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安全机制的演变、内涵及动向研究*
陈 哲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 330313)
根据《辞海》定义，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不受外部势力侵害[1]。日语里国家安全称为“国家安全保障”，《广辞苑》的释义为面对外部侵略，保护国家及国民的安全[2]。安全与和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恐怖和不确定[3]。
所谓机制，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1]。谢尔曼·肯特认为，情报是某种组织通过行动而追求的特定知识，特别是战略情报，对国家生存而言至关重要[4]。本文认为，国家情报安全机制(National Intelligence Security Mechanism)是国家安全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一个国家情报安全相关的政府领导体制与各职能部门、机构等在相关法律体系内的相互联系、彼此协调的运作过程与系统能力。这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其中静态部分包括机构、制度、法律等要素，这些要素的运作规律则构成动态部分。
日本素来具有重视情报的传统。在不同阶段，其情报安全机制服务的战略目标也不相同。二战期间，整个日本的情报安全机制服务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战后，在和平主义思潮引领下，日本情报安全机制的服务重点转向发展经济，以收集经济情报为目标的九大商社成为该领域的生力军。随着冷战的进行，日本情报安全机制重点开始转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
冷战结束后，失去了苏联这一共同威胁，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状态”。同时日本自身也在重新定位国家发展目标上摇摆不定。在此背景下，其情报安全机制出现了“不流通、不上达、不保密”的弊病[5]。2013年末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下简称国安会)成立后，日本情报安全机制在完善法制、理顺机制等多方面开启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改革。本文拟通过对日本二战以后至今的情报安全机制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在对其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情报安全机制的政策建议。
1.1 美军占领期从属美国的情报收集
二战的结束不仅确定了日本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也对日本的情报安全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1945—1953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旧日本军部、特务机关、监听、解密、反间谍等情报机构均被解散或改组。作为宪兵和特高警察活动根据的各种国家秘密法令也被废止。外务省虽然得以保存，但并不具备外交权限，所有驻外使领馆也被关闭。
不同于战前一切以军事情报为中心的机制，此期间日本的情报来源主要仰仗盟军总部(GHQ)，其中以负责情报和治安的参谋第二部(G2)最为重要。其情报活动的目标则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
在此背景下，日本自身的情报安全机制开始从萌芽状态重新再建。1946年8月，内务省调查局成立，主要对持反美立场的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团体进行调查和解散任务。此后内务省解散，调查局并入总理厅內事局第二局。1948年2月，法务厅(法务省前身)特别审查局成立。随着冷战开始，特别审查局的主要监视对象转向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
公安警察的雏形亦始于此期间。1945年12月，内务省警保局内设立公安课(处)。其在翌年的大众运动中情报搜集得力，得到GHQ的认可。1948年3月，日本颁布警察法，公安警察的职能开始由国家地方警察的警备部警备课(处)承担。
在美军占领期间，日本不仅没有独立完整的安全机制，更谈不上主权。此期间的情报安全机制，从地位上完全附属于美国，任务方面主要以应对外国势力的渗透和维持国内治安为主[6]。
1.2 恢复主权初期重建战后情报机构
1951年美日通过《旧金山和约》媾和后，1952年7月，日本通过“破坏活动防止法”，并在前法务府特别审查局的基础上成立公安调查厅，主要任务便是监视军国主义分子、极右势力、日本共产党和朝鲜总连等共产主义势力。
1954年6月，警察法修正案通过后，日本对公安警察进行改革，将其职能部分并入到警察厅。由此，警察厅警备部内新成立了3个科室。分别是以监视日本人为主的警备第一课(处)，以监视外国人为主的警备第二课(处)和实施警备任务的警逻交通课(处)。
外务省方面，随着日本驻世界各国使领馆陆续启用，其情报窗口的功能也一并恢复。除了专司情报收集的调查部，地区业务司局也开始部分承担情报搜集的职能。
也正是在此期间，日本开始了重整军备的过程。防卫厅、统合幕僚监部、陆海空自卫队等部门均开始构建各自的情报部门。一方面，战前日本军队的扩张基因不再有生存土壤；
另一方面，旧军部的一些人员也进入防卫厅或自卫队，为其情报能力的建设提供帮助。这一系列工作，被称作是情报机构的重整军备[7]。
特别在信号情报方面，1953年3月设在崎玉县的大井通信站正式成立。1958年，陆上幕僚监部第二部别室成立，掌管4处通信站点。此后，该机构不断扩充，1978年更名为陆上幕僚监部调查部第二课(处)别室。值得一提的是，此期间隶属于公安调查厅的寺田技术研究所也开始以民间研究机构的身份开始进行无线信号监听工作。
此外，内阁也开始感到需要一个与主权国家地位相符的情报机构。1952年4月，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正式成立，这便是内阁调查室的前身。首任室长是资深警察官僚松井顺。
设立当初，官房调查室作为直属内阁的情报机构，是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为模板的。但是客观而言，此阶段其情报能力和地位距CIA还相距甚远。大多数时候，其主要任务是就内阁的重大政策进行独立的情报调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省厅的情报机构进行协调联络。
1.3 冷战高潮时期情报安全机制重点针对苏联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一度极其紧张，彼此都有上万枚核弹瞄准对方。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将强化情报安全机制提上日程。
1978年，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在一次关于有事法制的会议上，提及秘密保护法的重要性。80年代前叶，以一系列发生在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间谍事件为由，自民党内的安全保障调查会经过三次准备，向国会递交了反间谍法案。中曾根康弘内阁虽试图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但在舆论、在野党、媒体、律师协会、市民团体及工会等强烈反对下，仍以失败告终。
虽然立法不成，在机构机制方面，中曾根内阁得以将内阁调查室改组为内阁情报调查室。正是从此时，形成了内阁调查室室长就国内外重大事宜每周一次向首相自由汇报的机制。同时成立的还有联席情报会议，在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实际掌管下，内阁调查室、外务省情报调查局、防卫厅防卫局、警察厅警备局和公安调查厅等定期参加该会议。
中曾根康弘执政的1984年，外务省情报调查局和安全保障政策室分别成立，形成了政策制定和情报收集双轨运行的机制。
但是，上述内阁和外务省的局部改变并不代表日本安全机制的整体变化。随着时间推移，联席情报会议开始形同虚设，而内阁调查室和外务省的情报能力及整合能力也并未有质的飞跃。
1.4 冷战结束至20世纪末应对多元威胁与危机管理
随着冷战结束，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威胁来源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适应这一趋势，日本又开始对其情报安全机制进行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外务省，开始改变以往相对被动的姿态，转而主动追求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影响。特别是面对“一元化外交”的批评，为了对外交政策进行更全面的考量，外务省的情报系统需要做出新的调整。1993年，原情报调查局改组为国际情报局，开始走专业情报机构路线。该部门首任局长是冈崎久彦，其精通战略情报分析，但立场偏右。值得一提的是，安倍晋三步入政坛和情报界之初，就与冈崎建立了密切关系，并深受其影响。
1995年，在阪神大地震中，首相官邸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应对而饱受诟病。以此为鉴，内阁调查室在1996年设立了内阁情报收集中心。
同样发生在1995年的地铁毒沙林事件则令公安调查厅迎来新的“生机”。由于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对日本的渗透，冷战的结束使得其存在意义都遭到质疑。在地铁毒沙林事件中，公安调查厅立下功劳，证明了自己的情报能力。1996年，日本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灵活运用其情报能力，甚至进行海外活动。1997年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明确提出要强化公安调查厅对外的人力情报活动和对内阁情报功能的补充作用。
防卫厅方面，随着威胁来源和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增多，长期以来内部司局、统合幕僚监部和陆海空自卫队各自收集情报的方式已不适应于时代要求。对此，1995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到要强化情报功能[8]。1996年5月，日本通过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并据此于1997年1月20日，在统合幕僚监部设立情报本部，迈出了整合军事情报系统的第一步。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在图像情报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以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为由，日本政府决定自主开发情报收集卫星。1999年，内阁设立卫星导入准备室。2001年4月，内阁调查室下正式成立内阁卫星情报中心。2003年，日本分别发射了光学和雷达卫星，在构建图像情报能力方面跨出重要一步。
在上述各情报子单元进行系列调整的同时，此阶段日本也开始有意识地对情报安全机制进行全局性的改革。1997年12月3日，行政改革会议的最终报告做出了几点规划：a.注意情报和决策需分离；
b.基于情报分析的专业性，应在内阁官房设立专门机构；
c.为更好推动各部门情报的共享和内阁对情报的集中管理、分析和评价，拟设立情报共同体。据此，拟考虑在现有联席情报会议基础上，将其作为内阁官房正式机构，以更好发挥作用[9]。
基于上述报告精神,1998年10月27日阁僚会议决定设立以内阁官房长官为议长的次官级内阁情报会议，级别高于联席情报会议。2001年1月内阁情报调查室长升格为内阁情报官。至此，日本在迈向情报共同体建设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但距离全面、有效的机制运行还相去甚远。
1.5 21世纪以来对华军事情报与反间工作明显加强
“9·11事件”让日本政府认识到情报安全的重要性，政界学界许多人士也曾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但是，小泉纯一郎任内，并未对日本情报安全机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2004年，外务省将原有的国际情报局改组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课(处)长由3人增加至4人，但事实上却属于“降格”行为。相比较而言，此期间日本的防卫情报系统倒是进行了重要改革。在2004年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政府表示要将情报功能作为防卫力量的一环进行强化建设。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情报本部收集情报的手段、综合分析和评价能力[10]。2006年3月27日，统合幕僚监部正式成立，情报本部亦成为直属防卫厅长官管理的机构。由此，防卫厅长官可以更加迅速、准确地获得第一手情报，对陆海空自卫队情报的综合管理和分析也更加高效。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担任首相时，便将强化情报功能作为优先课题。无论是在其当选演讲还是施政方针演说中，均表示要将官邸作为情报的司令塔。众所周知，第一任安倍内阁夭折后，其各项改革也自然流产。此后至2012年，日本又经历了一轮首相频繁更替，甚至政权更迭的周期。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日本情报安全机制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也随之中断。尤其以下几点非常值得关注：
a.日美间军事情报合作进一步深化。2007年5月，日美2+2会谈就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情报合作提出路线图，包括情报种类、数据等都有详细规定。包括自卫队的自动警戒管制系统也开始将收集到的防空情报24小时提供给美方。2007年8月10日，日美又签署了《军事情报综合保护协定》(简称GSOMIA)，将作战情报、训练、技术共同研发等多领域的军事情报纳入保密范围。根据该协定，日本需根据美方标准对上述情报采取保密措施。在日本难以恢复二战前情报能力的情况下，该策略不失为一个务实选择[11]。
图1 以国安会为中心的情报安全机制示意图
b.日韩军事情报合作实现了突破。2016年11月末，日韩正式签署GSOMIA。由此，日韩之间可不经由美国，实现军事情报的交换。仅从协议本身来看，日本可获取韩国关于北朝鲜的人力情报及韩国在朝韩边境的监听情报(如韩海军214级潜艇水下探测到的情报)。对韩国而言，则可获取日本的涉朝卫星情报(特别关于导弹及潜艇基地)、海上及反潜情报。而其中深层次的影响则在于，日本伸向朝鲜半岛的触角又近了一步。依托萨德系统，日本则可以获取更多的涉华军事情报。受此影响，朝鲜和中国的安全压力将被迫加大，东北亚局势的整体稳定也遭到破坏。
c.进一步加强反间谍机制。2007年8月9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强化反间谍职能的基本方针》。根据该方针，在内阁情报调查室之下设立反间谍中心，直属内阁情报官管理，并于2008年4月1日正式运行。这轮调整的核心内容，在于明确了从 “物”和“人”两方面对机密情报进行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物是指对涉密硬件的管理，需遵守《政府机关情报安全对策的统一基准》这一文件执行。人则指涉密人员的管理，如资格审查制度、管理责任机制、保密研修制度等[12]。
d.情报共同体，即情报共享体制逐步完善。2007年安倍晋三首次任首相时曾试图力推情报共同体，但未获得广泛认同。福田康夫在其任内，不动声色的完成了相关布局。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a.配备5名内阁情报分析官，他们有权接触各类情报并编写《情报评价书》。该评价书经内阁联席情报会议审议后，分发给政府高官阅览。b.允许海保厅、经济产业省、财务省、金融厅等部门的事务次官参与内阁情报会议。c.由内阁向情报共同体的子系统订制情报，提出情报搜集提纲，限时上报，在实际运营层面达到日本版NSC的效果[13]。通过上述铺垫，情报共同体的框架得以有效构建，为2013年国安会成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长期发展，日本政府的各个情报子系统均具备了较强的情报收集能力。但是从全局来看，长期存在的情报收集分析、情报共享和保密制度这大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14]。事实上，上述问题的根本在于日本缺乏统一的整合机制。安倍再次当选首相后，将情报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纳入到整体的改革进程当中。首先，明确了国安会成为情报安全机制司令塔的地位；
第二，加大人力情报、公开情报等领域投入，从根本上强化情报收集能力；
第三，通过培养情报专家，强化对情报的分析、整合及共享，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推动对政府总体情报的全景分析[15]；
第四，进一步强化保密制度。通过上述系列改革，大致可以得出国安会成立后日本情报安全机制运转概况(见图1)。
从结构上看，情报与决策相分离的设计可以保证情报与决策行为的相对独立和效率。特别是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二战时日本之所以败给美国，既不是因为情报能力低下，也非战略上的差距，而是由于缺乏能够从整体汇总并进行客观分析的情报部门，导致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只选取符合自己需要的情报，最终对实际形势的认知产生偏差[16]。将情报和决策单元分离，再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进行连接，可以保证决策者在重大决策之前尽可能地得到全景和客观的信息，从而最大程度上防止独裁者一意孤行的危险行为。
从运转流程看，通过司令塔进行情报订制这一手段，从源头上对整个日本情报安全机制进行了整合。在缺乏顶层设计和最高指令的情况下，情报安全机制难免变成无头苍蝇，其工作效率也将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以往相对被动的情报安全机制，今后有可能作为日本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服务工具，目的性变得更加明确。
从情报共享的角度看，在国安会领导下，日本政府可进一步将既有情报共同体盘活。内阁情报会议议长为内阁官房长官，成员包括3名内阁官房副长官、内阁危机管理总监、内阁情报官以及各省厅的事务次官。该会议一年召开2次(通常为1月和7月)。
联席情报会议置于内阁情报会议之下，议长为负责常务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成员包括内阁危机管理总监、负责安全事务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内阁情报官以及各省厅负责安全事务的司局级干部。这10多人实际上把握和承担着整个情报共同体的运转。其会议召开频率原则上为两周1次并举行不定期会议。
尽管内阁情报会议和联席情报会议早已建立，但在实际运行中效果并不如意。长期以来，各个部门掌握的情报呈零散状，甚至会出现个别省厅为谋求自身利益选择将最关键情报单独向最高层汇报的现象。从省厅的角度来看，上述行为是合理的。但放在更高的层次，却被认为会伤害日本国家利益[17]。
国安会成立后，情报安全机制进一步得到理顺。首先，有着日本CIA之称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在此轮调整中承担起内阁情报会议、合同情报会议的办公室职能，并作为内阁的情报中心，收集、汇总、分析来自各部门的情报。其次，国安会领导下的国安局向包括内阁情报调查室在内的各部门定制情报，并进行汇总和分析。对日本的最高决策层而言，情报来源得到拓宽的同时，也从制度上避免了情报子系统各自为政的弊端，情报质量也得到提高。
从实践角度看，2011年的福岛核危机、2013年阿尔及利亚的人质事件中，日本政府都因情报安全机制不畅广受诟病。以国安会为中心的情报安全机制建立后，尽管日本在2015年遭遇了ISIS绑架日本人质事件，但安倍内阁迅速在内阁情报调查室成立了“国际反恐情报收集室”，并于2018年进一步设立“国际反恐对策情报共享中心”。通过上述事实对比，可从一定程度说明新时期日本情报安全机制的运转效率和服务决策水平较以前有所提升。
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合作机制。参考日美同盟协调机制，可以从功能和层次上将日美情报合作机制分为注重战略情报交换的综合机制和侧重战术情报交换的协调机制。
图2 日美情报交换的综合机制
如图2所示，在两国元首领导下，以2+2会议为核心，由下设防卫合作小委员会和共同计划商讨委员会组成了战略层次的综合性机制。2+2会议的成员是日本外相、防卫相和美国国务卿、防长。在该会议机制下，设有日美间的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DC)，成员由两国外交和防卫部门的司局级官员构成。作为2+2会议的辅助机制，小委员会负责全面磋商日美安全事务的各项细节及情报交换。
除此外，两国还就联合军事行动设有专门的共同计划商讨委员会，在此机制框架下就日美联合作战计划、相互合作计划及共同基准、实施纲要等各类情报进行磋商。该委员会成员主要是两国军方人士，同小委员会密切协调，共同服务于2+2会议机制。
为推进日美军事合作的“无缝衔接”，根据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新增了一个部际协调论坛。日方代表为内阁官房事态室、国安局、外务省和防卫省代表。该机制作为防卫合作小委员和共同计划商讨委员会的补充，进一步发挥综合协调职能。通过该机制，日本国安局得以名正言顺的参与日美同盟对话中来。
图3则代表日美在情报交换方面的协调机制，其功能在于应对武力攻击和周边事态，主要侧重实战[18]。由图可看出，这套机制的成员数量更多，主要由司局级领导和部门组成。其中，日美合同委员会负责协调日美地位协定的有关事项，其本质是为美军利用日本各类军事基地和设施服务。同盟协调小组则实际分管操作性更强的具体事务，侧重于日常事务和政策协调。
图3 日美情报交换的协调机制
双边行动协调处主要由日美两国安全机构的课(处)长级官员构成，是日美联合军事行动协调的中枢，也是两国安全情报汇集的中转站。在该机制之下，各自卫队及美军各部队也设有协调处，成员全部均为军方人士。因此，自卫队和美军的具体行动，如情报交换、联合作战、应对北朝鲜发射导弹等得到了更加高效的制度性保障。
上述机制的目标、活动范围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而代表其变化方向的则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指针于1978年首次公布，1997年一度修改，2015年发布了最新版本。该指针对日美情报交换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a.它决定情报交换所指向的活动目标。1978年首次制定指针时，苏联是主要的防范对象。冷战结束后的1997年，新指针将将目标转向了中国[19]。2015年的新指针则将重点锁定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
b,指针决定日美情报交换机制的性质。1978年版指针强调美国对日本的单边保护，基于此日美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防御性质。1997年版指针强调日美联合军事行动，这意味着两国情报交换的活动开始具备攻击性。2015年新指针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合作的“无缝衔接”，提高了情报交换的实战程度。
c.指针决定日美情报交换活动的范围。1978年版的指针，规定日美军事合作主要在防止侵略、日本遭受武力攻击和远东地区发生对日本重要的事态等3种情况。而1997年公布的新指针，则修改为平时合作、处理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以及周边事态三类。特别是将“远东”一词修改为“周边”，意味着两国情报活动的范围不再限于东亚，而是扩大到亚太地区。2015年的新指针则让日美情报交换的范围同自卫队活动一道，扩大到全球[20]。
总体而言，日本情报安全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硬实力短板。无论是最传统的人力情报，还是信号情报或图像情报等，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尤其在大数据时代，情报越来越多通过网络中的海量数据提炼分析完成。由于不同技术水平得到的情报质量完全不同，因此国家综合科技实力在情报安全机制建设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尽管日本一直处于技术领头羊的位置，但在情报技术领域对全产业链及核心技术的影响力还有明显短板。例如其情报卫星，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具备了光学和雷达卫星的混合机制，但并不能监视和发现战略导弹的发射，因为这需要更高技术水平的预警卫星。当前，只有美、俄等少数国家才拥有该技术及设备。从长远来看，日本或将瞄准预警卫星的研发，其时间周期一方面取决于研发速度，更重要的将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若日本也拥有预警卫星，恐将进一步激化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二，缺乏应对全局的情报运用能力。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情报机构设置不可谓不强大，但由于过度偏向军事情报且缺乏部门间协调，致使其对全局进行判断的能力大打折扣[21]。影响战争或危机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官僚作风、经验不足、能力欠缺等都在其中，但合理的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至少能在重要时刻保障情报的顺畅传递。以福岛核危机为例，根据事后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报告，事故发生的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天，从福岛核电站到首相官邸的情报传递不仅存在层级繁冗、重复传递的问题，甚至情报到了首相官邸，也无法到达首相本人处[22]。虽然此后经过紧急调整，情报安全机制得到优化，但却错过了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
第三，受执政党和领导人因素影响较大。在情报能力和制度设计等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不同执政党和首相对情报安全机制的影响不同，运行效果差异较大。例如，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自民党整体而言较民主党更重视情报利用，对美国的底线和立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因而其政策相对而言就比较稳妥，可行性也较强。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民主党则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政策主张也未建立在对美国反应的充分调查基础上。2010年2月，鸠山秘密召集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的高级官僚，包括内阁官房负责人在内一共6人，共同商讨赴美密谈普天间基地问题。然而，该绝密计划第二天一早就被报纸一尽披露，对鸠山个人的执政寿命造成直接影响。正常而言，这种重大计划应选派足够信赖之人，采取足够严格的保密措施，并经过充分调查方可实施。如此草率的行为，暴露出鸠山情报意识的欠缺。事后，鸠山本人也承认了当时的不成熟[23]。
相比而言，安倍晋三则因职业生涯起步伊始就深度接触情报安全事务，因此较一般领导人更注重情报安全机制建设。国安会成立后至今日本情报安全机制的主要变革几乎都出自其任内。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情报安全机制为决策者服务的特点。
岸田文雄当选首相后，暂未从顶层设计层面对日本的情报安全机制进行调整，更多的是继承和强化。这其中固然有岸田作为安倍亲信的派系因素，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上一轮情报安全机制调整比较到位。
对中国而言，要密切关注主要大国的情报安全机制动向，对其优劣势有足够了解。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情报软硬实力建设，其中硬实力主要体现在包括卫星、网络等情报科技装备方面，软实力则包括法律、法规、运行、教育、宣传等各方面。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正在发生剧烈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强力高效的情报安全机制不仅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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