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道路与前景——基于文明形态与“现代化悖论”理论的分析
张孝德 杜鹏程
(一)文明形态理论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使用了“文明形态”这个概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 07- 15)[2022- 09- 13].http:∥www.gov.cn/xinwen/2021- 07/15/content_5625254.htm。。文明形态理论是解读与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基础理论。从学理上对文明形态内涵的界定，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文明形态，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所形成的包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方式、文化方式的综合的具有时代特性的文明形态，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目前的生态文明；
狭义的文明形态，是指构成广义文明形态的具体或局部要素，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决定不同文明形态的大前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决定不同文明形态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恩格斯提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a：374-375),这些均能够体现出，“人类社会是人类与自然两极时空对立统一的存在”(张孝德， 2013)。纵观人类文明历史，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当代正在迈向第四种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在原始文明形态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混沌的关系。这个时期，人类文明是在自然母体的襁褓中孕育的，尽管此时人类已经有了不同于动物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方式、文化形态(如依靠石头工具而形成的狩猎采集业、火的使用、原始的平等观念、原始神话等)，但由于滋养人类的物质资料仍然由自然直接供给，人类如同母腹中缺乏自养体系的婴儿。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下，人类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与文化，故称其为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是人类从自然母体诞生之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从文明的生命时间来看，属于人类文明的儿童与少年时期。从狩猎采集转向驯养与种植，标志着满足社会生计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由人在独立的自然时空中完成。在此基础上，人类形成了自己可控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独立于自然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以家庭为基元组织的国家组织体系，形成了人类意识觉醒的语言与文字、文化与宗教。虽然在农耕文明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与农耕文明相对峙的游牧文明，但由于农耕文明生产方式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因此农耕文明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则成为农业文明时代演化的宏观动力和大趋势。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基于敬畏天、尊敬天、借助天的天人和谐的关系，已经独立于自然系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明系统。但由于农耕生产仍然是以利用天文节气、地理地力为主的生产方式，人的潜力未能有效释放，因此，依赖自然的有限供给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新文明形态。其文明的生命时间，相当于人类文明青年时期。近代在西方兴起的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人类的第二次觉醒。在这一文明时代，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更加深刻，基于人本主义的民主社会、理性人的科学主义、自利人的资本经济等理念使脱离神束缚之后的人的潜能得到巨大释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敬畏、服从、顺应自然，变成人类改造、征服、利用自然。在理性人的科技创新、自利经济人的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受人所控制的高效率工业化生产方式得以形成发展，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图景。但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对立、资本经济无限制满足自利的欲望需求、人类无底线对自然征服与掠夺，人类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当代人类文明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走生态文明之路。这显然是基于工业文明弊端，在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对新文明形态的探索。从这一意义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生态文明属于广义的生态文明形态。
从内涵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明形态”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形态的五个阶段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95b：68-70)。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形态，是从宏观上、长周期把握认识人类文明社会演化规律的科学，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形态，是以人类与自然关系为主线展开的，其关系涵盖范围较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大，因此文明形态的内涵大于社会形态。不能否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也包含了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矛盾，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构成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反观生活在21世纪的当代人类，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正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形态理论，正是基于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二)文明形态创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
在习近平一系列思想体系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最具有原创性和最富有前瞻性的思想。生态文明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理论界提出，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专家学者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生态环境保护来理解、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即从狭义的文明形态解读。这种解读是片面的。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但其内涵和目的并不等同于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工业文明的弊端和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必然性，“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2013年5月2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3)习近平，2019.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在二〇一九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4月29日。。从战略高度上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大创新性和原创性是走出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方式环境保护思路，转而从文明形态创新的高度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从理论与实践上解读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所在。
关于如何准确地解读与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纲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概括为十个“坚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从文明形态理论看，十个“坚持”聚焦一个目标，即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时代生态文明之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阐述与回答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时代前提、理论渊源、文明内涵、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
首先，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答了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与时代的大前提是什么。生态文明是以化解当代人类与自然失衡为使命的新文明。当前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危机已经到了威胁全球、全人类的地步，这充分表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环境危机，而是在天人对立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形态之下所表现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危机。在此背景下，文明形态必须进行大创新、大转型才能化解人类文明形态危机，任何就工业文明开展的局部变革都已经无济于事。二是提出了构建与统领新文明形态所需要的新哲学观、新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不仅构建了生态文明的大前提，同时也是对主导工业文明的天人对立、两元分立的哲学观和世界观的重大突破和矫正。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思想，告诫社会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必须恪守的底线与规律。
其次，十个“坚持”明确了构建新文明形态需要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这五个“坚持”系统阐述了在绿色发展观指导下我国需要什么样的绿色生产方式以及低碳健康的生态生活方式是什么。基于“两山”理论的绿色发展、基于低碳健康的绿色生活所进行的改变，是在新财富观、新经济学、新民生观、新科技创新等一系列观念指导下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奠定新文明形态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的革命。
再次，十个“坚持”明确提出落地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文明之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依靠人民的自觉性，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所开展的生态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走生态文明道路的国家，同时也是具备诸多制度优势与国情禀赋、能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的国家。
最后，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文明的自觉、从文明形态理论创新出发所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性发展。一百多年前，基于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当代，以马克思主义为宗，以中国智慧为根，借鉴人类优秀文化哲学和科学思想所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形成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总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破解当代人类遇到的能源环境危机，是中国适应世界文明大转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基于东方智慧对中国式文明永续发展之道的新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生态文明，是站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制高点，在天人和谐、利他共生的自然观与价值观的指导下，涉及科技、经济、生活、社会、国家治理、哲学与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变革的新文明模式。
(一)从文明形态看乡村：乡村是决定中国基本国情与国家兴衰的底线
乡村在中国文明历史中的地位与功能决定了文明形态理论是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与地位的重要理论。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中国文明基因的携带者，是中国文化之根。与此相对应，城市是西方文明的母体，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的西方文明依托古代工商业经济的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则是在古代工商业经济文明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由于中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呈现出一种高度对称的对立、相克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在追赶西方、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面临着一个困扰中国的“现代化悖论”难题：如果中国简单照搬西方的方式走现代化之路，就要面临五千多年文明史被中断的危机；
但如果不追赶西方现代化并恪守自身文明传统，中国将面临挨打亡国的灾难。如何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文明的过程中保证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考验与挑战中国人智慧的悖论难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破解“现代化悖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与对待乡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农村包围城市，推动中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从农村看中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中国农民成为中国改革最大受惠者和走向中国改革最前沿的创造者，再度从中国农村找到了启动中国改革的原动力。农民与农村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乡村，是中国发展原动力之所在，是决定中国基本国情和国家兴衰之底线，也是破解现代化悖论难题的突破口。
(二)21世纪以来的快速城市化：乡村再度陷入“现代化悖论”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从2001年到2012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城市化，城市化率从39.09%增长至52.57%，城镇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4)2002—2012，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凤凰新闻.(2019- 10- 04)[2022- 09- 24].https:∥ishare.ifeng.com/c/s/7qVKSrlUAZm。。中国乡村命运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延续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乡村在强大工业文明逻辑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之下，我们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城市化，认为城市快速发展才是化解所有社会问题、解决农村问题的最有效出路。乡村消亡并退出历史舞台似乎不再被认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成为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接受的现实和历史必然。
由此，中国乡村逐步遭受解构、走向萧条，遇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冲击与挑战，再次陷入“现代化悖论”的困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间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5)中国探索“有根的”现代化之路：复兴乡村文明.中国新闻网.(2014- 11- 03)[2022- 09- 24]. http:∥www.chinanews.com.cn/sh/2014/11- 03/6747262.shtml。。然而，对中国乡村影响最致命的，不是人口向城市流动，而是持续十年的撤点并校。从2000年开始撤点并校以来，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平均每小时消失4所农村学校(6)十年间农村每天消失63所小学 农村教育走向何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2- 11- 20)[2022- 09- 24].http:∥www.gov.cn/jrzg/2012- 11/20/content_2270579.htm。。撤点并校所形成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去乡村化教育，使中国乡村遭到失魂重击。即使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笔者发现，许多地方追赶西方城市化的目标定位仍未改变，在许多地方的“十四五”规划中，提高城市化率的动力远大于振兴乡村的动力。
从中华文化与历史的逻辑看，中国不能没有乡村；
但在经济至上、产业为王的工业化逻辑作用下，文化力量注定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那些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的乡村的命运，就是被拆并后腾出土地资源为城市化服务。按照这一逻辑发展下去，乡村振兴之路将成为一个更加名正言顺的消灭乡村的过程。这是现代中国乡村遇到的最大悖论。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决定着当代中国乡村的命运。
(三)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发展再度从乡村起航
然而，让中国乡村消亡的工业文明逻辑并非无懈可击。表面上看起来严密的逻辑背后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决定工业文明发展逻辑的主体是谁，这一逻辑作用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中国还是西方？
同样的城市化逻辑，给西方带来的结果与给中国带来的结果天差地别。城市是西方文明的母体和禀赋优势，因此近代以来西方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然而，当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看待城市化逻辑时，则会发现文明系统在中国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中国迈向现代化，既需要城市，更需要乡村。在中国，乡村和城市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同一棵大树上树根与树冠的关系。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乡村之根提供给养，乡村之根也离不开城市落叶归根的反哺。根深才能叶茂，乡村之根出了问题，城市的繁荣也将不复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中，中国的城市被一次又一次夷为平地，但中国文明的延续却没有断，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在乡村(张孝德，2015)。西方的城市化也需要乡村滋养，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发展以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为代价。
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载体，决定了需要全面认识乡村的使命与价值，需要把乡村置于大历史观的时空来看待。不仅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逻辑需要中国乡村，当代中国迈向生态文明的逻辑更需要乡村。当我们把当代中国崛起与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战略结合在一起，会发现世界新文明创新的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当代中国崛起的使命是要为人类探索与贡献一种新文明，这种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近代以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走自己的路，破解“现代化悖论”，每次都是在另辟蹊径，在新时空、新逻辑下找到新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选择了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创举，为人类社会发展开辟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径。中国在十字路口选择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依靠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工农联盟，最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今天，在中国再度陷入“现代化悖论”困境的背景下，西方工业文明作为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已经将人类带入总危机爆发的时期。如果说一百年前俄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基于制度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创新与对峙，那么当今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则是从文明形态的高度，对工业文明形态的矫正与修改。
起源于地中海的文艺复兴，不仅开启了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东方走向衰微、西方走向复兴的新时代。当时，中华文明的禀赋与文化基因不能满足正在兴起的新文明的需要，决定了其只能成为西方文明的追赶者。21世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曾经作为世界农业文明的中心之一，古老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具备发展生态文明所需的文化基因。基于天人对立、自利经济人、极端自我的西方霸权与殖民文化传统已经无法驾驭其创造的庞大工业文明体系。人类需要在天人合一的新自然、利他共生、天下大同的文明观之下来改造工业文明，其过程中所需要的新哲学文化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的文化禀赋优势所在。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是“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21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需求。追根溯源，中国古老的文化与智慧不在飞速发展的城市，而在延续千年的乡村。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两大战略的上下衔接预示着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从乡村振兴开始。从40多年前安徽的小岗村，到21世纪浙江安吉的余村，体现了乡村兴则中国兴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从毛泽东时代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到邓小平时代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迈向未来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乡村发展工业文明不具有禀赋优势，但乡村发展生态文明却具有城市所不具有的诸多禀赋优势。
(一)乡村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文化与智慧
在天人对立的自然观、两元对立的哲学观作用下的工业文明，造成当今人类陷入一系列对立与失衡的关系中，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与矫正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失衡。近代以来，在西方式的城市替代乡村的单极城市化过程中，农业文明所创造的多样性文明与文化遭到洗劫性的破坏。以自利为原动力、按照资本逻辑建构起来的现代化文明是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科技、传统与现代严重失衡的文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使当代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严重危机，精神与文化滋养严重短缺，精神空虚病蔓延。在物质主义的认识障碍下，当今社会对乡村社会的文化与智慧、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认识、中国乡村振兴的思路与走向都受到严重影响。相较之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农耕生产方式，在满足人类粮食需求的同时，为人类文明创造性地提供了现代工业化所没有的哲学与智慧。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中，基于人性本善的人性逻辑所形成的儒家仁爱伦理、亲情互助的乡村生活方式，不仅蕴含着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解药，也蕴含着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文化和智慧。具体而言，中国几千年乡村社会所形成的哲学与文化包含这样一些特征：其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天地人为生产要素的农耕生产方式，孕育了基于生命共生平等、万物有灵共存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其二，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人人平等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平等观，而古代农耕文明源于万物有灵而形成的生命平等观，是古代农耕文明特有的生命观，是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所有宗教的基本哲学。其三，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与生命世界友好相处的农耕文明，按照生命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形成了农耕文明时代特有的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其四，利他共生的伦理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古人的心中，地是人类的母亲，具有厚德载物的母爱特性，天具有父亲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智慧。其五，多元共存的文明观。古代农耕文明时代是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被称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形成了中国儒道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色列犹太教文化、古希腊文化同轴共振的大格局。
古代农耕文明留下的多样性文化，是医治与矫正现代工业文明最需要的东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观，是对现代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的重大矫正；
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狭隘的人权平等的重大矫正与补充，生命平等是人权平等的前提；
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是对现代二元对立哲学、碎片化思维的矫正；
利他共生的伦理观是医治现代自私贪欲的最好解药；
多元共存的文明观，是对现代单极化霸权文明的重大矫正。
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都是从文化与哲学的变革开始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走向新民主主义，是从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的。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一次文明与文化自信的觉醒，需要一次新文化、新哲学的启蒙与教育改革。围绕乡村新文化的启蒙，必然带动围绕生命觉醒、文明觉醒、开慧启蒙的新教育。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是城市中心教育，迈向新时代的新教育，将是一个回归自然、以自然为师，回归乡村、以耕读为师，回归生命、让自我觉醒与智慧开悟的新人教育。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开启新文化启蒙与让生命觉醒的生态教育，应是乡村振兴的第一使命。
(二)乡村拥有“自然资本+”的绿色发展优势
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发表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对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给予了高度肯定。
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与其在浙江的实践，是探索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经济形态、新生产方式的创新实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两山”理论蕴含着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张孝德，2017) 。源自天人对立哲学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不仅给社会带来贫富差距的两极化，还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环境危机。要从根源上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造成的诸多危机问题，首先要改造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哲学，从天人对立的哲学观向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转变。习近平“两山”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之中，使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内生为经济增长必须遵循的哲学思想。
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支撑工业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自然处于缺位状态，土地只是从自然中抽取出来的具有空间承载功能的一种要素。古代天人合一的农耕生产方式将天地合成的自然资源看作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是农业生产的一种内在机制。现代工业化经济之所以造成环境污染，就是因为自然系统未能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要素。自然资源成为现代经济免费使用的公共资源。由此，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快速膨胀与增值，地球生态环境被严重透支并恶化。
习近平“两山”理论，不是简单地回归农业经济时代，而是将自然资源纳入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从更高层次实现向生态经济的回归(张孝德，2017)。从本质上看，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其财富创造的基础都源于自然。农业经济文明时代，人类活动与生产仅限于对自然系统中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大自然的绿水青山资源并未被充分开发；
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经济，则是从整体上对自然资源的全面利用。从浙江安吉、湖州的绿色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从蓝天到空气、从海洋到沙滩、从冰天雪地到戈壁沙漠的这些绿水青山资源，在现代新经济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下都可以成为未来新财富资源。此外，当前在中国乡村出现的方兴未艾的多样化的乡村绿色经济，所使用的资源已经不仅是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本，还有中国千年乡村遗留下的乡土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是未来中国乡村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蕴含未来新生产方式的绿色乡村经济，是一种基于“自然资本+文化资本+互联网+市场”的新经济业态。
在自然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复合新乡村经济中，有十类产业将会成为振兴乡村的新兴产业。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三是乡村传统手工业。在新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逐渐复兴。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随着大众对有机食品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乡村有机农副产品生产和有机加工业正蓬勃兴起。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农村，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环境福利与浓厚的乡土人情，将伴随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在养老服务方面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七是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乡村的独特资源除了有形的绿水青山，还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留下的乡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将会如鱼得水、大有可为。八是乡村“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技术推动乡村产业走上信息化发展之路，推动其实现与城市市场的无缝对接，由此能够带动更多乡村产业发展。九是城市企事业机构以乡村为根据地形成的乡村总部经济。现阶段的乡村不仅能够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乡村去旅游，也吸引了许多文化、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到乡村去设立驻地机构。十是乡村教育产业。耕读教育是教中国人重新认识乡村、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教育课，将成为未来乡村人气最旺的产业，助推其他乡村产业持续发展。以上十类产业，已经不单纯停留在理论假想层面，而是作为新经济业态在中国乡村已经出现。
在习近平“两山”理论指导下的依托自然资本所发展的新经济，蕴含现代资本经济所没有的三个新机制。一是让自然回归财富之母地位的绿色经济，从根上解决了工业经济无法解决的天人对立的难题。在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中，保护自然、利用资源成为生态经济的内生机制。二是自然资本创造的生态财富，是一种共享的社会财富，从内在机制上解决了资本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自然资源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种公共产品，符合自然资本这种特性的制度安排，与其匹配度最高的就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天然的契合。生态经济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但生态市场经济是一种有限的、服务于自然资本的公共性的市场经济。三是乡村生态经济有助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乡村拥有绿色经济发展的优势，城市拥有消费乡村绿色产品的市场，在乡村兴起的绿色经济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是一种城乡互补、共生发展的新经济。
(三)乡村是低碳健康生活方式的革命发源地
生产为生活服务，追求幸福是人类所有活动的最终目标。然而，当前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物质主义生活、满足欲望的高能耗消费方式，使人类陷入一种自害与互害的内卷模式之中。在被资本控制的现代化城市，破除内卷并实现生命觉醒的低碳、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成本很大。对比之下，乡村社会能够在生态文明时代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新生活方式，这是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与魅力。具体而言，乡村能够提供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四大优势。
第一，乡村所能提供的生活是一种低碳而健康的生态生活。乡村具有勤劳节俭的乡土文化、顺应天时节气的生活节律，在离自然最近的乡村生活中生命节律能够顺应天时节气而运行；
乡村具有安全健康的有机食物，在农村只要肯劳动很容易获得无农药化肥的有机食材；
乡村能够实现清洁能源自足的低碳消费，乡村完全能够通过充分利用分布式新能源技术实现生活能源的自给自足；
乡村具有接地气的平房居住方式，处在田园间小院平房的居住方式能够让生命实现与自然能量的交换。
第二，乡村所能提供的生活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均衡的幸福生活。几千年以来，“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乡村生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中能够实现物质自足、文化自给、精神自生的世外桃源。相对于被商业化“喂养”所导致的精神空虚的城市生活而言，耕读生活能够通过“耕”解决生计的物质需求，通过“读”解决文化与精神消费，是21世纪人们追求的健康、幸福的新生活。
第三，乡村所能提供的生活是一种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的自足生活。田间的农耕劳作是乡村田园诗意生活、艺术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乡村社会流行、流传到今天的许多诗词、民歌、绘画等乡土艺术，均来自农耕劳作的感受和灵感。从现代化经济学视角看，传统乡村社会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低效率、落后的生产方式；
但是从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财富观和生活观来看，传统乡村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综合收益很高。目前，在乡村兴起的农家乐出售给城市人的正是这种健康、低碳、幸福的乡村慢生活，这是乡村生产生活多功能融合的体现。
第四，乡村所能提供的生活是一种道法自然的智慧生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被称为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国智慧结晶的《易经》《道德经》等经典，从源头看都来自农耕生产所形成的天地人的“三才”思维方式，即《老子》中所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态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智慧不在封闭的课堂里，而是在乡村社会广阔的天地间。乡村能够在生态文明时代发展回归自然的开慧教育，这是乡村在新时代的价值与使命所在。
(四)全生态、零污染乡村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独特贡献
从构成文明形态的四大要素来看，乡村具备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禀赋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可以全方位、低成本、高质量地首先在乡村落地，中国乡村完全可以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全生态、零污染的生态文明乡村。
所谓全生态、零污染乡村，就是整个乡村能够实现从文化到环境、从生产到生活的全方位生态化建设，能够成为能源自足、资源循环、无污染、零排放的生态文明乡村。具体而言，推进新文明形态的乡村建设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建设发展文化自信、生命觉醒、文明自觉、共建自治的生态教育村。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文化与智慧之根就在乡村，修复传承中国千年乡土的文化智慧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所在。人类文明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证明，文化启蒙与教育改革是新时代的先导。按照“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原理，生态教育一定是乡土文化与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率先觉醒的城市生态倡导者或公益组织与农人相结合的教育。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只有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相结合，构建新工农联盟，推动新城乡融合，才能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型人才。
二是，建设发展以全域有机农业为基础的生态产业化乡村。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前提。目前在中国各地的实验证明，发展有机农业必须以村域、县域为单元率先进行区域发展。同时，有机农业不仅可以改变农产品质量，还可以有效保证产量。在全域有机农业的基础上，绿水青山资源才能够实现生态价值增值，延伸发展农家乐、民俗、乡村手工业、乡村旅游等生态化产业。有机农业是乡村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第一要义。
三是，建设发展吃、穿、住、用、行全生态化的低碳乡村。乡村具有天然的禀赋优势，只需略加改造就可以实现全生态的绿色生活。目前，一些地方的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接近全生态的低碳生活。他们吃自己种的有机食品，做饭用沼气，洗澡用太阳能热水器，用光伏发电看电视，居住在生态住宅，出门骑电动车，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中，生活在亲情互助的熟人社会，这就是全生态乡村的生活样貌。
四是建设发展生态型技术集成创新的零污染乡村。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乡村，其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齐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最需要的是系统整合的新思维、立足乡村优势的技术集成创新。乡村技术集成创新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其一，构建基于中国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依托乡土农耕技术、现代微生物技术、太阳能科技等技术集成的生态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其二，构建基于重建人地循环的在地化、资源化、循环再生的乡村污染处理的集成技术体系。其三，构建基于传承传统生态住宅技术，利用现代太阳能、地热能、沼气能等清洁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集成体系。其四，推动建设倡导利用酵素技术、传统民间技术等形成乡村洗涤非化学化技术体系。其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思想，探索乡村生态多样化系统保护、修复与循环再生利用技术体系。上述五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新文明形态的乡村。这样的乡村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存在，虽然目前仍是少数，但其代表了中国乡村发展星火燎原的新趋势。
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准，城市化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乡村被视为拖现代化后腿的对象；
从生态文明看，乡村不仅不是负担和应被消灭的对象，反而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目前，中国尚有69万多个行政村，全国有一半人口住在乡村，乡村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对于中国而言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优势。如果未来中国乡村都能成为全生态、零污染的乡村，那就意味着乡村对于中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模式将会使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城市化的世界发生方向上的大逆转。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从城市转向乡村，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
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携带者，决定了解读乡村的大逻辑必须在文明形态的大时空中进行；
否则，任何视角的解读都会形成对当代中国乡村价值的低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形态理论，为全面解读中国乡村价值与命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与视角。
文明形态理论是全面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目前，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解读，一种是广义文明形态理论，另一种是狭义文明形态理论。笔者认为，只有从广义文明形态理论出发，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有的四大特性：原创性、时代性、实践性、中国性。原创性是指，中国所走的生态文明之路不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延续，而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
时代性是指，文明形态转型不仅仅是中国要面对的，而是当今人类共同需要面临的大转型；
实践性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地区的超期实验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性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中国智慧、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又一次中国化的创新。
近代以来，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文明的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需要不断破解的“现代化悖论”难题。破解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悖论”难题，需要聚焦如何对待与解决乡村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是利用在世界兴起的社会主义新潮流，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邓小平时代是利用冷战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启了源自农村的改革开放之路。在此过程中，破解“现代化悖论”难题的秘诀，就是从世界大潮流中不断找到与中国乡村同频共振的合力，找到立足乡村汇入世界潮流的中国特色之路。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全面追求现代化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模式与西方文明全面碰撞、组合的时期。两大文明模式的全面碰撞与组合，使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乡村文明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党的十八大提出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再度破解了中国“现代化悖论”难题。
从生态文明时代的高度看乡村，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诸多禀赋优势，乡村兴则中国兴的中华文明规律也将再度在新时代发挥作用。乡村作为生态文明新时代发源地、主阵地，昭示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将再度从乡村起航。这次从乡村起航的新文明创新之路，不仅是中国特色之路，也是昭示当代世界文明大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生态文明看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肩负的使命远远超出乡村本身；
从生态文明看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要素，而是指引乡村振兴前行方向、决定乡村命运的灯塔；
从生态文明看乡村振兴，必须大力调整目前仍局限在工业文明逻辑中的乡村振兴思路。生态文明导航的乡村振兴大逻辑是：生态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导航标，乡村文化复兴与教育改革是乡村振兴之魂，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健康低碳的乡村生活方式是乡村最大优势与魅力，实现全生态、零污染是乡村振兴的最高目标。只有推进生态文明引领下的乡村振兴，才能担当起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伟大使命；
只有推进生态文明引领下的乡村振兴，才能真正破解“现代化悖论”难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与世界共赢、共享、共生的新文明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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