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王 莹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左联成立之初，即明确了儿童文学要和其倡导的大众文艺步调一致，以阶级的意识服务工农儿童①左联成立之后，其官方刊物《大众文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开设“少年大众”栏目，潘汉年、冯乃超、田汉、钱杏邨，以及本文涉及的作家洪灵菲等人出席，阐述该如何指导儿童文学。详情参见《大众文艺》,1930(4):1241-1244。。儿童文学既要通俗、有趣味性，又要重教育，以此来形成少年儿童配合革命斗争的观念。左联机关刊物如《大众文艺》《太阳月刊》《我们》《无名月刊》等，都刊载了数量可观的儿童文学作品。作家们的创作反映了左联对儿童文学的领导与建设。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23位同志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其中，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人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后被称作“左联五烈士”。此外，1930年牺牲的叶刚，1933年牺牲的应修人、洪灵菲，以及萧平万、白兮（钟望阳）等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除殷夫之外，柔石等上述作家都有过儿童文学创作。这些创作揭露生存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的儿童的悲惨生活，作家们鼓励儿童反抗，同时还憧憬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下儿童可能拥有的美好生活。他们“从儿童本位论的儿童中心主义转向阶级论的社会中心主义，兴起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创作出一批自觉地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1]，其创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特点。旧中国的儿童从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里艰难讨生活，到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引而寻求逃生之法，最后因推翻旧中国而获得新生。作家们的被捕与牺牲，更强化了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矛盾和革命艰难。鲁迅曾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2]。柔石等人创作的儿童文学正是在相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着力表现儿童在“讨生”过程中，身体、生命、情感、人格被残害和虐杀的现象。这是对鲁迅“吃人”议题的延续，儿童“讨生”的失败，导致“逃生”成为必然，“逃生”的彷徨又导致革命成为必然。作家将原属于“被吃”儿童相对私人的受虐体验，纳入到一个“群体”的概念之下，赋予“儿童”一种阶级和革命的所指，领路人（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儿童逃生的前期起到关键作用。虽则“领路人”们在解救儿童的过程中间或离场或隐匿，但儿童终究还是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革命儿童文学”②根据蒋风的定义，“革命儿童文学”指五四至新中国成立间产生、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以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为创作主力，在苏区、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壮大起来的儿童文学。详情参见：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195-196。的创作初衷。

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延续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的是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他们“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3]。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应修人、洪灵菲、叶刚、萧平万、白兮等作家，首先关注和表现的就是无数个被残酷剥削、虐待的儿童个体的生存境遇。

从家庭（《小人儿》《瓦匠之家》），到街头（《卖笔的少年》《死所的选择》），再到学校（《浪花》）、工厂（《黑骨头》）和革命阵地上（《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底死》），儿童正经受着个体“被吃”和群体被“围猎”的局面。

在家庭中，儿童很难得到父母之爱，拥有健康的亲子关系。胡也频的《小人儿》《瓦匠之家》《酒癫》，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家庭中被虐杀的状况。在《小人儿》中，母亲将自己的不幸转嫁到小人儿身上，让原本就已经受尽雇主剥削的小人儿更加苦难深重。小人儿的母亲幻想能做知县太太，将自己年轻守寡而不能寻得更好的出路归咎于小人儿。小人儿白天为王家放羊，受到王家总管的侵犯，回到家还要挨饿，被母亲虐打。她肉体上的痛苦（挨饿、被打）逐渐变成精神创伤，她每天都会做相同的噩梦：“一只黑的大手抓住她腰间，要把她从半空中摔到地上去，于是她挣扎，她呼喊，然而她没有这种力，她的力全被那只黑的大手抓住了，她只得忍着气，无抵抗的，任凭糟蹋；
并且，她张眼求救，但她的四周是黑的，黑的像铁锅的底……于是她被摔下去，身体在她自己眼前飞散，每部分都像一粒细微的沙。”[4]198在这样的虐待之下，放羊成为小人儿躲避残酷现实的安全港，她幻想“她和她的影子在路上的阳光里飞跑着，像两个动人可爱的小鸟”[4]199。

《瓦匠之家》中的主人公阿红，在吴家做丫鬟，除了受到肉体上的虐待，还被雇主诬陷偷东西，每月的工钱大部分用来赔偿雇主、购买雇主强卖的破烂。与此同时，阿红在家中也得不到安慰，母亲靠她赚钱赌博，父亲则酗酒。阿红不愿再受东家虐待，逃回家中却被母亲殴打，只能继续去做奴隶。《酒癫》中的大伯每次醉酒必定折磨全家人，小孩子也不能幸免，“我”最怕“下跪”这种苦刑。“我”认为下跪在敬神、祭祖、拜寿等场合就已经充满奴隶的意味了，“由严威的命令去促成，这简直是一种异常可耻的侮辱！”[5]但是作为小孩子，为了避免更大的压迫，也只能顺从下跪。

儿童基本的生存权，在家庭中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一方面承受着家庭穷困带来的父母之爱的缺失，一方面要通过讨生来满足家庭的经济需要。走出家庭到街头“讨生”的儿童，在成人的集体虐杀下，“讨生”之路依然艰难。

柔石的《卖笔的少年》中，商铺老板与警察合谋，肆意抢夺卖笔的少年的生意，掠夺他的收入。《六月的赐惠者》中，酷暑天在街头疾跑卖冰的小孩，炙热的太阳、顾客付钱的速度都是他的敌人，他的汗水和着泪水和融化的冰水一齐滚落。他弄丢冰篮和冰，瘫倒在地而无人问津，“他底生命也将与他底冰一同化为蒸汽升天了”[6]。《死所的选择》中，病死街头的孩子在街头看客的冷漠中，被残酷虐杀。围观少年病死的人群尽是口头行善的慈善家和高高在上的批判者，他们在短暂的自我感动之后，判断少年可能是传染病患者，就立刻四散逃开。鲁迅当初“救救孩子”的呐喊，到这里并没有得到回应，儿童受到的压迫变本加厉，于是“我”诅咒“你为什么要死在路边？死到荒山里去吧！”[7]

以上只是儿童个体“被吃”，当关注更广阔空间中的儿童时，会发现整个社会的儿童正在被群体性围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摧残。在学校里，少年儿童依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胡也频用“黑骨头”代指被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黑”有“肮脏、低贱、不健康”的意思，“骨头”道明他们贫穷到一无所有，只剩可以劳作的身躯。除了胡也频的两篇名为《黑骨头》的作品中的形象，左联作家笔下的大多数形象都是黑骨头的一分子。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同时饱受摧残。

《黑骨头》（原题为《浪花》①该篇最早刊载于1930年11月《现代学生（上海1930）》第1卷第2期第2版，与胡也频《黑骨头》同题不同篇。）中的陈人杰，本是黑骨头泥水匠的儿子。他赢得了八百码赛跑的冠军，同时也赢得了马世英的爱情，成为学校中人人艳羡的风云人物。但二人的阶级差异很快成为爱情的障碍。马世英的父亲是商会会长，母亲是前省长的女儿。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使陈人杰厌弃黑骨头的标签，他开始怀疑两人的爱情，“我是黑骨头，这个世界里我是不配你的爱恋的”，“我们的结合在这个世界里只会得到痛苦”[8]。两个因爱情走到一起的人，却被阶级差距的偏见虐杀了。陈人杰的精神世界被击垮，他对自己“黑骨头”的身份感到困惑、羞愧、抗拒。他的死亡是环境和社会的无形围猎导致的，这种围猎对少年儿童群体的精神虐杀同样可怖。

作家们尽可能地向我们呈现了作为个体的儿童被驱赶出家庭、学校，无法享受家庭温暖、父母之爱，过早地在街头、工厂被奴役的遭遇。儿童们身体上要忍受饥饿、打骂、侵害，精神上需要忍受打压、排挤，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儿童围猎的局面，就连身处旁观位置的作者们也不自觉地成了冷漠看客。儿童的“讨生”是失败的，甚至是残酷的、血淋淋的，儿童的生在何处、如何生存成为左翼作家想要解决的困局。因此，就有了对儿童“逃生”的想象。

左联作家本人和作品中的儿童互为映照，都被国民党白色恐怖残杀。文本内外的互文，更强化了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位置，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残酷镇压的特性。无论作家本人还是文本中的“领路人”都在阵营和思想上与当局对立。儿童“讨生”中的不幸，部分源于旧社会，而帮助儿童解除这种不幸正符合左联作家政治上的诉求，这样儿童的“逃生”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逆来顺受的“讨生”，到绝地求生的“逃生”，儿童需要觉醒。在儿童“讨生”中失位的成年人，在此部分地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他们鼓励儿童起来反抗。此时的儿童具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与行动力，面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奋起反抗，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与“讨生”阶段不同，作家在儿童的“逃生”进程中，探讨了一种可能，即儿童能否理解、接受革命斗争。不同作家在创作中给出了不同答案，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儿童凭借求生本能而反抗，有的被成人鼓动去反抗，还有的一知半解“凑热闹”去反抗。这种觉醒与对“逃生”想象的多样性既反映了儿童认识世界的差异，也侧面证明了成人（作者）尚处在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初级阶段。

在童话《打死大肚子》《两支奇怪的笛子》和《雪人》中，作家们塑造了几个觉醒的儿童。《打死大肚子》中的小平和小伙伴们团结一心，把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大肚子”打死了[9]。《两支奇怪的笛子》中的一光，借助神笛的力量杀死了吃人的麻脸婆[10]。《雪人》中的小丐儿，死后仍坚持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没有穷人的世界。区别在于，《打死大肚子》仍主要侧重描写儿童个体身体和心灵上遭遇的不幸。儿童仅以本能去反抗剥削者，对于为什么被剥削压迫没有反思，他们的“逃生”缺乏成人的引导和理论的支持。

《两支奇怪的笛子》中的一光觉醒的过程，对应了儿童从“讨生”到“逃生”的转变。一光和其他199个被杀害的小朋友之所以选择为麻脸婆做工，是因为这样能暂时有一个栖息之所，免于被野兽吃掉——暂时的“讨生”。一光面对麻脸婆的压榨也是一再妥协，直到生命受威胁，才选择“逃生”。他杀死麻脸婆后，仍要面对野兽（狮子）的攻击，此时他才彻底明白，只有打破旧世界，才能真正获得“新生”。和《打死大肚子》相比，叶刚的创作更侧重表现儿童的觉醒。在儿童的觉醒过程中，出现了领路人形象，只不过暂以神马、神仙的状态代供其职。

《雪人》中作者白兮更进一步，认为儿童的“讨生”困境是由资本家、富人和社会对穷人的残害导致的。小丐儿的父亲在日本人开办的纱厂中被资本家秘密杀死，母亲因悲痛致残丢掉工作。他被救助会收养一年，后又被赶到街头，“上海像他这样无家可归，终日饿着肚子冻着身体没有衣穿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呢？而这许多人，教养院是轮流着教养的。就是说：他被逐出后，随即又有一个要被送进来的”[11]74。小丐儿最终被富人打死了。他的母亲向他传递了“专门压迫欺侮穷人的富人，是变不成仙人的。专门为穷人革命的，他们死了，一定会变做仙人的，所以爸爸虽则死了，却是变作仙人”[11]77的理想。小丐儿的死略显悲壮，他是去“打平世界，使世界没有穷，没有欺侮人的人”[11]81。小丐儿完成了形式上的“逃生”（即死亡），同时又被赋予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在童话幻想成分的包裹下，小平、一光、小丐儿们的觉醒和反抗都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他们的逃生在一种乐观的期待中“实现”了。

然而，当现实照进儿童的觉醒与逃生时，他们的前途未见得有多明朗。在洪灵菲的儿童小说《女孩》中，“我”参与到小女孩梅丽的生活中，同情梅丽所受到的虐待，力所能及地对她施救，但这并不能根本上改变梅丽的命运。所以“我”尝试带领梅丽逃生，动员梅丽成为“暴徒”[12]。“暴徒是专门要为你们这一辈子的小孩出气，把像你的少奶奶一般的妇人都打倒的！”“我”不是救世主，只起到启蒙和引导的作用，小女孩（梅丽）觉醒后就该独自继续前行了。“我”起初强行帮助女孩，不管对方愿意与否，女孩被这种意外的帮助震惊，感到恐慌。而作为领路人，“我”除了简单的帮助之外，并没有关注梅丽的内心世界。梅丽梦想母亲来解救她逃离苦海，“我”无法助其实现愿望，也没能启迪她去认识自身不幸的根源。所以她的未来并不确定，她也没有动力去做一个“暴徒”。“我”也没有准备好彻底带领女孩走出悲剧命运，其中吊诡的处境正反映出左翼文学的一个困境：左联作家心中的“政治焦虑”在面对实际的人生困境时，尤其是面对儿童这个最受困的群体时，他们的浪漫理想变得委顿、进而无计可施。作家们似乎预料到单纯的同情和冲动是无法带领受困儿童走出困境的。所以，作为个体出现的领路人销声匿迹于故事的远景，“小暴徒”们暂时还无法“逃生”。

萧平万的《小丰》[13]，为我们塑造了另外一种“逃生”的典型，即革命思想被灌输到儿童内心，他们也走上街头做了“小暴徒”。这种逃生是否成功呢？小丰白天和爸爸在工厂里做工，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晚上在工人开办的夜校读书，受到了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身上有逃生（“反抗”）的潜质，却相当肤浅幼稚。在成人的影响下，他视帝国主义为仇敌，但这种愤恨也仅限于鹦鹉学舌般重复父亲的口号。他参与反帝大游行期间的举动，证明了他的觉醒并不成功。小丰认为游行是非常崇高、严肃的事情，是为了“五卅惨案中被杀的工人和学生”抗议。其实他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在不知不觉中，他将示威游行当成了一般的出游活动。他向朋友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在行进队伍中打架，为出风头想当童子军，嘴馋想吃仁丹，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他的反抗尚处于一种“凑热闹”的阶段。他的领路人忙于成人的抗争，并没有完全带领他进入“逃生”状态。

在儿童“逃生”的过程中，作为领路人的成人本身也是犹疑不安的，他们尚且不清楚“路在何方”，仍需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仅凭一种对革命的热情去指引儿童，前途必定是虚无缥缈的。儿童在“逃生”这条路上前途未卜，但是伴随着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成人的革命组织向儿童发出邀请。在文本中，我们虽未能知悉儿童得到何种指导，却明确了儿童已被革命的洪流吸纳。作为个体经验的“逃生”之苦，同样被吸收到群体之中，个体的苦难融合之后，形成了一种步调一致的反抗力量。这种力量在掩盖了个体不幸的同时，还应许了他们一个光明的“新生”。

领路人的部分缺席并没有让儿童的“逃生”半途而废，当他们以个体融入群体中，成为“新时代的小弟妹”时，他们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新生”。他们从被剥削、虐杀的客体，转而成为可以反抗、打倒剥削阶级的力量。然而，这种由“旧儿童”到“新儿童”的身份转变往往缺少必要的铺垫，变化得很生硬，我们无从得知儿童在这期间的心理活动。因此获得“新生”后，儿童所得到的权利更多的像是进步“群体”附带的馈赠，是成人给予儿童的恩赐。作家们探索出路的政治焦虑，顺势被明确的阶级立场搭救，受困儿童在阶级的话语中同时也被解救了。

胡也频的《黑骨头》、柔石的《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底死》、冯铿的《小阿强》①1930年柔石用刘志清的笔名在《世界文化》（第1期，131-142页）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印象（通信）》，冯铿据此创作了小说《小阿强》。、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即是以表现阶级矛盾取代个体痛苦经验的创作。作品描绘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和在农村施行的土改，使阿土（《黑骨头》）、小阿强和罗光兴（《金宝塔银宝塔》）的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从被剥削被压迫者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个体的不幸，因为有了组织和集体的引导而转化成抗争的力量。

在《黑骨头》中，主人公阿土是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受集体教育和影响而觉醒的儿童。他比《女孩》中的梅丽更进步，已经做了一个上街争取自身权益的“小暴徒”了[14]。作家们探索的“逃生”之路，在他这里开始了实践。儿童进入到先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队伍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他们靠着群体的力量去反抗、推翻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本国白色恐怖的统治。在群体中，阿土和其他少年具备了个体无法企及的力量，他们在街头呐喊、演讲，在工会学习，他们的诉求部分成功了。他们有了能动性和话语权。然而这种权益在资本家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很容易被剥夺。即便如此，阿土们的牺牲已成星火，更多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获得“新生”的行列。

柔石的诗歌《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底死》，同样反映进步儿童被国民党白色恐怖虐杀的惨状。该诗悼念了已加入党组织，却依然被腐朽、残暴的当局杀害的儿童。作家在诗歌中不仅表达了失去同志的惋惜，对白色恐怖的鞭挞，还具备了一种国际视野。“伴着他有五人，排成一列的；
伴着他有五百人，排成一队的；
伴着他有无数万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15]少年儿童不再是受困的个体，他们属于“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他们的反抗是阶级的反抗、牺牲是阶级的牺牲。他们个体的生命已经融入到了先进的革命队伍中了。作家高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抗争，定能将帝国主义送向末日。现实中的作家们和作品中的儿童一样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就更强化了作品对反抗斗争严肃性的反思。

儿童被先进的无产阶级组织吸纳之后，他们的“新生”得到了组织上的保障。冯铿在《小阿强》中发出号召：“新时代的小弟妹们！你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小布尔雪维克，小斗士吗？”[16]13黑骨头小阿强在没有成为一个小布尔雪维克之前的反抗必然是失败的，因为“在地主土劣的淫威下面没有有力的组织和团结的斗争是终归失败的，何况阿强单单是一个小孩子”[16]10。小阿强在族叔阿柏，一个布尔雪维克、红军的带领下觉醒了。他不但摆脱了地主土劣的剥削压迫，还为建设苏维埃区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成长为一个少年先锋队长了。冯铿通过对小阿强获得新生过程的还原，表明造成儿童个体痛苦的根源实为阶级矛盾。“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的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工农深入；
我们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17]工农无产阶级只有团结抗争，才能推翻阶级压迫走上新生。

当儿童真正获得“新生”之后，他们不仅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同时还拥有了政治和经济地位。曾经被成人引导、教育，并应许了一个光明未来的儿童拥有了“新生”。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生动呈现了儿童“新生”的样貌。罗光兴是已经过上新生活的儿童，他不再是被剥削、虐杀的“黑骨头”。他本人是红军的儿子，少年先锋队员，他的妹妹是儿童团团员。过上“新生”的儿童是以阶级、集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场的。罗光兴被镇委派去考察“金银宝塔”的真实情况，并在乡里做汇报，他的生活是被组织规范和保护的。当村民们聚集在一起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时，他的身份既是无产阶级农民的一员，又是先进的共产党领导的儿童组织的成员。罗光兴非常认同自己的身份，他对曾经剥削过自己的富农毫不客气，感激共产党给贫农带来的丰衣足食。同时，他又将自己在组织中得到的力量回馈给组织，“我今天看到了宝塔回来，我愈加懂得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18]。罗光兴的认识，和《黑骨头》中阿土加入工人组织，《小阿强》中的小阿强成为小布尔雪维克一脉相承。他们都在组织的保护下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同时又甘做薪火，强化组织的力量。至此，左联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完成了从对个体痛苦的关注，到为儿童探索出路，再到带领儿童融入一个强有力而进步的组织的过程。儿童从“讨生”到“逃生”，终于可以践行小阿强和罗光兴的脚步，获得“新生”。

左联作家对儿童的关注及其儿童文学的创作，完成了他们对儿童生存现状和未来前途命运的思考。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挖掘出最底层儿童的苦难遭遇，还原了众多个体在“讨生”过程中所经历的身心伤害。造成儿童被虐杀的原因除了个别家庭内部成员的麻木、一般成人的冷漠之外，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落后与反动。作家们试图为儿童找出一条逃生之路，但囿于革命理论和经验的不足，无法带领儿童走出“死局”。当他们接触到革命的星星之火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抗争，才真正地为他们以及儿童带来“新生”。左联作家对于儿童生活的观察和再现，对儿童前途命运的求索，符合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脉络。他们开创的以反抗斗争为内核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儿童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儿童抗战文学继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身体力行地做了儿童获得“新生”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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