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传：中国古典诗歌的早期西译和英语转译研究

范祥涛，李 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06）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欧洲根据来华传教士翻译和编写的资料，编辑出版了大批汉学著作和译著，介绍中国的地理概况和风土人情，翻译中国经典，中国古典诗歌也是自此传入欧洲。就所见文献，英国作家普登汉姆最早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中国格律诗，并翻译了几首图像诗，其中前两首主题是帖木尔征战归来。［1］迄今，中国古典诗歌西传已有400多年历史。其间，前200年见证了中国古诗译成欧洲其他语言、再译成英语的转译过程，19世纪开始古诗直接英译，19、20世纪之交本土学者开始独立翻译中国诗歌经典，20世纪下半叶进入组织化的古诗翻译时期，特别是1995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更标志着翻译活动组织的国家行为。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法、网络大数据检索法，借助汉学书目，描述中国诗歌经典早期在欧洲的翻译和英语转译，考查中国古诗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和影响，也为开展更深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中华经典西译始于先秦哲学典籍，而中国古诗的早期西传则是随“四书”“五经”的翻译实现的。“四书”中，《大学》引《诗经》11次，《中庸》引《诗经》17次，《论语》引《诗经》7次，《孟子》引《诗经》34次［2］；
“五经”中除《诗经》外，《尚书》载“五子之歌”。

16世纪末，欧洲来华传教士翻译了“四书”，也把《诗经》中的一些诗歌间接译成了欧洲语言。意大 利 传 教 士 罗 明 坚（Michele Ruggieri）于1579—1588年间率先完成“四书”翻译，所译《大学》第一章片段，1593年刊于《百科精选》（Bibliotheca Selecta），所译《孟子》为欧洲语言第一种译本，现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3］其后，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94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但未刊行且译稿不存。［4］

1662年，江西建昌出版《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载拉丁文版《大学》全译、《论语》前半部分。梅谦立经过考证认为该书主要译者是年长者、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仅是译书编辑。［5］11此后，殷铎泽译出《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即《中庸》拉丁文译本，1667年在广州刊印前半部分，1669年在返回欧洲途径印度果阿（Goa）时出版了后半部分，1672年在巴黎重印部分拉丁语译文。如果不计罗明坚《大学》译文片段，殷铎泽所译《中庸》也是“四书”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1687年，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内收拉丁文版《大学》《中庸》《论语》，1688年和1689年巴黎出版该书两种法语节译本。译书标志了17世纪耶稣会士汉学的巅峰，也反映了传教士对“四书”的独特阐释［5］18，成为“汉学大厦的基石”［6］。1711年，布拉格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所译拉丁文版《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内有“四书”和《孝经》《小学》，1783—1786年出版7卷本法文版，题名《中华帝国经典》。［7］

西方“五经”翻译始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拉丁文译书题名《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1626年于杭州刊印，也是《诗经》首个西译本，译书不存。至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曾留下《〈诗经〉研究》手稿；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从《诗经》译出8首诗，目的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基督的踪迹；
韩国英（Pierre Machal Cibot）译出7首，则是出于诗中描写了孝道，两者均在法语译文中曲解了原诗的意旨，将基督教教义穿凿附会于译文之中。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孙璋（Alxander de la Charme）译出欧洲第一种《诗经》全译本，但是这本散文体的拉丁文译本手稿在1830年出版前并未得到关注。［8］

正是由于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早期翻译，16—18世纪末的欧洲文献中才得以散布着中国诗歌经典的翻译、引用、论述和英语转译，本节下文主要考查前者。

在西方早期汉学著述中，所见最早评介中国诗歌的著作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所著《大中国志》。该书也最早翻译引用了《论语》《墨子》《三国志》等［9］48。在对比评介中西诗歌时，作者认为中国人极其推崇诗歌，因此诗歌数量巨大，所用韵律与欧洲诗歌相似，并指出汉语是单音节的，诗行由一定数量的音节组成，每行字数不等，有五字、七字或更多；
诗歌形式多样，主要形式是每首八行，每行五字，其中二四、五六、七八行押韵，其他行不押韵，但字数必须相等，艺术性很强，难度也大；
诗行中的奇喻（conceit）与欧洲诗歌几乎完全相同，贵族和皇室成员都沉迷于这种八行诗体，颂扬友人、名人、逝者和美德。［9］55-56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汉语律诗的特点，也较为准确，但是汉语律诗二四六八行押韵，韵律也与欧洲诗歌大不相同。

1669年，伦敦出版英国学者韦伯所著《历史随笔》，这是西方第一部论述汉语语言的著作，作者从未到过中国，其资料来源则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旅行日记。［10］书中介绍说，中国诗歌非常古老，但不同于英国诗歌，前者没有寓言、故事和讽喻式奇喻。关于英雄的诗歌，则教导国王们公正管理、大臣们诚实为政、臣民们忠诚守法。这些诗歌让邪恶感到恐惧，让善良崇尚美德。有些诗歌主题是自然哲学，有些是爱情，但不像欧洲诗歌，因为诗中没有草率轻浮，而是纯洁的语言，没有任何下流、难听的字眼。［11］这样的评价也反映了早期欧洲学术界积极的中国形象建构，正如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从中寻求思想启蒙的支持。［12］

另一位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Magaillans）在其著作《中国新史》中介绍了《诗经》，把其中的诗歌分成五类：雅颂、国风、比较、兴较（Him que）、逸诗。第一类为颂词和赞美诗，歌颂有美德或天资高的人，另有训诫诗，用于葬礼、祭祀等。第二类只在国王、大臣面前排演，描述民众礼仪、帝国管理方式等。第三类用比较或相似性解释诗歌内容。第四类诗歌开头奇特、崇高，引起下文。第五类为孔夫子（Cum fu cius）编订时剔除的，因为他厌恶这些诗歌，或者认为它们不可信。［13］作者评介了《诗经》，但在论述中混淆了《诗经》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

1691年，伦敦出版第一部中国典籍英语转译本《孔子的道德箴言》。该书译自《中国哲学家孔子》的1688年法语节译本。书中介绍说，“五经”第一部为《诗经》，为颂歌和其他小诗的合辑，歌颂纯洁的礼仪，高度赞扬美德，以庄重、睿智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14］8-12书中的英语译文表明所引与《诗经》有关的内容出自《论语·为政第二》，这也进一步表明欧洲早期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有些转译自“四书”“五经”。

至18世纪，杜赫德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1735）出版，伦敦出版两种英译本：1736年出版四卷译本，译者为英国医生和翻译家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1741年出版第三版；
1738年和1741年出版两卷本，由爱尔兰制图师格林（John Green）和苏格兰历史学家格斯里（William Guthrie）合译。早期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诗歌的评介，大多出自该书。［15-16］正如19世纪初一位译者 所 言：“古 代 传 教 士和英语作者们……大多数相互重复。英国旅行者很少获得新信息，仅靠从杜赫德编著中寻章摘句。”［17］该书专章介绍了汉语诗歌之美，认为中国诗歌有点像十四行诗、法国回旋诗和民歌，声调悦耳；
有一种不押韵的诗行，意思对仗；
诗人熟悉辞格，使诗行更加生动活泼，荡气回肠。［18］110-111

较之其他汉语典籍，欧洲早期的中国诗歌经典研究和翻译相对较晚。有论者认为，19世纪中期法国来华传教士德理文（d’Hervey de Saint-Denys）是欧洲第一位认真探究汉语诗歌的学者。［19］255美国当代汉学家王红公也认为，英语作者最早通过19世纪的两卷法语译本逐渐了解了汉语诗歌，一是德理文所译《唐诗》（1862），一是戈蒂埃（Judith Gautier）所译《玉书》（1867）。［20］

根据可考文献，汉语诗歌的英语转译始于《孔子的道德箴言》（1691）。该书第一部分在评介《诗经》时，认为这些诗歌“尊崇纯洁礼仪和践行美德”“毫无荒谬、浮夸或邪恶之处”［14］11，并援引《论语·为政》内容“思无邪”佐证。该书第二部分评述了“孔子三书”：《大学》《中庸》《论语》。在评介“第一书”《大学》时，编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4］34-35，出自《大学》第三、四章所引《诗经》，如《文王》《烈文》。下文以同样方式评介了《中庸》《论语》，也编译了《诗经·大雅·抑》的内容。［14］90

近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两种《中华帝国全志》，即1738年两卷英译本和1741年的两卷合集。两者在第一卷第408—414页收有马若瑟选译自《诗经》的8首诗。书中把汉语典籍分为两大类，《诗经》属第一类。诗歌译文前简介了《诗经》：全书均为颂诗、歌曲和韵诗，涉及诸侯国的风俗礼仪和行为准则；
有些诗仅三节，三个视角，略有变化，内容相近；
诗中盛赞美德。与安文思的著述相似，这里也把《诗经》中的诗歌分为五种，并评价说马若瑟忠实地翻译了所选的这几首颂诗。［18］408选译的8首诗按顺序分别为：《敬之》《天作》《皇矣》《抑》《瞻卬》《正月》《板》《荡》。［21］

马若瑟翻译了中国诗歌、戏剧等，也因此开辟了新的天地。［22］然而，欧洲传教士和汉学家在19世纪以前主要关注中国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大量的翻译文献却较少包含汉语诗歌。［23］即使稍有涉猎，其目的并非诗歌的审美价值，而是更关注其“经”的地位，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和文化功能。珀西就在译诗前论道：“所选内容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道德属性，其中包含的论点也表明这种优雅艺术在整体上的实用性和崇高性。诗歌在所有时代均为智慧和美德的第一向导，这也完全是诗歌的荣耀。”［24］220早期欧洲传教士对汉语古典诗歌的这种理解，有其内在原因。正如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言：“每个时代所发现的中国都是其希望发现的或能够发现的。”［25］传教士选择关注中国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有其特定时期的特定目的。另外，传教士没能关注的方面，也许力有不逮。比如法国传教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坦言，在翻译《诗经》几首诗时，“感觉就像用一根木炭临摹一幅微型画作”；
马若瑟1731年在翻译戏剧《赵氏孤儿》时，删除了其中的唱词，原由在于“这些歌曲很难理解，特别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其中充斥着我们无从知晓的典故和我们难以理解的辞格”［26］。懂得多门外语的法国汉学家雷暮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也在译书前言中感慨：“中国诗歌语言的确不可翻译，甚至经常无法理解。我们欧洲缺乏必要的辅助来理解这些神秘莫测的文学创作，因而会身不由己地采取一种简单的揣测。”［19］255-256当然，翻译中“对汉语诗歌的误读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正是这种误读深化了对诗歌的理解，使西方得以应对诗歌创作中的危机。［27］在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闻所未闻之时，马若瑟率先翻译了《诗经》，使汉语诗歌最早进入欧洲学者的视野。

正如上文所言，当时翻译诗歌并非出于审美的目的，马若瑟用散文体翻译《诗经》也表明译者对诗歌审美的漠视。在所译的8首诗中，颂歌2首、大雅5首、小雅1首，可见译者关注的是反映古代上层社会的诗歌，冀望通过这些诗歌来了解古代乃至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实现传教的目的。这种“汉学准备阶段”的汉语诗歌翻译选择，显然不同于“浪漫主义汉学”（Romantic Sinology）时期。［28］

《中华帝国全志》选译的汉语古诗不限于马若瑟翻译的8首诗。19世纪之前，《诗经》英语转译的另一位选编者是英国诗人珀西（Thomas Percy），在《好逑传》1761年英译版第四卷选载了20首汉语古诗英译。［24］225-253根据译书注 释，其中第2—5首 出 自“孔子第二书”，即《中庸》，也即《中庸》引自《诗经》的诗歌，对照译文和《诗经》原文，可以确定原诗为《文王》《淇奥》《节南山》《桃夭》。注释显示第6首出自“孔子第三书”，即《论语》，但《论语》仅引《诗经》7次，内容与译文均不吻合，但译文与《国风》中的《晨风》比较相近；
第7首出自德裔汉学家拜耶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中国博物论》（Museum Sinicum）第一卷第132页，内容比对可以确认为《缗蛮》；
第8—20首均出自《中华帝国全志》，其中第8首选自第1卷第646页，比对发现原文为《抑》，译诗导言中提到“卫武公”；
第9—20首散见于《中华帝国全志》第2卷［18］64-167，其他11首诗的出处将在下文考述。

如果说马若瑟选译《诗经》有其显然的目的性，那么珀西所选译诗既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特定的历史制约。对照发现，马若瑟用散文体比较充分地翻译了诗歌的内容，而珀西的译诗则采用分排的诗行，反映了以诗译诗的意识，译者也至少试图在形式上关注诗歌的文学性。当然，珀西的译文与原文内容相去甚远，与其说是译诗，倒不如说是创作：篇幅较长的《抑》，在英语译文里变成了短小的6行；
译文排列成诗行，但既无押韵，也无明显的英语格律诗的节奏，充其量也就是散文分行。这些特点既有译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因素。首先，珀西生活的时间正是英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小说向浪漫主义诗歌过渡时期，其文学兴趣必然反映了时代文学的倾向性。其次，珀西制定有庞大的诗歌翻译出版计划，其中包括汉语诗歌。［29］不过，由于不懂汉语，珀西的汉语诗歌英译均转译自当时出版的各种汉学著作，因而翻译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正如珀西在译诗前的“告读者”中解释道：“这些诗歌片段数量很少，也微不足道，不过它们几乎是所有欧洲语言中出版的全部汉语诗歌。”［24］199珀西《好逑传》初版一千册，评论界漠视，且其真伪不断遭到质疑，因此译书滞销，其影响远不及译者翌年所编《英诗辑古》。

珀西之后，欧洲对《诗经》翻译的英语转译尚有另外几种。法国著名汉学家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1785年编辑出版《中国通志》，1788年出版两卷英译本，1789年译成德语，1795年英译本重印。英译本第2卷第6书题名“中国人的宗教”，第1章在评介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时，译出了《诗经》中4首诗的部分内容，初步确认为《大雅·大明》《周颂·执竞》《周颂·臣工》《大雅·板》。［30］182-183浏览原诗不难发现，选译的原因是这几首诗中均使用了“上帝”。第8书第2章题名“中国诗歌”，长篇评论了中国诗歌特点、创作要领、中法诗歌异同等，评介了《诗经》及其诗歌分类、创作主题，并翻译了其中3首，可以确认为《小雅·斯干》《国风·谷风》《小雅·常棣》。［30］391-403格鲁贤翻译《诗经》与马若瑟相似，也使用散文体。此外，在选译的诗中，前4首均出自雅颂，后3首中有2首为反映平民生活的民歌。这似乎也反映了18世纪末欧洲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态度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英国语言学家琼斯（William Jones）于1792年出版《历史论文和杂集》，其中选译了《诗经》中的3首诗：《淇奥》《桃夭》《节南山》。据译者介绍，翻译《诗经》所据原本为柏应理用拉丁文译出的《大学》［31］362-365，应为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有柏应理等人合译的拉丁文版《大学》。每首诗两种译文：一种是原文的字面翻译，每句单独成行，原文和译文标有对应序号；
一种是韵体译文，韵脚是“abab，cdcd…”形式。对照原文和译文，发现字面译文非常准确，而韵体译文添加了很多原文所无的修饰词或出于押韵目的而增加的词语。琼斯认为柏应理准确地翻译了这首颂诗［31］362，应该是比较了诗歌原文和拉丁语译文，然而前提则是琼斯的汉语水平足以读懂《诗经》。其实，琼斯所译3首诗均不完整，每首仅译出前两节，3首诗分别出自《大学》第4、10、11章。这也部分地证明，琼斯译诗转译自《大学》拉丁语译本，或者至少不是完全直接译自《诗经》原文。无论如何，琼斯的《诗经》翻译是汉语古典诗英语转译或直接英译史上首次实现以诗译诗，开荆辟莽，厥功甚伟。

18世纪末，英国浸礼会教派牧师温特博瑟姆（William Winterbotham）在狱中编成《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及哲学介绍》，1795年在伦敦出版，翌年在美国费城重印。书前“告读者”解释了资料来源：编者研究了各种记述，剥除传教士描述中的荒诞不经之处，搜检了其中事实［32］i-ii，可见书中内容均转译自早期传教士文献。书中第7部分转译了出自《诗经》的2首诗：《臣工》《板》，内容和散文体译文与格鲁贤《中国通志》对应部分几乎完全相同。［32］322-323因此，该书只是辑录了传教士著作的英语转译，略作修改，并非直接翻译，亦非英语创作。

在19世纪之前，欧洲传教士翻译和英语转译的汉语古诗，不仅有《诗经》中的诗歌，也有其他古典诗歌。首先，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中国历史初编十卷》（1658）第四卷第55—56页翻译了原载《尚书》的《五子之歌》，珀西在《好逑传》（1761）的“中国诗歌选译”中选为第一首全部译出，并认为“如果中国人的观点正确，即这些诗歌真地由太康的弟弟们所作，那么它们就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诗歌”。［24］225-226这里最早翻译了反映中华民族“以人为本”思想的两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对比原诗和译文，前四首仅存大意，删减较多，第五首翻译最为充分，原文短短8句36字，译文10行110个英文单词，似乎较之原文更能极尽追悔莫及之意。译者详尽阐释了原文主旨，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意识心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如果说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华经典是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观念在300多年前就通过翻译传到了西方。卫匡国的中国史著作于1658年以拉丁文出版，1692年由佩尔蒂埃（Claude Le Pelletier）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2010年出版意大利语版。该书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史料准确详实，但一直未出英译本，仅见珀西选译的《五子之歌》。

《中华帝国全志》除了录载译自《诗经》的诗歌外，尚有其他来源的诗歌。其中选译的汉语小说典籍，如《今古奇观》《初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也译出了散见于小说典籍里的一些诗歌。有的译出完整诗篇，有的仅译出部分诗行。根据英文故事内容，确认故事原文，再查找译诗原文，发现第151页所译诗行出自《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第二个故事，原诗行为“心忙似箭惟嫌缓，船走如梭尚道迟”。较之《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汉诗译文，珀西译文的诗行长度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译者对诗歌的自觉意识，也代表了欧洲从传统汉学向“浪漫主义汉学”的过渡。

明朝话本小说的故事均以诗句开头和结尾，有时中间插入诗句，比如《警世通言》第五卷有诗歌7首，第二个故事中有4首诗，因此《中华帝国全志》中类似的诗句翻译和英语转译尚有多例。上述第二个故事中的4首诗悉数译出，分别载于1738年译书《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第150、151、153、154页。此外，书中还选译了《今古奇观》第二十九卷“怀私怨狠仆告主”，其内容与《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一卷“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相同，其中有诗歌14首，译文中译出10首，载于1738年译书第二卷第154—158页；
另外还选译了《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其中诗歌12首，译出11首，载于1738年译书第二卷第167—174页。

这些诗歌的翻译基本上以译意为主，译文充其量只是散文分行，诗行长短不一，既无诗歌的节奏，更无押韵。除完全省略外，尚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行意译；
散体意译；
散体节译；
省略但提到原文有诗行。显然，仅第一种翻译策略以分行形式呈现。相比而言，《赵氏孤儿》中诗歌的翻译则大不相同，译者省略了原剧中的绝大多数诗歌。

除《尚书》、明朝话本小说外，诗歌转译也有其他来源。《中华帝国全志》1738年英译版第2卷第64页翻译了一首诗，经查比较接近明代悟空的《万空歌》，教导人们中庸持家。第99页的一首译诗提供了可靠的作者信息：杜少陵，原诗为杜甫《少年行二首》（其一）。［33-34］这是迄今所见西译和转译成英语的第一首杜诗，也是第一首唐诗。

在珀西英译的《好逑传》第四卷附录“中国诗歌选译”中，选有英语转译汉语古诗20首。上文考证表明，前8首分别出自《尚书》和《诗经》，第9、12、16、17、18、19首分别出自《警世通言》和《初刻拍案惊奇》，第14首为明朝悟空《万空歌》，第15首为杜甫《少年行二首》（其一）。根据珀西注释，第10、11、13、20首分别出自《中华帝国全志》第167、95、51、123页，其中第10首对应《警世通言》第二卷开篇，但比对发现汉语原文并无对应部分，应为译者添加，而其他3首缺少必要信息，原诗尚待考证。把珀西选译诗歌与《中华帝国全志》所载对应汉语古诗的英语转译进行比较发现，珀西所选译诗与后者非常接近，仅有的改变包括显著简化译诗（如《抑》）、对前者散体译文分行、已经分行的则进一步分行、使用更多古英语单词拼写、单词首字母大写改为小写、修改或添加少数单词等。因此，珀西并非真正翻译，仅改编了《中华帝国全志》中部分译诗。显然，语言形式上的修改几乎无关紧要，而珀西在1761年将散文分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同时代文学的演化路径：奥古斯都时代（The Augustan Age）的现实主义文学刚刚过去，浪漫主义文学尚在酝酿，而成熟的浪漫主义文学乃至“浪漫主义汉学”更待时日。

值得一提的是，从英文内容和译文前“卫武公”的提示看，《大雅·抑》应该是卫武公作诗用以自警。杜赫德编选该诗，目的是要证明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存在“上帝”的概念和观念，这也是耶稣会士的“索隐”传统。另外，18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兴，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强大，社会问题也接连不断：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屡开战端、国王专横、议会腐败、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等。［35］自17世纪，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著述和翻译中就开始有类似的中国文献援引，把中国描述成完美的帝国形象，盛赞中华帝国的道德和正义、淳朴和诚实，［36-37］并援引中国古代文献，也不排除呼吁社会改革的目的。最后，珀西提出：“汉语是我们所熟悉的语言中最富有音乐性和最悦耳和谐的语言”［24］203，但同时也声称汉语诗歌充斥着“古怪奇特和矫揉造作，热衷于小巧的奇怪比喻，缺乏高贵的质朴”［24］217［38］。当然，这样的评价可以视为难译的托词，却不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准确认识。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欧洲人根据来华传教士翻译和编写的资料，编辑出版了大批汉学著作和译著，中国古典诗歌也因此传到了欧洲。本研究从“四书”“五经”翻译、欧洲早期汉学著述中的古诗翻译和引用、《诗经》翻译和英语转译、其他古典诗歌翻译和英语转译等方面，考查了中国古典诗歌早期在欧洲的翻译、传播和影响，考证了英语转译诗歌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中国古诗早期欧洲传播的大致路径，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欧洲的早期传播和影响勾勒了一幅粗线条画卷，也为深入地开展同类研究作积极的准备。

猜你喜欢传教士诗经首诗《上课没人抢》小猕猴学习画刊(2022年4期)2022-05-05我想写首诗给你黄河之声(2021年24期)2021-04-15诗经天津诗人(2019年4期)2019-11-27现代诗经诗歌月刊(2019年7期)2019-08-29现代诗经诗歌月刊(2019年8期)2019-08-22从“读首诗再睡觉”看听觉阅读新闻传播(2016年23期)2016-10-18过得再粗糙，心里也要有首诗Coco薇(2016年5期)2016-06-0360岁再创业邰中和当“光的传教士”海外星云(2015年15期)2015-12-01早期西方传教士的汉语量词观语言与翻译(2015年3期)2015-07-18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小说月刊(2014年2期)2014-04-18

推荐访问:英语 中国古典 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