兴趣、理解、信服、记忆等一系列过程的完成。传播者用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说服被说服人，其过程自然而然发生，在聆听故事、感同身受的同时，也接受了故事里的道理。
美剧《小小谢尔顿》（图4）中，天才少年谢尔顿仅仅10岁就跳级到了高一年级，成为了哥哥的同班同学，而他尚未成人化的思维在学校和家庭关系中屡屡产生冲突，他却仍不自知。父亲单独找谢尔顿谈心，讲述自己过去在学校工作时为了正义举报别人，最后竟被开除的失败经历，说服谢尔顿不要在现实生活中过于理性，非黑即白的方式不仅会伤害别人，自己也会受挫。
图4 《小小谢尔顿》第一季海报
故事里常带有隐喻，“顾左右而言他”，暗藏的潜文本令人回味深思。在电视剧《暗算》中，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面临瞎子阿炳不肯继续展开侦听工作的难题，即使两人关系亲密如父子，他也深知不能和这个弱智的孩子硬讲道理。利用江边散心的机会，安在天讲述了岳父捕鱼的故事。从岳父能从气泡判断湖面下是什么鱼的高招，到聪明的鱼游到了浅水区因此难以被察觉，最终让阿炳明白，敌人的电台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藏匿，需要换一种方式去寻找那剩下的三分之一电台。阿炳终于被说服，决定立刻回去继续工作。
（三）在场视角：形成接受者的参与度
霍夫兰认为，接受者有群体一致性的动机，也有个性因素。有些人更容易对说服产生回应，有些人则更加抗拒说服，来源于能力或动机上的差异等。情感诉求效果会强化受众动机，提升接受的意愿[6]。
麦奎尔也认为：“传播是从共享和参与，而不是附和传播者、改变接受者的目标角度来定义的。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共性会增加，受众是参与者，也是一种目击者。”[7]
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图5）中，邓超饰演的父亲马皓文从监狱出来，很快就把儿子马飞从学校接回来，此时儿子已是差点被校长开除的差等生，对父亲也充满了怨恨，一见面就充满矛盾；
接着，父子俩在面馆吃饭，物价的飞涨，窘迫的父亲为了省钱只要了素面遭到老板的讥讽；
继而，儿子陪父亲找工作，信心满满却被拒绝，父亲的形象继续跌落；
更意外的是，父亲被曾经的熟人、如今的老板当众奚落羞辱，父亲的形象跌落到最低谷；
之后，父子深夜谈话，父亲的坦言重获儿子的信任；
终于，父子俩再次遇到羞辱他的老板，对方遇到一个技术问题解决不了，父亲跟老板打赌，爬上高高的塔楼，最终利用物理学知识轻松解决问题，不仅拿到了一大笔钱，还赢得了对方的道歉。
图5 《银河补习班》海报
马飞从学校出来时是差点被学校开除的差等生，被社会边缘化，而马皓文从监狱出来并在找工作时接连受挫，同样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父亲通过知识获取财富，从被羞辱到获得尊严，整个过程儿子都是旁观者，也是目击者。从瞧不起到尊敬甚至崇拜父亲这一态度的陡然转变中，马皓文所教导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念也被马飞顺利地接受了。
（四）巧用符码：构成渠道的多元度
麦奎尔认为，“符码”是一种意义体系，这种体系的法则和惯例是由文化成员或者所谓的“诠释社群”所共享，通过设立诠释的基础，符码能够形成媒介生产者和媒介受众者之间的联系[7]。下面两个例子，说服者分别借助了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道具：蛋糕和格子图，形成了代表亲情含义的“符码”，以此完成了说服过程。
在韩剧《请回答1988》中，德善作为家里的二女儿，从没有单独享有过生日的特权，生日这天委屈的她和父母吵了架。深夜，德善的父亲在路口等她，两人坐在路边聊天，父亲拿出生日蛋糕为德善过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正式的生日，父亲一句“爸爸也是第一次做爸爸”，真诚的坦白和道歉，令德善泪流不已，终于被“说服”原谅父母的“不公正”。正是这个意外的蛋糕，打开了女儿多年来的心结，也让不善言辞的父亲做出了深情告白。
在《少年派》中，父母给上高三的林妙妙在学校旁边租房，习惯住校的女儿觉得被限制了自由，因而和母亲发生激烈冲突。父亲林大为马上带女儿离开家，到楼下吃烤串（图6）。在这六分钟的“说服”中，叙事分成了六个层次：
图6 《少年派》剧照
第一步，父亲向女儿承诺出来纯粹是吃东西，让女儿放下戒备；
第二步，女儿得知父亲去一家新公司做副总裁，对父亲的尊敬感油然而生，为后面父亲的话做了铺垫；
第三步，女儿对母亲牢骚满腹，用成人口气建议父母离婚，父亲淡然听完了女儿的“教训”，其包容让女儿对父亲的信任感强化；
第四步，女儿市侩地伸手要钱，父亲给钱后借机劝女儿同意走读，双方关系紧张；
第五步，父亲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他画了一张人生寿命格子图，计算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当看到从视觉上直观反映出来父母和女儿相伴的时间屈指可数时，女儿内心被触动；
第六步，父亲转化立场，恳求女儿说道：高三了，与其说是爸妈陪你，不如说是让你多陪陪我们。
从父母需求的角度请求女儿的陪伴，这个立场对寻求自由和权利的孩子来说非常成立，叛逆的林妙妙也终于被这张人生寿命格子图打动并且说服。值得注意的是，该段落在抖音上点赞次数3000余次，其短视频标题为“你陪伴父母的时间可能只剩348个月”，在情感共鸣上颇下功夫。
（五）空间场域：造成语境的舒适度
选择在公共空间还是个人空间进行谈话，“说服”效果是有区别的。麦奎尔认为，以近乎开展仪式的方式将人们聚集起来，这样的受众能更充分地参与到社群的公共生活中[8]。
中国人的说服常常放在饭桌上进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讲究家庭仪式和氛围，在饭桌上聊天，相对自然、开放，让父子关系中的冲突容易缓和。在《少年派》中，每当个性都很强的女儿和母亲硬碰硬时，父亲都会带女儿出门吃饭，在开放的空间里让女儿平复情绪；
在《小欢喜》中，季胜利和儿子季杨杨单独外出吃西餐，吃惯了食堂的父亲不知所措，主动示弱请儿子点菜，季杨杨得以有了做主的权力，让接下来的交谈有了平等的前提。
同时，说服之后的传播效果的进一步深化，也能通过饭桌这一空间表现。比如《小小谢尔顿》中，谢尔顿被父亲说服后，在吃饭前的祈祷中，主动脱下手套和爸爸握手，一改平时吃饭因洁癖戴着手套和家人握手的习惯。他们之间亲密的握手准确而含蓄地表达了谢尔顿对父亲的认可和钦佩。
要促使受众接受新观点，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传播过程。教育题材影视剧的“说服”叙事中，受众既包含被说服的角色，也包含一部分屏幕前的受众，而可接受性成为过程的最终和唯一目标。“说服”叙事的传播者更需要掌握影视作品的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空间和道具创造有视觉效果的叙事内容，把控叙事节奏，从而促成受众顺应说服逻辑，达到良好而可持续的传播效果。在短视频传播广泛的今天，一个情节内容和视觉呈现精彩的“说服”段落，很容易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大量转发，从而形成对话题讨论的“长尾效应”，强化教育题材影视剧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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