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求绎”与“地法九宫”——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
徐 斌
(故宫博物院 宫廷历史部,北京 100009)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仰观俯察”精神，投射于城市规划领域，形成了城市规划史上独特的“象天法地”传统。鉴于古代天文学在政治和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历代文献关于古代城市“象天法地”规划的记载非常可观，从中可以梳理出一条发展和变化的脉络。概括而言，“象天法地”规划萌发于商、周，兴盛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集大成于元、明、清。本文将回到西周初年这个关键节点，探讨“象天法地”规划理论的成型及其在都城雒邑营建中的表现。具体来说，讨论雒邑规划的四个问题：(1)规划思想：武王对雒邑规划的构想是“依天室，定天保”，“天室”究竟是天文要素还是地理要素？(2)规划选址：雒邑选址有“土中”“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及“洛汭”等说，其对应的地理范围究竟如何？(3)规划时间：雒邑规划从“二月乙未”持续到“三月甲子”，其中又以“三月庚戌”至“三月甲寅”为期五天的“攻位”环节最为关键，选择上述时间开展都城规划有何特殊含义？(4)规划布局：“攻位”的具体内容为“立城郛”“制郊甸”“分县郡”“居众民”“设丘兆”“建大社”“位五宫”“定建筑”，大致对应今日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内容，召公采取了何种空间组织模式得以在短期内实现多层次的空间规划？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将揭示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思想蕴含及实施方法。
有关西周雒邑的营建，在青铜器铭文和历史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记载。材料中的“洛邑”“洛师”“大邑”“新邑”“新京”“新邑洛”“成周”“洛”等均指“雒邑”[1]。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刻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证实了定都雒邑的历史事实(图1)。
图1 何尊铭文拓片[2]31
历史文献则涉及《尚书》“召诰”“洛诰”，《逸周书》“度邑解”“作雒解”“明堂解”，以及《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等篇。现分三类辑录如下。
第一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背景和建都思想，如《史记·周本纪》：“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122-133又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3]1515-1519以及《逸周书·度邑解》：“王曰：‘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我北望过于有岳，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4]479-483
第二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步骤和召公、周公的工作内容，如《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5]285又如《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5]294
第三类，记载了雒邑营建的空间布局模式，如《逸周书·作雒解》：“周公敬念于后，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乃设丘兆于南郊……乃建大社于国中……乃位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4]524-542
从上述材料来看，雒邑营建主要涉及四个关键人物：(1)武王：提出定都雒邑的构想，划定都城的大致范围；
(2)成王：武王之子，继承武王遗愿，是雒邑营建时期的执政者；
(3)召公：武王至成王时期的重要辅臣，时任太保，负责雒邑营建中的“卜宅”“经营”“攻位”等步骤；
(4)周公：武王之弟，同样是武王至成王时期的重要辅臣，负责雒邑营建中的“观邑”“郊祀”“社祀”“丕作”等步骤。
虽然雒邑遗址在考古中尚无定论，但多年的历史地理和考古研究仍然积累了不少成果，厘清了西周时期伊水、洛水、涧水、瀍水等主要河流的走向[6]，洛阳地区古代城址的空间演变[7]，以及西周遗址的总体分布等[8]，为进一步揭示西周雒邑的位置和布局提供了有力线索(图2)。
依据文献，雒邑选址在空间上分为三个圈层：(1)最大的圈层，是国土的中心。《逸周书·作雒解》记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记载“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指将都城置于“天下之中”。(2)中间的圈层，是都城的腹地。在《史记·周本纪》中由武王拟定，“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逸周书·度邑解》也有类似表述。即南至三涂、北至岳鄙、西至天室的三山界定的范围，其间有河水、洛水、伊水等流经。(3)最小的圈层，是都城的边界。从《尚书·洛诰》记载的周公卜地来看，“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雒邑应占据涧水东、瀍水西以及瀍水东的两个地块；
从《逸周书·作雒解》“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和《尚书·召诰》“攻位于洛汭”来看，雒邑选址还应靠近洛水。
综上，雒邑选址应在洛水、涧水、瀍水交汇的附近，这与前述洛阳地区西周遗址的分布特征也相吻合(图3)。
图3 雒邑选址的地理要素
仔细阅读《尚书·召诰》，“攻位”介于“召公卜宅”和“周公祭祀”之间，其内容应包括都城选址与主要功能区布局，正是今日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9]。
“攻位”从“三月庚戌”持续到“三月甲寅”，才宣告“位成”。那么，“攻位”一共持续了多少天？又为什么选择这几天呢？鉴于《尚书·召诰》的记载非常翔实，下文即对照《西周纪年》等研究，还原《尚书·召诰》所涉及的具体日期(表1)。
表1 雒邑规划时间复原
从表1可以看到，雒邑规划从西周历3月5日(戊申)召公到达雒邑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21日(甲子)周公率殷遗民营建为止，共计17日。其中3月7日(庚戌)至11日(甲寅)为“攻位”，耗时5天。刘启益《西周纪年》的研究将雒邑营建时间定在成王七年，对应公元前1062年[10]。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复原研究显示，公元前1062年的春分点在3月31日23时20分，当日也为庚戌日[11]。虽然西周历法的研究尚存争议，但“攻位”起始日极有可能就是春分日，因为前后两个庚戌日各相差60天，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月”的条件。将“攻位”时间选择在春分日的事实，揭示出西周雒邑规划“象天法地”的可能。
《逸周书·度邑解》有“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的记载，说明雒邑营建的背后，存在“依天室”——“有宪命”——“无远虑”的逻辑，即将都城规划“依天室”与“得天命”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重新审视“天室”的含义[12]。在上述引文之后，紧接着是“天有求绎，相我不难”一句。目前通行的解释是：“绎”通“怿”，即“悦”，取“高兴”之义。但其实“绎”字还有另一个解释，即“灵星之尸”，见于《毛诗正义》：“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13]749这一解释非常关键，说明在汉代以前，“绎”字还有天文学上的含义。灵星，即角宿的天田二星，位于黄道平面和赤道平面的交点，是春分日的代表。《史记·天官书》引《石氏星经》云：“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门也。”[3]1297天田是东方七宿组成的“东宫苍龙”的“左角”，《汉书·郊祀志》引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见而祭之。”天田主农祥，汉高祖时曾“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14]1211-1212。
天文复原法在历史年代学的相关课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著名的“武王伐纣”问题。本文借鉴这一研究方法，使用天文复原软件Stellarium，以雒邑遗址所在的洛阳地区(N 34°41′， E 112°27′)为基准点，复原上文求得的“攻位”日春分点(前1062年3月31日23时20分)的历史天象。从图4可以看到，天田二星此时正位于南中天，与北极的连线构成一条南北方向的轴线。
图4 雒邑遗址“攻位”日春分点天象复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周人选取灵星(绎星)为雒邑轴线的重要参考？从周制中可一窥端倪。《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均记载“后稷”为周人始祖。而周制以“灵星”配“后稷”：“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15]3204在天人相应观念影响下，周人通过祭祀灵星来达到祭祀祖先的目的。而都城雒邑的规划，推测便是以春分点灵星所在方位来确定都城轴线的指向。关于春分点这一时刻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春分时节太阳直射赤道，平分昼夜，不仅在天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大部分地区农耕时节的开始。周人重农，后稷正是因为“好耕农”而被帝尧封为“农师”。
在稍晚时期的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以特定时刻星象确定都城规划布局的手法。《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16]84-85《国语·周语》引《夏令》曰：“营室方中，土功其始。”[17]31这里的“定”指“营室”星，即楚宫的规划是通过“夜观营室”和“昼观日”来确定的。正如《考工记·匠人建国》所言：“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18]110从《周礼》中还可以看到“冯相氏”“保章氏”“土方氏”等与此相关的职官[19]378-379，487。
明确“攻位”当日“象天”以定轴线之后，可以进一步推测余下四天的工作。一般来说，轴线确定之后，应当开展都城的布局。这一部分，以《逸周书·作雒解》的记载最为详尽，完整保留了雒邑营建所采取的空间组织模式。从内容来看，营城部分为四个层次，大致对应今日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其中“制郊甸”“分县郡”“居众民”是国土层面；
“立城郛”是区域层面；
“设丘兆”“建大社”“位五宫”是城市层面；
而“定建筑”则是建筑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文献在描述王郛、王城、大县之城、小县之城、明堂等不同规模的空间时，均使用了统一的规划设计模式。如《逸周书·作雒解》中“郛方七十二里”一句，不同版本有“七十里”“七百里”“七十二里”“十七里”等说。对此，清代经学大师孙诒让指出：“窃疑当为方二十七里，乃三城方之数也。……王宫方九百步，即三里，城内包宫垣距城面各三里，并之为城方九里。郛内包城，城距郛面亦各九里，并之为郛方二十七里也。”[4]526-528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从《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的都城规制来看，“国”是九宫格局，每宫方三里，宫城居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8]112
而据《逸周书·作雒解》的记载，“郛”同样是九宫格局，每宫方九里，“国”居其中。同时，“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即大县之城方三里，小县之城方一里(表3)。如此，建立起了一套层级分明、制度严整的“九宫嵌套”的城邑体系(图5)。
表3 王郛、王城、大县之城、小县之城的规模
图5 《逸周书》和《考工记》所见周代城邑制度
在建筑层面，这种“九宫”模式依然存在。以“位五宫”中的“明堂”为例，《逸周书·明堂解》记载：“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广四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左为左介(个)，右为右介(个)。”[4]710-716
文献所载的宗周明堂，时代早于雒邑明堂，可作为雒邑明堂的设计参考。据此数据复原的西周明堂平面，与考古出土的东周漆器上的明堂图案比较，吻合程度非常高[20-21](图6)。
图6 《逸周书·明堂解》复原平面与东周漆画中的明堂 (来源：右图文献[20]53)
如图6所示，西周明堂的布局仍然是“九宫”模式的变体，这说明当时在国土、区域、城市、建筑等不同尺度，均使用一套相同的空间组织模式，即“九宫”之法。在《周礼》中，这套方法也被称为“形体之法”，有“遂人”“形方氏”等职官[19]223，489。到了《汉书·艺文志》，则被称为“形法”，来源于“九州之势”[14]1775。因此“九宫”模式的渊源，可追溯至“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一早期空间规划行为。传说“大禹治水”采用了“洛书”的空间模式：“《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其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22]165而“洛书”的出现地，恰好位于雒邑选址的“洛汭”：“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23]486作为历史上“九宫”模式的诞生地，雒邑规划极有可能受到地方传统的影响。这套“九宫”之法，在西周时期进一步衍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法”，深刻影响了城市、建筑等领域，形成了一整套覆盖从天下到国家、从国家到城市、从城市到建筑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规划设计模式。
结合前述洛阳地区山水格局和西周遗址的分布，做一大胆猜测，雒邑选址应在洛水、涧水、瀍水交汇的附近，都城轴线朝南，空间布局为内外城嵌套的形式，其内城“方九里”，外城“方二十七里”。按照西周一里约为480米推算[24]68-72，西周雒邑的轴线很可能与隋唐洛阳的轴线位置重合，直指南面的伊阙。相应地，雒邑内城大致位于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范围，外城南面与隋唐洛阳外城南墙重合。依此划定的雒邑范围，基本涵盖了洛阳地区的西周遗址，但究竟情况如何，还有待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以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揭示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思想蕴含。研究显示，雒邑的“象天法地”规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拟定基本原则，但直到成王时期才真正实施。第一阶段由太保召公主持，分为相宅、卜宅、攻位三步。其核心步骤是“攻位”，耗时5天，共两部分内容：一是“拟定中轴线”；
二是“组织空间布局”。在“拟定中轴线”环节，运用“象天”规划手法，选取春分点这一特殊时刻星象，以“绎星”(角宿天田二星)和北极的连线，定下都城中轴线。在“组织空间布局”环节，采取“九宫”模式，划分城、郛范围，制定郡、县之城的规模，确定丘兆、大社、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核心建筑的位置和形制。“九宫”模式上可追溯至“洛书”，是“大禹治水”后划分“九州”的模式，被后世奉为“形法”，是古代空间组织的原型。雒邑规划吸纳了这一模式，从“法地”角度，对国土、区域、都城、建筑等不同空间采取统一的划分方式，形成“九宫嵌套”的空间体系。召公的工作完成后，由周公主持占卜、郊社祭祀和具体的营建活动。
贺业钜对《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的研究显示，西周初期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形成的时代。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出西周雒邑的选址和布局还蕴含了“象天法地”特征，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古代“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确立时期。雒邑规划以特定时刻天象拟定都城中轴线位置，以“九宫”模式组织城邑空间布局，树立了中国古代都城“象天法地”规划的典范，在秦咸阳、西汉长安、东汉雒阳、隋大兴-唐长安、隋唐洛阳，元大都，明清北京的规划中均有所继承和创新。
西周雒邑的“象天法地”规划手法，相对来说已经成型。以雒邑为出发点，可进一步追溯“象天法地”规划的早期案例。《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期对“四仲中星”鸟、火、虚、昴的观测；
《左传》《国语》有“辰为商星、参为晋星”“商主大火”等记载。商人同时还是营城高手，目前考古认定的郑州、偃师、洹北三座商城，大致覆盖了公元前1600-1300年，都非常规整且存在南偏西方向的中轴线。这是否与当时“商星”的位置相关，是否与西周雒邑取“绎星”与北极连线的方法相同，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汉长安的规划思想被张衡精辟地总结为“览秦制、跨周法”，何为“秦制”、何为“周法”？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相关研究，都城咸阳规划主要表现为“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象天”特征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法地”特征。西周雒邑和秦咸阳规划所共有的“象天法地”蕴含，可以为解读西汉长安的规划思想和空间布局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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