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博物馆”四种参与模式在我国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适用性分析
李静宜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内容提要：妮娜·西蒙提出的“参与式博物馆”不仅是研究博物馆参与技巧的理论，更是旨在鼓励观众走进博物馆交流、创作及表达的实践方法。将“参与式博物馆”所构建的贡献型、合作型、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四种参与模式，与我国博物馆策展案例相对照，可知博物馆的参与实践不完全对应于某一具体参与模式，存在与各模式的融合创新。同时，我国博物馆开始逐渐向公众“赋权”，鼓励公众深度参与展览的内容策划。基于以上适应性特点，将社区博物馆、高校博物馆和新媒体平台作为参与突破口，可以帮助公众在较为熟悉安全的博物馆环境中较为自由地沟通互动、表达自我，迈出主动参与的脚步，为博物馆参与式活动的选择与设计提供借鉴意义。
美国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在《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中通过借鉴博物馆学、科普与传播学理论，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参与式博物馆体系。她将参与式博物馆定义为“一个观众能够围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1］。其“参与”（participatory）概念侧重于鼓励公众通过分享、贡献来自个人的自我表达和创意，主动加入到博物馆内容创作与活动策划中，最终获得自主的创造性学习体验。同时，她认为博物馆应该以观众为中心，真正尊重观众的想法，设计不同参与程度的活动以满足观众的多种需求，让博物馆成为所有人共享共建的学习场所与公共平台。
基于此，面对博物馆中活跃度和参与度各异的公众，西蒙在借鉴“公众参与科研”贡献型（contribution）、合作型（collaboration）与共同创造型（co-creation）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更新构建出参与式博物馆的四种模式：贡献型、合作型、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hosted）［2］。博物馆中某些已实践的参与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对应以上四种模式标准归类，反之，四种参与模式也可为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提供参考。但是，四种模式并非永远固定的“理论模板”，还需要博物馆根据自身与观众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
西蒙在构建四种参与模式的过程中，全部以西方博物馆的参与式项目为案例进行分析，可以说，对我国博物馆界而言，参与式博物馆理论和实践几乎是完全的“舶来品”。参与式项目（即活动）包含教育活动、展览策划、宣传推广等多种公众参与类型，其中，在展览策划部分，现阶段我国博物馆的参与活动多表现为内容策划——公众提供或构建展览相关内容。下文将讨论我国博物馆能够基本对应四种参与模式的策展案例，分析“参与式博物馆”在我国的适应性特点，并尝试寻求“参与的突破口”，以帮助观众进行更深度的博物馆实践，逐渐接近参与式博物馆的理想目标。
国外博物馆学界关于参与式博物馆理论本身的研究较少。新加坡学者利昂·谭（Leon Tan）提出第五种参与类型“自动创造型”（auto-creation），关注发生在文化机构之外的、来源于在线和离线站点中的参与形式，不再将博物馆局限于有形空间的概念内［3］。多数学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分析案例中的参与理念或具体策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瑞士学者托马斯·索德奎斯特（Thomas Söderqvist）建议创建分布式策展专业知识（distributed curatorial expertise），将与大学博物馆相关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学生培养为潜在的兼职策展人，并建立分布式博物馆收藏品管理网络，克服博物馆空间和资源上的局限，加强馆方与大学其他部门的联系［4］。美国学者R.J.古铁雷斯·克拉克（R.J.Gutierrez Clark）介绍了美国堪萨斯城博物馆（The Kansas City Museum）通过邀请社区成员贡献私人物品和故事的参与形式，在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举办了展示堪萨斯城历史的展览“振兴历史，促进连接”（Revitalizing History，Facilitating Connections），旨在创造共同的文化记忆，加强各社区与堪萨斯城博物馆之间的联系［5］。美国学者莎拉·米勒（Sarah E.Miller）提出利用“共同创造型”模式的合作框架，向社区成员分享保护公共墓地的理念，鼓励社区、参与者等相关群体对公墓及其他历史资源持续管理和保护［6］。
国内学界对参与式博物馆理论作了整体概述。例如喻翔在总体介绍参与式博物馆理论内涵基础上，分析了参与式博物馆在中国实现的条件及可行性［7］；
费扬概述了参与式理论及四种参与模式［8］。学界还通过分析博物馆参与活动的案例，用理论指导实践，重点关注参与型博物馆的转化与建设问题。例如秦晴通过介绍英国典型参与式博物馆——惠康典藏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的具体成功经验，尝试提出构建参与型博物馆的核心宗旨与有效手段［9］；
李莉将参与式博物馆的理念结合文创事业，提出消费—分享—创造的文创开发新路径，指出博物馆需转变运营思路，“将参与者和博物馆、参与者彼此之间以及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联接起来”［10］；
邱玉胜、史韶霞介绍了山东青岛市博物馆向研究型与参与型博物馆转型的路径，通过设计参与型展览、开发定制化文创产品、为社区提供文化服务等方式实现博物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11］。
学界对参与式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显示出该理论自身具有较强的可转化性与可实践性，不论是其整体性的参与理念或是某一具体模式下的参与方法，博物馆都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对其进行适当借鉴与应用。
西蒙构建的博物馆参与项目的四种参与模式——贡献型、合作型、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是根据公众参与程度和主动性来区别的，公众参与程度和主动性从贡献型到招待型逐渐攀升。然而四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其差异仅与馆方人员和观众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关［12］。
贡献型是最常见的参与方式。此类型面向所有观众自由参与，无需博物馆的专业指导，通常表现为留言板、分享故事或为展品投票等形式。贡献型展览使观众在参与者和旁观者两种角色间自动切换，展览策划的主导权完全掌控在馆方手中。例如，在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期，博物馆界为践行保留历史、为明天收藏今天的理念，向社会公开征集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代表性见证物、图片档案艺术品等，倡议机构或个人捐赠相关资料，为博物馆事业贡献力量。山西博物院为铭记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历史，向全社会征集抗击新冠疫情见证物，在2020年7月推出“致敬——山西博物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捐赠展”［13］。此方式对捐赠者来说既简单直接、又极具仪式感与主人翁意识，博物馆在保存个人特殊记忆的同时，也成为与公众建立共同记忆的家园。
合作型项目可分为两类：顾问型与共同开发型。在博物馆主导下，顾问型指邀请专家或相关人员对展览提出指导意见；
共同开发型指邀请参与者扮演顾问或参谋的角色共同完成新展览或项目，合作型项目常见形式有邀请行业专家作为学术指导参与项目筹备及评估阶段，或邀请志愿者及社区人员协助项目实施。例如，首都博物馆“读城”系列展览以青少年为核心观众群体，邀请中小学生参与项目策展的全过程［14］。在第一期“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展览，策展团队在前期策划和布展环节根据青少年的理解程度策划内容，并邀请学生动手创作展品；
在第二期“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展览，策展团队面向公众招募社会智囊团参与展览策划和实施的全过程，共二百余人为展示策划、社教推广、讲解服务等工作献计献策。这两期主题展览是博物馆与参与者共同合作展示北京之美的新尝试［15］。在首都博物馆的主导下，青少年和社会智囊团不仅担任了顾问的角色，更是与馆方同频的合作者，此方式充分体现出合作型参与模式的特点。
共同创造型基于观众与博物馆双重需求，由双方合作并共享项目。相较于合作型，馆方赋予参与者更多权力，展览根据观众需求决定并由双方共同主导实施，通常要求馆方目标让位于社区目标。馆方成为以社区利益为基础、服务于观众并为参与者发声的机构。2016年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发布关于《青花之约——“广东博物馆藏明清青花瓷器展览”由你做主》的“馆藏明清青花瓷器展览”（以下简称“青花瓷器展”）策展人招募计划，首次尝试向社会公开招募策展人参与并主导策展全过程，探讨博物馆专业性与公众性结合的新思路［16］。馆方精心挑选200件青花瓷器供参选者选择，还为入选策展方案提供展品、经费、场地、设计、教育、宣传等强大的专业支持。本次实践是博物馆邀请公众深度参与展览叙事构建的大胆尝试，成功探索了博物馆界之外公众的话语力量及其能动性，拓宽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机构的公共属性。
在招待型项目中，馆方直接将一个展厅或活动交给参与者，最大限度地减少干预，使参与者独立使用某一空间满足自身目标及需求。双方需确定正式合作伙伴关系，馆方的目标在于鼓励公众放心大胆地创造内容，并为其合理的新尝试提供相应资源支持。该模式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具备知识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士，也可以是以团队形式开展项目的非专业人士。高校博物馆是提升学生参与体验感和实践能力的理想课堂。台湾南华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管理系的《展览策划与管理课程》规定，学生须通过小组协作独立举办一场不限内容与形式的展览。以其大二学生策划的“创艺世代·绽放文创”主题展为例，此展览是以低年级学生创作的文创作品为展品、以校园艺术中心为展览场地的创意作品展。从撰写陈列大纲和说明牌内容到场馆布置再到宣传预热，展览的所有环节均由学生独立完成。另外，“武魂”展览通过“快闪”的新奇形式在广场定时为师生表演武术节目，此类“即时性”展览创意十足，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观展热情。在此实践下，高校学生自己组建团队并全权组织一切展览事务，与上文提及的粤博中获胜的高校团队相比，招待型项目中的团队显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综上，在策展过程中，四种参与模式下的公众参与程度由浅至深：贡献型全程由馆方主导负责，引导观众分享思考；
合作型依旧由馆方主导，邀请公众参与开发与策划；
共同创造型以社区利益需求为主，馆方与参与者合作共有；
招待型是馆方将现有资源完全提供给参与者以协助他们实现自由创作。实际上，四种参与模式的案例都是以策展形式鼓励公众参与，恰恰反映出一种趋势：博物馆在策展环节中开始积极听取并传达来自公众的声音。展览是博物馆联系公众最普遍的方式，其展示内容关系着公众参观利益诉求的实现。同时，展览策划在某种意义上是掌握在馆方手里的一种权力，馆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众能够看到的文物和文化表达。
将上述四个策展案例分别对照四种参与模式可知，有些参与案例并不完全符合相应参与模式的所有特征，存在相互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与变化正是我国博物馆根据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本土化改变，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国博物馆对参与的适应性应用。
（一）参与实践不完全对应四种参与模式
事实上，粤博招募策展人的参与模式介于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之间。“青花瓷器展”主题的设定是基于馆方的需求与现有资源，属于合作型的参与模式；
馆方鼓励参与者在已有框架下独立构思和策划展览内容和形式，则体现了共同创造型的参与思路。
可以说，西蒙提出的四种参与模式是明确的，但在具体参与项目的设计实践中，大多情况下无法直接套用一种固定的参与模式，参与项目也很难用其中一种模式来界定。通常情况下，馆方为了达到更好的参与效果，会考虑在各个模式中切换，融合运用不同的参与方法。一个项目中既可能兼具多个模式的特点［17］，也可能只借鉴众多模式中合适的参与技巧。项目表现在四种参与模式上的界限与标准既是模糊的，也是融合的。因此参与模式并不拘泥于以上四种，其存在更多的可能性与创意性，每一个参与项目都是由个性化参与技巧设计而成的独特的参与模式。
（二）博物馆开始逐渐向公众“赋权”
其实，类似于将主导权交给观众的招待型参与模式，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在前期策划阶段，招待型参与模式需要参与者拥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且馆方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另一方面，面对非专业参与者，不预设主题和限制条件有时会使参与者无法明确兴趣点，反而削弱了其参与的积极性和创意潜能［18］，违背了博物馆的初衷。另外，出于对藏品安全性的考虑，将馆方资源完全提供给公众存在着一定争议。因此，招待型参与模式在我国博物馆目前的参与实践中并不多见，但该参与模式的目标——“鼓励公众以多种用途放心使用文化机构”“鼓励观众大胆改造和使用文化机构及其内容”则是博物馆一直致力于达到的理想状态。
虽然现阶段观众参与博物馆工作的程度有限，但是博物馆依旧努力转变其以往的权威身份，开始逐渐向观众“赋权”。在政策层面，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博物馆搭建与公众沟通交流的平台，为观众更多地参与博物馆事务提供支持。2008年，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实行免费开放［19］。该政策吸引了大量观众走进博物馆，为充实更广大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精神文化权益迈出了第一步。201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促进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通知》（文物博发〔2011〕15号），提出“推广和完善‘政府支持、专家指导、居民主导’的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模式”，明确认为“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是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因素。需采用多种方式调动社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保护文化遗产、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的积极性，形成‘遗产保护人人有责，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和谐局面”［20］。2021年11月，故宫博物院颁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的公告》，决定在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21］。该公告进一步满足了未成年人的文化教育需求，体现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在实践层面，博物馆注重设计出能够带动观众由浅及深参与的方案，以不分贡献大小、平等参与的理念，面向各类型观众设计适合其参与的活动，通过邀请公众担任博物馆志愿者、鼓励公众留言投票等形式尽力吸引更多的公众，同时为公众提供参与策展的机会，培养和树立公众在博物馆的主人翁意识，使参与成为其发自内心的意识和习惯。如今，博物馆掌握话语权的权威地位在慢慢改变，参与式目标需要一步步实现，虽困难重重，但前景广阔。
目前，公众的参与机会随着博物馆活动的增多而明显增加，但大多数的参与方式仍停留在与展览内容互动、参与社教活动等基本层面，公众参与程度与自主性较低，几乎没有主动参与到博物馆工作中的要求，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关乎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现阶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和新媒体时代下公众参与方式的变化情况，笔者尝试提出两种能够吸引普通公众深层次参与博物馆的突破口，以期适用于我国参与式博物馆的实践，为博物馆带来建设性的参与贡献。
（一）现实空间：社区博物馆与高校博物馆
为什么参与式项目更适用于社区博物馆与高校博物馆？徐坚在《我们需要拥有自己身边的博物馆》中提出：“我们需要拥有自己身边的博物馆，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己的博物馆。”［22］社区博物馆与高校博物馆几乎完全满足“在身边”的条件。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首先，社区和高校都有固定的、具体的范围，在地域上具有稳定性；
其次，在上述两区域内，人们基于共同生活或学习的经历拥有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归属感，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稳定性；
最后，不论是社区博物馆还是高校博物馆，两者都有明确的行政隶属，都服务于该区域内的“特定人群”，社区博物馆服务于本区域的居民/村民，高校博物馆则主要服务于高校师生，在服务对象上具有特定性。
综上，以社区博物馆和高校博物馆为实现参与的突破口，实际上是在有选择的限制框架下鼓励公众参与，优势在于目标观众明确且价值选择相同，博物馆对展览主题的选择和把控更加清晰具体。这种关于参与场所性质的选择，离不开对我国仍处于博物馆事业发展初级阶段、观众参与程度并不高的现实考量，更离不开我国现今关于新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趋势和制度层面的引导。
1.社区博物馆
我国社区博物馆在定义上可理解为“以收藏、保存和展示与当地社区居民在感情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反映该地区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见证物为手段，提升社区居民素质，增加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社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目标的机构”［23］。社区博物馆一方面是承载居民共同记忆、展示社区文化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居民沟通联系、开展活动和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交场所。上海市程家桥街道虹桥机场新村是民航家属社区，此社区的许多居民都是与虹桥机场密不可分的“机场人”。“大鱼营造”作为第三方社会组织，以打造虹桥机场新村航空文化主题社区为重点，运用参与式技巧对该社区进行系列改造。团队打造了由居民自己管理和使用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小白屋”，还尝试利用其空间建成“社区参与式博物馆——启航站”，并举办“我们都是机场人”特展。展览的相关展品都是由居民提供的民航老物件。另外，团队将同居民深度访谈的资料整理成个人口述史并作为部分展览内容［24］，又邀请熟悉社区历史、见证民航发展的居民参与其中建言献策。虹桥机场新村的参与式博物馆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多元治理的新实践，其保留与展示了社区民航人的共同记忆，延伸了社区的服务边界，无形中成为居民日常的“社交枢纽站”，成为居民的自由社交空间和自主管理平台。
2.高校博物馆
高校博物馆的尝试更具有新意。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博物馆于开馆之际举办了“遇见山大·拾忆青岛”的学生校园生活主题展览。该校文化遗产研究院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组成策展团队，全程主导并参与了展览策划、展品征集和设计布展过程。展览以“源于学生、展示学生”为理念，以展示山东大学学子的校园生活和情感记忆为主题，面向全校学生征集了千余件展品［25］。在展览内容的叙述上，团队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直观展品提供者的故事，保留个性色彩和特殊回忆。在展览筹备阶段，团队做了三次观众访谈以及问卷形式的观众预调研，广泛收集相关观点与建议。在展览互动性的设计上，团队设置了供大家用贴纸标明“点亮家乡地图”的互动展板、留言板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拍照打卡装置等，馆方在吸引观众参与互动的同时也获取了参观数据与信息，完成博物馆观众调查。展览的每个环节都贯穿了对每位学生参与的重视，非专业学生通过贡献展品和操作互动装置实现参与，从情感上参与对母校的情感认知与归属；
专业学生则深入参与展览策划和实施，在第二课堂丰富实践经验。如此，高校博物馆成为所有学生共同的情感归属地。
社区博物馆和高校博物馆无形中为公众构建了舒适的“情感安全区”，熟悉亲密的情感氛围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自由的表达空间。公众在这样的环境中磨合与接纳的时间较短，不论是表达自我、寻求共鸣、抒发情感还是为社区作出贡献，都是其发自内心的自愿行为。较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二者基于拥有共同意识和利益的人群，且公众本身有着明确的主人翁意识和自主能动性，其参与度更高。同时，上述两类博物馆的部分作品来自观众原创，参与者不必过多担心展品的安全或版权问题，可大胆地进行策划构思，馆方也可放心地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参与成员。虽然上述参与突破口并不适合中国所有博物馆，但从公众情感、展示空间、藏品安全等自身优势来看，将社区博物馆和高校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公众参与的新突破口是合适的选择。
（二）虚拟新渠道：新媒体平台
现今，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接与博物馆交流互动，简单高效的沟通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线上参与的热情。各文博单位纷纷把握良机开通社交账号并发布展览动态、知识讯息和研究成果等，建立与观众长期沟通互动的渠道。同时，博物馆开展众多线上活动，如制作“文物表情包”，通过文物的拟人化形象传递情感，成为聊天表情的新时尚；
不定时发布抽奖信息，吸引网友持续关注新文创产品；
举办线上“文物摄影大赛”“文创设计大赛”等活动，此类策划在鼓励观众发现博物馆之美的同时，也可以收集来自公众的奇思妙想与创作。
各电视媒体和视频平台也纷纷打造各种类型的文博节目。如央视制作了关于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成果的全方位系列直播节目，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考古学科的认知，树立了考古事业全新的里程碑。央视在推出《国家宝藏》节目后，又特别发起线上观众投票，参与《国家宝藏》节目的九家博物馆根据投票结果，分别选出一件国宝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在传播媒介方面，该节目主动走向年轻人，尝试精准投放，首次入驻受众主体为年轻观众的B站（bilibili，哔哩哔哩），实时更新每期节目。弹幕成为接收观众反馈建议的新方式，为节目与观众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另外，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上新了·故宫》《万里走单骑》等优质节目纷纷上线，各节目从文化遗产的不同角度切入，通过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来吸引大众的关注，带动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与遗产地。
公众参与社交媒体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自由沟通互动，即时高效地碰撞出新火花。另外，新媒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提供了更舒适自由的社交距离，无形中带动了一大批不擅长自我表达或无法亲自参观博物馆的线上观众。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公众的参与都是真实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表达着创意与想法，为博物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建设作出贡献。
参与式博物馆的四种模式从大量展览案例中抽象得出，或许存在理想主义色彩。面对我国博物馆事业现状，虽然目前似乎无法提出具体的中国模式，但关于中国参与式博物馆的发展，我们应关注以下四点共性因素：第一，不盲目增设参与活动，需根据展前评估调研，满足目标观众的真实需求；
第二，工作人员需要具备驾驭参与活动的能力，并与公众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随时带动氛围、调整节奏并处理复杂情况［26］；
第三，博物馆需打造平等舒适的交流空间，为观众提供可以相互自由沟通表达的便利机会；
第四，重视公众参观和参与时情感的变化，打动人心的话题是展览成功的关键。
将社区博物馆、高校博物馆与新媒体平台当作参与的突破口具有天然优势，但公众参与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此。我国的参与式博物馆似乎目前还未出现，但为了让更多公众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举办的参与式展览不论在思想内涵、种类方式、吸引力或宣传力上早已今非昔比，不乏观众参与积极性高、反响热烈的高质量活动。博物馆致力于提供分享知识与情感的参与机会，期待公众在舒适的空间中选择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为博物馆作出贡献。参与式博物馆理论为我们拓展和预示了一种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和思想：公众参与正是博物馆社会化和公共化的必然要求，博物馆也理应为公众提供参与展览构建（叙事构建、教育活动和推广宣传等各种活动）的机会，让公众与博物馆成为知识的同步生产者和共享者。如此，参与式博物馆的理想目标——成为属于全体公众自由表达的开放文化空间，将会通过每一次的公众参与活动而不断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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