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被宠坏了吗？
【阅读导引】很多父母喜欢抱怨“ 现在的孩子都很脆弱”“孩子被惯坏了”，这些人往往还是“ 挫折教育”的推崇者，他们认为孩子们很“脆弱”“敏感”，而市面上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吃苦教育的书也数不胜数，现在的孩子真的太被娇惯了吗？
如果说今天中国的孩子们被宠坏了，四体不勤，不知道感恩，这样匆忙下的定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如今的年轻人不仅在超长的学习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要面对父母的期望，甚至成为父母焦虑情绪的垃圾桶。与此同时，当青少年进入社交媒体时，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成人的骚扰、网络暴力和社会竞争。更不必说在当下这样飞速迭代的社会，经济和未来发展都是高度不确定的。因此，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童年，相反，他们大都背负着远超过去的精神压力。
有些父母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违背孩子的意愿，强迫他们坚持某项训练，或者限定孩子的零用钱，使他们被迫经历本不必要的苦难是在培养孩子的坚强。但是，正如《坚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思所说，“人们通常会误解坚毅，把它当作不需要热情的耐性，这是可悲的”，“坚持不懈，却没有热情，这纯粹是在服苦役”。
父母们也特别擅长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如果孩子现在成绩不好，那么他将来一定完了。”这种焦虑导致了对孩子的不信任。很多人认为，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坏朋友”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而这样的“保护”会使孩子错失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当家长、成人不相信孩子有从风险和独立中自主学习获得经验的能力时，就会试图替代子女作出判断，对子女的控制就会发生。而孩子们则会因为失去自主权而逐渐丧失感知自我的能力，无法分辨什么是“自己的想法”，什么是“外界灌输的声音”，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自信、无法精神独立的人。当然，给予更多的自由并不是无视当下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而是说在一定的安全环境下，应该让孩子有更多身体和精神探索的可能，而父母无须过分担忧或者怀疑孩子自主的决定。我们无法改变当下的环境，但是应当意识到，我们有能力自我成长。【作者简介】格雷格·卢金诺夫，美国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FIRE）主席，著有《自由的忘却：校园审查与美国辩论的终结》。
【附文】
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一、至关重要的游戏
为什么凡是孩子，都不愿意当“鬼”？为什么每次玩捉迷藏，游戏开始时，所有的孩子都会大喊：“不是我！”谁最后喊，谁就输了，就必须扮演那个抓人的“鬼”？观察各类哺乳动物的玩耍，其中大多有某种形式的追逐游戏，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解释。像狼这样的掠食动物，它们的幼崽似乎更喜欢扮演追逐方。反过来，在被捕食的物种中，比如老鼠，其幼崽更愿意被追逐。而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既是猎物，又是捕食者，但相对而言，他们做猎物的时间要长得多。或许这就解释了本章开头提及的现象，人类的小孩特别享受练习逃跑和躲藏的技能。
远距离鸟瞰，孩童的游戏是件怪事。缅因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彼得·拉弗尼埃尔就指出，孩子们在玩耍时“既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又要承受明显没有意义的风险”。但问题在于，既然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如此，且其中某些还会在游戏中受伤，或成为捕食者嘴里的肉，那么游戏一定要能够提供某些相当重要的好处，才能弥补风险。
确实如此。游戏至关重要，它可以引导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使其长大成年。若是没有玩耍的经验，哺乳动物就无法获得充分的发育。有一项实验证明了这种影响——幼鼠宝宝被分为三组，其成长环境各不相同：（1）将幼鼠单独关在笼子里；
（2）幼鼠被单独关在笼子里，但每天让它同一只顽皮的正常幼鼠待在一起一个小时，并且在这段时间内，让两只小鼠追逐打闹；
（3）同第二种情况相同，只不过这次给这只来访的幼鼠注射一种药物，使它不会追逐嬉闹，但能进行其他社交行为，比如用鼻子嗅探、互蹭。当这三组幼鼠随后被放入新环境时，曾经追逐嬉戏过的那组幼鼠就不怎么恐惧，而会忙不迭地探索新环境。
发育生物学中有一个基础概念，叫“经验期待型的发育”。人类大约只有22000 个基因，但我们的大脑却有约1000 亿个神经元，还有以数百万亿计的突触连接。我们的大脑是如此复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基因绝无可能提供构建大脑的编码本或设计图。对于人类这样因迁徙而要面对种种环境的物种来说，即便我们的基因中遗传了一份设计图，它也不可能收放自如，将人类幼童塑造为能够充分适应种种环境以及问题的物种。
大自然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大脑发育。其过程大致如下：基因是必不可少的，从胚胎期即让各种不同的细胞系开始发育，且基因也会引导胎儿大脑的发育，在胎儿仍处于母体子宫中时就形成一份“初稿”。但是，经验也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胎儿尚处母体中时；
而在胎儿出生后，经验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经验对于引导大脑之发育是如此关键，以至于大脑在“初稿”阶段就含有一种强烈的动机，由此激励我们去实践那些将给大脑提供正确反馈的行为，使其最大限度地优化自身，最终使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获得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哺乳动物的幼崽会不顾危险，也热爱玩耍。
以人的语言能力为例，我们不难看出其运转机制：基因推动大脑中语言结构的发育，但孩子必须要真正接触并操练一种语言，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大脑中的语言模块“期待着”某些类型的输入。为了获取这种输入，孩童们就有动机，同他人进行你来我往的互动和交流。对孩子们来说，同他人进行語音和词语的交流，是愉悦的行为。小孩子如果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此类语言互动，那等他到青春期时，就无法完全掌握一门语言，甚至学不会正常说话，因为他们错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阶段”。这原本是常规发育过程的一部分。
至于体格技能（如躲避猎食者）和社交技能（如就冲突进行协商以及合作），其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基因起草了大脑中的“初稿”，但大脑发育“期待着”孩童参与数千小时的玩耍，甚至包括数以千计的跌跤、擦伤、冲撞、辱骂、结盟、背叛、地位竞争以及孤立排斥。孩童如果缺乏玩耍的经验，就不太可能成长为体格健壮、善于交往的青少年。
二、焦虑的孩子
1980 年以来，关于游戏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如今，玩耍有益已是证据确凿的命题，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将缺乏玩耍和成人后的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虽然结论做不到板上钉钉，但也言之成理。一篇对此类文献的评论文章这样指出：
研究已经表明，焦虑的孩子可能诱使他人如父母或看护者做出过度保护的行为，而这又会加重孩子对威胁的负面感受，减弱他们对危险控制的感知程度。由此，过度保护就可能导致过度焦虑。政府管控儿童游戏的场地就构成过度保护，连同对游戏场地事故的过分担忧，都会助长社会焦虑之蔓延。我们必须为孩童们提供更有刺激的环境，而不是妨碍他们的发育。
根据这类研究，青少年日益严重的焦虑、抑郁程度和高自杀率，使我们应该反思教育体制和父母育儿的方式，我们应当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自由玩耍的时间。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什么自20 世纪70 年代起，最有益于身心的游戏形式不再常见且数量急剧衰减？我们也将追问，童年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对青少年及大学生群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彼得·格雷是游戏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将“自由玩耍”定义为“由参与者自由选择并自由导演，且纯粹是为了玩而玩，而非有意去追求可以同活动本身区分开来的目标”。钢琴课和足球训练不能算作是自由玩耍，但随意地弹弄钢琴，或者临时起意踢一场足球比赛，却属于自由玩耍。格雷和其他研究者都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游戏都相同。同伙伴们一起，在户外追逐打闹，这种让身体动起来的自由玩耍，就是一种关键的游戏方式，是我们进化而成的大脑所“期待”的活动。而且据孩子们讲，这也正好是他们最喜欢的玩耍方式。（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假想或者装扮游戏的意义，相关的证据不仅存在于相对安静的室内游戏中，在室外自由玩耍的打闹推搡中也多有体现。）
格雷指出，在户外自由玩耍时，孩童们总是会搞出一些危险举动或有风险的行为，比如他们会上墙、爬树，或者从楼梯和栏杆上滑到地面：他们似乎给自己配置了一定剂量的适度恐惧，好像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在自身行为导致身陷某种危险处境后，要如何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挑战……所有此类活动都充满乐趣，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惊险。如果引发的恐惧微不足道，那么活动就会显得沉闷无聊；
反之，若是引发的恐惧过多，它就不再是游戏，而成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的。
遗憾的是，在美国儿童的生活中，户外身体游戏恰恰是衰退最多的一类活动。1981 年，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对相关趋势进行了明晰的图景绘制。研究者选择了13 岁以下孩子的父母，要求他们在随机选择的日子里，详细记录子女是如何安排时间的。1997 年，他们重复进行了这项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孩子们花在玩耍上的总时间减少了16%。同时，大部分的玩耍活动都已转入室内，且经常是对着电脑，也没有其他孩子陪伴。这种游戏并不能强身健体，也无法有效地培养心理韧性或社交能力。因此，就真正的、健康的、社会性的自由玩耍而言，下降的幅度远不止16%。这项研究对比了X 世代（生活在1981 年的孩童）与千禧一代（生活在1997 年的孩童）的情况。
三、尝试风险的价值
同样，特温格的研究关注互联网世代，根据她对当代儿童的分析，自由玩耍正在呈加速度消失。较之于千禧一代，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同朋友外出的时间更少了，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则更多了，与屏幕为友的时间更是大大增加（这也是一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但它会产生某些负面作用）。
简而言之，同此前数代人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很难拥有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自由玩耍的体验，但这恰恰是格雷认为最有价值的活动形式。一步接着一步，孩子们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机会。互联网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处的风险，较之于前辈的同龄人，他们更愿意躲避风险。
根据特温格的研究，向受访者提出如下命题，“在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时，我能感受到真实的兴奋”，孩子们的回应表现出一目了然的变化。从1994 年到2010 年，就此命题表示同意的青少年保持着稳定的百分比，始终在50%出头。然而随着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纳入受访样本，同意的比例就开始下降，到了2015 年跌至43%。
如果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经验，也因此变得更加厌恶风险，那么在他们眼中，到底什么是困难或威胁，这一代人很可能会降低判断标准。在他们看来，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务却成为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无法自行处理，必须要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来，当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学生的焦虑程度和抑郁率就会开始急剧增加和升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是同一项关于时间使用的研究，不仅发现了自1981 年至1997 年间玩耍时间的减少，它还得出结论，孩子们的在校时间增加了18%，而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则增加了145%。根据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哈里斯·库珀的研究，只要目的明确、负担适中，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布置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但在小学阶段，家庭作业却收效甚微。要是作业在篇幅和难度上不切实际，它对孩子的学业甚至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但问题是，在过去的20 年间，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却越来越多，甚至连幼儿园也开始布置家庭作业了。（丽诺尔·斯科纳兹告诉我们，当她疑惑不解，向儿子的老师发问，为什么在幼儿园就要布置作业，得到的答案是：“这样他们就能做好准备，适应一年级的家庭作业了。”）
四、標准的改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剥夺了最有益于孩子身心的玩耍方式，且反其道而行，给他们布置更多的作业，并对他们严加看管？各种形式的无人监管户外活动无疑都在衰减，其中一项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有所讨论的，经媒体渲染放大，父母们捕风捉影，他们形成了不切实际的恐惧绑架心理。在2004 年发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中，受访母亲中有85% 的人表示，她们的孩子在户外玩耍的频率在降低，同她们当年根本没法比。至于原因，82% 的母亲选择了“安全考虑”，其中包括对犯罪的恐惧。
但是，在解释玩耍之消失时，还有第二项原因紧随“安全”之后，那就是萦绕在美国父母和孩子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心头的一大焦虑：大学录取过程。它导致的恐惧是20 世纪后半叶的家长所不可想象的。
回头看，当千禧世代和互联网世代的父母还是孩童的时候，幼儿教育方式与今日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不妨看一份來自1979 年的清单，当时它的作用在于帮助父母们作出判断，自己年满6 岁的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可以去读小学一年级了。这份清单只有12 项，几乎每一项都关系着身体和情感的成熟和独立，其中第8 条，放在今天是可以让父母进监狱的。小学一年级，你的孩子准备好了吗？（1979年版）
1. 当你的孩子入读一年级，并开始接受阅读教学时，他是否已年满六岁半？
2. 他是否有2 到5 颗恒牙？
3. 他是否能说出家住哪里？并且表达方式可以让学校交管员或警察理解无误？
4. 他是否能画画、涂色，并且将颜色控制在着色图案的线条以内？
5. 他是否能闭着眼睛，单脚站立保持5 到10 秒？
6. 他是否会骑不带辅助轮的儿童两轮单车？
7. 他是否能分辨左右手？
8. 他是否能独自一人走到周边的商店、学校、操场或朋友家，范围在4到8个街区以内？
9. 他是否能离开你一整天，不感到难过？
10. 如果你只说一遍，他是否可以重复一个包含8 到10 个单词的短句，比方说“这男孩从商店一路跑回家”？
11. 他是否能正确地数出8 到10 个硬币？
12. 他是否能试着书写或抄写字母或数字？让我们做一下今昔之对比，看一份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某小学开列的清单。这上面总共有30 项之多，几乎每一项都是学术要求。列举如下：
1. 读写100 以内的数字；
2. 数10 的倍数到100，数2 的倍数到20，数5 的倍数到100；
3. 解释并填写图表上的数据；
4. 读出幼儿园水平的所有常用词；
5. 有能力阅读每页5 到10 个单词的图书；
6. 在纸上用语音拼写出完整的句子（比如说写日记和讲故事）。…………
回到1979 年，那时的幼儿园主要致力于引导社交互动和自主游戏，间或讲授一些艺术、音乐、数字和字母表的知识。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指出，在组织幼儿园的课堂时，应围绕构建社会关系，促进动手探索（比如搭积木或林肯积木）和想象或象征游戏（比如放置着道具和服装的商店或“家务角”）来进行。那时候，上幼儿园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只是小半天的事，大概就像今天高大上的学前课程，包括“开放性地自由玩耍，吃点心，唱些可以让孩子们接触点口语的押韵歌，讲故事，也许还有做手工，或者为培养数学感觉的某种排序游戏和搭积木”。
而现如今，幼儿园成为组织森严的地方，课堂也要求井然有序，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坐在课桌前，接受各个学科的授课指导——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练习和技巧”的教学方法。但很多老师并不这么想，他们把它戏称为“练习并扼杀”。对于年龄更大的孩子，此类方法有时候是卓有成效的学业交流方式，但它并不适用于幼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幼儿来说，这些方法有可能适得其反，既妨碍孩子们的社交和情感发展，也会破坏他们的创造力。
五、教学指导取代了社交与情感能力的培养
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做了一项比较研究，他们对比了1998 年和2010 年的幼儿园课程，前者正好是由最后一波千禧一代所组成。研究发现，到了2010 年，幼儿园开始更普遍地使用标准化测试。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都有所变化，花在进阶阅读和数学上的时间大大增加。这项研究还发现，到了2010 年，教师对幼儿园孩子的学业期待，已经远远超出了1998年，且这一趋势看起来仍在继续。比方说，根据当前的“核心课标”要求，幼儿园的数学标准包括“建构可行的论证和批评他人的推理”，而阅读技能标准则包括“主动阅读并理解幼儿启蒙的文本”。
从2010 年“一个孩子都不能落下”法案、州立的学前教育标准、社会上下对考试的普遍强调，到“核心课标”的设定，为了回应上述种种新状况，学前教育和幼儿园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克里斯塔基斯为之痛心疾首，因为在学前教育阶段，为了追赶幼儿园学生的学业期待，人们选择让孩子牺牲社交时间和自由玩耍；
而根据她的调研，幼儿园老师们仍然相信，幼儿最重要的技能并不在学业，而是社交和情感能力（比如说学会听人讲话，有序排队）。
从学前班开始，一直贯穿整个小学阶段，孩子们的每一天现在都要受到更严格的安排和设计。自我学习、社会探索和科学发现的机会都要统统让位，取而代之的是在核心课程上的教学指导。学校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常推波助澜，因为它们必须集中精力培训学生，才能满足州立标准化测试的要求。与此同时，特别是对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来说，放学后邻里孩子约在一起三五成群自由玩耍的时光不再有了，他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比如音乐课、团队运动项目、补习班，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对于更年幼的孩童，父母也会给他们安排玩伴聚会，通常安排一位家长全程看护。有些孩子出生在富裕家庭，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常他们的下午和周末就不要再想和朋友外出玩耍，或休息放松一下；
不在校的时间现在也要被安排，用来培养各种技能，以便日后能在大学录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此一来，父母们挖空心思，全盘规划子女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试想，哪家的8 岁孩子竟会有如此远见，要去学习演奏大号或者女子高尔夫——这些在大学录取官员眼中可以加分的项目？又是谁家的13 岁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非同一般的组织技能和前瞻思维（甚至缜密翔实的规划），要按照《普林斯顿评论》的指导来安排生活——因为这本“宝书”告诉学生，要加强他们在申请大学时的竞争力，不妨尽早挑选一项社区服务工作——于是年复一年坚持下来，到了中学毕业那年，每周做两个小时的义工？
六、履历的军备竞赛
要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竞争越来越残酷了。以耶鲁大学为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耶鲁的录取率始终保持在20% 上下。而到了2003年，录取率下降至11%，2017 年甚至只有7%。这一切也就因此合乎情理，父母要同子女通力合作，帮助小孩子选择课外活动，且多多益善，把简历塞得越满越好。这就是威廉·德雷谢维奇，这位此前曾担任耶鲁大学英文教授的全职作家所说的“履历的军备竞赛”。任何家庭，若不齐心协力加入这场游戏，他们的孩子就会落入不利的境地。
残酷的竞争当前，某些社交圈里的父母表现出一种恐慌感，紧跟着孩子的成绩，甚至从初中阶段就寝食难安——好像少拿一个“A”，就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通常来说，很明显这是小题大做的一个例子，但在某些竞争高度激烈的学区，这么想也并非全然捕风捉影。
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就说过：“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他们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赶不上趟，到中学后就无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已见怪不怪了，这么多家长守在孩子身边，眼睛不眨地监督着他们，并不只是为了人身安全，还要确保孩子们做好功课，认真准备考试。
有些父母可能会认为，不计代价，让他们的孩子竭尽所能，在进阶课程中取得成功，这么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坚毅”。但是，“人们常常会误解坚毅，把它当作无需热情的耐性，这是可悲的”，《坚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思告诉我们：“坚持不懈，却没有热情，这纯粹是在服苦役。”这位心理学教授期待年轻人“全身心投入，追求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内在满足的事业”。
但问题在于，当前的大学录取程序，使中学生很难享受校园乐趣，更别奢谈追求内在满足。这一过程“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让他们身陷于竞争的狂热”，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如是说。他曾著有《大学并不决定你的人生：大学竞争狂热的一剂解药》一书。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关注一下竞争残酷的中学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如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和波士顿郊区的悲剧，《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对此都做过深度报道。根据2015 年的一项调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高中，95% 的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对课程感到“压力很大”甚至“压力极大”。而在2016 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十来岁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出全国平均数据的4 倍。
但正是这些富裕的、充满高度竞争的精英学区，给美国顶尖大学输送了最大部分的生源。“学生在学业上准备好了，但如何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压根没有做好准备，”格雷如是说，“这种状况要归因于他们缺乏處理日常问题的机会”。一个悖论发生在美国中上阶层的生活中：为了帮助子女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家长和学校必须去做一些事，而一旦孩子们开始读大学，这些事却反过来变成制约他们成长的因素。
2014 年，两位社会学家——布拉德利·坎贝尔和杰森·曼宁合作写了一篇文章，他们预见到了“脆弱文化”，并称之为“受害者文化”。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体和群体表现出高度的敏感，遭遇怠慢便一触即发；
第二，他们倾向于通过向第三方控诉来处理冲突；
第三，他们试图塑造出一种应当获得帮助的受害者形象。当行政救济唾手可得且人们并不以请求权威干预为耻时，“道德依赖”的状况就会出现，于是孩子们选择依赖外部的权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久而久之，“他们选用其他形式的冲突管理方法，无论是意愿或能力，都会大大减弱”。最终削弱的是他们独自解决冲突的能力。
当学生离开校园，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他们，那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伤害、轻慢和争端，他们都要自己去承受。
（来源：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著，田雷、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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