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形态研究

杨晓雯 刘双跃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从提出至今，已逾十年，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本文研究了文化生态学的整体性和多元性观点对“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生态隔阂的弥合作用，探索了其历史积淀性和动态性观点与“讲好中国故事”叙事路径的内在联系。在此理论基础上剖析中国故事的叙事要素生态位，并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视角，构筑中国故事的叙事文化生态系统。根据该系统模型，对本体叙事生态位和客体叙事生态位进行生态化构建，以此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整体叙事形态：多元—动态形态，以此助力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 讲好中国故事 叙事形态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提出，是研究特定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平衡的学科。它源于生态学，在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中心与边缘结构二分的理论基础上孕育整体主义观。黄正泉认为文化生态的运行是文化缓慢、渐进的稳态延伸，即人与文化关系呈稳定、渐进的发展和变化。具体表现为文化形态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性，并具有自我优化、绵延的能力。在跨文化語境中，“叙事”作为一种行为，感染力是趋同性而非排外性的，这意味着叙事行为是一种通过情节与人的互动交融、解构重组并实现个体群体化的过程。这正是生态叙事的基本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与“文化生态学”有着重要的叙事联系。据此，笔者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视野，探索“讲好中国故事”与文化生态学的叙事联系，通过对中国故事叙事要素的分析，构建中国故事的叙事文化生态系统模型，助力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

一、“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文化生态系统系指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文化生态系统直接相关的概念是“文化生态位”（Cultural Ecology Niche），用以指证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健度。“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源于生物学，1910年由R·H·约翰逊（R.H.Johnson）提出。1959年，乔治·伊夫林·哈钦森（George Evelyn Hutchinson）对其进行了界定：生物经过长期资源竞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取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它研究物种在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功能地位以及各生态位因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笔者将阐释文化生态具有的整体性和动态观与“讲好中国故事”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一）“文化生态学”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联系

生态学视野中叙事行为通过情节与人的互动交融和解构重组实现个体的群体化，其影响力是趋同性而非排外性的。其整体观与动态观理论契合了“中国故事”的叙事需求。同时，本体与客体叙事生态位共同构建稳态延伸的“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

1.文化生态的“整体观”弥合“中国故事”叙事的生态隔阂。文化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有利于中国故事叙事模式的整合。以纪录片为例，作为“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述手段，传统国产纪录片多以“画面+解说词”式的分离形态来叙事。画面和解说词之间没有形成自然的生态联结，导致将二者拆开来观看或收听，几乎不会造成理解障碍，因此产生叙事隔阂。与分离形态相对的是整合形态的叙事模式。后者是以故事为主线、呈跌宕性特征的叙事模式。它不依赖简单的音画表现形式，而是在音画基础上增加叙事内容，使其叙事过程更具吸引力，从而弥补了分离形态叙事模式下受众与完整故事之间的生态隔阂。

直线性模式与碎片化模式是另一组相对的叙事模式。直线性叙事指在限定时间内以一镜到底的方式完成叙事。其特点是以时间为线索讲述故事。采用该叙事方式的纪录片难免具有节奏缓慢，叙事冗长的问题。而碎片化叙事指以空间切换为叙事方式，在限定时间内多维度、多层次地讲述故事，对故事的逻辑性和统一性有较高要求，是文化生态学整体、多元理念的生动展示。

2.文化生态的“动态观”契合“中国故事”的叙述与传播。文化生态的历史积淀性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以历史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与文化生态学由点及面的发展路径遥相呼应。此外，“讲好中国故事”旨在构建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当前中国故事处于“有中国，没故事”的窘境，使得中国故事是讲给中国人听的故事，不利于发掘其在全球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依据文化生态学的动态观，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方式并非恒定不变，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象建构需求，由此应该选择适宜的叙事方式加以传播。

（二）构建“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

根据文化生态位理论，中国故事的叙事要素为“物种”（Species），将与其他叙事要素共同构成“种群”（Population）。各个物种或种群占据特定的生态位，构成一个稳态延伸的“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该系统的叙事要素包括叙事题材、叙事视角、叙事角度、叙事模式和叙事价值观五个物种。五个物种聚合为种群，即本体叙事生态位种群和客体叙事生态位种群。

1.本体与客体叙事生态位种群。本体叙事生态位种群聚焦于中国故事文本自身，包括题材生态位和价值观生态位。题材生态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故事”纪录片题材多集中于历史类。从题材生态位的角度，“中国故事”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主题进行整合，以拓展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国故事拥有更为丰富的题材生态位。价值观生态位是题材的内蕴核心，以内化的形态寓于题材生态位之中。一般而言，中国故事重“善”，“善”的位置高于“真”和“美”，“真”“善”“美”的生态位比例失衡是一种反生态现象，也是部分中国故事难以做到生动叙述的原因。

客体叙事生态位种群由模式生态位、视角生态位和角度生态位构成。三者是以客观身份介入中国故事叙述过程中的生态位。其发展是在文化生态学动态性、整体性的指导下，以时空性、功能性为前提进行适时转换。模式生态位是具有深层内涵义的生态位，是叙事主体深层思维模式、文化观念的反映。如平稳、实在是中国人敦实民族品质的写照，但平稳性的模式易使得叙事枯燥无味，缺乏跌宕性叙事带来的故事感。

2.改变俯视视角叙事，构建发散式叙事文化生态系统。

“俯视”易使叙事带有主观说教意味，造成受众与叙述者之间生态失衡，处于非平等状态。在中国故事的角度生态位中，叙述者地位高于受众，是一种宏观的叙事策略。宏大叙事容易以偏概全。而与之相对的微观叙事聚焦于个体，将个体与社会进行有效的生态结合，以微言见大义，更能引起受众共鸣。

通过对本体和客体叙事生态种群及生态位的分析，我们构建了以发散式形态为特征的“中国故事”叙事文化生态系统模型（如图1）。

二、文化生态学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形态构建

“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逻辑不仅关系到中国故事如何表征的理论问题，更关系到中国故事所内蕴的思想如何价值化的实践问题。应当以真實性、故事性和情境性优化叙事内容，构建中国故事的叙事形态。

（一）本体叙事生态位的多元形态构建

“多元形态”是针对构成“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观和题材生态位提出的，旨在以文化生态学多元性和整体性特征促进叙事过程中二者的融合。

1.价值观生态位的“整体-多元”化构建。当前中国故事的讲述存在过于追求“善”而有失“美”和“真”之嫌，尤其以日常生活类纪录片为甚。价值观生态位的“整体-多元”化构建是将“真”“善”“美”进行融合。求“真”需真实展现对象的“本质”，国产纪录片“真”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与过度强调“文以载道”以及文化作品教化功能有关。故事的有效讲述需实现视觉真实向心理真实的转变。视觉真实较易实现，而要从视觉向心理真实转变，则需要对视觉真实手法加以解构，并重组为意义整体，以唤起受众的生活记忆。如电视剧《人世间》中对人物的非绝对化刻画，突破人物设定的标签化范式，赋予人物多元化的品格，在以“真”的基础上实现对生活的超越，由此触动受众的内心世界。因此，以“整体-多元”路径构建价值观生态位，则将“真”“善”“美”整合为生态一体化，并将其融入国际社会的生活化、大众化的叙事语境中，以此实现全面、真实“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2.题材生态位的“整体-多元”化构建。题材关乎故事的好坏。好故事能将生活中的平实内蕴以可理解形式呈现给受众。题材生态位的“整体-多元”化构建指立足中国传统优秀故事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题材的类型和内容。王义桅提出国家形象建构中“三个中国”——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观点。刘瑞生、王井进一步提出，中国是世界上传统文化最丰厚的国家之一，在传统中国故事、现代中国故事和全球中国故事中具有丰富的故事资源。我们要在“立足中国大地”的文化根基上，将多元化故事题材进行融合，创造出凝聚核心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的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生态类和人文生态类。自然生态类中国故事集中表现山川湖海等自然景色，如《航拍中国》系列纪录片。人文生态类是蕴含深层文化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类故事。如《河西走廊》以中国地理区域为题材，向观众展示了河西走廊从汉代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迁，选题意义深邃，是河西走廊的真实写照。又如《中国通史》以时间为线索再现自中华文明肇始至1911年的浩瀚历史图景。这些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也为纪录片作品深挖选题、讲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由于文化环境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使得人文生态类故事的文化差异较其他故事更为明显。文化差异导致传播语境存在差异，不利于中国故事的持续性传播，探索共同文化基因、寻求文化“相似点”对于持续性传播尤为重要。因此，中国故事应挖掘既能保持中国核心文化，又具有人类文化共通性、易于引发受众共鸣的题材，让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的故事，而是全球人类的共同经验，以此促成受众与讲述者的共鸣。根据苏仁先的分类，这类中国故事共包括有普通人、弱势群体、环境保护、道德、灾难、民主法治、优秀品牌和旅游故事八大类。这些故事植根于中华大地，既承载着中华文化核心内容，又规避了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表达出全体人类的共同追求旨向。

（二）客体叙事生态位的动态形态构建

“动态形态”是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历史积淀性和整体性对客体叙事生态位指出的叙事发展方向。故事的有效讲述离不开对叙事模式、视角和角度生态位等客位叙事因素和方法的关注。

1.模式生态位的“动态优化”。文化生态的动态性要求模式生态位应根据受众、传播内容等因素的不同进行优化。整合形态是在单纯音画同步的分离形态上添加具有叙事性的故事情节，使叙事跌宕、更具吸引力。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中部分专题便以故事形式展开，使千古文物得以“复活”。在《洛神赋图》中，叙述者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概括后，以故事性的叙述文本配合动态画本呈现。叙述文本与画面高度切合，音画达到近乎完美的结合。

此外，碎片化叙事转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模式转变。碎片化叙事模式是指其叙事的组成部分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叙事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通过碎片化的呈现构成意义整体，对主题加以表现。例如，《舌尖上的中国·时节》（第二季）中叙事场景被切分为多个段落，时空高度凝练，同时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江西赣州上堡乡沈敦树的故事中，场景被切分为三段：一段讲他循先祖农事经验耕作，一段讲九层米糕的制作，另一段又讲他家的满月酒仪式。虽然场景看似凌乱，但其主题明确，被切分的场景被重构为一个整体。场景的切换无形中调动着受众的期待。另如云南短视频博主滇西小哥的作品《酸木瓜》，采用碎片化的叙事展示了酸木瓜不同的烹饪方法，制作出凉拌酸木瓜、泡酸木瓜等佳肴。相比直线性的叙事，碎片化叙事拓展了叙事空间，使故事内容更为立体。传统国产纪录片较少运用碎片化叙事，尤其历史类纪录片多以时间为单一线索展现事件的发展，因此无法多层次、多角度、多时空地叙事。

在實际运用中，整合形态和碎片化的叙事模式应当符合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Julian H.Steward）提出的“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的观点，“在个别的环境中修正其具有历史渊源之文化的适应过程。”应该坚持以故事为核心，不断找寻适合故事本体和叙述者的方式进行叙事。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中，作品以现代技术重现《兰亭集序》的书写过程，同期声被大量运用，且背景音乐与作品创作情境高度契合，加之《兰亭集序》文本本身具有的故事性，使得影片具有生动感人、扣人心弦的效果。

2.视角、角度生态位的“下降”。视角、角度生态位的“下降”是从全知到限知、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传统国产纪录片的叙事视角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如《河西走廊》《中国通史》等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叙述者与受众者不在同一水平位置，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形成生态隔阂，使其叙事产生距离感。同样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叙事视角由第三人称转向第一人称。在《天衣飞扬》中，叙述者从第一人称入手，以限知的视角对敦煌壁画“飞天”进行表述，代入感强，拉近叙述者和受众者的距离，弥合了两者的生态隔阂。但完全以第一人称叙述易使得纪录片主观色彩过强，因此，对于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即全知视角或限知视角的选择，应将主客观叙事方式进行生态融合，适时转换叙事视角以求再现故事全貌，完成“中国故事”视角生态位的有机统一。

当前“中国故事”的叙事通常带有宏大叙事的特点，解说词占时较长，尤其在国际传播中，大量依靠解说词叙事容易造成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理解障碍。因此造成“有中国，没故事”的窘境。“无故事”与微观叙事的缺失有关。微观叙事又被称平民叙事，指从平民切入叙事角度，让受众将个人体验融入故事，形成自我观感和价值判断的叙事模式。如短视频博主李子柒、滇西小哥等表现中国乡村生活的作品都是平民叙事的代表。李子柒的作品扎根于个人日常生活，视频内容以贴近生活的平民叙事来打动人心。在《蚕丝被》中，李子柒为奶奶缝补被子，织布做衣；
在制作爆米花时，捂住奶奶的耳朵以免其被吓到。视频除了李子柒与奶奶零星的几句四川方言，很少出现对话与旁白，镜头多以局部特征为主，故事的讲述有其内在逻辑性，使其能够在回避国际传播中语言障碍的同时，又以细腻的叙事手法展现中国故事的质朴温情。此外，宏观与微观两种叙事角度需进行生态结合。

即使是宏观叙事主题，从平民角度切入，也有助于受众情感需求的满足，从而促成叙述者与受众的平等交流。例如，纪录片《中国喜事》便是从普通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喜事文化这一宏大主题。又如李子柒生活化的叙事内容，在她的作品中小猫小狗也是主角，每当李子柒制作食物或衣物时，它们或端坐其身后，或跳起讨要食物。充满烟火味、生活化的原生态叙事生动再现了中国式的田园生活。平民叙事展现平民的生活故事，而生活故事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共同产物，易于促成二者的情感共鸣。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无论是叙事视角或角度，还是宏观或微观叙事，都旨归于“形象的构建”，平民叙事在多元个体向整体形象构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促成“平民形象”与“国家形象”的重叠与交融。

三、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自2009年起，至今已有十几年，研究成果颇多。但其研究总体注重经验性的指导，导致缺乏理论观念和规律性的指引，使得“讲好中国故事”鲜有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时至今日，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叙事文本或者一种广为接受的讲故事的“术辞”。笔者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形态，也并非是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型，而旨在以生态观理念全面、系统、真实地讲述中国故事，达到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

本文系2021年云南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文化生态学视阈下‘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叙事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1Y117）、云南大学2021年教改一般项目“大数据助力国际中文教学效能提升的实践与研究”（项目编号：2021Y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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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钱尔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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