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性及可接受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尾注副文本英译
高 秀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作为政治外宣文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习谈》”)介绍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治国理政及内政外交等的重要论述，“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为各国读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窗口”[1]。《习谈》的英译版本既要让西方读者正确了解中国，又要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传达、文本表述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习谈》的英译进行了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副文本在《习谈》英译中的作用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如，陈风华、刘春华借鉴图文翻译框架，考察了文本插图中图像翻译文本的修辞及对外宣文本传播的启示[2]；
陈双双则通过副文本分析了其对我国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构建，并通过对副文本分类考察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3-4]，认为“副文本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文本的接受与传播”[5]。然而，在《习谈》原文及译文中占相当比例的尾注副文本及其对文本的接受与传播所起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为方便普通大众的阅读和理解，《习谈》采用了具有“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作用的尾注形式对相关历史和文化背景、政治概念和表述等进行了补充性说明，三卷共702条。而在其英译本中，译者充分利用了副文本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功能，同样在每篇篇末使用尾注，三卷共675条。对此，笔者重点研究了《习谈》原文及其英译本中的尾注副文本，发现译者并未对原文的条目和内容进行直译，而是通过增添、调整、删减等方式对原文尾注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彰显了副文本与译者、原文、译本及传播语境间的张力。这是兼顾翻译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结果，体现了副文本对译文的接受与传播影响。
副文本是法国学者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概念，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界定，“副文本包含任何为文本提供评论、将文本呈现给读者以及影响文本接受的元素。副文本元素既可以以物质形式呈现，也可以以非物质形式呈现。呈现方式既可以附加在文本上(内副文本)，也可以与文本分开(外副文本)”[6]。副文本在文本中处于非主体位置，然而其对文本整体意义的生成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译入语和源语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等差异显著的译本中，其作用不应该被边缘化,“翻译作品如果不包含副文本，翻译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翻译，副文本翻译和译文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翻译文本”[7]。
美国学者阿皮亚(Appiah)借鉴人类学“深度描述”的概念首次提出了“深度翻译”概念，“即用厚语境的方法，在翻译文本中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以表现出源语言中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语境，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译者的意图相融合”[8-9]。通过“副文本”与“深度翻译”两个概念可以看出，副文本可以被看作“深度翻译”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深度翻译”也可被看作译文中副文本的一大特征。
根据“深度翻译”概念可知，其基本操作手段是“添加”，而注释是深度翻译的实现途径之一。当然，并非所有的深度翻译都只能使用“添加”这一翻译策略，还可以通过对原文已有副文本的翻译来实现。经过翻译之后，源语文本中的副文本起着“深度翻译”的作用。这种深度翻译并不像翻译过程中的“添加”那样具有强烈的可选择性，而是在翻译前就对译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限制作用。因此，此类译文的深度翻译主要是通过使用不同策略对原文已有副文本进行翻译来实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有副文本的原文进行深度翻译就只能局限于对该副文本的翻译，翻译过程中的“添加”仍然是译文深度翻译的有效方式。因此，对已有副文本的文本进行“深度翻译”时，译者的翻译策略就需灵活多样。
描述翻译学者图里(Toury)认为，翻译并非是规约性的，而是受译语文化中语言、文学、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对翻译具有约束力的“常规”(norms)。翻译常规决定着译者的翻译决策。图里认为，“较少牺牲译出语文化‘常规’的，对译出语文化来说，是一种‘足够的翻译’(an adequate translation);保留较多译入语文化‘准则’的，对译入语文化来说，是一种‘可接受的翻译’(an acceptable translation)”[10]200。译文一般都遵循源语规范，忠实原文内容和形式是翻译充分性的体现，而译者根据译文语言和文化规范对文本进行调整则是考虑翻译的可接受性。对原文中已有副文本的译介处理体现在要不要在译文中保留以及如何保留已有副文本，这是译者兼顾翻译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体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本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讲话、报告、答问、批示、演讲、贺信等专题。为方便大众阅读和理解，编者在每篇篇末添加了尾注，通过副文本的形式进行了“深度描述”，为不了解我国治国理政思想或概念的中外读者提供了相关政治背景知识。所列尾注既对国内外历史进行了追溯，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是对先辈领导人思想政治抱负的继承，也是对未来有理有据的展望。尾注的添加还为我国领导人引经据典、遣词造句等语言修辞风格的使用提供了文化知识支撑，展现出我国领导人深厚的文化涵养和历史底蕴。我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其间不乏哲理性思想，这些思想对现今社会发展富有启示意义。因此，领导人在讲话中适当引用，不仅可以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且可以丰富文本的语言风格。
《习谈》英译是西方读者了解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执政理念、中国国情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窗口。译本“采取了‘编’‘译’融合的办法以适应外宣需要”[11]。通过对尾注的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译者“编译”的翻译策略也体现在对副文本的操控上，并通过添加“-Tr.”进行区分，符合翻译学者曹明伦提出的“标记清楚，体例统一”[12]88的注释原则。
因为原文已有尾注，《习谈》英译必须对尾注副文本进行深度翻译。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行为，译者需要兼顾两套语言规范和文化形式，既要贴近源语及其文化，也需顾及译入语语言规范及其读者需求。因此，通过对副文本添加尾注的形式对《习谈》进行深度翻译，既要考虑翻译的充分性，也要尽量实现翻译的可接受性。廖七一指出，“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兼顾两极，达到两个抽象极端的理想准则”[13]。换言之，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不是绝对和谐的，译者需将两者视为对立连续统一体。
《习谈》原文在每一章章末附有尾注，而译者同样注重该形式在译文中的保留，在每章章末附加尾注，对历史元素、文化背景以及特定政治概念等进行阐释性说明。在行文布局及内容补充上遵循原文规范，是《习谈》英译翻译充分性的体现。而在翻译尾注的具体过程中，译者则需要根据文本语境、译入语文化及语言特点、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等进行翻译策略的调整，这是兼顾翻译可接受性的表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种翻译方法的运用：增添原文中没有的尾注条目，添加或调整原文尾注内容，删减原文尾注条目。
(一) 增添译文中的尾注条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符合中国国情基础上提出的，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符合中国政治需要的思想概念。因此，只有从中国文化规范出发的阐释才具有权威性，才能体现翻译的充分性。在《习谈》翻译过程中，译者显然意识到对此类表达进行深度阐释的必要性，并通过体例统一的标记范式“-Tr.”对其进行了增译，三卷共计28条，如例1至例3。
例1：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应该也完全能够为落实“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做出贡献。[14]25
译文：The United Front has its own strength and should contribute to implementing the Four-pronged Strategy.[15]24
原文通过尾注对“四个全面”进行了深度描述性阐释，然而译者除对其进行对应翻译外，还通过增添尾注的方式对“统一战线(The United Front)”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释，“This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union formed by various social political forces, including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a,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 and even ethnic group and nations, based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Tr.”[15]28。这段英文增译的含义是：“统一战线”这一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由列宁发展，在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中国特色。这一概念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要求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战线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民主及团结的表现。
例1选自《习谈》中的《2015年2月11日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要点》一文。文章指出与党外人士的谈话不适合照搬党内的交流方式。文中出现的“统一战线”一词即是对党外人士政治身份的尊重，又是从共同利益出发对其进行团结的表现，以实现共同推动“四个全面”目标的落实。“统一战线”是被历史证明过、符合中国不同时期社会需要的合法政治团体。译者通过增添尾注对其概念定义、组成成分、组织目标等进行了说明，是从中国社会语境出发，着眼于源语文化规范，对中国政治话语概念的翻译选择，是翻译充分性的体现。通过添加尾注达到对原文深度翻译的效果，既有效传达概念的意义，又避免了读者在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翻译活动中因相关知识缺失而导致的误读或曲解。
例2：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6]159
译文：We should continue to catch “tiger” as well as “flies”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of leading officials in viola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state laws as well as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problem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 people’s interests.[17]429
反腐倡廉中“老虎”“苍蝇”这两个隐喻在2013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出现。“老虎”指职务级别较高、位高权重的违法乱纪分子,“苍蝇”指职务级别较低的腐败违纪分子。这两个具有喻体作用的意象词至今已使用七年，且经常出现在反腐倡廉的政治话语语境中，中国读者易于联想其引申含义。因此，原文并未对这两个词做进一步说明。虽然在译入语文化中也有“老虎”“苍蝇”的意象，但并未有与公务员体系中大大小小的违法乱纪腐败分子相联系的用法；
而且在西方文化意象中，“老虎”通常象征勇敢、强大和战无不胜，如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ofInnocenceandExperience)中收录的《老虎》(TheTyger)就是一首热情赞扬老虎的诗歌，通过老虎这一意象表达了对革命力量的颂扬。“苍蝇”在西方作品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萨特的戏剧《苍蝇》(TheFlies)(1943)中的“苍蝇”象征纳粹，而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小说《苍蝇》(TheFly)(1922)中，“苍蝇”则象征在强大莫测命运控制下的弱小无力、任人摆布的人生。
在其自有的文化规范下，译文读者很难获得直译“tiger”以及“flies”所指代的深层涵义。因此，译者通过增添尾注“Referringtoseniorandjuniorofficialsguiltyofcorruption”[17]431，明确、清晰地向读者说明这两个意象所指本体，让读者在整体语篇和语境中深刻体会中国政府惩治腐败势力的决心，不管对象职务高低都同样对待，坚决处理。
在卷二的PromotetheFour-ProngedStrategy章节中，译者再次通过增译的方式向译文读者重复介绍了这两个意象的引申含义。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对新文本(卷二)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这一用法在他者文化中的印象，提高中国特色表达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用“tiger”和“flies”隐喻公务员体系内的违法乱纪现象和贪污腐败分子已为国际社会接受并采纳，如CHUAH L等在其论文TheFightagainstCorruption:TamingTigersandSwattingFlies[18]中就借用了 “Tigers”和“Flies”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来传达相同的指代意象。
“描写译学认为，译文的基本功能是给译语读者提供信息，既要符合译语的规范，也要符合译语读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背景。对译语社会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影响。”[10]198《习谈》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汲取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特色基本国情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未来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文化性等。在国内耳熟能详的新概念、新说法经过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后不一定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因此具有深度翻译作用的副文本可以补充原文无法传递的内涵，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老虎”和“苍蝇”意象通过《习谈》英译中的深度翻译而进入译语文化。这一翻译策略即是对译入语文化使用动物意象规范的适应，亦是两种意象用法对译入语文化规范进行影响的体现，充分体现了翻译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连续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副文本对译文的接受与传播影响。
例3：世界上热点问题不少，按下葫芦起了瓢。[16]251
译文：Seeking political solutions is the right path to address the seemingly endless 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 flashpoints. “Just when you press the gourd into the water, there floats the gourd ladle”[17]275
“按下葫芦起了瓢”暗喻国际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是对前面“问题不少”的承接及深化。作为中国民间俗语，中国大众对其耳熟能详，不难得其义。即便西方读者了解“葫芦(gourd)”这种植物及其特性，但由于其文化中缺乏对“瓢”这种意象的认识，因而也就无法想象“瓢”在水中的状态，更无法理解这两种意象与“问题浮现”的联系。因此，译者通过增添尾注向译文读者进行了说明，“A traditional Chinese saying that means ‘tackling one problem only to find another emerging’ —Tr.”[17]276。这种俗语引用加内涵注释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传达了源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内涵，清晰传达了文本意义；
另一方面也帮助国外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普通事物的丰富联想力，促进译入语读者形成对多样性文化规范的尊重，“关注其他民族现在真正有多么不同的特点或曾有过多么不同的特点”[19]。
(二) 添加或调整原文尾注内容
由于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当原文中已存在深度描述性的副文本内容，深度翻译的具体操作途径就不仅局限于“从无到有”的“添加”过程，译者还可以根据语境发挥主观能动性，确定具体的可实施的操作方法。《习谈》英译中有181条尾注，这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策略进行选择的表现，其中包括为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而进行的“深度信息调整”，即对原文中的深度描述内容进行信息调整，这既是翻译充分性的体现，又是翻译可接受性的要求，如例4至例5。
考虑到切割电机在切割时的平均电流达到1.0 A，那么电机驱动芯片应选择连续输出电流较大的芯片。通过对比，本文选用摩托罗拉公司的电机驱动芯片MC33887DH。MC33887DH是一款带有负载电流反馈的H桥芯片，通过内部的控制逻辑、电荷泵、门驱动电路以及低导通电阻的输出电路可以方便地实现直流电机的控制[11]。
例4：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守“三严三实”。[14]45
译文：All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15]46
原文选自2016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题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讲话。“三严三实”是对党员及干部修身为政、作风廉洁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4]46。对此，编者亦以尾注形式在原文中进行注解。译者忠实于原文形式规范，同样通过尾注进行了阐释性翻译，以便让译文读者获得相应文本信息以实现翻译充分性。同时，译者对原尾注内容进行了额外添加，即“These were set by Xi Jingping”[15]48，利用深度翻译向译文读者介绍此概念的倡导人。
在此语境之下，译文读者的理解就会从文本内容本身扩展到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了解和认知上。《习谈》的出版说明指出，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将其写入党章并随后写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些新论述、新思想、新要求的提出同样是“与时俱进”的表现。译者对已有的尾注内容进行增译，是为了向译文读者说明中国领导人从严治党的决心，在实际行动上代代相承并各具特色。这也是对本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Stay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andContinueMarchingForward)的明确呼应。
为更有说服力地体现不同时代、不同领导人的思想，译者还在同篇尾注中通过增译来实现深度翻译。通过增添历届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及胡锦涛的政治主张，即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和主要倡导人进行阐释，让译文读者能够更直观地对比历代中国领导人的创新和努力。
例5：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4]314
译文：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an’s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electedWorksofMaoZedong, Vol. III, Eng. Ed.,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65, P.78.”[15]350
原文通过尾注说明了引文的出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由此可以看出该深度描述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译文也通过尾注实现了形式对等，然而译文内容却并非是对原文的直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译文中的年代、页码和出版社都有变化。译文出处的年代与原文不同是因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其在1965年关于人民文艺工作的讲话内容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社也并非原文出处的“人民出版社”，而是“外文出版社”。因此，《习谈》虽然是对新时代领导人讲话内容的收录，但译者对已有英译的引用选择沿用已有译文，这样既节省了再次翻译的麻烦，也体现了每一代领导人思想和关注点之间的传承。《毛选》的英译已成为译入语语言规范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的一部著作。通过尾注将译文读者指向其已知或易得的文本，是译者为翻译可接受性所做的选择，也是对译文的接受与传播效果的巩固。
注释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获取足够的信息并助其正确理解文本，因而翻译不能偏离这一目的。未经核验的“照搬”性直译，只会将译文读者引向另一个陌生的原文，进而与注释的翻译目的南辕北辙。因此，对原文尾注内容进行调整，充分利用译入语语言规范中的已有对象,不仅体现了对原文的忠实，也使文本内的副文本尾注充当了桥梁作用，将读者引向文本外的副文本“SelectedWorksofMaoZedong”，为专业读者提供了互文性的参考信息及研究方向，更利于新旧译文的传播。
(三) 删减原文尾注条目
“译文的注释原则取决于译者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的正确判断。”[12]88《习谈》表现出中国领导人博古通今的人文素养。译者对原文中出现的西方历史文化或人物引用的处理需要充分考虑读者接受力，以及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不同需求，如例6。
例6：《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14]317
译文：TheepicsofHomersing praise of such virtues as bravery, justice, unselfishness and diligence.TheDivineComedy,Decameron, andTheLifeofGargantuaandPantagruelprotest against medieval asceticism and obscurantism, and voice a yearning for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15]346
《荷马史诗》《神曲》《十日谈》《巨人传》属于欧洲文学的代表及经典作品，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力，属于西方文化规范范畴，其在传入中国后也以中译本形式流传。但由于原作深奥晦涩，在中国的普及性很难与本土经典相提并论；
且这四部作品由三个国家的四个不同作者所著，体裁各不相同，相关文化背景不一定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因此，原文编者通过尾注对每一部作品都做了“深度描述”:“《荷马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古希腊史诗，相传由荷马所作。”“《神曲》，意大利诗人但丁所作的叙事长诗。”“《十日谈》，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作的短篇小说集。”“《巨人传》，法国作家拉伯雷所作的长篇小说。”[14]322具有“深度描述”性质的尾注与文本中相关作品主题的概括为原文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西方文学知识，真正做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4]315。
对此类源自西方的文化内容，译者要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进行正确判断。正如《论语》在中国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以上所引四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及文化中属于经典作品，尤其是《荷马史诗》《神曲》与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Lost)并称为“西方三大史诗”，观其名便可知其所指文本、作者、体裁等。因此，译者虽保留了尾注形式以体现深度翻译特点，但也只是给出了与各作品相应的作者，“Written by Dante Alighieri (c. 1265-1321)” “Written by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Written by Francois Rabelais (c. 1483-1553)”[15]351，以防因作品同名引起的目标指向错误。与之对应，译者在译文中对原文中约60条具有“深度描述”性质的尾注条目及内容进行了删减。通过删掉对于译文读者来说略显赘余的体裁的详细介绍，既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学贯中西的学识，也表现了对译入语文化规范的理解和尊重。
《习谈》英译者注重副文本在外宣翻译中发挥的作用，并通过尾注的形式对其进行深度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已有尾注进行增添、调整和删减，彰显出副文本与译者、原文、译本以及传播语境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是兼顾翻译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结果。
整体而言，译者通过尾注对文本进行深度翻译是忠实于原文语言规范和形式规范的体现，是对翻译充分性的考虑。在具体翻译过程中，首先，增添原文中没有的尾注条目和内容，达到“增厚加重源语及其文化的氛围，深入其文化内涵，尽可能让源文化的信息、色彩和程度增量”[19]的效果。其次，对原文内容进行调整。一方面，译者向译入语读者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兼顾了译入语语言规范，在避免重复翻译的同时尽力体现中国政治思想的传承性；
另一方面，译者充分发挥了文本内尾注副文本的桥梁作用，将读者引向文本外的副文本，即历史上已有英译文本，为专业读者提供更多语境信息。再次，删减原文尾注条目及内容，体现出对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关照及对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的重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在摸索发展中得出的政治行动指南，其相关概念、理念与论述是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体现，其外译也是中国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路径。作为政治外宣的重要载体，《习谈》英译本的内容，包括副文本及其范式选择并非率性为之，译者对注释等副文本的使用能够直接影响译文的接受和传播，是为实现翻译目的而精心考量的结果。
猜你喜欢可接受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充分性法律论证理论对提高裁判可接受性的启示——基于“昆仑燃气公司案”的分析法律方法(2022年1期)2022-07-21Liénard方程存在周期正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2期)2020-09-08《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特色浅析青年文学家(2017年29期)2017-11-08再谈高三化学讲评课的实践与探索成长·读写月刊(2017年7期)2017-07-13方法论意义下的法律解释目标法制博览(2017年4期)2017-05-20构建充分性语文课堂涵泳初中生核心素养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6年31期)2017-05-05从意向性与可接受性的角度分析话语交际长江丛刊(2016年26期)2016-10-31英国热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环球时报(2015-05-08)2015-05-08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的再证明财经科学(2014年10期)2015-04-21法国作家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环球时报(2015-03-06)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