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政宣传队戏剧活动论述
胡文建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陇南 742500）
1942年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原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管辖的部队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部艺”)和延安的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划归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管理。1943年12月又从部艺和青艺抽出人员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延安平剧院也曾划归联政宣传队，后又调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曾多次观看、指导他们的演出，毛主席为他们题词：“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从1943年12月成立至1946年8月奉调哈尔滨，联政宣传队前后历时近三年，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作出独特的历史贡献。联政宣传队在现代戏剧史和军事文化史上的历史价值不应被埋没，笔者通过对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独具特色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的梳理，以期廓清其发展脉络，引起学界关注。
联政宣传队的组织很简单，队部有队长一人，最初由胡里光担任，胡调走后队长由宣传部长肖向荣兼任。支部书记由李平担任，原青艺女演员陈克担任文书。另设有一个教员组，欧阳山尊任组长，组员有李鹰航、谢力鸣、马瑜、戴碧湘。除教员组外，全队编为四个分队。据戴碧湘回忆全队队员50多人，谢琛的文章则说全队共有70余人。
为了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为兵服务，三年中联政宣传队先后赴三边、陇东、绥德等地为警三旅、骑兵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炮兵学校、教导一旅、教导二旅、新四旅和值勤的边防分散部队演出。其间创作演出了许多戏剧①，经查阅民国期刊、联政宣传队队员回忆录和日记等资料，笔者初步统计联政宣传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创作了60多部戏剧，现整理如下②：
表1 联政宣传队编创戏剧作品表
表1 联政宣传队编创戏剧作品表（续）
表1 联政宣传队编创戏剧作品表（续）
根据队员回忆录和日记，联政宣传队还创作并演出过《过关》《拥护一针》《义务兵》《王登高》《刘占海》《范明德》《打得好》③《如此统帅部》《土地》《王二嫂子》《打黑龙寨》《夜袭向阳店》《棉花打尖》《赶会》（以上据李力日记统计）《同难同仇》《打花鼓》《王宝贵》《组织起来》《李成功班》《开发南京》《这是卫生队的女同志》《张友池学文化》《三排长和一排长》《打石门岩》《邓世军大战磨河湾》《母亲们》《王树康坦白》《军民联欢》《英雄会》《飞行神枪手安全福》《军民情》《史圪塔坦白》《老支书和一连》《五四和练兵》④，还有快板剧《英雄养马》、《求医》（又名《破除迷信》）等，因详细资料遗失，剧作者、导演和演员等具体信息暂不能确定。
除演出本队编创的剧目外，联政宣传队搬演过延安其他文艺团体创作的剧目，像鲁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刘二起家》《周子山》和火线剧社的《把眼光放远点》等。
抗战初期，大批倾向革命的戏剧人才投奔延安，同时延安聚集着中共中央机关人员，还有大批涌入延安的知识分子，壮大了延安的文化力量，他们也期盼着高水平的艺术演出，于是延安逐渐兴起了演大戏、演名剧的热潮[1]。一直到联政宣传队成立之初，原部艺和青艺专门演出像《悭吝人》《伪君子》《雷雨》《上海屋檐下》和《太平天国》这一类与现实政治任务脱节，为工农兵所不大接受的所谓大戏和外国戏[2]3。据戴碧湘回忆，当时延安大量上演名剧，却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戏。为干部演出或适合干部看的戏多，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和适合他们看的戏太少。联政宣传队队员陈戈曾提到：“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部队戏剧团体都多少存在着或严重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偏向，也就是说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为部队服务，为士兵服务。当时部队的剧团或宣传队演出的戏是《雷雨》《伪君子》《悭吝人》《太平天国》《魔窟》《一年间》《可怜的斐伽》《千方百计》等。因此脱离群众、脱离士兵、脱离实际部队的当前现实，不为群众喜闻乐见，不为群众接受。”[3]21
联政宣传队从成立到奉调东北近三年时间里，先后创作了60多部抒写部队生活和军民关系的戏剧，其戏剧编创及演出活动逐渐改变了脱离群众、脱离士兵的现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1.认真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曾说：“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4]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联政宣传队认真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深入基层、深入部队进行了大量的编创演出。
首先，创作演出取材部队现实的秧歌剧、广场歌舞剧真正体现了为兵服务的宗旨。针对部队文艺工作的现实，张庚说：“戏剧要在农村中、部队里生根和发展，必须以表现工农兵的新生活为主，必须为具体政治任务、为政权和部队服务。”[5]而当时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不对，认为兵难写，写兵难，士兵的生活单调，这种偏见导致部队文艺工作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文艺工作者不能深入连队，不了解士兵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肖向荣也认为宣传队服务没有做到完全彻底；
战士们对文艺人的生活调调看不惯；
提出“宣传员要成为战士的朋友，成为他们敬仰的人和代言人”。宣传队文艺活动要转到“为兵服务”。联政宣传队一队队长吴雪要求：“要千方百计地满足部队的要求，要千方百计地少给部队增加负担。”[6]
但是从理论到实践，宣传队戏剧活动实现为兵服务还是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1943年年底宣传队准备春节节目，肖向荣要求突破一切困难来写兵、表现兵，创造为兵的戏剧。宣传队就编了一个名叫《过关》的剧本，写从国统区穿过枷锁到边区来的一个老百姓，受到八路军的热情招待与爱护，过了一道道关口，就等于从地狱到了天堂。肖向荣觉得太抽象、太空洞，于是宣传队又编出一个名叫《拥护一针》的剧本，写一个鞋匠给八路军做鞋子不要钱的内容。鞋匠说，八路军为国为民流血牺牲，我应该拥护，就拥护这一针吧！当时刚好是拥军运动。肖向荣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就算这些兵困难，也应当面向这个困难去克服。最后被指定写了《张治国》，配合宣传张治国的培养英雄运动。经过专人搜集材料，宣传队就编创了一个英雄访英雄的剧本，写士兵英雄张治国在三边挖甘草做生产，老百姓里面有一个挖甘草老汉也是劳动英雄，他们交换生产经验。为了避免平淡单调，就配上白胡子、黑袄的老头儿和红褂子的小孙女，与灰色军衣调和一下。结果引起各机关同志的注意，大受战士们及干部们的欢迎，他们欢迎这样多演兵多写兵的戏，战士们都说，“丘八也上戏了”，上戏是他们最兴奋的，他们觉得真是光荣。
陈戈回忆：“我们从前所想的对兵的了解，简直完全是惊人的主观主义，他们虽然是集体生活，与一般的个体生活不同，但正因为是集体生活，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爱是出于对集体阶级的感情，是最伟大的，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贡献出他们的生命。”[3]22
为进一步落实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联政宣传队队员们深入连队，连续创作出了《刘顺清》《官兵关系》《张德胜》《草台子没有铁硬》《王福友和郭全》《王德才》《三排长和一排长》等一批反映边区部队官兵大生产的剧本，这些是完全用兵、用连队实际材料写成的戏。同时演出形式也不再是以前的话剧和洋剧，而是陕甘宁地区群众熟悉的秧歌剧。演出不需要舞台，只要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挂一块“联政宣传队”字样的横布幅，观众三面甚至四面围观。演出方式简便，演出用品多是就地取材或向群众或部队借用，演出所带物品大大减少[7]。肖向荣对这种秧歌形式给予了肯定，但他认为原封不动地配用眉户曲调和使用陕北秧歌的形式在表现部队生活的节奏和军人的姿态上不协调。他认为对军队来说，在思想和内容上要反映部队生活，激励战士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
在音乐上要具有“军队感情”，舞蹈上要具有“军人姿态”[8]。他把这种经过改造、具有军队特色的秧歌剧命名为广场歌舞剧。1946年出版的《部队剧选》中选入8个剧，除《牛永贵受伤》外，其余《刘顺清》《徐海水锄奸》《张德胜》《军民互助》《好同志有错就改》等7个剧都是联政宣传队创作的，都是广场歌舞剧。由此可见，当时部队对联政宣传队创作形式非常认可。
其次，联政宣传队通过演剧有力配合宣传了党中央的政策。毛泽东曾说：“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
是确立了，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4]1944年，中央从其他解放区调了五个旅到延安周边，战士们以为有仗可打，现实却是备战和生产。当时很多战士怪话很多，认为种地就回家种，何必来这里；
很多下级指战员也不理解，感到工作不好做。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亟需改善，党中央制定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政策，动员生产、加强团结成为部队的中心工作。而广大戏剧工作者则希望通过以戏剧为主的宣传，将爱国主义、抗战御侮、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拥军优属、婚姻自由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的政治主张、新的政策快速地传递给广大军民。基于此，联政宣传队从部队实际生活中取材，创作了大量反映战士生产生活和军民关系的剧作。这些剧目的演出，解开了战士们心里的疙瘩，鼓起了干劲，增进了团结。如《好同志有错就改》演出后，剧中的官兵互相帮助成为军民学习的榜样；
《兵伕团结》演出后，某部开展兵伕团结运动，以带动部队内外的团结。部队高度评价联政宣传队，说“你们是我们的宣传队”，纷纷向肖向荣要求从宣传队调人到他们部队工作[9]。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批干部、学生、部队到绥德时，天明到天黑，天黑到天明，群众家家都得腾出房子让过往的部队住。时间久了，部分群众有厌烦情绪。为了改善军民关系，感谢群众对部队的支援，联政宣传队搜集材料，在春节期间组织了大型秧歌队为群众拜年，特别是新创作排练出以绥德群众给部队腾房子住的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广场歌舞剧《军民互助》，写一个班到老太太家住，老乡有情绪，不愿意搬炕头的醋缸，而这个班八个人，醋缸在炕上，战士们睡觉挤不下。战士陈勇脾气急，跟老乡发生了口角，后来又因为搬醋缸打破了老乡一个盆子矛盾激化。后经过班务会议的批评，陈勇主动给老乡担水，班长又赔了老乡盆子，战士们帮老乡扫雪。其中有段唱词如下：
老乡：前天腾房子，我也太着急，
你们班人多住不下，醋缸是应该搬下去。
儿：（接唱）对，醋缸是应该搬下去！
众战士：（唱）
（一）（军）实在麻烦你，（老）不要客气，
（合）你帮我来我帮你，军民团结有胜利！
（二）（军）我们八路军，（民）出身是老百姓，
（合）军队好比一棵树，老百姓就是树下的根。
（三）（军）我们干革命，（民）我们要翻身，
（合）大家的目标是一样，军民都是自家的人。
（四）（合）军民要合作，军民一条心，
合作起来打敌人，打垮了敌人才能安身[2]167。
取材于现实的《军民互助》演出后，轰动了绥德城，群众看戏以后，纷纷订出公约，保证部队啥时候来都有住处。有的人家还腾出专房供部队专用，并提出“百住不烦”的口号。从部队生产生活实际出发，联政宣传队联系现实编创演出的戏剧作品，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的政策，在部队生活和军民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为部队文艺工作和文化战线培养大批人才
联政宣传队的戏剧编创及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播种机，在陕甘宁边区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为部队文艺工作和文化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联政宣传队在赴部队演出中经常要赶排节目，不断增添新的演出内容是联政宣传队戏剧活动的一大特点。宣传队从出发之日起，搞创作的同志要处处注意收集材料，创作适应当地情况的剧本。演员和乐队的同志也要学着写剧本，编新曲。在1943年赴三边行军演出不到一个月的紧张日子里，宣传队就先后创作、演出了新剧目《劳动英雄王科》《马杏儿》《拥军》等几个秧歌剧，就连从没有写过剧本的演员宋兴中、纪叶也在小油灯下突击写了《同难同仇》的眉户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就这样，联政宣传队的戏剧创作演出活动“逼”出了一大批部队文艺创作和演出人才。
联政宣传队主要是为部队演出，但也兼及为基层部队帮扶工作，如联政宣传队第一队赴陇东演出四个月后的总结曾提及下连队帮助排演节目二十个、办歌咏训练班六个、配合演出讲时事、教歌若干次。同时，部分队员还被调出加入了基层部队宣传队伍，如余康、陈其通、张定远、余晓光、白映俊去了教导一旅，乔振民、陈工一、刘明学、崔树范、查玉瑛、肖世俊去了骑兵旅，陆静、雷烈、张步信等人去了新四旅。
联政宣传队1946年与原山东军区文工团和新四军文工团合并组成东北联军政治部宣传队，建国后衍变为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和战士歌舞团。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联政宣传队队员绝大多数继续从事部队文艺工作，其中先后有30余人任省级或以上戏剧文化单位正副职。如吴雪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胡果刚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总政歌舞团长，高沂曾任战士文工团团长，张一鸣曾任战士歌舞团团长，张双虎曾任空军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查列曾任战士歌舞团团长，张仃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田雨曾任东方歌舞团团长，胡沙曾任中国评剧院院长，苏琪曾任湖北省话剧团团长，欧阳山尊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李之华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戴碧湘曾任文化部艺教局局长，白凌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于真曾任北京曲艺团团长，张荣曾任北大荒文工团团长，纪叶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乔振民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子英曾任新疆话剧团团长，黄歌曾任上海广播文工团团长，李鹰航曾任广东音乐家协会主席，贺绿汀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李海奇曾任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邓止怡曾任中国青年剧院副院长，王辉曾任北京电影资料馆馆长，翟强曾任贵州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地子曾任军事博物馆副馆长，荒草曾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联政宣传队的戏剧创作演出活动培养锻炼出的这些部队文艺人才为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部队文艺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3.用事实证明为兵服务就是为工农兵服务
生活变成艺术形象，又高于现实生活，艺术感染力很强，对部队官兵的教育意义就非常大。以“为兵服务”为理念的联政宣传队，其反映部队生活、军民关系的编创作法既反映了部队的现实生活，起到了教育干部战士的作用，也积累了新节目，保证了演出队的活力，受到群众的欢迎[10]。联政宣传队负责人肖向荣曾说：“创作取材部队的文艺作品，丰富指战员的精神世界，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到部队战斗和生活中去，真正成为战士中的一员。”[11]166“为兵服务”激发了宣传队上下的工作和创造热情，但也有同志表示不同意，认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兵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肖向荣对此进行了解释，“为兵服务”也是为工农兵服务。表现部队生活的节目总会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有关。兵出身于工农，在精神面貌和生活姿态上有许多新特点。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把这些新特点创作出来、表演出来，部队文艺“为兵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之后，联政宣传队秉持创造部队作风文艺的理念，编创了大量为军民喜闻乐见的剧目。据《解放日报》报道：“写成反映边区部队战斗、生产、拥爱、官兵关系的剧本共二十多个，已经排成的有七八个。《张德胜》《徐海水》已经在延安最近的几次晚会上演了，观众的反映颇好。在反映部队生活的深刻性上，表现军人姿态的真实性上，主题的适合政策以及短小精悍适合演出条件，音乐的好听、易懂、易学等方面，都大进了一步。”[12]其中提到的《张德胜》《徐海水》《张治国》《刘顺清》这些剧里面的主人公张德胜是烧炭英雄，徐海水是锄奸英雄，张治国是挖甘草英雄，刘顺清是带领战士开发金盆湾的连长，都是真人真事，他们都是当时部队的生产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对演出效果，时任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说：“宣传队演三天戏，比部队做三个月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还大。”[11]163
1944年12月联政宣传队赴石湾、庆阳一带给部队演戏，还帮助连队文娱活动的开展等。1945年4月16日《解放日报》曾报道：“宣传队一共演了15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兵伕关系》《好同志有错就改》等。战士们每天看戏回去都热烈讨论座谈，联系自己来进行检讨，这些戏不仅在思想上给了战士极大的教育，并且在行动上立刻得到了效果和反应。如《兵伕关系》一剧，切实提出了目前部队中普遍存在着的具体问题，并且给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所以影响特别大。在五团演了这个戏以后，二连的战士纷纷自动去给伙房背柴……一个战士讲的好：‘看这样的戏最切实有关，比上三个月的政治课都好。’”[13]
著名戏剧家张庚曾说：“写士兵生活或军民关系为题材的戏剧，以联政宣传队的创作最多，而为兵工作的经验，也以他们为最丰富。”[14]可以说，联政宣传队的戏剧编创与演出最能代表抗战时期我军的军人风貌，最能引领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风气，充分表现了我军的优良作风和官兵的精神世界，演出活动丰富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地区战时部队指战员的文化生活，促进了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了部队官兵的政治觉悟水平。通过戏剧演出，对战士们的观念和意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大批优秀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创作，为新中国军队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联政宣传队戏剧作品创作演出过程中成长和锻炼出来的剧作家、音乐家和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投身到部队文化建设中，为军队文化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联政宣传队戏剧活动中坚持党对部队文化工作的领导，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注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生活、深入部队获取经验，这些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文化建设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 许怀中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记录联政宣传队创作《刘顺清》《抓壮丁》等14部戏剧,文化部艺术系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举例40多部。
② 本表据许怀中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文化部艺术系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回忆录和日记以及任葆琦主编《戏剧改革发展史(上册)》相关内容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③ 此剧据李力日记统计,另据戴碧湘回忆《打得好》应为成荫编剧的小话剧,源自战斗剧社。
④ 后四部据《<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戴碧湘回忆《演出在风沙雨雪中——记联政宣传队》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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