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晋陕农村调查”

孙浩轩 李浩异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深入基层，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其中，张闻天在1942年组织“农村工作调查团”开展的“晋陕农村调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共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调查活动之一。

一、以补课的心态奔向田野

1941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全党上下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号召党员干部进行调研与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整风运动密切相关。整风运动是一场统一思想和行动的运动，要解决一段时期内在党内流行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而这一切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缺乏整体性把握。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的，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基本国情，思考中国革命所处的具体环境，才能更好改造主观世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整风过程中，反思自己在早期犯过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认识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为了补好这门课，他主动要求去基层农村调研。按照他的说法，“我好好地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此外，张闻天的基层调研，也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农村政策。1942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政策确定下来后，如何落实？群众工作如何做？党员干部在执行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需要深入边区农村的田间地头进行考察和分析。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化名张晋西）带领由刘英、雍文涛、薛光军、曾彦修、尚明、徐羽、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9名干部组成的调查团从延安杨家岭出发，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这次农村基层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2月18日到1942年4月12日，调查了神府县8个自然村。生产力状况是这个阶段调查的重点，张闻天亲自到贺家川的农户家中和农民拉家常，对农业生产中的人力和畜力的使用状况、农具的类型、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等问题做了详细的了解。之后，他将分派到其他自然村的同志的调查资料做了汇总，并组织调查团成员进行座谈，在此基礎上撰写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第二阶段，从1942年4月13日到1942年9月10日，调查地点是晋西北兴县碧村等14个自然村，调查的重点是土地问题。张闻天亲自制定调查方案，设计调查表格，要求按户进行调查。尽管因反“扫荡”的严酷形势，调查活动经常被打断，调查团的成员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根据安排，张闻天负责调查碧村和任家湾。在这两个村子里，他重点调查村民和土地的占有关系、租佃状况，写就了《碧村调查》一文。之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一系列专题座谈会，探讨阶级关系、土地关系、租佃关系、村政权工作等问题。在兴县调查结束时，张闻天写出了《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此时的他，对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和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观点。第三阶段从1942年9月到1943年2月，前期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地主调查，后期在米脂县城和绥德县西川村、双湖峪村调查工商业。在米脂县，张闻天敏锐地发现杨家沟是研究地主经济极具价值的样本，小小村子里集中了上百家马姓的大中小地主。调查团对此地的收租、典地、雇工、高利贷等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最后，由马洪执笔，张闻天修订，撰写了《杨家沟地主调查》。这个调查以完整细致的文献资料为基础，通过深刻的剖析，呈现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和本质。

二、“勤”字当头，“俭”字打底的调查作风

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张闻天，一生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在调查过程中，他同样“勤”字当头，将之视为首要的工作态度。无论旅途有多劳累，条件有多艰苦，每到一地，张闻天首先召集干部了解情况，制定调查方案、工作计划，然后和其他同志分组到具体的调查地点驻点调研。张闻天认为，“只要我们肯动眼、动口、动耳、动手、动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成绩。”他对“勤”的执着以具体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同志，成为调查团工作中的集体风气。在纪念“张闻天晋陕调查50周年座谈会”上，当年参加调查的马洪说：“张闻天强调的调查方法之一，就是要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到一地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从一个人一个人的调查做起，然后再以村镇为单位，这样由下而上地进行调查。”

张闻天在长期的工作中亲自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总结、讲话稿、调查报告，留下了很多工作笔记和日记。在整个调查期间，张闻天写了4本调查笔记，共500多页，约20万字，仅笔记中记录的调查对象就有100多人。他还经常召开干部会议，现存的讲话记录有10篇，2.4万余字。此外，他还起草和修订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等多个调查报告。张闻天还有写调查日记的习惯，在此期间留下了调查日记一本，共记录了243天的调查活动情况，约3万字。在繁忙的调查工作中，能够留下几十万字的调查文字，足见张闻天勤勉忘我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张闻天曾经把此次带领调查团进行农村调查比喻为“唐僧师徒再度西天取经”，可见他对调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明他有着不畏艰苦，恶衣粝食，力行俭朴的决心。1942年4月12日，张闻天带领同志们离开神府县，赶赴兴县。此时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日军频繁的“扫荡”和封锁下，根据地军民都过着艰苦的生活。张闻天在调查期间，正常餐饮都很难保证，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因此，在途中，调查团的事务长出于关心，在小店里给张闻天买了两个“干粮”（土点心）让他吃。张闻天拒绝了，很严肃地教育这位同志，在抗战期间，群众生活都很艰苦，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最终让事务长把食物退了回去。

三、探本穷源，唯真务实的求知态度

社会调查研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首先要求所获经验材料的真实和完整，这就需要调查者用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调查对象。据马洪回忆，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特别强调所获得的调查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他总是口问手写，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每一个有用的数字、素材，事后及时整理研究，发现了问题，再到群众中调查。他总是谦虚诚恳地请教乡、区、县的干部，询问他所调查的材料是否属实，他所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为了解地主经济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张闻天从当地的开明地主马维新家里借来了自道光年间以来近百年，记录马家买地、典地、放贷、收租、雇工等经营活动的账簿。他亲自翻阅，核算数据，马洪打算盘，刘英帮着抄材料，忙了几个月，这种探本穷源的态度终于铸就了该调查报告极高的学术价值。张闻天对他能了解到的一切事物都充满着兴趣，分析这些零零碎碎的现象，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真相。比如，了解一头好牛、普通牛、小牛、小驴、普通驴各能够耕种多少地，喂养牲畜能产生多少肥料后，认为牲畜的饲养，不但给农民带来畜力和财富，还能够产生宝贵的粪肥。为了解农村贸易情况，张闻天还专门带马洪和刘英去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集市上有专养公驴来配种的，了解到配一次种居然要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被当地人视为“贱业”。张闻天告诉县里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鼓励多养配种公驴，要打破旧观念，要尊重他们，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张闻天在1940年发表的《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中曾经指出，“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在对调查资料的研究中，他始终用实事求是、唯真务实的态度对待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对农村各个阶级人口与土地关系、农具和畜力使用、借贷、雇佣等现象的调查，张闻天发现抗战以来农村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地主阶级被削弱，富农在数量上增加，中农、贫农数量增加，工商业向农业生产方向转移。据此，他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式资本主义政策。认为，中农是主要生产力，所以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
农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完全依靠于他人财富的合理分配上，而应该主要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上来寻求改善民生之策。

四、调查方法的灵活运用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调查实践，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探索出多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调研方法。在此次晋陕农村调查中，张闻天总是能够根据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征，选择恰当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策略，获取调查资料。他使用的调查方法包括调查会、党支部会、讨论会、群众大会、群众交谈、干部交谈、人户家访等。为了更有效地获得信息，张闻天时刻注意调查策略的运用。他要求调查人员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时间来制定合理的调查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產、不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尽量利用农民午休和晚上时间，农闲时尽量抓紧时间进行调查。初到一地，不容易打开局面，就先开始调查几个人，或者与干部接触，让他们在了解调查内容后帮助工作。张闻天还曾特别强调在与群众谈话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谈话不要采取像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为最好”。

实际调查方法的选择要兼顾科学性和现实条件。抓住典型进行调查体现了张闻天在艰苦的条件下对调查方式的灵活选用。如他所言，“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取典型来研究。”“典型选择的愈好，则其得出的结论就愈有普遍性。”这次调查选取陕北和晋西北两地，因为它们分别是当时经过土地革命和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代表着边区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土地性质。此外，张闻天根据不同的调查目标，选择具有典型性的调查地点，例如，去神府县调查农村生产力，在米脂县杨家沟主要调查地主经济，绥德的调查偏重工商业，对兴县的调查集中于土地问题。最终，把这些调查集中在一起，就拼接出了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整体样貌。

确定了调查地点后，张闻天创造性地使用了深度融合式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与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里提到的“亲密接触”的调查方法以及经典社会研究方法理论中所说的“融入式观察”不谋而合。费孝通曾如此解释过所谓的“亲密接触”：上到村长，下到算命瞎子，甚至连村子里最凶的狗都不冲你叫了，这才算是亲密接触了。张闻天下村调查，都住在农户家中，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村口院落，都可以看到他与农民群众交谈的身影。据同行者回忆，张闻天虽然“文质彬彬却很能吃苦，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时还会下乡帮助群众劳动，给农民砍柴、打稻”。他亲自调查的几个村子，几乎每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没有人不知道张团长。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记录了他的真切体会：“只有同农民交朋友，甚至成为农民家庭的一员，他们才能对你说真话、讲实话。”通过亲自参加任家湾村政权的选举，张闻天敏锐地发现了民主性不够、群众选举热情不高、妇女多不参选，以及乡村干部包办民主选举等问题。

与调查者交心，体谅他人，尊重地方民风民俗，才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得到调查者的帮助。张闻天不但对贫下中农态度谦和，而且对地主阶级分子也是礼遇有加。在杨家沟调查地主经济时，他差不多每个地主家都去过了。哪一个地主开明些，他就与他多谈，交朋友。他曾安排曾彦修、尚明等人住在地主马维新家的四合院里。曾彦修20多岁，年轻活泼，喜欢唱歌。有一次，他的歌声被张闻天听见了。张闻天很快叫马洪前来告诉他：“这个院子里设有灵堂。马维新先生的小少爷是国民党空军，抗战初期在同日机作战时牺牲了。唱歌可能引起主人不高兴，要唱散步到村外去唱好一些。”曾彦修和尚明果然发现，在这个四合院内，有一正中的小房间，里面阴森森的，桌上摆着香烛、油灯、馒头等，正供奉着一张头戴国军军帽的人像。由此，他们对张闻天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表现出的修养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不但使得中央对边区的农村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关系有了全面的把握，而且对其本人思想作风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此次调查历程及所形成的经验，作为中共农村调查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今天对党员干部的调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正如毛泽东所说：“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轻松了。”张闻天也感受到：“这一年来的农村调查，接触了许多新鲜的、生疏的、广阔的、生动的、充满光与热的东西，从而受益匪浅。”张闻天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够暂停其它工作，抽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深入田野，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向基层群众请教问题，虚心学习，了解民情，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求真务实的风范和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态度。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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