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历史的大象

文 刘卓军 魏蕾（北京）

认真、客观、实事求是地采集、整理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档案记录之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历史像一头披着面纱的大象。

由于个人具有的局限性，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往往犹如盲人摸象一般。

自从有了档案，人类找到了回顾历史的一种方法。透过《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这部以楔形文字流传下来的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可以窥视到几千年前人类文明曾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能对当今社会的进步状况及未来应更关切的问题之认识等得到有益的感悟。

历史大象能否被容易地辨识，主要是由档案资料的质量所决定的。就这个意义来讲，每年6月9日的国际档案日对呼吁社会成员应更加重视档案问题起到了年年讲的作用。当然，为了能让后人通过一份份真实的档案资料，摸到尽可能完整的历史“大象”，对于档案及档案资料（包括相关数据和信息）的高质量之重要意义需要经常讲、反复讲。

对历史的解读可以仁者见仁的有所不同，但档案资料采集整理过程中的客观性和尽可能的完整性却不应受到智者见智的影响。“回顾历史，品鉴当下，展望未来”将是各个历史时期文明与进步的永恒话题。

坚持和追求创新是当下高频率谈论的话题。要高质量地实现创新发展，社会必须对技术及科学发展的历史有更好的理解，对科技发展的趋势有恰当的判断。为此，剥去神秘性，通过档案资料更生动地认识和了解科学的进展和科学家的精神将有非常大的帮助。本文以下欲让读者认识两位中国数学家。

苏步青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是位长寿数学家，活了101岁。2001年，另一位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写了一篇文字，“向百岁苏老致敬”，既表现了数学家之间的情谊也让我们对苏老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

吴文俊写道：“国家自然科学奖，是我国在科技基础理论方向最重要的奖项。但自1956年颁发以来，长期陷于停顿，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其中一次，经几度评审，以陈景润为主关于哥德巴赫问题1+2的成果已被评定为自然科学一等奖。为了对评奖工作慎重起见，又多了一次更高层的重审。”吴文俊继续写道：“会上有人提出，陈景润得出1+2就给以一等奖，如果做出了1+1，又该咋办？问话声音刚落，苏老就说，‘特等，特特等’。语音斩钉截铁、铿锵有声。之后，会上对陈景润等得一等奖，再无异议”。

哥德巴赫问题有那么重要，那么有意义吗？有！是的，它叙述起来非常简单，很容易。但攻克起来，却非常困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二百八十多年前的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了这个猜想：任何一个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整数的和，而且这两个数都是素数，俗称1+1。

一般说来，把一个偶数写成两个整数相加的形式有多种可能。例如，8可以写成2加6，3加5或4加4等。其中2加6中的2是素数，6不是素数，是2和3的乘积；
4加4中的两个数都不是素数；
而3加5是两个素数相加，符合猜想的陈述。这个问题吸引了全世界众多有才华的人。同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促进了数学理论和方法本身的发展。陈景润的工作是最接近解决这个猜想的结果，他证明了：任意一个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整数相加，其中的一个是素数，另一个或是素数，或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就如同8等于2加6和3加5那样。陈景润的成就被通俗地解释成1+2，至今无人超越。

改革开放之初，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从事研究时展现出的拼搏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千千万万有志向的青年学子。他的成就及水平是世界级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实至名归！如果今后真有哪位中国数学家彻底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即证明了1+1，完全可以如苏老指出的那样，值得获国家特等级别的大奖。

吴文俊在向苏老致敬的文字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也值得转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数十年积蓄起来的科技力量受到沉重打击，科技人员也饱受劫难。在文革末期，苏老去造船厂接受‘再教育’，苏老凭着他对几何学的深厚修养，对船体放样中卡脖子的舰艏曲线光顺问题，提出了依据仿射不变性的光顺条件与实际措施。这不仅为数学的应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并为新兴的计算几何增添了一个新篇章”。透过这段文字，我们看到，苏老除了对基础理论高度重视和赞赏外，对实际问题和应用研究同样有激情有责任，即使在逆境中也是如此。今天，在技术上我们仍然有大量被卡脖子的问题。应如何应对这个长期存在的挑战？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真的要像苏老那样，要有定力，要把基本功打得更扎实。因为，表面上是技术攻关问题，但实质上还是人的能力问题和基本理论素养是否深厚的问题。

通过档案的视角，认识一下写出向苏老致敬文字的吴文俊，同样会得到很多启示。

1985年，当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吴文俊撰文为刚刚刊发不久的数学期刊《数学译林》进行推荐，希望刊物能做到雅俗共赏，为中国数学发展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发挥出作用。其中，他讲到“我自己既是数学中的雅士，也是数学上的俗客”，可见他的胸怀。

1947年，吴文俊的第一篇数学文章发表在国外，同年他赴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求学。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因在拓扑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吴文俊转赴巴黎继续做了近两年的研究，取得了推动国际数学前沿领域发展的重要成果。

吴文俊的确是数学研究中的大雅士。1950年在美国召开的第11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有多位数学家在报告中提及、引述、介绍和评价了吴的成果。吴文俊的成就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包括了对他在法国学习和工作期间的同窗好友塞尔和托姆产生了影响。而这两个人后来分别在1954年、1958年的第12届、第13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都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1951年已经回国的吴文俊，则在1956年我们国家第一次颁发国家级科技奖励时获得了一等奖，吴老的获奖当之无愧。

数学大家的眼界是宽阔的，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吴文俊院士敏锐地注意到计算机对于科技进步和数学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已年近花甲的他从学习计算机编程语言开始，以所具有的深厚数学功底为支撑，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究的新方向，并首先在几何定理计算机自动证明上取得了突破。这些均已载入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史册。

不妨让我们品读一下吴文俊45年前的一段话吧：“对于数学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方面是计算机对数学带来的冲击。在不久的将来，电子计算机之于数学家，势将与显微镜之于生物学家，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那样不可或缺。现在的计算机通过小型化而成为每个数学家的‘囊中之物’，这一设想势将成为现实，数学家们对这些前景必须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

透过档案看历史，抚摸历史大象，汲取前进的力量，意义何其重大！但无论如何，首先大象得在那儿。全部的档案就是历史的大象。毫无疑问，认真、客观、实事求是地采集、整理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档案记录之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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