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疆高质量发展

刘以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庄严宣告标志着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和时代坐标下，新疆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重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社会大局夯实了“稳”的基础，累积了“进”的因素。然而，新疆作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内生的发展要素和动力策源相对缺乏，如何由“洼地”变“高地”，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条新道路是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现实举措。

现代化本身表现为全球性进程，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朝着现代化转型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的挑战更大，因为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转型和发展的任务。在过去的300年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路径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案例总结，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异质性以及不平衡性，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规律。

(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1.现代化的概念和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概念，广义上讲，是经济社会转型和文明进步多层次变化的概括性描述。从过程的阶段性来看，所有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或者说完成现代化进程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自18世纪以来，世界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与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伴随着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以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形态；
第二次现代化伴随着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为基础，以物质、精神多样化为中心，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人的现代化方面实现“质”的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包含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的内容。在转型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摒弃僵化与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代之以现代社会开放、文明彰显、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
在发展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然而，转型和发展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而且可能相互牵制。也就是说，现代化过程是非线性的转变过程，其发动时序、实现程度、路径模式是不一样的，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交织转变与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先进生产力、社会公平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先进水平。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20》的数据显示，过去50年里，现代化国家的比例约为13%～15%，大致为20个国家左右，且均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从现代性特征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国家大部分都属于“头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知识型国家”范畴。

现代化国家的普适特征不能“简单化”，不能简约为以欧美国家经济社会形态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或“美国化”。作为后现代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明确赶超对象无可厚非，但不能僵化套用西式现代化模板，不能按照“他者”的形象来规训“自我”，更不能削足适履、东施效颦、向西式现代化看齐。事实上，这种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都难以避免地沦为西方政治和经济的附庸。

因此，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制度体系创新、社会结构演化等多维度的动态性累积。其表现出四个基本属性：一是社会发展主体已经认识到转变的基本方向和必要性，是一个理性的自主选择；
二是以科学技术革命及生产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为契机，具有技术创新与科技变革的内在驱动性，从而形成现代化演进的正反馈循环；
三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是一个整体转变的复杂过程；
四是现代化实践并不是标准固化、绝对化的唯一路径，既有共性要求，也有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的特殊性。

2.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遵循着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延续着现代化发展的技术路线，不是纯粹的西化模仿，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历史方位和总依据，学习借鉴现代化文明成果，在百年探索经验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道路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2021年7月6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总结和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即“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2022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随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了内涵属性、本质要求以及前进目标。这些重要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结合近现代中国特殊国情，在艰辛探索和不断创新中形成的思想结晶与实践突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与发展、提升与概括，是现代化观的全面形塑。

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100多年的接力奋斗中走出来的。在100多年的历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源自坚持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与拓展。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贡献。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实际不断推进和发展而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立足实际国情，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对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的理性选择，是构建现代经济社会完整体系的方案和模式。

再次，强调总体协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总体来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一次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第二次现代化通过全球化在当代中国又逐步呈现，具有后现代化国家显著的后发优势，避免重蹈先行国家的覆辙。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时空压缩”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先完成工业化，再进行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是同步进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实现“四化同步”的“并联式”叠加发展，映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理念、发展速度、发展动力、发展任务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和独特性。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先导、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单维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了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跃进。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总体性和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属于外生型、后发型、务实型现代化，具有学习性、追赶性、渐进性等特点，是建立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面现代化。基于内涵拓展、道路拓展以及方式拓展，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辩证统一；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符合中国实际，以“最大公约数”实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凝练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定义；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以现代性的共同价值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仅是解读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国发展理念、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创性概念，其内涵、理念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和国情特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五个方面的特征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显著优势。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特征，突出了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主动探索现代化的不懈努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引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要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刻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与精神文明思想指引之间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特征，体现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是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基于自身国情的历史演进性、主体自主性、时代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总结提炼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实践的内在规律，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表征了转型与发展的总体方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制度等多重内容的总结凝练。当前及今后，中国转型与发展任务依然艰巨，面临多目标统筹并进的难题，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充分理解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对奋进新征程、开好局、奠新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洗牌、大重组、大变革中，置于未来较长时期国内发展阶段与条件变化的动态视域中，抓住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明确其使命、关键和道路。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定位是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新起点上，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要求推动其进程，走高质量的现代化。既要对以往现代化建设予以继承和超越，又要对现代化建设新目标进行全面设定和追求，全方位、多领域、高水平地实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世界先进性。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内在要求与道路航标，不是单一地赶超目标，而是现代化道路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总体战略上分“两步走”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但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新时代新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依然还在爬坡过坎阶段。一方面，按照“两步走”战略的现代化时间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还要在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资源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等方面攻坚克难。更为重要的是，从统筹全局的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这种全面性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和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也要求现代化进程在东部沿海省份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包容性同步。这就需要以系统性思维深刻把握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屏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强调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仅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座谈会要求集全党之智、举全国之力推动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同时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系统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基于新疆自然、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特点提出了“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二十字方针”，为今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工作思路的纲与魂。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疆工作在发展稳定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在矛盾风险挑战中“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疆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稳”与“进”的积极变量。但新疆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现代性不充分的短板弱项。按照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自然不能只是关注部分省区市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牢牢把握新疆的后发优势，体现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在这个逻辑脉络下，特别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尺度，推进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是与“并联式”现代化同频共振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统一。换言之，没有新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子集与全集的包含关系，具有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

(一)新疆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新阶段的“现在进行时”。对新疆而言，高质量发展是长治久安的关键变量，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沿循的基本路径和行动指南，而新疆高质量发展既面临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还面临自身的个性矛盾。这就要从纵向动态维度和横向区域维度坚持系统观念，准确把握新疆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特点。一是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审视和谋划新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认清大势、把握大势，增强战略定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筑牢物质技术基础。二是运用系统方法抓改革、谋创新、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设计和精准落实，切实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提升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现代化，为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添新疆的区域动能。三是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强化统筹兼顾、综合平衡，走出适合新疆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性、总体性要求。

(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与中国式现代化

步入新阶段、新征程，新疆面对的是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及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刻揭示了新疆工作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新疆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所包含的“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和“八个坚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实践纲领。完整准确理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规律性，是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处理好新疆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关系的前提。因此，推进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三)新疆工作总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

统揽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在现代化道路上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伟大而艰巨事业的重大考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明确“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总目标意味着新疆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扎实推进。稳定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巩固新疆高质量发展成效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基础，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与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基础。从这一层面看，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是一项涉及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子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

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新征程下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疆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长期性难点。同时，面对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安全稳定和深化改革的多重任务，新疆高质量发展还涉及“稳”与“进”的特殊性堵点，有的是过去的老问题，还有的是老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很好的解决，又在新挑战新形势相互交叉作用下，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新困难。

(一)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难度还较大

尽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新疆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难度。在国际形势上，由于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重组的动荡变革期，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提升，加剧了新疆能源产业、棉花产业等支柱型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风险。特别是新疆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当前由于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冲击，PPI—CPI剪刀差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传导压力和结构性风险更加严峻。在国内形势上，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胶着的防控压力日渐凸显，对新疆经济社会的冲击不言而喻，稳增长、稳市场、稳就业、稳民生的多重压力使得新疆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进一步增大了发展成效的巩固难度。

(二)发展的生态环境硬性约束增强

新疆产业现状是以高碳石化资源为主导产业，呈现重工业“过重”，煤炭、石化“超重”和轻型产业“过轻”的产业结构。显而易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对新疆重工业化特征的经济体系形成了硬性约束，对南疆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产业来讲影响更大。一方面，过去差别化的产业政策，由于环保硬约束的增强，实施空间越来越小。传统产业发展受到环保政策制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诸多要素配套并非轻而易举，新兴产业尚未成型成势，短期内难以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在新疆生态脆弱区，虽然人口绝对密度低，但仍普遍地超过或临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容易陷入自然退化与人口贫困的不良循环。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生态脆弱区人地失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但要彻底解决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三)新旧动能转换更加困难

在经济范畴中，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亦是产业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的过程，衡量产业新动能的主要标志是“四新”，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但是，由于新疆空间交往成本相对高昂、知识溢出效应相对薄弱、高端要素支撑力长期性不足，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和弱化了产业政策对培育新动能的有效性。所以，在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双碰头”阶段，多种不利因素造成了新疆传统产业优势弱化，新兴产业技术不强，市场主体缺乏活力。根据《中国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1)》的测算数据，“十三五”期间新疆经济动能转换指数仅为0.067，位于西部各省区市的后三位，远低于陕西、四川以及重庆等省区市的经济动能转换水平。这种成长的烦恼、转型的坎坷、调整的阵痛可能会持续性地叠加存在。

此外，近年来，新疆高质量发展还受到了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费等成本轮番上涨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新疆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状况受到较大影响，盈利能力下降，弱化了创新投入动机。加之，新疆产业体系的路径依赖性以及高端产业低端化也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测算，2020年新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0.45，仅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的18.75%；
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6%和2.0%，远远不及全国平均17.5%和13.3%的水平。“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的困境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难以形成带动力显著的产业集群，产业散、规模小、能级弱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供给要素空间分布不合理

新疆高山峡谷、沙漠戈壁等难以利用的土地类型广布，人口聚落系统分布分散、相互间平均距离较远，加上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特点，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维度，属于空间格局相对低效或空间格局不经济。这种空间格局相对低效或空间格局不经济，使得南疆向西开放通道受阻，远离市场，发展成本高，也进一步加重了南北疆生产力布局失衡，总体呈现“北强南弱”的分布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较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当前南疆无论是地方还是兵团城镇，产业基础都比较弱，基础设施、资源要素等产业配套条件差，保障能力不强，产业发展成本普遍较高。这些基础性条件的差异，使得南疆产业联动效应相对较差，结构单一松散，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育水平相对低下。

第二，市场分享效应相对欠缺，城镇空间布局分散，城乡聚落规模小、密度低，统筹三次产业发展难度大，产城融合度不高，使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专业化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能够有效分享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对狭小，从而难以有效发展。

第三，劳动力池效应相对较弱，集聚人口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尽管劳动力价格便宜，在经济性上是丰裕的，但在供给层面，本地劳动力有效规模(指具备符合企业招工需求的劳动者)常常过小，以至于往往满足不了大规模办厂兴业对劳动力数量及技能的门槛需求，导致招商引资企业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加之，南疆城镇化能级较弱，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地通过城镇平台和产业发展发挥人口集聚效应和人口结构改善效应，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机会。当企业突然增加劳动需求时，雇佣到额外劳动力的成本较大，以至于工人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的循环累积和因果互动。

对于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堵点，既要看到由于其自然条件所导致的长期性问题，也要深刻认识到思想理念、深化改革、市场环境、数字化应用以及企业家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量。为此，未来的五年，要积极谋划“十四五”后半篇，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指引，在新征程、新起点上确立新航标，绘制新的任务书、路线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新疆的资源组合优势、产业空间优势及经济后发优势，逐步缩小与中东部省份的发展差距，平衡南北疆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将独特区位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一)解放思想，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且深远，国际环境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性经济衰退周期临近。与此相对应，新疆高质量发展也步入了关键时期。这一阶段，要从三个方面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基础。

一是树立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思维。认清高质量发展、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新要求和新特征，将高质量理念与外部形势变化紧密结合，围绕“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切实做到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二是树立开放协作思维，在“请进来”的同时，多在“走出去”上下功夫，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的协同联动，审慎而灵活地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重点环节重点突破，以高质量之“道”，塑发展之“力”。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推进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

(二)深化改革，构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聚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现代化市场机制和现代化政府治理体制破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体制和机制。

一是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深入推动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转变。

二是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重点核心，在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商事制度方面下功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标准化的高质量营商环境建设，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是系统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让科技创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手段，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探索适合新疆自然、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特点的创新道路、创新模式和创新机制。

四是要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高位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互动、对口援疆的实质性联动，深化与新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全面合作机制。加大技术、人才援疆力度，着力改善要素结构，让市场和企业在更好的要素结构上增强资源配置、人员流动的效率性和公平性，聚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形成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动力。

五是构建长效机制引导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逆向回流”，围绕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拓展投融资渠道，更多普惠到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同时，围绕金融政策互动创新主动作为，大力推动“引金入疆”，鼓励和支持优质资本、优良企业来疆投资兴业。

(三)调整生产力布局，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供给

在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平衡南北疆发展这方面，主要涉及企业跨地区投资、产业跨地区布局、人才跨地区流动、创新要素跨地区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缩小南北疆地区差距是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地方和兵团的紧密配合。

一是围绕兵团“向南发展”战略，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南疆城镇发展的高度和广度、深度和速度，发挥新型城镇化的现代文明聚集地、维稳戍边新堡垒、人口人才蓄水池的积极作用。

二是补齐南疆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城镇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事业，增强产业支撑、人口吸纳的配套服务功能，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供给能力。

三是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在省级副中心城市方面的规划布局，充分研讨论证在南疆建立省级副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形成“一主多副”的城市增长极，切实提高南疆经济集聚效应和财政能力。

(四)加强创新引领，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要在创新型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功夫做改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统筹谋划部署，聚焦新疆科技创新短板弱项持续发力，营造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的良好生态。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积极主动作为，强化政策规划落地。新疆要在创新领域把国家“普惠性”政策工具用好用足，在吸引和培育高质量的增长要素上做更多努力，给予个人、企业、非政府机构、科研院校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空间，切实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更好地发挥现代化人才梯队作为创新主体的支撑力。通过深化“四方合作”，充分激发科技人才活力，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开展跨地区、多层次、多形式、多专业的科技交流与攻关，联手攻克一些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高科技、高附加值项目的研制开发方面，互为对方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幂数效应。新型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核心基础，综合集成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信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赖以支撑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要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物理设施进行深度数字化改造，克服规避新疆相对低效的地理空间格局，增强对抗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

三是以数字化业态变革生产力，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既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颠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同时又能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将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赛道的关键一环，发挥数字技术纵向渗透、集约高效、开放共享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准感知、精确分析、精细管理及精心服务能力，拓展区域竞争力的“超车”路径。以“鼎新”之举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培育发展新动能，以“革故”之道着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加快产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步伐，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数字鸿沟。

(五)培育市场主体，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的重要元素。为此，需要在建立透明的市场、优化创新创业的孵化环境、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规范准则和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下持久之功，为企业在地区间流动和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通过政策规则的标准化、体系化降低要素区域流动的高门槛(高交易成本)，消除区域壁垒，实现产品互相准入、资本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跨区运作的统一市场，从而扩大企业的市场配置空间，在更大范围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技术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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