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诠释：口述史在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运用
李 雪
（深圳博物馆 广东深圳 518038）
内容提要：口述史在博物馆的收藏、展览以及研究等工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口述史科学运用到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对于建构展览叙事的情感、增强展览的思想性和生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策展实践中，口述史料在作为辅助性展品或是配合展览叙事而形成重点展项的运用中，往往侧重形式而忽视展览叙事的衔接度，导致口述项目与展览的贴合度欠缺。对此，博物馆要从加强改革开放口述史料研究、整合物证征集与口述访谈以及增强展览的交互式体验等方面着手，挖掘口述史在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价值，以此记录和留存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诠释和解读改革开放伟大精神。
口述史作为记忆和留存历史的方式，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为基础，是一种弥补现存文件记录不足或空白历史档案的研究范式，主要以书籍、录音、影像等载体形式呈现。记忆是口述史的核心，具有个性化、典型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主要是通过对“三亲者”（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的口述访谈而获取记忆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教授罗纳德·格里(Ronald J.Grele)将口述访谈作为一种“会话叙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1］；
E.卡尔佩珀·克拉克（E.Culpepper Clark）等学者在会话叙事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交际研究理论，提出“诠释性会话”（hermeneutical conversation）［2］，他们主张通过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关系建构、挖掘社会文化和思维意识等要素。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不算长，开展与改革开放“三亲者”的访谈会话具有现实性，是挖掘和记录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历史人文以及思想观念的途径之一。改革开放“三亲者”追忆过去的历史细节，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还是社会日常生活，都是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鲜活注解。博物馆将获取的口述史资料运用到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有利于拓展策展思路，丰富展览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强化大众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和认知。
近年来，博物馆界不断推出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深圳博物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安徽博物院“向往——‘我’与安徽改革开放四十年”展（以下简称“向往展”）等。从策展形式来看，口述史在这些展览策划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运用，且在部分展项上发挥了丰富展览叙事、推动展览“接地气”和“聚人气”的作用。
（一）丰富展览叙事的情感建构
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一般受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着眼于展现历史重大事件、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人们生活变化，从追寻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中，挖掘改革开放精神的内涵特质。叙事可通俗地理解为“讲故事”。区别于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往往采用的宏大叙事手法，将口述史运用到展览中则是从个体情感出发，在叙事方式上以第一人称为主，讲述“我”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的故事。这种展览叙事方式以日常口语化风格展开，既有语言淳朴生活化、形象地域化的特点，也有灵活新颖性、通俗趣味性的特点，能有效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强化移情效应［3］。如深圳博物馆的“追梦——我和深圳的故事”展览中“打工者”版块，选用了29封打工者的书信，讲述了他们在深圳的工作生活和心路历程，其内容或是个人的工作体会，或是对特区发展的展望，或是对父母的思念，感情真挚细腻入微，为展览增添了温度。
同时，将口述史料作为展览叙述的重要参考，生动解读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个体历史”，能够“使那些原本失之骨感和沉闷的宏大历史事项变得更加富于人情味、亲和力和历史现场感”［4］，丰富了展览叙事的情感建构。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国强’的生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生活变迁物证展”，刻画了国强这一虚拟人物，讲述他从1949年出生以来与城市共发展、与国家共命运的故事。展览的第三单元“家业”部分以改革开放为背景，重点展示了国强的高考经历、工作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5］。在筹备此展的过程中，策展团队采访了众多70岁左右的教师、工人、公务员、文化学者等，对他们的口述资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并融入版面文字和展品说明文字，虽并未明确指出口述者的身份，但却可指代某类群体的“声音”，从“个人记忆”的形式出发建构“集体记忆”，演绎改革开放的家国情怀，从而加强观众的情感释放与情感体验，增强展览的思想性和生动性。
（二）考证、溯源与保护改革开放历史物证
历史学考证以文字史料和物证资料为基础，强调历史解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对于印证和重现历史原委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改革开放史的口述者为“三亲者”，他们不仅有关于过往事件情节的历史记忆，还会提到与之相关联的物证等信息，这是考证现有文字史料内容与溯源历史物证的必要途径。同时，口述史也让社会上的“小人物”有了诉说个人经历的机会，将历史回忆与体验感受转换成口述资料，能够丰富改革开放历史，以个体命运呼应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对原有信息的补充，使得原本抽象的历史本身更加鲜活。
历史物证作为展览的基础，是记录和揭示隐藏在其背后历史事件的生动载体。征集改革开放史物证是筹备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关键，通过口述访谈对所涉及的物证进行抢救性征集，这几乎是其他时期的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毕竟改革开放仅有四十多年，物证征集线索比较容易搜寻。但受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变迁等因素影响，有些物证在减少甚至已经消失，如“票证时代”的粮票和布票、风靡一时的插卡游戏机、港台明星影音磁带等。这就要求博物馆征集人员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形成“对人与事件背后故事的一体化征集”理念，在对口述史料挖掘的基础上，征集和保护有历史（当代史）、社会、文化价值的当代物证［6］，具备博物馆藏品的功能与价值。
（三）增强展览的价值维度
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并非单纯讲述改革开放的历史类展览，除了具备一般性展览的学术要求以外，还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价值维度上，重点体现在学术价值、教育价值两个层面。学术与展览密不可分，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做好展览的基础。近年来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为博物馆策划改革开放主题展览提供了文献参考和学术支撑。部分博物馆将口述史研究文献如欧阳淞、高永中合著的《改革开放口述史》、施昌旺主编的《安徽改革开放口述史》等作为史料参考，并结合访谈内容，形成展览的重点项目。安徽博物院的“向往展”展出了根据历史文献制作的《大包干带头人口述历史档案》视频，并展示了“红手印”（《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复制件）等，这种亲历者讲述个人经历的视频以及历史物证展示，既增强了展览的观赏性，也凸显了展览的学术价值。
展览是博物馆将信息传递给观众的桥梁，通过展示或陈列材料以便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7］。策划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目的在于记住和留存改革开放史，让观众通过观看展览感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发挥展览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宣传和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口述史研究方法与展览相结合，能够增强展览中改革开放史的生动性和人物的鲜活性。通过口述者讲述亲身经历，让参与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个体讲出心声，这是凸显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重要体现。将口述史料融入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以能够唤起人们时代记忆和产生心灵震撼的照片、实物或场景模拟等形式展示，以展览为依托讲好改革开放故事，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博物馆对改革开放精神的弘扬作用。
回顾近几年已举办的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可以发现口述史已成为一种辅助手法且较常运用到展览中。虽然有学者从展览实例对比分析当代史陈列叙事手法［8］，有学者从改革开放藏品的征集和保管方面进行研究［9］，也有学者分析口述历史在博物馆展览中发挥的作用［10］，但相关的理论研究仍较为滞后，口述史在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实践运用还存在问题。
（一）改革开放口述史料的资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以口述史视角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成果，往往集中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曲青山、吴德刚合著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王涛主编的《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等，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故此，以往的口述访谈对象大多是推进改革开放发展进程的重要领导人或作出重大贡献的典型人物，尚缺少社会平凡角色的“小人物”的口述史料。虽然也有部分博物馆关注了“小人物”所发挥的作用，如深圳博物馆采访了打工妹、基建工程兵等特区初期建设者，加工和整理了一批普通百姓的口述史料，但整体而言此类关注仍然较少。缺乏“小人物”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改革开放历史的完整性与生动性。
另外，口述史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记忆本身是否可靠，以及口述者的性格特点、知识结构、口述环境、心理情绪、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口述史料的质量。这可能存在时间、地点、人物的信息错误，抑或存在张冠李戴、过分夸大的不当方法，甚至可能存在为了逃避责任而故意编造或篡改历史等问题，使部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料能否在展览中体现便成为策展团队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毕竟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初衷在于宣传改革开放精神，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如若展示内容有误，将会对展览产生负面影响，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价值与意义。
（二）改革开放历史物证征集与口述史工作尚未同步跟进
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特别是作为庆祝改革开放周年活动的展览，肩负着办展的政治性使命与高标准要求，故在筹备过程中具有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特点，以集中式、批量化的物证征集方式为主。而这种非常态化的征集方式很难融入口述史工作，导致与物证相关的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存在缺失。博物馆的常态化物证征集主要以获取物证资料为目的，较少挖掘物证背后的故事，更忽视了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关于对现有历史物证挖掘不充分的展览实例，如“深圳改革开放史”展览展示了“深圳土地有偿使用拍卖槌”及照片，但是没有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而《深圳口述史精编》中的一篇文章《从“违宪”到样板，深圳房地产引领全国》正是土地公开拍卖当事人骆锦星介绍拍卖流程的口述资料，不过这一珍贵史料并未在展览中体现，展品缺少相关背景介绍，观众就很难理解这一展品的内涵故事。
受限于博物馆工作实际，博物馆关于改革开放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多呈碎片化倾向。获取口述史料本应以专门访谈形式展开，应提前准备访谈主题、访谈框架等，并在访谈结束后将材料加工和整理而成。但有些博物馆在获取方式上较为随意，与规范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存在差距，甚至只能作为物证解读的信息来源，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还有待佐证。再加上部分工作人员专业性和规范性的欠缺，导致史料信息的可信度不高。另外，还存在注重访谈形式而忽视访谈深度等情况，影响了口述史在展览中的运用，限制了口述史在博物馆语境下的功能发挥。
（三）口述史料与改革开放史物证展示之间欠缺联结
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藏品特别是古代藏品，改革开放史物证藏品多为观众所熟悉，尤其是对于年龄较长的观众群体来说，粮票、黑白电视、缝纫机等物件是他们曾使用过的生活物品。虽然改革开放历史物证的观赏性往往不及古代文物精美，但是在勾起人们过往历史的回忆上具有其他历史时期藏品所达不到的效果。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改革开放主题展览在口述史料和历史物证的利用上，存在展示形式单调、技术性水平不高等问题，不能紧密结合展览叙事而展开，导致观众对其认识仅停留于物证本身，忽视物证之所以成为展品的作用，难以达到预期的展览效果。
口述史料在作为辅助性展品或者配合展览叙事而形成重点展项的运用中，侧重形式而忽视展览叙事的衔接，导致口述项目与展览的贴合度欠缺。在展项上虽附以口述史料进行辅助说明，但展品或以孤立个体形式呈现，或以物证组合配以文字的形式展出，未明确指出其与口述资料的关联，缺乏对展品背后故事的挖掘。有的展品以视频形式展示，受访者自述其经历与感受，却缺少物证的辅助性展示。有的场景复原缺乏沉浸式介绍，如各种各样的老物件虽然能够呈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居环境，但却没有对重点物件的“口述”介绍，使场景缺乏“人气”。这些展出形式达到了展示改革开放历史物证的要求，但是没有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其他信息，再加上现代科技与口述史料的配合欠佳，展示手法过于生硬，以至于影响了展览的观赏性与吸引力。
口述史在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运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在理论层面上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展览实践中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使口述史成为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亮点和特色，向观众讲述更具有现场感、人情味的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
（一）以类别多样的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成果为展览根基
当代博物馆“不仅仅只是加强陈列展览的视觉效果，而是更需要具有强大的专业研究能力和多维度的知识结构作为展览的学术支撑”［11］。好的展览要以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不仅仅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大人物”的口述研究，还包括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民间叙事性研究。改革开放史不仅仅存在于档案和文献之间，还要“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朝下’，搜集民间史料”［12］，注重改革开放口述史的民间叙事，处理好“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形成类别多样的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成果，为展览内容的多样性提供多元素材。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事件、历史节点是叙事的逻辑主线，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问题意识与历史细节、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群体网络记忆与个人记忆、历史记忆与历史思考、历史史料与历史在场感等五个关系［13］，保证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政治性，以口述历史方法生动还原历史事件，让“改革开放史应当有立体的呈现”［14］。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不能忽视个体的人生起伏和情感体验，要从反映本地社会风貌、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小处着手，以相对典型的事件、人物、活动、生活场景等为主要内容。伟大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由无数平凡普通的小人物所创造，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和人生悲喜，如反映创业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等方面，这是改革开放口述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策划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重要着眼点。从根本上说，将口述史运用到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基本前提是以扎实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大量的改革开放史物证为载体，通过挖掘物证本身及其附带的隐藏信息，增强“物”与“人”的时代关联性，并凸显“人”是展览的叙事焦点，使展览成为贴近生活的“能说话的历史”，向观众讲述有温度的、有情感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二）改革开放史物证征集与口述史工作整合并轨
改革开放主题展览是广泛意义上的展览类型，涉及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生态等多方面内容。不同地区在具体举措与实践效果上存在差异化，各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需根据地区特色和实际，秉承“为明天而收藏今天”的理念，加大多样化物证的征集和利用力度，为促进展览的多元化持续注入活力。在推动口述史工作与改革开放历史物证征集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每一条征集线索，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从熟人关系网等途径获取，都要将征集线索利用得淋漓尽致，同步推进改革开放史物证征集与口述史工作。
博物馆要注重培养集改革开放史、口述史、展览策展研究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具备吃苦耐劳品质、策展思维、创新能力与法律意识等职业素养的优秀人才。口述资料是访谈研究人员与口述者建立访谈关系后形成的原创性成果，受到法律保护，一旦使用则须告知口述者，并提供必要的授权证明材料，这是对口述者名誉、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从专业技能上看，增强研究人员的口述史培训，培养“问题意识”。在设计访谈提纲和具体访谈过程中，围绕访谈主题，由浅入深，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转换提问方式或转移话题，获取详细的访谈资料，再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加工，与其他史料进行佐证和对比，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使口述史料、历史研究成果与展览策划方案三者实现有效联结。结合口述资料挖掘改革开放史物证的信息，如回忆录、老照片等，整理成口述史料档案，不断丰富和拓展改革开放史物证的藏品体系。
（三）基于观众视角强化展览的交互式体验功能
口述史的功能之一在于向观众还原一个有温度的故事，将故事与藏品紧密结合，“跨越展览与现实之间的鸿沟”［15］，使展览中的“过去时”与观众的“现在时”产生关联。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展品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能够勾起他们记忆深处的往事，引起内心共鸣与情感认同。如“向往展”将“老秦”收藏的手表和他的照片放在一起展示，并配上文字讲述：年轻的“老秦”想拥有一只手表，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购买，他借着在照相馆照相的机会，向他人借了一只手表并在拍照时特地把手表显露出来，而后随着收入的增加，“老秦”终于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手表［16］。这个展示设计重点从观众视角出发，透过“手表”背后的故事，让观众真切感受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达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的目的。
在具体的展览实践中，口述史料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体现在展览中，都须紧密结合空间设计和展品形态，在场景复原、视频影音以及其他展项中，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交互式体验。观众是博物馆环境的直接体验行为人的集合体［17］，在口述史料的搜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观众的力量，使其参与到展览筹备中，通过对他们口述资料的加工、整理和评鉴，既可以拓宽策展人对藏品阐释的视野，还可以进一步满足观众对展览的要求，实现“以需定供的菜单式展览服务”［18］。通过强化展陈设计，展览要建立口述史与改革开放主题展览藏品的内在联系，让藏品“活起来”；
还可以将口述资料导入语音导览系统，使观众在欣赏藏品的同时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增强代入感，使改革开放亲历者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跃然纸上，拉近展览与观众的距离，使改革开放主题展览成为记录改革开放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口述史在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运用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虽然也有个别展览在实际展项的运用中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在整体上仍普遍存在应用水平不高的问题，限制了口述史在博物馆改革开放主题展览中的广泛运用与功能发挥。目前，在实践环节中，如何选择口述访谈的原则和方法来深化与丰富展览内涵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也是博物馆在展览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关键内容。
在口述访谈对象的选择上，博物馆应注重把握当下改革开放“三亲者”的社会地位。因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当代史，既有已完成但尚未定论的事件，也有仍处于发展中的未完成事件，此时口述访谈者的口述视角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者的选择上坚持客观性、典型性原则，并在访谈和资料整理过程中遵循规范化与标准化原则，形成博物馆语境下融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运用于一体的工作范式。在口述内容与展览主题的关系层面，博物馆应精准把握改革开放主题展览的核心要义，以是否契合展览主题来评判口述史料能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对于口述内容之间存在的“历史与现在”“宏观与微观”以及“主观与客观”［19］三对主要矛盾关系，要以经得起推敲的改革开放口述研究成果为依据，进行多重佐证和论证，既保证展览内容的准确性，又兼顾展览内容的丰富性，以此达到深化展览内涵的目的。
总之，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开展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征集改革开放历史物证的工作永远在路上。运用灵活的策展手段、丰富的展览内容，将改革开放的口述史料和历史物证以展览的形式呈现，不仅有利于加深大众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记忆和认识，更有利于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从而更好地诠释和弘扬改革开放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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