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政策初衷与实践困境

焦中宁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21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高校受助学生规模达到3925.77万人，资助金额1450.40亿元，寒门学子阶层迁跃离不开国家资助政策有力支持。2007 年以来逐步建立完善的高校资助政策体系，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提供了多渠道物质保障，高校资助作为教育精准扶贫主要手段，在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资助育人话题更加引发关注，关注的焦点在于资助育人在促进教育过程公平中的作用如何体现？资助政策为何要以育人为目标导向？资助政策实施过程效果与政策缘起初衷是否吻合？为进一步澄清这些疑问，需要通过资助政策体系梳理与运行机制分析，揭示政策初衷与现实背离的事实表现、成因解释及化解策略，以厘清和破解资助育人体制障碍为政策改进突破口，为提高资助育人成效的问题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新视角。

本文从资助育人效应事实和影响差异揭示资助育人政策缘起，从资助育人功能属性和目标内涵阐释资助育人价值意蕴，从资助育人导向偏误和体制障碍剖解资助育人执行约束，从资助育人政策效果和执行改进审视资助育人实施结果，从资助育人模式创新和评价优化提出资助政策转型路向。最后，根据研究主题的领域特征和现实需求，针对研究局限提出研究展望。

资助政策通过物质纾困实施学业支持的行动逻辑，使得资助-育人关联效应研究备受关注，资助育人效应体现在资助政策借力教育扶贫手段对人才培养产生贡献，资助育人效应事实为资助育人政策设计和执行提供了现实依据。现有资助育人效应研究指出了资助政策育人效应的基本事实，资助政策实施能够促进思想认识转变，引导学业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学业表现结果。由于资助育人的评价标准和测量维度不一致，或者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问题，都可能导致资助育人效应正负向影响差异的研究结论，这将进一步引发学界对资助政策体系与运行机制适配问题的探讨，通过政策科学设计与实施检验育人效应事实，以尽可能强化资助的正向育人功能，有效规避负向阻滞影响。

（一）资助育人的效应事实

国外资助政策体系以助学贷款为主，关于资助政策育人效果研究侧重于助学贷款对资助对象学业表现如学业完成度与学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资助政策实施对学业行为产生影响已成不争事实，但具体正负向关系争议莫衷一是。普遍性观点是，学生资助能够缓解经济压力，促进学业与社会之间整合关系，减少辍学率，从而促进学业发展［1-3］。国外助学贷款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实证检验了不同资助政策类型与实施方式导致的学业表现差异，而且不同研究方法和数据导致研究结论迥异。Alon 研究资助与学业完成关系时发现，采取多元回归方法，资助与学业完成是负相关关系，采取工具变量后，资助与毕业率之间则呈现正相关关系［4］。Cabrera 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资助对学生持续学业的影响路径，发现资助对学生学业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并存［5］。Satater使用美国公立精英大学的数据研究发现，奖助学金均与学业成绩正相关，而奖学金对成绩的正向作用更明显［6］。

国内资助政策体系较为丰富完备，资助政策育人成效研究更多从思想品质、学业成绩、就业结果等维度考量，资助正向激励效应成为政策实施的动力来源。资助对贫困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具有促进作用［7］，可以显著提高人际交往能力［8］，实现知识、技能及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提升［9］。杨钋利用三省19 所高校的学生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资助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与课程不及格负相关，与课外学习时间正相关［10］。资助政策促进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在于：缓解经济压力、强化学术参与、提高专业兴趣、促进社会融入等［11］。资助对象学业表现受到激励，因而对就业机会、就业起薪、职位发展和就业满意度产生促进作用［12］。

（二）资助育人的影响差异

根据资助性质、方式、项目高校资助政策分为不同资助类型，针对不同资助群体和育人维度，当前学者按照资助类别开展了育人效果调查的差异化研究，得出了不同类别资助将产生正负向育人功能的截然相反研究结论。以奖励典型为目标的国家奖学金、以有偿资助为目的的生源地助学贷款、以劳动换取报酬的勤工助学等不同类型资助方式对学业能力影响结果不同［13］。资助政策育人影响的负向功能引起广泛关注，负向效应体现在学业行为倒退以及诚信品质歪曲，资助育人影响差异将引发资助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从资助政策体系设计入手，剖解资助育人效应差异生成原因，通过优化顶层设计以提高政策科学性。

资助政策负向影响体现在助学贷款对学业成绩具有持久的可预测的消极作用［14］，它并未改善资助学生学习成绩，反而增加了偿债的生活压力，延长了校外打工时间，被刺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15］。资助政策育人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申请资助但最终未被认定为贫困生的这类群体在政策满意度、学业发展能力、社会活动参与和规范意识等方面均显著低于通过认定的贫困生，说明资助对象识别精准性对育人效应的前提性作用［16］。在政府政策宣传和社会舆论助困呼吁下，物质条件匮乏成为贫困生身份的标签式特征［17］，这种声誉困境很可能引发高校帮困资助的“反向歧视”，让受助群体自尊心受挫［18］。资助工作监管惩罚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缺失，容易引发违背诚信伦理的道德风险隐患［19］，资助政策对资助学生学业发展的激励作用不够显著，他们的诚信感恩品质需要提升［20］。

高校资助具有物质纾困与精神支持的双重属性，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不断深化的趋势下，人力资本理论使得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从而拓展了高等教育过程结果公平的政策实践空间。关于资助育人价值意蕴研究，从资助政策演进趋势和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出发，提出了资助政策提升人力资本的功能定位，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内涵，体现出资助政策以育人为核心任务的价值取向，从而诠释了资助育人的政策初衷。

（一）资助育人的功能定位

人力资本提升是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实现方式，资助在缓解经济困难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得资助育人功能拓展成为可能。寒门学子通过优化社会认知方式，积极有序完成大学学业，并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从而突破寒门束缚［21］，他们通过本科教育实现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个人交换价值和权利得到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选择空间扩大，此种方式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22］。当前对教育不平等的关注，已经从入学机会不平等转向教育过程质量和学业结果不平等，教育公平促进政策应从向学业表现的教育过程帮扶，给予家庭背景劣势学生必要的学业支持，以期实现更平等教育结果［23］。高校资助政策通过保障困难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掌握专业技能本领，获得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根本性长远性稳定性的高质量脱贫［24］。资助育人是在物质帮扶基础上以精准为前提，以育人为导向的教育、指导、纾困行为［25］，资助工作是将育人元素有效融入制度设计、政策宣传与帮扶举措，以物质纾困手段达到教育与培养人的目标，因此，资助育人是资助工作的拓展深入，育人功能属性成为资助工作本质要求的外在形式［26］。

（二）资助育人的目标内涵

高校资助政策具有扶贫与扶志双重属性，资助工作作为学生工作重要构成，资助育人更多被置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框架下考量，因此，资助育人目标内涵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在此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资助育人作为高校三全育人格局中重点组成，倡导资助育人双助模式，不仅解决经济上后顾之忧，还发挥育人功能，引导培育心怀感恩，帮助拓展素质能力，促进实现全面发展［27］。道德品质塑造作为思想教育核心，资助政策育人价值内涵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内核，通过励志感恩教育，培养奋斗意志、劳动意识和创业精神，树立正确成才就业观［28］。就业能力作为思想教育抓手，资助育人以落实精准资助为根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红与专相结合，以价值引领、道德浸润、理想指引等构建育志系统，以素质提升、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构建育智系统［29］。通过有条件激励性资助，实现公平正义人本目标，公平侧重外部物质帮扶，正义强调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以提升发展能力的人本要求为最终目标［30］。

资助育人绩效评价是对资助政策执行情况和育人效果的评价，资助育人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资助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的科学性有效性，资助育人绩效评价价值标准和指标体系对资助工作实施具有牵引作用。资助育人体制体现在政策设计与执行各环节，政策体系及运行机制是资助育人成效的关键变量，现有研究遵循流程规范运行主线，聚焦政策精准执行主题。然而，评价导向与育人初衷的偏离引致的体制障碍，限制了资助育人功能发挥。

（一）资助育人导向偏误

精准资助价值取向下，资助育人绩效评价研究侧重于对象识别、项目落实、资金管理等政策执行情况的考察，资助工作者和研究者依托不同学科理论，采用惯常的层次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模型，开展模型构建、指标设计和效果测度研究，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被资助管理部门采纳运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理论依托方面，平衡计分卡战略管理理论引入资助绩效评价，依托高校信息化管理平台，明确不同主体的关键目标及措施，优化精准资助路径设计，构建资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31］。指标选择方面，从认定程序、资源筹集、资源配置、监测跟踪、效应反馈、政策落实等维度，设计贫困生资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各层评价指标的权重［32］。体系设计方面，有学者以“投入-活动-产出-成果”项目成果测评模型为根基，以政策体系概念框架、资助工作流程及利益相关主体为支撑，采用专家评议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全国第一套被政府部门采用的由3项一级指标、9项二级指标和32 项三级指标组成的学生资助管理评估指标体系［33］。

传统资助绩效评价方法以精准资助为导向，当前资助育人绩效评价研究以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和运用为主要内容，精准资助目标导向下，资助育人绩效评价围绕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体系构建，重点审视资助政策设计、运行机制、项目落实和实施成效。资助绩效具有救济、发展、差异、可感和联动的多重属性，决定了绩效评价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应遵循效率和效益相结合、公平与可持续及点面统合的原则［34］。资助政策育人效果在考核指标框架中被边缘化，育人导向不明显的绩效考核指向下，资助政策设计及任务执行侧重于物质帮扶，因而导致资助育人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影响了资助育人政策效果。

（二）资助育人体制障碍

传统资助政策绩效评价模式下，资助工作中价值理念、工作机制、保障措施、资源条件等以精准资助为行动依据，资助育人价值取向偏离成为资助育人体制约束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伦理层面看，资助政策存在贫困生认定不精准与道德风险存在、生源地助学贷款主体权利博弈与责任逃避、资助资源分配不均衡与教育机会公平失衡的实践困境，成为影响资助政策育人效果的重要因素［35］。资助政策运行存在滞延现象，体现为资助政策问题认识、顶层设计、执行过程、政策评估和反馈调整的时间滞延［36］。传统资助工作导向侧重物质扶贫、忽略精神育人，资助手段以经济资助和物质扶贫为主，资助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心理辅导、情感关怀和教育引导的工作内容［37］，忽视了对资助学生社会交往、个性品质、心理健康以及能力提升等帮扶，因此，资助政策的扶志理念并不突出，资助育人功能被弱化［38］。

当前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存在道德、责任、价值和信念等伦理方面的育人目标冲突，需要抓住育人这一核心要义，将重点培育思想品德、责任担当、励志情怀、服务意识等作为资助政策的逻辑终点［39］。然而，在育人理念、理论、资源尚未充足的情况下，资助政策落实尚处于物质纾困的兜底保障阶段，对于已经关注资助育人的高校而言，资助资源也相对有限，尚未实现针对资助对象内在需求设立健全外部资源供给机制［40］。资助育人主体、价值、功能和内容的多样化复杂性，导致了资助工作的技术手段与价值诉求之间的供需失衡，引发诸如知情权与隐私权、受资助权与消费权、个人信息权与学校管理权等权利冲突［41］。因此，资助育人体制障碍的核心在于资助主体间供需机制失配。

基于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现实调查，传统资助政策绩效评价导向偏误与体制约束下，资助育人政策效果发生偏离，资助育人实践面临困境。现有研究从资助主体体验视角审视政策效果，阐释了资助育人政策目标完成情况，提出了从政策设计与工作实践两端发力，通过程序改进与科技赋能的临时性纾困策略，以期短期内提高执行效率与纠偏格局。

（一）资助育人效果偏离

精准扶贫背景下资助工作具有特殊政治属性，针对资助工作绩效评价结果研究发现，资助工作整体上较好遵循政策执行主线，在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等对中央直属120所高校学生资助管理绩效进行研究认为，资助管理工作整体上保持良好绩效水平［42］。然而，由于资助政策体系复杂性与层次性，有学者将研究视线下沉到基层政策执行单位和资助受助群体发现，实际资助实施绩效与预期精准资助目标尚有差距，资助育人效果与资助政策育人初衷出现现实背离。虽然现有资助工作在经济助困和思想育人方面初见成效，但整体政策实施效果仍然有待提高［43］。贫困生资助资源配置出现错位，部分贫困生为了补贴生计而忙于外出勤工俭学，过多的校外兼职活动导致学业表现欠佳，或缺席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因而，陷入因经济贫困导致能力贫困和机会排斥，而无法获得资助的恶性循环，导致来自农村和西部地区学生的贫困发生率仍然很高［44］。

有学者基于政策评估方法，在2016 年开展的“湖南高校大学生发展”调查发现，尽管资助政策整体覆盖率较高，但漏助率和错助率也较高，识别不精准的瞄准偏误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新生未能获得充分资助，因而贫困新生资助的减贫效果仍有较大改善空间［45］。学者利用西北某省教育厅对省属高校贫困资助执行水平专项审计调查，使用问卷分析法和访谈法分析发现，资助工作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资助对象资格审查正确率不高、政策执行落实效果不理想等问题［46］。还有学者以自编问卷形式调查了700名大学生对高校资助政策满意度评价，认为资助额度名额及受益面有限、资助宣传力度不够、资助政策实施方法单一，资助工作仍有较大改进空间［47］。首都高校学生认为，资助政策宣传通达性、贫困身份认定准确性、资助项目纾困力度和助学贷款满意度有待提高［48］。进一步研究表明，收入和年级个体因素、资助名额是否充足、资助政策是否知晓、评选过程是否公平等学生直接感知的资助工作情况是影响国家助学金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49］。

（二）资助育人纾困策略

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从工作程序优化与科学技术赋能两端发力，可以提高对象识别和帮扶措施精准性，成为突破资助育人实践困境有效策略。一方面，通过完善工作流程和提供法制保障的程序优化，应对运行机制障碍。在精准掌握家庭经济条件基础上，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助学贷款配套政策，可以帮助解决当前贫困生身份识别认定中资助工作制度设计缺陷［50］。此外，教育公平、隐私保护和资助育人的法治化理念，通过建立资助监督和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依法资助，可以促进资助政策执行程序规范［51］。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赋能身份认定、项目分配、需求识别、手段定制等资助工作过程，可以提升工作执行效率。大数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资助对象认定准确性，利用资助数据平台对工作制度进行完善，可以拓展资助工作领域，丰富资助工作体系，成为实现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有效手段［52］。区块链可以助力资助精准化，通过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智能化资助，开展精准化的认定、施策、帮扶、考核，从而推动资助工作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53］。

新的时代背景下，资助主体的体验评价和资助育人成效逐步纳入资助工作绩效评价体系考量，而且评价权重逐步上升，表明了资助育人绩效评价理念逐渐被采纳。为避免资助政策执行错误导致的政策初衷偏离风险，资助育人模式创新与评价改变的政策转型成为突破困境及提高成效的关键选择。

（一）资助育人模式创新

资助工作模式作为政策落实和资助对象体验的实施载体，资助工作模式创新以育人为导向有效融通资助全过程和环节，缓解政策初衷与实践背离影响。以经济帮扶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项目化带动的“以勤代补”的发展性资助模式［54］，这种资助模式创新成为政策转型的主要方向。新时代资助工作应在实现经济资助精准化和全覆盖的基础上，结合思想引领、学业成长、素质提升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分类识别、施策、帮扶，建立发展化资助、个性化资助、适时化资助，探索精准资助和精准育人相结合的发展型资助工作新模式［55］。清华大学资助育人坚持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其“鸿雁计划”创新了资助工作运行机制，构建了学术发展、海外实践、素质拓展和就业创业五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取得良好育人成效［56］。

资助工作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有效结合成为资助育人工作模式创新的策略选择。以生为本的发展型资助理念，倡导构筑识别精准、项目科学、资金合理、措施到位、方法高效、帮扶有效六位一体资助体系，发挥精准资助育人最大效能［57］，通过构建全员参与、部门配合、环节统筹的资助工作运行机制［58］，在学业、生活、就业等各方面给予更多情感关注和政策倾斜，实现资助工作、人才培养、就业工作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59］，为学生兴趣培养、能力提升、视野开阔创造更多机会条件，实现“解困—育人—成才—回馈”循环的长效机制。后脱贫时代应推动外源式扶贫向内生式扶贫转型，在资助政策物质纾困基本功能同时，由注重对资助对象思想品德、感恩励志教育，逐步转向资助对象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功能转变，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为资助政策的人力资本效应创造条件，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60］。与此同时，为适应学生发展需求，资助资金逐步减少对国家财政依赖，由资助无偿为主向有偿为主转变，建立以学业支持为中心的奖助制度［61］。

（二）资助育人成效评价

资助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决定资助绩效水平也是资助绩效评价内容之一，资助育人政策背景与结果导向驱动下，资助育人绩效评价标准逐渐由客观事实度量转向主观体验评价，资助育人成效状况开始独立进入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资助对象满意度被纳入资助绩效评价范畴，凸显资助工作开始关注资助对象主观情感状况，这一方面源自评价理念的更迭，也取决于资助对象主观体验在资助育人实现机制中的关键作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实施成效评估需要考虑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变量之间相互作用，资助学生学业行为更多建立在个体个性、文化资本和学习动机基础上，因而，传统关于资助实践与学业行为表现的定量研究难以对资助政策学业激励反应异质性作出准确解释［62］。

学生发展是资助政策绩效评价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以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为实现资助绩效评价体系多元化和完整性，资助政策绩效评价体系需要从基础的物质纾困功能结果向学业发展、社会融入和职业适应等育人效果维度拓展［63］。资助工作满意度作为资助对象主观体验视角衡量政策绩效的主要指标，是资助政策实施和育人成效实现的中介变量，将其纳入资助绩效评价体系框架，表明资助政策实施开始关注资助育人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资助育人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与评价导向迁移，对政策设计和工作执行具有牵引作用，资助政策设计执行更加注重资助对象体验感受，更加注重育人实际效果，可以缓解政策初衷与实践背离困境。

高校资助作为传统教育扶贫主要手段，为适应后脱贫时代精准扶贫政策演进趋势，增强资助主体可行能力构建帮扶长效机制，调整工作重心和执行方式的政策转型显得尤为迫切。资助育人政策初衷追溯与实施效果评价，有助于审视资助育人政策设计与运行机制的科学性有效性，成为资助工作实践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现实议题。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资助育人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发现，资助育人政策起源和意蕴解释了资助育人政策初衷，资助育人导向偏误和体制障碍阐明了资助育人实践困境，政策初衷与实践效果背离的事实折射了资助育人政策实施现状，以此成为政策转型的现实参照。资助育人现实依据来源于资助育人基本事实，资助政策实施对资助对象思想认识和学业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种育人影响具有正负向效应，需要通过资助育人政策设计来有效利用或合理规避这种影响。资助育人绩效评价导向偏误，资助育人政策体系设计存在短板，资助育人面临实践困境，资助政策初衷与成效偏离意味着资助育人政策执行效率受损。面对资助育人体制机制约束，资助政策实施程序改进与科学技术赋能可以提高精准资助效率，而资助工作模式创新和资助育人成效评价体系优化的转型路径是提高资助育人成效的关键选择。

（二）研究不足

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尽管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指导资助育人工作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完善以来，在资助理念上实现了从“助困”向“育人”的拓展，通过“扶困”、“扶志”、“扶智”结合，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良性循环，这种价值理念以及运行机制成为新阶段下资助工作新挑战的有效应对策略［64］。然而，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尚未建立比较公认的概念体系，现有文献更多是从资助政策的育人功能进行政策释义、概念推演和经验总结，并未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的资助育人运行机制和实现方式的科学解释。随着高等教育形势变化和资助政策时代背景转换，资助育人问题研究与政策设计执行脱节导致的理论实践背离矛盾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

一是资助育人时代内涵未被诠释。后精准扶贫时代，由于绝对贫困转换为相对贫困，贫困更多表现为心理和精神上贫困［65］。资助政策为适应形势变化需要，资助育人任务具有新的时代语境和阶段特征，资助育人判断标准和成效水平需要重新度量，才能更好引领政策调整。随着高校困难学生绝对贫困程度降低乃至消失，学生资助需求将从温饱型为主转变为素质发展型为主，解决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的新贫困表现形式，成为新形势下高校资助育人体系构建的新任务［66］。在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不断调整的就业新形势下，人才培养中人力资本需求适应性决定资助育人结果有效性，资助对象个体诉求成为资助育人成效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仅指出资助育人正向或负向影响基本事实，资助育人时代内涵更多从思想状况以及可量化人力资本指标衡量，并未阐释新阶段和新形势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资助育人成效状况，资助育人成效时代内涵的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缺少时效性，亟需进行维度拓展。

二是资助育人实现机制尚未揭示。当前研究者和实践者具有对象偏好，他们侧重对供给侧政策执行主体的关注，较少深入资助对象内部来倾听需求侧声音，来发掘他们的情感体验和真实诉求。政策体验是育人基础，由于缺少资助育人实现机制的剖解，宏观层面资助政策体系育人效应未被有效评估，微观层面资助对象政策激励反应程度及个体异质性特征尚未被揭示，资助-育人效应研究中端过程黑箱问题仍有较大的理论解释空间。由于缺少有效的方式和合适的视角对资助育人实现机制进行理论剖解，就难以全面深刻揭示资助政策育人影响因素与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助育人成效的资助政策转型和模式创新就缺少可靠的现实依据，难以采取个性化差异化帮扶方案，以提高资助育人政策精准有效性。

三是资助育人成效标准难以量化。传统资助育人绩效评价更多是对资助政策执行和项目落实情况的考查，精准资助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精准育人尚未成为评价工作主导理念。由于资助育人价值内涵阐释未统一，缺少科学可参照的育人成效评价标准考查资助育人成效状况，资助育人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尚未形成，资助育人成效指标难以量化，资助育人成效状况并未被纳入资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资助政策改进中予以考量，因此，现有资助工作绩效评价研究忽视了资助育人实现机制和实施效果的综合考查。现有关于资助育人成效研究指出了资助政策激励效应的结果事实，但仅使用了资助对象主观体验的评价标准度量资助育人成效水平，并未建立科学的资助育人成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来全面系统地开展资助育人实施过程结果的成效评价和检验。

（三）研究展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面对资助群体新需求和政策转型新趋势，资助育人工作需要重点解决好对象识别、方式创新、品牌建设、文化塑造等问题，积极应对资助工作主题转换下新挑战［67］。资助育人涉及政策执行、项目落实和效果监管的过程环节和资助主体，不同群体利益需求的内容结构和诉求表达形式多元化，尤其是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贫困群体思想特征和行为规律具有异质性，在共同富裕视域下，资助对象的帮扶手段和政策反应需要从不同学科理论寻求解释。资助育人是在教育扶贫政策转型以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过程，提高资助对象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适应性，增强资助育人的教育过程公平促进功能，成为资助育人政策多维目标。因此，资助育人利益主体和工作目标多元化和复杂性决定了资助育人问题研究涉及领域的广泛性，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向人力资本、共同富裕等理论范畴拓展。当前，资助育人问题研究囿于方法、视角、内容的局限，资助育人实践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和实现机制的阐释不够深刻，难以对资助育人政策初衷与实践困境的背离事实做出深层次解释。

接下来，针对资助育人问题研究的背景形势、迫切需求和现实差距，资助育人问题研究重点转向宏微观角度揭示资助育人实现机制，从研究视角、方法、理论等方面开辟新领域，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突破口，通过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剖解资助政策设计和运行过程育人机理。宏观政策层面，利用资助政策实施成效统计数据，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开展资助政策实施的育人效应评估，微观个体层面，剖析资助政策实施过程对资助对象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机理。根据资助育人成效评价结果、资助育人实现机理以及资助育人政策因素的剖解，对资助政策制度设计、资助育人运行机制、资助育人帮扶举措进行审视，针对资助政策的育人体制机制障碍，为提高资助育人成效，开展资助政策优化或转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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