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装变革论近代中国女性彰显的先锋特质
温润 崔岩
摘要：
传统服制等级森严，社会观念和宋明以来“理学”思想愈加禁锢了女性的言行与服饰，使女装受缚于平直保守的形制之中。近代中国女性冲破待字闺中的樊篱，参与到革命运动、思想解放等社会活动中，影响了时代的流行与审美，继而成为新社会、新生活的引领群体。研究表明：近代女装作为女性身份、地位、思想、审美的直观载体，在易服中推动社会变革，在身体解放中突破思想桎梏，在崇洋心理下融合东西风物，在展露性感与时装流行中引导社会审美，一举一动均彰显出近代中国女性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先锋特质。
关键词：
近代;中国女性;女装;妇女解放;先锋特质
中图分类号：
TS941-09;J523.5
文献标志码：
B
在古代中国，女性形象多被烙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等标签，以其宽大不便行走的服饰予以体现。随着近代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全面渗入，守旧的格局逐渐打开，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焕然一新。时代激发了她们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遂成为最不同凡响的社会力量。这种追求存在、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在多个层面得以体现，其中服饰作为外在形态和内在意识的第一视角，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近代中国女性的所见所爱与所思所想。学界关于此类研究，主要聚焦近代女权思想演变与特征［1-2］、近代女性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3-5］、近代女装变迁与内在动因［6-8］等方面，而从女装直面近代女性社会引领作用和时代推动精神方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其实，女装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女性最不能割舍的物质载体之一，在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文化交融、社会审美等方面均映射出近代女性的先锋特质，对其探究不仅能明晰近代女性群体的贡献与定位，也凸显出女装的重要价值，并为厘清新时代女性特质、探寻现代女装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1 女装易服是推动社会变革之先锋
古代礼制与政治，等级和尊卑，均能在服饰上得以体现，但随着社会变革、政权更替及礼的物化而逐渐消减。辛亥革命之后，女装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发生着改变，近代中国女性作为其主要推动力量，在易服中辨别旧与新，昭示古与今，推动着社会变革。
社会革命始于服饰。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康有為上书《请剪发易服摺》，尝试通过断发易服来推行社会改良，以光绪帝的身体力行对百官和百姓起表率作用［9］。后未被采取，断发易服只能作罢。1911年，数千年的君主专政制度被辛亥革命终结，改朝换代须“改朔易服”［10］，以示革新之像。辫子和满服作为清朝政权的象征，自然成为新时代改革的首要对象。1912年1月1日，南京中央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凡未去辫者……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11］14此令一颁，风气大开，除了断发易服摆脱旧俗，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中，争奇斗艳之新妆层出不穷，人们无须再顾忌旧制。可见服饰变化与政治变革紧密联系，新的政治体制不仅标志着社会变革的开始，也开启了新的社会局面，人们可借此机会展示新的才能，将装饰传统逐步改观［12］32。
服饰变革始于女性。宋明时期，“理学”思想盛行，女性的言行与穿着在原本等级森严的传统服制下被进一步规制。清末民初西风东渐，被压抑许久的女性在好奇、反叛心理驱使下，开始不断突破陈规旧习，其中改变最快的非装饰莫属［4］。为摆脱传统束缚，女性竞相穿衣打扮，在服饰上大胆变革，奇装异服也不鲜见。毛泽东视其为服饰革命，并认女性为表率。他在《女子革命军》中论道：“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女子革命军。”［13］335社会变革始于服饰，女性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先锋。其虽与断发无关，但在易服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性、革命性及广泛性，使女装无疑成为服饰变革的主导力量。然而，若女性的社会地位无所改变，女装发展注定只能恒滞于金缕玉衣的堆砌，难有根本性突破。
2 身体革命是突破思想桎梏之先锋
古代服制“辨等威、昭名份”，服饰是区分等级最有效的标志之一。封建制度覆灭后服制变革，等级观念渐次弱化。“男女平权”“开放任用女职员”“大学开女禁”等口号相继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以女性为主角的报纸杂志、电影广告比比皆是。女性形象业已升格为时代的标签，释放出女性身体革命下身份地位提升与社会思想解放的信号。
2.1 身体解放打破社会禁锢
古代社会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在封建思想的规制下一直扮演着卑微角色［14］4。一旦女性有了不道德的行为或迹象，就会受到非人般的惩罚，贞洁的名声也将不复存在。张爱玲评价道：“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15］61裹脚、束胸遂成为女性的形象标签。随着清末民初妇女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封建社会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封建伦理道德也受到公众诟病，女性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女性利益越来越受重视。在这场社会思想变革的洪流中，裹脚和束胸的取消无疑是运动中最突出的成果，身体解放无疑是思想变革中最显著的标识，其打破了腐朽社会制度下对袒露的禁忌，转而倡导人体美的新观念。
“解放小脚运动”始于清代末期。康有为将小脚看作国家落后的象征，1883年创立了“不缠足会”。尽管1898年清政府诏令十岁以内幼女不得缠足，但缠足依然在民间盛行，足见传统思想之根深蒂固。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女性放足，随后得风气之先的南部各省市积极响应。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女性率先迈出家门，有人上学求知，有人留洋放眼世界，还有的去参政议政，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至20世纪20年代，腐朽的社会陋习已完败于激进的时代潮流，天足女性逐渐成为新一代女性的标志。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另一陋习，束胸在民初仍十分流行。李寓一曾描写：“近日女性不缠足而缠胸，此亦陋习……不大雅观。”［16］12正值发育期的青年女子，羞于将“高耸”示人，于是特制名为“小马甲”的束胸，紧紧裹住前胸，稍一用力怕所有钮扣都崩落了［17］67。对此，广州于1927年7月通过《禁革女性束胸》，率先禁止束胸。上海、天津等地遥相呼应，通过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呼吁解放女性胸部。1927年8月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最重要而被人忽视的，便是女子胸部的解放了。胡适之先生欧游归国……竭力主张女子解放胸部。”［18］《北洋画报》中有关服饰佩戴文章的《装束杂谈》也有谈及：“近年上流女性之内衣，均用西式而略事变通，即上方前后均袒露是也……吾知北京有某夫人，实为解放最力者……玉峰常高耸，颇有西妇之风，堪称真美。”［19］306逐渐地，人们思想发生了转变。女性不再压制身体发育，曲线之美开始凸显，她们自信地穿起西式胸衣，骄傲展示着自己。
身体解放业已演变成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首先，女性的传统社会地位因解放小脚而改变，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彰显，并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角。其次，传统审美观念因提倡天乳而更新，女性突破了被层层包裹的束缚，真正成为服饰的主人，女性身体曲线的美重新被欣赏和认知。倘若没有身形解放的本质突破，“稳重”的汉服或宽大的旗袍仍旧是女性的桎梏，那些性感、时髦装束（包括皮鞋和丝袜）势必缺少流行的要素，思想解放也将失去最美的显现。
2.2 女性身份冲破社会限制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装潮流的领导者已由昔日王公贵族让位于女学生和青楼女子，这些社会活跃者的着衣打扮在当时已是风潮最前沿。晚清开始设立女子学堂，“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随之被打破。民国女性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女子学校纷纷设立，女学生遂成为社会新生力量。女学生不断接受和吸收新思想、新文化，并使之迅速传播，她们坚持主张男女主权平等，标榜和追求自由，冲击传统社会等地，是社会关注和人们模仿的对象。因此，女学生装不仅在近代刮起一阵清风，而且演变为后世的经典服饰，风格带有欧化倾向的简洁朴素，其衣衫不再那么紧窄，裙子由长缩短，妆饰雅而不艳，清新脱俗［20］42。
走在时尚前沿的另一个群体是青楼女子，身份卑微，却能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商界大鳄、达官显贵和英雄才子等。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她们大胆改变和创新，在选择衣服时更喜欢采取奇异浓艳的风格，其他女性看到后会竞相模仿［12］31，从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服装款式和纹饰的多样化。同时，她们敢于将新的穿着方式展现出来。例如，民初青楼女子爱穿上衫下裤，很快裤装就成了时尚。有时又装束洁简如同清流，“亦有略仿学生妆者，反觉婢学夫人，不大自然也”［20］42。青楼女子在着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等级尊卑的限制，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着实招她人艳羡。
近代中国女学生和青楼女子对于着装风格的引领，说明服饰不似古代直接地显现个人社会地位或阶层等级。服饰派别没有严格界限，其本质是社会阶层的模糊及地位限制的突破。此外，女性经济与社会地位逐渐得到肯定，也表现在时装或明或暗、或清或媚的流行更迭上。《民国日报》评论道：“在现在的社会上……有了钱地位就高，所以她们……居然也常常能使人羡慕……她们自己也可以自傲。”［21］可见，华美的时装是消费能力的一种体现，消费能力往往又是社会价值的呈现。在金钱堆砌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女性愈加不受各种束缚，特别是在女装不断发展演进时，更映射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2.3 思想解放下女装款式趋简
女性身份提高后，着装被推向新的高潮。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社会后，为了适合各种场合，便愈加在服饰上讲究起来［22］63。简洁修身的衣服较之宽阔厚重更具服用便利性，因此民初女装款式由宽衣大袖，很快变为窄衣紧袖［16］8。从实物上看，镶、嵌、滚、绣等传统手工装饰工艺逐渐减少，花边纹饰日趋简约，绣花纹样也较鲜见。以旗袍为例，民国初期虽沿袭清末造型風格，线条笔直，但在领、袖、襟等处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其镶滚比清末旧款式变得简洁概括，简化得只剩下细长几道，被人们称为“韭菜边”。此后的旗袍造型开始走向立体，摒弃过多装饰，愈加注重女性身体曲线的美感体现。着装者的身份和地位显示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更加迎合崇尚自然新生活的社会风气了。
“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也有效促进了女装款式趋减。“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欧洲女性积极投身工业生产建设，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女性的功劳亦不可置疑。为了行动方便，她们将裙装长发变为裤装短发，其服饰已趋于男性化。随着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如荼开展，一场女性服饰变革的春风很快吹进了中国，打开了中国女性的思想牢笼。以女学生为引领的新时代女性群体，高举“博爱”“平等”“自由”旗帜，为打破男尊女卑、实现男女平权而坚持奋斗［23］1019。该时期曾出现了女学生向男装看齐，在游行中穿男士长衫的现象，充分反映出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迫切诉求。张爱玲评述道：“一九二年的女人……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15］651926年，《民国日报》报道：“乃近一二年，穿长衫（旗袍）之女界逐渐增多，递至今日在广州市通衢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长衫女人大有与长衫佬抗衡之势。”［24］随后报刊媒体陆续刊登相关评价，讨论女子身着长衫的优劣，虽有争论，本质均为崇尚简约，摈弃明艳华丽。有人云，女装的美观与否，无须以长短论之，“只要自然、舒服、便利、幽雅、洁净、不阻碍身体的发育，那就是天然的美观”［25］。其实，女装男性化并非女装正常发展轨道，真正方向应是能够凸显女性特点，以展现女性自然美为目标。但值得肯定的是，女性的身份和身体不再由“吃人的”礼教束缚。随着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女装将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3 崇洋融合是横贯东西风物之先锋
在大量西方舶来和人们被迫迎接西式风尚的时代，女性内心早已被西风融化，欣赏并尊崇着外来新鲜事物。女装西化已不可避免，每当新的样式被引入国内时，一开始都会引起一些反响，但很快便演化成一粒种子，悄悄地传播到全国，较之其他用品的西化更快、更易、更纯［22］65。崇洋心理潜藏其中，内在需求又促使东西方文化在女装中不断融合生发。
3.1 崇洋是吸收外来风物的源动力
近代中国饱受侵略，改变了数千年以自身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并衍生出羡慕之心及效仿西方的欲望。物质的西化较之精神层面更容易被国人接受，并遵循“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26］6的步骤循环往复。国人对西方的称谓，也反映出对西方从轻视到敬仰的转变。“洋”字取代“夷”字，洋人、洋场、洋气等表达，认同与钦慕之心可见一斑。舶来品是西式生活的标识，并依托沿海大城市的租界不断传播，业已成为国人追逐标榜的目标。而中小城市又以西化中的大城市为发展方向，因而形成了天下移风的整体面貌。
从清代慈禧太后未加怪罪两位身穿西服公主之事可知，清末统治阶层对待西化问题已不再抱残守缺，而普通女性心中也早已埋下了慕西风而动的种子［27］135。其先锋当属年轻女学生，她们受传统束缚较少，又极具胆魄与好奇之心，尤以留洋学生为最，服饰纯为西式，可谓尽染西俗。龙厂评价道：“盖欧化之学生，其研究服御，初不仅在衣饰，亦拜於举止动定间，极趋西方之态度。”［28］27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新式学堂已培养出小学程度女学生130余万人，比民初增加了约10倍。中学程度女子达5.6万人，女大学生也有5 000余人［29］107-131。至20世纪30、40年代，民国初期的女学生业已成熟，成为社会不可小觑的群体，她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却依然敢于创新，很容易便成为时装的倡导者。高跟鞋、手套、长袜、手表、太阳镜、皮包等西式配饰跃然于身，令“洋气”成为民国时期女性的新审美标准。
相较于租界洋房的室内装饰，女装凭借款式更迭、媒体宣传和动態展示，以更具辨识度与多样性的形式，将外来文化全方位展现在世人面前。民国女装中西兼备，完全迎合了女性“趋西方之态度”的崇洋心理。
3.2 旗袍是中西合璧的完美契合体
清代旗袍属于满族服饰，可称为旗女之袍。民初汉族女性虽有穿着但尚不普遍，民国十五年左右旗袍开始流行。1929年成都流传一首竹枝词“服长偏又着旗袍，服短何曾盖裤腰。长则极长短极短，不长不短不时髦”［30］33，反映出妇女们对旗袍的喜爱。同年《服制条例》颁布，旗袍正式被列为女子礼服。20世纪30、40年代几经改良，旗袍已然取代袄衫、裙裤的两截着装形式［31］12，成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装束。
民国初年，大部分旗袍保留了清末款式，很快便受西方服饰的影响，款式上开始借鉴和吸收西式女装元素。1929年旗袍下摆上升，高近膝盖，袖口缩小。次年，下摆再提高一寸，服者跑跳自如，袖子亦完全西化，与当时西方盛行短裙亦步亦趋［32］21。《良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刊发《旗袍的旋律》，总结了旗袍演变与西方流行的关系，剖析背后实乃东西方妇女解放间的交相呼应，“经过了十五年的变换，旗袍已成为中国近代女子的标准服装。打倒了赋予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使中国新女性在服装上先获得了解放……并且被许多欧美女子所爱好”［33］。此后，旗袍款式无论袖口大小和长短，以及腰线、开衩和下摆的高低变换，均离不开西方时尚的影响。尤其是西式剪裁中省的使用，使旗袍更为立体，腰身立现。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交锋，旗袍呈现兼收并包、多元鲜明的艳丽之美。正如玛里琳·霍恩所说：“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一种代表这个时代重要价值的基本服式……既符合时尚又尊重民族特性，它象征着中国女性的积极而进步的生活方式。”［34］94旗袍被视为近代女装形象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折中特征。它迎合了女性的内在需求，作为近代东西方文化融汇的主要载体，在崇洋与融合之演进中诠释着近代女性兼收并蓄的先锋特质。
4 性感趋时是引导社会审美之先锋
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着重含蓄的“内在超越”，在服饰上体现为轻造型重装饰，轻立体重平面，轻暴露重隐藏。随着西方思潮的冲击及人本思想的解放，近代中国社会审美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敢于展露性感，往日的含蓄内敛被趋时外显覆盖，时装助推社会审美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对身体美与性感的认知。古代中国女人的身体美是被压抑着的。中国古代服装强调的是文本而不是人本，看重服装的图案而不是人体的曲线。对于古代女子来说，脸是最主要的［31］12。女性逐渐认识到身体曲线的美，逐渐形成了新的审美观念，西方服饰也渐得人心。《北洋画报》《良友》《玲珑》等媒体及月份牌中都刊登了许多展现女子身体的照片，图1［35］72月份牌描绘的是着无袖短裤的骑车女子，从无袖上衣、齐臀短裤可见，丰隆的曲线、光润的色泽和苗条的体态已不再羞于见人，转而成为人的真美［36］。随着西式裁剪技术的传入，女装变得更加贴身立体、宽紧适中，在不影响身体发育和血液流通的前提下，又可衬托出凹凸有致的身形。当时给女顾客量体裁衣，还特别增加了胸高一项［37］。女性没有一丝反感，她们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昂首挺胸，变得优美而自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战争导致人数骤减，渴盼爱人归来的女子积压了许久情欲，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女装在性感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当流行风潮波及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初尝身体美的中国女性对性感着装加速了萌发，她们袒露身体，秀出性感，玉润珠圆，扣人心弦。时刊曾发文评论道，“乳峰隐隐约约凸起，大曲线美得浑圆而又膨出……令人产生别的联想……”［38］图2描绘的是身着长款旗袍的民国女子，轻薄的面料让身体隐约可见，女性魅力也越来越强。20世纪20代末，旗袍已经盖不住膝盖，裸露的大腿更富曲线之美，长筒丝袜由此崭露头角。过一两年，又迅速加长至脚踝的旗袍，利用高开的衣衩释放魅惑，开启了性感的30年代。
其次，“摩登”时装引领了流行。民国时期的变化在新思想、新观念下逐一发生，尤其着装开化，映射出社会的开放和对女性的包容程度。这是近代中国女性挺起胸膛、勇往直前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她们继获得性感和身体美的展现之后，又对着装的变化与频率提出了新要求。开埠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女性，从民国开始追求“时髦”，其影响波及内地，如南京“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39］6，时装遂广泛活跃起来。英文“现代”一词被文人译为“摩登”，传至中国市场很快成了时代的狂飙。于是摩登大衣、摩登木器、摩登男女等词被开拓出来，风行于世［40］431。20世纪20年代末，“摩登”已成为时装的宠儿。世人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科学上的进步是很小的，但是对于女子服装的发展速度却是非常迅速的。起初是裙子外面套着短袄，逐渐的裙袄被一袭长袍替代，很快主流又变成了旗袍，如此飞跃的进步实在令人叹服［41］。
照相馆、画报、月份牌等传媒助推着时装的流行，时装的样式和趋势被时装表演形象而又立体地展示出来，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上海联青社游艺会于1926年率先举办了时装表演［42］，1928年北京举行了古今妇女服装表演会［43］，1930年以后各类时装表演此起彼伏［8］。各大绸厂也将设计的新品种制成成衣，在当季专号中及时刊出。随后云裳、鸿翔等时装公司纷纷涌现，为追求时髦的女性量身定做时装，以新潮“摩登”为出彩。由上海《美亚绸厂秋季专号》封底可知，近年女性服装款式，绝非当时普通的裁缝店能够模仿的。绸业与女性服饰潮流的关系非常重要，为了满足现时代女性对新装的渴求，不断更新的服装式样也将完美迎合女顾客的爱美之心［44］。大城市的时装流行也引领着周边城市，如苏州丝织业曾评价道，现实风尚“正合于人类生活之向上……有如织物花样，一转瞬间已为明（昨）日之黄花”［45］500。可见，女性内心对美的追求促进了女装的日新月异，特别是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国货和舶来品竞相登场，有千般需要的女性们拥有万般选择，身体力行地影响并带动了周边城市的流行。与其说市场迎合她们，毋宁说女性引导着流行，时装与“摩登”作为女性审美的表达，风云变幻中催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对美的认知。
5 结 语
从清末到民国，在无数次外现、隐显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中，女装始终扮演着时代前进的风向标，持续指引着社会进步的走向。它亦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特点与时代特征，而镜中的主角，正是近代中国女性。她们打破思想桎梏，释放天性，尽情展露身形并追求时尚，在引领审美认知、改弦更张、服制新立的同时，循环推动了社会变革。其高昂的革命意志令人敬仰，强烈的解放意识令人钦佩，过人的胆气魄力令人珍视，浓郁的时尚气质令人欣赏。自近代始，驱动女装发展的源动力已然回归本体，女性真正成为外衣的主人，决定着女装的未来。如今，作为“半边天”的中国女性已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自信独立、果敢奋进的特质引领着时代潮流，彰显个性、追求真我的内需更加凸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当下，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举一动均值得业界和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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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dress system is strictly hierarchical， and the social concept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thought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ve increasingly confined womens words， deeds， and clothing， making womens clothing confined to the plain， straight and conservative shape. In modern times， Chinese women broke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waiting to be kept in the boudoir，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affected the popularity and aesthe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n became the leading group in the new society and new life. Womens cloth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carrier to study modern Chinese women， reflects the vanguard traits of modern women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and positioning of modern womens groups，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new era，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After summarizing the female vanguar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social aesthetics， etc. by multiple confirmations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images， we drew four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social change began with clothing， and women became the vanguard of social change. Womens enthusiasm， revolutionary and universality in changing clothes made womens clothing become the leading force in clothing reform. Seco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atus of women changed due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feet， and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was highlighted and gradually risen to the leading role i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cept was updated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natural breasts， and women became the real owners of clothing， thus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social status， and becoming the vanguard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ought. Third， the cheongsam wa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which catered to womens internal needs. As the main carrier of the fusion of moder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interpreted the avant-gard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women in the evolution of advocating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tegration. Fourth， under the re-cognition of body beauty and sexiness， shyness and introversion were covered by the overt trend of time. Fashion and “modern”， as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aesthetics， catalyzed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beauty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short， modern womens clothing， as the intuitive carrier of womens identity， status， ideology， and aesthetics， promoted social change in changing clothes， broke through ideological shackles in physical liberation， integrated Eastern and Western styles under the mentality of worshipping foreigners， guided social aesthetics in revealing sexiness and fashion popularity， and reflected the vanguard trait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who were brave to break through and dared to be the firs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llect，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vanguard trait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omens clothing， and to face the social leading role and era driving spirit of modern women directly from womens clothing. While affirming the important value of womens clothing， we advocate that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should take clothing as the first perspectiv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ore prominent personality and pursuit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odern times; Chinese women; womens dress; womens liberation; vanguard tra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