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动物崇拜文化研究
敬如歌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布里亚特人分布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地带，其中聚居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布里亚特人通常被视作这一族群的典型代表，在民族文化、语言发展等方面保持着强劲势头。自17世纪布里亚特人的世居地被划入俄国境内后，其民族发展经历了多次异质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却一直保持着鲜活、传统的草原文化色彩，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所蕴含的动物崇拜文化便是例证之一。丰富的动物意象不仅展现了布里亚特人对寰宇世界的瑰丽想象，亦抒发了布里亚特人对自然、生命的崇敬之情。本文聚焦于俄罗斯布里亚特人的民间文学创作，以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动物崇拜文化为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如下，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将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置于蒙古民间文学或东方民间文学体系中进行比较研究，如陈岗龙与乌日古木勒合著的《蒙古民间文学》、郝苏民的《格萨（斯）尔的昔与今》、满都呼与陈岗龙的《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等；
第二，研究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间文学，如李巴达拉胡的《延续·交融·分界——呼伦贝尔蒙古族布里亚特族群音乐研究》、赵艺聪的《鄂温克旗布里亚特蒙古族民歌调查与研究》、贾俊萍与金鹏飞的《布里亚特蒙古族民歌的发展现状与传承探析》、欧其尔加甫·台文的《史诗硕诺巴特尔研究》、斯琴高娃的《巴勒金夫人的传说研究》；
第三，介绍俄苏学者研究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学术成果，如晓河的《苏联布里亚特蒙古学家杜嘎尔-尼玛耶夫》、叶莲娜·达母迪诺娃的《娜·澳·沙日克西诺娃及其著作研究》。总体而言，关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从符号学角度剖析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探究其经典动物意象的符号化过程及象征意义，不仅有益于深入理解布里亚特文化中的恒定基质，亦有助于探索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至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甚至更久远的游牧时代。传唱于各蒙古语部落的民歌、民谣、英雄史诗承载着布里亚特人先辈的生活智慧与集体记忆，代代相传留存在布里亚特人的传统文化之中，深远影响着当代布里亚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及审美，动物崇拜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动物崇拜是一种自然崇拜，它反映了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意识，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界万物有灵的朴素幻想，古代西伯利亚大地上盛行的多神教和萨满教都为这种情感的萌生提供了沃土。作为西伯利亚的本土民族，布里亚特人创作了大量与动物相关或以动物为主角的民间文学，传达出浓烈的动物崇拜意识。
从符号学角度看，“文化以象征为基础、以符号系统为核心、以文本为载体，是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体表征”［1］。每一种文化都是众多符号构成的复杂结构体，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如此。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正是这种由大量符号构成的文化载体，其内含的丰富符号实际上是整个布里亚特文化意识形态的表征，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中的动物意象就是动物崇拜文化的符号体现。早期动物崇拜的符号化体现在祭祀仪式、狩猎壁画中，而后又以氏族图腾的形式呈现在服饰上。随着文字的诞生，这种崇拜之情被语言符号化，伴随着语言符号编入各种文学文本之中。表征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中的动物意象即是这种语言符号，其所展示的不仅是布里亚特人同蒙古文化血脉相连的历史印记，更是布里亚特人传统意识形态的岁月沉淀。
符号是“文化现象中的表达单元，正像作为语言和思想的表达单元一样，代表着人类精神构造和物质构造的基本元素”［2］，任何表意单位都可被视作符号，其中，用来构建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是人类文化现象中最常见的符号之一。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所联结的并非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任何一个符号都有其能指与所指，能指是人类感官直接感知的声响和形象，而所指是符号在使用者头脑中投射的概念。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约定俗成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心理现象。
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又对符号的表意机理做出了更深的揭示，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视作符号的第一系统。罗兰·巴尔特指出，当第一系统的语言符号作为新能指时，符号本身就会产生新的所指。这种赋予符号新所指的过程就是意指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文本实现的。正是因为文本的存在，以字、词、形象、声音等形式表征的符号才能被赋予意义。以“玫瑰”这个语言符号为例，“玫瑰”的能指是指“玫瑰”一词的声音形象与字形，其所指是该词所反映的事物概念，即一种花朵。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且后天形成的，所以“玫瑰”一词的特定发音用来表示“玫瑰”这一概念并不是必然，而是一种出于历史惯性被固定下来的偶然。起初“玫瑰”的所指是一种花朵，然而伴随着“玫瑰”一词被当作各种意象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玫瑰”的所指延伸成“爱情”“激情”等一系列心理概念。
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中的动物意象也是如此。中国周代《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3］，古人取万物之“象”尽传内里之“意”，一切符号都是外“象”与内“意”的结合体。马、天鹅、熊、狼是布里亚特人基于游牧生活经验而创作的经典动物意象，这些意象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的意指体系里，通过换喻、比喻等修辞手法被赋予新意义，使“意”指向“象”，再由“象”生成“符号”。通过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的意指过程，文本中的马、天鹅、熊、狼意象的所指不再是布里亚特人观念中的某种动物概念，而是指向布里亚特人的某种主观情感、思想，成为展现布里亚特人动物崇拜文化的某种符号。在古老的民间文学文本中，这种意指过程源自数百年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投射，展现出布里亚特人在生产、生活中与动物的紧密联系以及他们对动物的依赖、赞美之情。
“马——游牧民族的宇宙，是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其世界崇拜和赞美的对象”［4］。自古以来，马就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对于有着游牧传统的布里亚特人而言，马崇拜是其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布里亚特传统节日都与“马”有关，比如“Даага дэллээн”①（音译：“达加·德伦”）、“Сурхарбан”②（音译：“苏尔哈班”）。在布里亚特语里“马”写作“морин”，也可以当作形容词，用来表示“马的”。布里亚特语和俄语语法相似，“马”一词也有相应的六种变格形式，比如“мориндо”是复数三格形式；
“мориной”是单数二格形式；
“мори”是复数一格形式等。“морин”一词经常出现在布里亚特谚语俗语、民歌、英雄史诗等文学文本中，用来描述布里亚特人喜爱的骏马意象：
（一）谚语俗语类：骏马意象与男性角色
1.hайнмориндоэзэнолон，hайнхγндэнγхэролон.
俄译：Удоброгоконяхозяевмного，ухорошегочел-овекадрузейнемало.
汉译：好马的主人多，好人的朋友多。
2.Һайннүхэршулуунхэрэмһээбүхэ，һайнморинхарсагашубуунһаатүргэн.
俄译：Хорошийдругкреп-чекаменнойстены，хорошийконьбыстреесокола.
汉译：好朋友强过石头墙，骏马儿快过猎鹰。
3.Мориной hайниие унажа мэдэдэг，Хγнэй hайниие зугаалжа мэдэдэг.
俄译：Лишь оседлав коня，узнаешь его норов.Лишь поговорив с человеком，поймешь его душу.
汉译：只有骑过马，你才会了解它的脾气。只有和一个人交谈后，你才能明白他的心。
4.Ууламоризобоохо，Уурбэезобоохо.
俄译：Горыконяизматывают，гневчеловекаистязает.
汉译：爬山使马疲劳，复仇让人痛苦.
5.Эхэнэргүйэрэ-эжэлгүйморин，һамгагүйэрэ-эшэгүйхутага.③
俄译：Мужчинабезженщины-коньбезпары，мужбезжены-ножбезрукоятки .
汉译：没有女人的男人，就像没有伴侣的马。没有妻子的丈夫，就像没有刀柄的刀。
在布里亚特民间谚语俗语中，“морин”（骏马）总是同“эрэ”（男人）、“нүхэр”（丈夫）、“хүнэй”（男人的）等词对仗出现，这种对仗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即骏马和男性形象总是相伴相随；
而在描述男性交友、复仇及婚恋等生活场景时，“морин”一词总是指向“уур”（复仇）、“хүндэ”（荣誉）、“хутага”（刀）等喻指男性权力的词语，使“морин”一词所映射的骏马意象，被自然而然地放进具有“男性”象征意义的意象群之中。经过上述的意指过程，“морин”一词的所指从“骏马”指向游牧文化中的男性角色，从而使“морин”一词指代的骏马意象与男性角色之间形成了捆绑。
（二）民歌类：骏马意象与男性审美
骏马意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布里亚特民歌之中，苏联布里亚特民俗学家巴拉达耶夫（БалдаевС.П.）的专著《布里亚特民歌》（«Бурятскиенародныепесни»）中专门有一章讲述以“马”为主题的布里亚特民歌，足见相关主题民歌数量之丰富，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布里亚特民歌中的颂马歌。“颂马歌（слава коню）是颂歌中为了表示尊敬马、赞美马而出现的一种独唱，这类颂歌专门赞颂母马生的小骏马。歌中将骏马比作宝石，歌唱者将小骏马称作传说中勇士的良骏”［5］。此外，颂马歌还用来赞美赢得赛马比赛的男性选手，歌中运用了大量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来将马形象崇高化、理想化，如“白银般的额鬓、敏锐的耳朵、雄狮般的胸膛，像鱼一样的马背”［6］等等。民歌所歌颂的骏马品质，本质上是男性理想品质在文学幻想中的一种投射，马俊美的外表、善于奔跑的特性、耐力和韧性用来喻指男性的英俊外表、超强体力和技艺，因此在民歌文本的意指系统中，“马”的所指可以是“文学主人公本身”。布里亚特民歌中的骏马意象被赋予了象征文学主人公的意义，歌颂马实质上就是歌颂人本身。一般这类文学主人公以少年、青年等男性角色为主，善于纵马驰骋的布里亚特男性主人公与骏马意象在颂歌中融为一体，马象征着游牧民族的力量与技艺，变成一种符号用以表达布里亚特人对男性角色的审美取向。
（三）英雄史诗类：骏马意象与男性崇拜
“马作为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英雄和马从来都是以整合的形象出现”［7］。在乌力格尔、格斯尔等英雄叙事诗中，骏马意象的所指更加丰富。马可以是勇士的坐骑、英雄的伴侣，也可以是叙事长诗的次要主人公，还可以是神话世界里“善良”的象征。
第一，作为英雄坐骑的骏马意象。在布里亚特史诗中，骏马意象总是和英雄形象如影随形。对此，苏联阿尔泰民俗学家苏拉扎科夫（Суразаков С.С.）认为：“养马是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取代的原因之一，并最终产生了英雄和英雄史诗”［8］。因此，马同男性英雄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英雄史诗对马形象的刻画代表了男性权威在生产生活中的确立。以布里亚特史诗《格斯尔》（«Гэсэр»）为例，史诗中马是帮助主人公建立功勋、平定祸乱的必要助力，骏马的颜色往往与英雄的品性之间互为呼应：“Былувоинаконьлихой，Мастьконя — каксамазаря”（战士曾有一匹剽悍的骏马，马的毛色宛如朝霞）、“ВэтовремяАтай-УланПрискакалнабуланомконе”（此时阿泰·乌兰乘着金色的马飞驰）④、“Богатырьнагнедомконе，ПоскакалкСрединнойстране”（勇士乘着红棕色的骏马，向中央国奔去）、“Был，как ястреб，конь его сер，Был быстрее，чем ветер черный”（他曾宛如雄鹰，他灰色的马比黑风还快）、“Скакуна седлают седлом，И сверкает оно серебром，И нагрудник из серебра，И нахвостник из серебра”（马带着马鞍，银光闪闪，银制的胸甲，银制的尾翼）⑤。在上述例子中，“红色”的骏马对应战士的“骁勇”，“灰色”的骏马反衬英雄的“睿智”，“金色”的骏马呼应阿泰·乌兰的天神身份，“银色”马饰凸显主人公的“高贵”。由此可见，在《格斯尔》中马不单是布里亚特人刻画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更是展现英雄内在品质的一种象征符号。史诗英雄形象的个性、特点往往会过渡到马身上，从而使骏马意象具备和英雄本身一样的象征意义。
第二，作为次要主人公的骏马意象。在布里亚特英雄史诗里，马是仅次于文学主人公的重要角色。以布里亚特英雄史诗《年轻的阿兰穆仁·梅尔庚和他的姐姐阿古伊·戈洪》（«АламжиМэргэнмолодойиегосестрица-АгуйГохон»）为例，在史诗中马不仅是主人公的恩人，比如“Стройныйсоловыйконь…поймалегоналету”（淡栗色的瘦马儿……在飞驰中将他接住）［9］227，马还具备说话和思考的能力，比如“стройныйсоловыйконьтакговорилсказывал：хозяинмойудалойдержисьпокрепче…”（淡栗色的瘦马儿说道：我勇敢的主人抓紧坐稳了……）［9］209，这种拟人化使马具有人的性格，马不再仅是一种用来刻画人物形象而使用的装饰品，而是用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这种对“马”的拟人化还常见于其他蒙古叙事诗中，比如在《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中，马和成吉思汗都是推动叙事发展的主角，“马”和“成吉思汗”互为对应，意指着“兄弟”和“英雄”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史诗叙事结构中骏马与主人公二元并存的特点，显现出蒙古民族对马的崇拜与信赖。
第三，作为“善”这一抽象概念表征的骏马意象。在英雄史诗的符号系统中，骏马意象的所指有时甚至会超越主人公本身，从“人性”上升至“神性”，带有更为广泛、抽象的象征意义，用来指代非凡人世界的存在。在英雄史诗善恶对立的二元世界里，马代表了“神界”“世界之善”的一部分，比如在《绿度母传》中黑马就是善的化身；
在布里亚特神话文本里“хии морин”（飞天骏马）常被视作天界之物，象征着健康与幸福，天界母马的乳汁就是天上的银河。在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中，骏马意象展现出布里亚特人关于英雄、善良、正义、天界乃至宇宙的瑰丽想象。
从布里亚特谚语俗语到民歌史诗，骏马意象在各种文学文本的意指过程中与男性崇拜广泛联系。骏马意象作为一种布里亚特文化符号，常被用来展现男性的美好品质，传达出布里亚特人男性崇拜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骏马意象的拟人性、神话色彩是布里亚特人马崇拜文化的一种体现，而这种马崇拜文化又因为骏马意象的男性象征意义，自然地与男性崇拜文化相关联，从而展现出布里亚特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的性别意识。
天鹅崇拜作为一种古老的历史传统普遍存于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在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马里人、汉特人、曼西人等多个少数民族中都存在与天鹅相关的文化禁忌，如不能猎杀天鹅、不吃天鹅肉等等。在中亚许多突厥民族神话中，“天鹅是连接三界的圣鸟，同时也是许多突厥语系民族古代先民的图腾动物”［10］，天鹅图腾崇拜在远古的蒙古人观念中也普遍存在。
在布里亚特语中“хуншубуун”意为“天鹅”，这个词是由“хун”和“шубуун”两部分组成，其中“хун”在布里亚特语中的所指是“人”，“шубуун”的所指是“鸟”，所以“хуншубуун”一词从发音、字形让人极易产生关于“鸟人”的概念联想。因此，“хуншубуун”一词在布里亚特语中天然地同“人”这一概念息息相关，借助该词在文学中塑造的天鹅意象也自然而然带有人类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大多通过女性角色来传达。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中，天鹅意象、女性形象、母亲形象三者之间通过神话文本的意指过程，形成了“女性→母亲→天鹅”的层层指向循环。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母亲原型为主，而母亲形象又在族源神话中投射到天鹅意象上，从而使天鹅意象展现出天鹅崇拜与母性崇拜的双向融合。
（一）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女性观与母性崇拜
女性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民间艺人对女性角色的偏爱在童话体裁中显得尤为明显。“童话——民间口头创作最为古老和广为流传的体裁之一，表达了各个民族的古老习俗、个性特点及观念”［11］，童话作为最能展现民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一，尤其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女性观。
以《布里亚特魔法童话》（«Бурятские волшебные сказки»）及《布里亚特民间童话》（«Бурят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的系列故事为例，女性角色普遍拥有聪明的头脑、超凡的出生、尊贵的身份，她们大多是可汗、勇士、英雄的妻女。在布里亚特童话故事中，女性扮演的并不是弱小、令人怜悯、需要保护的弱势角色，而是充满智慧、机灵、力量的强势角色。例如，在童话《阿尔坦·海莎——金剪刀》（Алтан-Хайша —Золотые ножницы）⑥中，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凭借自己的智慧嫁入皇室，最终在可汗死后还继承了汗位，成为一名女可汗。在《年轻人和他的天鹅妻子》（Молодец и его жена лебедь）⑦中，妻子是一名仙女，她不仅给丈夫各种神奇的物件，最终还帮助丈夫成功抵达天界。在《好样的萨戈安达尔》（Молодец Сагаандар）⑧中，女主人公的绣工精妙无比，她是一个无须依附他人的独立女性。在童话《海恩岱伊·梅尔根》（Хилгэндэй Мэргэн）⑨中，勇士的妻子、姐妹们不仅厨艺精湛、武艺过人，还拥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愿意为了亲友奉献自我。
从人物类型来看，布里亚特童话中的女性角色可以归为三类：第一，母亲型。从精神、感情层面支持儿子；
第二，智慧少女型。女主人公或是聪慧的孤女，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公正的待遇，或是神仙的女儿，会以未婚妻的身份出现在男主人公身边，并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丈夫达成目标；
第三，女战士型。这类女主人公剑术高超，同父兄一起征战沙场。上述女性角色的身份全部同“家庭”这一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妻子”“女儿”抑或“姐妹”，都是父系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塑造，这些形象实质上是母亲原型的嬗变或延伸。“像其他原型一样，母亲原型也会以难以计数的面目显现”［12］8，以母亲原型为内核的女性形象可能在社会身份、家庭角色等表面各有不同，但是其内涵的隐喻意味及引发的情感却大致相同，许多激发献身精神与敬畏感情的事物都和母亲原型有关联，如母亲的关怀、女性的神奇权威、感性的智慧、温和仁慈等特质以及抚育、支持与丰饶相关的一切，包括生命的轮回、转化甚至部分有关死亡的意象，这些都同母亲原型有关。换言之，从“隐喻意义上，母亲的其他象征表征了我们渴望救赎的意愿”［12］8。在某种程度上，布里亚特童话所讲述的女性故事，都是即将成为母亲或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角色的故事，这类角色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以实现母亲职责来体现的，即女性对男性进行精神引导、辅助、支持。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创作中，正面女性角色的许多特质源于母亲原型，由此显现出布里亚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母性崇拜思想。在这种母性崇拜的影响下，布里亚特民间创作中的女性人物大多基于母亲原型而被创作出来。
（二）天鹅意象与母亲原型
在布里亚特人的神话传说中，天鹅同“女性”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故事中天鹅意象的所指就是女性本身。比如，布里亚特神话《年轻人和他的天鹅妻子》（Сагаан шубуугаар hамга хэhэн хубуун）、《天鹅传说》（Хун шубуун тухай домог）、《孤儿男孩》（Уншэн хубуун）、《太阳的女婿》（Наран абгайн хурьгэн хубуун）等，上述神话中都存在“天鹅女孩”这类经典形象，受到布里亚特人的女性观的影响，“天鹅女孩”与“母亲”这种身份紧密相连，“天鹅女孩”实质上也是母亲原型的变体。
“天鹅母亲的族源传说在我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中也广为流传，天鹅被认为是霍里、巴尔虎等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始祖母，因而有人与天鹅相配的故事流传”［13］，以布里亚特人的族源传说为例：“猎人豁里·梅尔根（Хоридой Мэргэн）在湖边偶遇下凡洗澡的天鹅仙女，他拿走了其中一位仙女的羽衣，之后这位仙女和他成婚并生育了十一个儿子，后来这十一名男子不断繁衍，逐渐形成了布里亚特部族。”在神话的上半段剧情里，天鹅在“动物变人”及“与人婚恋”的情节里获得人性，具备人类女性的智慧与力量，随后扮演男主人公的“妻子”和儿子们的“母亲”，这两类角色都是基于母亲原型而塑造，“天鹅”和母亲原型之间形成了象征关系，“天鹅”的所指可以是以母亲原型为核心的任何女性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女儿”“未婚妻”“妻子”和“母亲”等；
在神话下半段的剧情中，已经成为“凡间女性”的天鹅再次获得羽衣重返天庭，这一情节又使“天鹅”褪去人性而获得神性，天鹅意象获得了仙女、神女的象征意义，而这一类“大地之母”和“神女”形象也是母亲原型的延伸。借助布里亚特族源神话的意指系统，“хуншубуун”一词从“鸟”指向“人”，而在“хуншубуун”一词所映射的概念上，完成了从“天鹅”指向“母亲”的意指过程。
综上可以看出，天鹅意象的所指经历了从“天鹅→女性→母亲”的转变，其本质是母亲原型的衍生。天鹅被赋予了神圣母亲、永恒母亲的象征意义，以其自身圣洁、美好、母性光辉诠释出布里亚特人对女性角色的理想化想象，成为展现布里亚特母性崇拜文化的经典符号。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这种意指过程又在作家文学中不断深化，天鹅意象的所指从“母亲”上升为“故乡”，如拉德涅耶娃（Г.Раднаева）的长诗《天鹅》（«Хун шубуун»）、加拉诺夫（Ц.Р.Галанов）的长篇小说《天鹅母亲》（«Мать-лебедица»）等，天鹅不仅是象征母亲的文化符号，更是象征着布里亚特人的故乡与血脉，代表着布里亚特人神圣的民族起源。
熊、狼崇拜存在于许多北方民族的文化之中，“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三大语族民族中都存在熊崇拜习俗及其神话传说”［14］72，这些民族的“先民崇拜狼，以狼为图腾或兽祖，与之相联的神话在他们当中普遍传承”［14］120。历史上匈奴、北狄都有狼崇拜，我国大小兴安岭、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少数民族中也有熊的图腾崇拜，如鄂伦春人、虎尔哈人、达斡尔人等。在多神教盛行的古代西伯利亚，熊、狼崇拜和泛灵论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比如“熊”常被赋予森林神、守护神、人类始祖等象征意义；
“狼”往往带有魔幻色彩，有“苍狼”“白狼”等神话形象。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民间童话里，熊常被视作圣兽，如汉特人、曼西人认为“熊是两胞族之一”［15］，而狼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也普遍带有神话色彩，如童话《伊万·沙雷维奇和灰狼》等。
在布里亚特民间童话故事里，熊、狼作为经典动物意象而普遍存在，比如《布里亚特人关于日常动物的童话》［16］一书收录了许多有关熊、狼的故事：《狐狸与狼》（Араата шоно хоёр）、《狼与狐狸》（Шоно Yнэгэн хоёр）、《老爷爷、狮子、狼》（Yбгэн，бара，шоно）、《熊与狼》（Баабгай шоно хоёр）等。这些童话里的熊、狼意象是布里亚特人动物崇拜文化的符号化表征，同时也体认了这一民族古老质朴的生态意识。
（一）熊、狼意象与父系象征
熊、狼意象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中常常被赋予“父亲”“丈夫”等男性角色，使熊、狼意象天然地和父系象征联系在一起。
熊在布里亚特人的萨满传统文化中被视作神兽，还有一个专门的布里亚特词用来形容被熊划伤的冷杉树树皮，即“баабгайн онголhон модон”（献给熊的树），据说这种树的树皮具有法力，足见布里亚特人对熊的崇拜。“熊”在布里亚特语中叫作“Баабгай”（音译：“巴阿布亥依”），这个词语在布里亚特语里还有“父亲”“长辈”的意思，“Баабгай”一词在布里亚特人的观念里也指向“男性祖先”，象征着一种父系力量的来源。在有关狩猎主题的布里亚特童话里，熊被称为“Царь-зверей”（百兽之王），或被叫作“Царь-человек”（人中沙皇），“Царь”一词被汉译为“沙皇”，该词在俄语中是阳性，专指“男沙皇”。由此，布里亚特人对“沙皇”的敬畏之情转移至“熊”意象上，从而赋予熊象征父系权威的意义。
狼图腾长久以来被视作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氏族图腾，甚至有传言认为“бурят”一词源自突厥语里的“бури”或“бури-ата”，两个词都意味着“狼”与“狼父”。狼意象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中同样具有父系象征意义，常与“父系祖先”这类男性角色相联系。狼意象与“丈夫”角色的关联常出现在神话故事的婚恋情节里，比如狼和人类女子婚配是蒙古神话故事的常见情节，俄国汉学家比丘林（Бичури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一书中指出“公主嫁狼情节的普遍存在”［20］。在这类故事中，国王会把自己貌美的女儿献给上苍，而狼作为天神的化身成为公主的丈夫，公主与狼孕育的后代则成为了氏族的首领。在蒙古族的传说中，狼也普遍具有“父亲”“男性领袖”的象征意义，在《蒙古秘史》里有“苍狼白鹿”的传说，男性主人公“孛儿帖·赤那”的名字就有苍狼的意思。
（二）熊、狼意象与生命起源
熊意象除了父系象征意义以外，还获得了“生命起源”的象征意义。在布里亚特童话《人熊》（Баабгай хун）、《熊从哪儿来？》（Баабгай хаанаhаа бии болооб?）两则故事里，主人公既是熊，也是“人”。以布里亚特童话《人熊》为例：妻子发现丈夫总是夜出早归，丈夫声称自己是外出打猎，却连续好几天空手而归，心生疑虑的妻子决定尾随丈夫一探究竟。夜晚妻子发现丈夫在一棵树上蹭痒痒，随后丈夫变成了一头熊跑入森林。害怕的妻子偷偷把树砍掉了，她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丈夫再次变成熊，不料好心办了坏事。没有了树，丈夫再也没办法重新变成人了。在这个故事里，“熊”和“猎人”是主人公的一体两面，通过“人变熊”这一情节，使“熊”的所指从“一种动物”变成了“人”，从而使象征自然力量的“熊”与象征人类文明的“猎人”融为一体，这种融合暗含着人类起源、生存之本都源自自然之意。
无独有偶，狼意象同样被赋予了“生命起源”的象征意义。狼在布里亚特语里叫作“шоно”（音译：“硕诺”），“шонорхуу”意为“像狼一样”，该词常用来描述男性的个性特征，而“шоно”一词源于布里亚特人一则关于狼孩的神话传说。相传在古老的过去，“曾有一个弃婴被母狼养大，猎人们在狼洞捡到了这名孩子，并给他取名‘шоно’”［17］，这个孩子日后变成了布里亚特人的祖先。西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埃希里特人（эхирит）就把“狼”当作氏族图腾。相传“埃希里特人是狼的后代，可以治愈被狼咬伤的动物”［18］。西布里亚特人在萨满祭祀词里将狼作为自己的祖先赞颂：“Гараан (гараҺан) ехэ гарбали Тураан ехэ тоонто Мүргэлэй эзэн солынь—Шоно Сохоб нэрэнь…”［19］（伟大故乡图兰的高贵起源，仪式主人的名字——狼……）
显而易见，熊、狼意象在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类人倾向，与“丈夫”“父亲”“男性祖先”等具有家长地位的角色相联系，表达出布里亚特人对人类起源的质朴想象——人的先祖源自大自然的野兽。这和西方神话体系里“神造人”的观念差异巨大，体现了布里亚特人探索人类起源的热情与渴望。回望古代，布里亚特原始初民以诗性的思维方式和高超的想象力，用神话阐释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熊、狼意象反映出布里亚特先民在漫长生命进程中敬畏自然、依赖自然的原始文化积淀，表现为一种依天倾向。布里亚特人对熊、狼意象所产生的主观感情，本质上投射出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臣服，这一生态理念至今依然被人类所秉持和坚守。
作为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文学记载着祖辈对世界的朴素认知和瑰丽想象。马、天鹅、熊、狼——这些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中的经典动物意象，通过文学文本的意指过程获得丰富的象征意义，继而成为展现布里亚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骏马意象与男性象征之间的指向关系投射在布里亚特谚语俗语、史诗之中，天鹅意象所反映的母性崇拜蕴含在布里亚特人优美的族源神话里，熊、狼意象所代表的生态观则反映在布里亚特人的童话故事中。这些动物意象承载着布里亚特人悠久的历史记忆，成为描绘布里亚特人精神图景的独特符号，表达着布里亚特人古老的动物崇拜文化，是理解布里亚特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存在。正如文化本身会不断更新生长，这些古老、意义深远的符号也会通过作家文学再次获得新生，使布里亚特人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挣脱时空的禁锢，触及每一个现代读者的灵魂，使今人与古人之间产生跨越时空的心灵联系。
［注释］
①俄罗斯布里亚特人有一项古老传统，在“Даага дэллээн”（音译：达加·德伦）这一天会给年满一岁的小马修剪尾巴和鬃毛，用来庆祝小马出生一周年。
②“Сурхарбан”（音译：苏尔哈班）是俄罗斯布里亚特人的运动节日，又称“好汉三赛”，即骑马、射箭、摔跤三样传统技能。
③相关谚语、俗语详见《贝加尔童话》（«Байкальские сказки»），http://baikal-tales.ru/adages/8/?SECTION_ID=8。
④相关文本详见俄语版《布里亚特史诗格斯尔》（«Бурятский эпос Гэсэр»，https://libking.ru/books/epic/468447-buryatskiy-epos-geser.html。
⑤相关文本详见电子书《格斯尔》（«Гэсэр»），https://www.litmir.me/br/?b=189132&p=1。
⑥相关文本详见童话故事《阿尔坦·海莎——金剪刀》（Алтан-Хайша - Золотые ножницы），http://baikal-tales.ru/tales/1/822/。
⑦相关文本详见童话故事《年轻人和他的天鹅妻子》（Молодец и его жена лебедь），http://baikal-tales.ru/tales/1/?SECTION_ID=1&PAGEN_1=5。
⑧相关文本详见电子书《布里亚特童话世界》（«Мир бурятской сказки»），https://www.litmir.me/br/?b=270929&p=24。
⑨相关文本详见童话故事《海恩岱伊梅尔根》（Хилгэндэй Мэргэн），http://baikal-tales.ru/tale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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