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效能感在急性胆囊炎术后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张敏
(商丘市长征人民医院 外科，河南 商丘 476000)
目前，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是治疗急性胆囊炎(acute cholecystitis，AC)患者的重要手段，其在腹腔镜直视下剥离粘连组织、切除病灶，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体征[1]。但因AC起病急、突然发作，患者难以知晓其发生、发展过程，导致适应力、接受力较差，外加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具有侵入性，部分患者术后应对方式存在一定问题，倾向于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而AC术后患者选择消极应对方式会造成患者对疾病漠视和淡化，削弱其治疗依从性，进而造成疾病不良转归[2]。因此，关注并谋求AC术后患者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确保手术疗效、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具有重要意义。有相关研究表明，患者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可获得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使其术后多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方式[3]。另有研究表明，患者社会支持度与其自我效能感有关，社会支持度低会打击患者疾病康复自信心，伴有孤独感和失落感，自我效能感弱，而患者自我效能感弱则会使患者认为疾病的转归取决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力量，怀疑自己控制疾病的能力，从而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4]。由此，推测自我效能感在AC术后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有中介效应。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分析自我效能感在AC术后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1.1 研究对象选取2018年5月至2022年5月商丘市长征人民医院收治的115例AC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中男38例，女77例；
年龄44～67岁，平均(55.45±4.25)岁；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61例，中专或高中及以上54例；
疾病类型为急性结石性胆囊炎109例，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6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入选标准(1)纳入标准：①AC符合第9版《外科学》[5]中的诊断标准，且经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证实；
②具有手术指征，接受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治疗；
③年龄≥18岁；
④患者意识清楚，非文盲能理解问卷调查内容，可配合本次研究。(2)排除标准：①近期发生严重负性生活事件，如亲人罹患严重疾病及丧亡，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经济严重损失；
②伴有精神疾病；
③伴凝血功能障碍；
④合并肺、肝、肾功能不全。
1.3 评估方法
1.3.1社会支持度评估 于术后1 d，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6]评估患者社会支持度，该量表共12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维度、朋友支持维度、其他支持维度，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7点法赋值(1～7分)，总分12～84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越高。
1.3.2自我效能感评估 于术后1 d，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7]评估患者自我效能感，该量表共包括1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1～4分)，总分范围10～40分。评分越高表明患者自我效能感越强。
1.3.3应对方式评估 于术后1 d，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8]评定患者的应对方式，Cronbach’sα为0.857，共20条目，包括积极应对(12个条目)和消极应对(8个条目)2个维度，采用Likert 4评分法(0～3分)，将结果划分为积极应对得分(总分范围0～36分)与消极应对得分(总分范围0～24)，计算患者消极和积极应对方式标准分，公式如下：
Z=(x-μ)/σ。
式中Z为应对方式标准分，x为分量表因子分(分量表应对方式总分/分量表总条目数)，μ为分量表样本的平均值，σ为分量表样本的标准差。应对方式倾向评分值为积极应对标准分(Z1)减消极应对标准分(Z2)的差。应对方式倾向评分值>0判定为趋向于积极应对，<0判定为趋向于消极应对。
1.4 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者在取得患者同意后，告知患者本次研究的目的及具体步骤，由患者独立完成问卷。数据录入采用双人录入，杜绝遗漏、重复。
2.1 AC术后患者PSSS评分、GSES评分、SCSQ评分及相关性术后1 d，115例AC术后患者PSSS评分为(56.42±4.48)分；
GSES评分为(24.54±3.75)分；
SCSQ积极应对评分为(26.28±2.31)分，消极应对评分为(17.24±2.17)分。经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分析检验，AC术后患者PSSS评分与GSES评分、积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r>0，P<0.05)，与消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r<0，P<0.05)；
GSES评分与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呈正相关(r>0，P<0.05)，与消极应对方式评分呈负相关(r<0，P<0.05)。见表1。
表1 AC术后患者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r(P)]
2.2 AC术后患者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23，中介效应占比为35.8%；
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消极应对方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21，中介效应占比为27.3%。见表2。
表2 AC术后患者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手术是AC的重要治疗手段，疗效得到临床肯定，但因个体差异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术后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自我管理能力差，造成术后恢复缓慢。因此，关注并促使AC术后患者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十分必要。相关研究指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急性病患者获得精神、物质上的支持，其在治疗后多选择积极应对方式，反之则多倾向于消极应对[9]。另有相关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度低会导致患者对疾病耐受度低，自我效能感弱，而自我效能感弱的患者易逐渐产生习得性无助，对疾病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10-11]。由此推测，社会支持可能会通过影响AC术后患者自我效能感来对其应对方式选择产生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AC术后患者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积极、消极应对方式间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35.8%、27.3%，即AC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有部分是影响其自我效能感的来对患者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究其原因：社会支持度低的AC术后患者难以获得医护人员、家人、亲戚、朋友等足够的照顾与情感支持，导致其因疾病和手术创伤所引起的心理上的困惑或威胁无法获得有效的排解，会阻碍应激性事件转化为心理正性反应，易导致患者产生过多消极情绪，尤其可加重术后抑郁、恐惧情绪，难以善于利用外部支持来应对当前困境，从而术后应对方式多选择消极应对，而较少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低社会支持患者因缺乏社会支持对应激事件的缓冲作用，容易导致患者个人情绪趋向失控，无法了解自身的能力范围，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否定自己疾病的转归取决于自己的行为，逐渐丧失治疗信心与期望，严重损伤患者自身的内控性，难以进行有效改善自身焦虑、抑郁情绪，故多抗拒、逃避积极的反应和改变，选择消极应对方式[12-13]。而当患者具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度时，其可从家庭成员、配偶、朋友处获取足够的生活、精神、经济支持，有利于正向重构疾病的认知，更好地唤醒个体内在专注力，调节自我情绪、适应身体不适症状，为术后康复作出积极改变，同时可保持其自身长时间的积极情绪，在术后疾病康复的相关护理中更加有激情、自信，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可帮助患者减轻术后的应激反应，对疾病及疾病带来的生活不便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更能够充分地评估自身能力与社会资源，使其更好适应当前困境、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促使患者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尽可能向预期目标行动[14-15]。因此，提高AC术后患者的社会支持度、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能够有效促使患者选取积极应对方式。
综上所述，自我效能感在AC术后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临床应对此类患者加强社会支持，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进而促使其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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