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呈现中的青年身份及其变迁研究——基于《中国青年报》青年主题报道的分析(1951—2019)

江素珍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话语有助于某些有着不同称呼的东西的建构，诸如‘社会身份’。……身份功能关涉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1]。从新闻传播学领域来审视青年概念如何由社会生活领域延伸至文本领域，考察文本中所呈现出的青年身份，这就将社会结构、媒介生产与青年群体这三者关联起来。本文所研究的青年身份有别于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一种媒介身份，即在媒介报道中青年所呈现出的身份特征。《中国青年报》中的青年话语是对青年社会身份的一次建构，建构了不同时期青年的不同社会身份，确立这些社会身份的方式，并且预留了可被协商的空间。

通过媒介有关青年的报道来研究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释义，进而研究这些释义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青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需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建立社会权威的必经阶段，表现在青年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身份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受到政治进程、民主制度、公民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考察不同的历史阶段青年身份的变化，可以揭示出青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青年一代的内部差异、以及青年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媒介建构了怎样的青年身份；
媒介报道中的青年身份有何特征；
青年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青年身份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本研究的研究时间区间为1951—2019年，时间跨度为69年。笔者对这69年又进行的了进一步的阶段划分，1951—1966年为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第二阶段(《中国青年报》在1967—1977年处于停刊状态)，1993—2019年为第三阶段。根据随机抽样和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青年报》纸质报纸上共获得分析样本2 673篇，其中1951—1966年这一时间段的样本数量为645篇，1978—1992年的样本数量为460篇，1993—2019年的样本数量为1 568。本文即是对这2 673篇青年报道所进行的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

在考察青年身份的媒介特征时，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将报道中的青年身份进行了如下分类：(1)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劳动者；
(2)纪念(欢迎)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3)革命斗争传统的继承者；
(4)正义战争的参与者；
(5)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6)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7)反动行为的抗议者；
(8)利益受损者；
(9)体育运动的参与者；
(10)受教育者与思想改造者；
(11)反对与批判对象；
(12)幸福生活的拥有者；
(13)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14)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
(15)受助者；
(16)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17)反动思想的批判者；
(18)先进思想的学习者；
(19)传统观念的改变者；
(20)科技发明与创新者；
(21)自身权益的争取者；
(22)其他。

表1 每个时期排名最高的青年身份及其比重

所谓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指在每个历史时期，青年在媒体报道中呈现最多的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是对青年所在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当时社会结构特征。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三种最重要的社会身份。1951—1966这一历史时期，青年在媒体报道中呈现出的最多的社会身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劳动者，比重达到56.28%。建设者与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为何如此的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突出，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在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改造和重建社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全国范围内所实行的人民公社制便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突出代表。

在早期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被组织起来参加集体劳动，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城市的人民公社运动也被推广开来。“人民公社最主要的内容是组织生产全民化、生活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2]这说明在1951—1966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阶段，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广大社会成员被最大范围地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尤其是劳动能力较强的青年群体。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劳动者成为1951—1966这一历史阶段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

1978—1992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劳动者，但其比重下降到19.35%。一方面，说明劳动和建设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在青年劳动中的主导作用开始下降。这与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集体生产、集体分配的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制度不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个体生产，个体向国家缴纳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劳动的性质有所改变，劳动由最初的国家主导发展为家庭、个体主导，个体和家庭的自主性不断扩大。因此，作为个体劳动者的青年，虽然同样在从事生产劳动，但是劳动者社会身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为国家劳动变成为家庭和个体劳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改革开放的1978—1993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劳动者的青年社会身份会大幅下降。

1993—2019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改变，变为在工作岗位上勤奋钻研者，比重为18.94%。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劳动变为由个体和家庭主导的劳动，相应地，劳动者的社会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传统的就业模式被打破，青年劳动者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就业模式。青年劳动者完全从“为国家劳动”的制度中摆脱出来，开始为自己劳动。这种职业化劳动带来的后果有：首先，青年有了更多的选择职业的空间，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或岗位。其次，劳动合同制与市场化打破了人们以往的“铁饭碗”观念，在选择空间扩大的同时，职业的竞争压力也相应地加大。再次，市场化的就业模式所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失业问题。从这几个方面而言，青年作为劳动者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本能地会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同时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和避免下岗与失业，青年劳动者也需要珍惜劳动机会、认真工作。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工作岗位上勤奋钻研者成为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

(一)青年社会身份的类型

在媒介报道中，青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笔者将这些社会身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青年政治身份、青年经济身份和青年文化身份。本研究将从这三种不同身份的变迁来考察青年社会身份的特征以及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1.青年政治身份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安德鲁·海伍德对“政治”这一概念作了四种界定：(1)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
(2)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
(3)作为妥协与共识的政治；
(4)作为权力与资源分配的政治[3]。个体或群体的政治属性，与这些关于政治的阐释密切相关。

青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能涵盖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但无论是哪个阶层或群体的青年，都无法摆脱他们的政治属性。以安德鲁·海伍德关于政治的界定为参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的政治属性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本研究中，笔者对青年的政治身份作了如下界定：当青年参与政府行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协商行为、或参与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时，他们也就具备了政治身份。

2.青年经济身份

青年的经济身份源于青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劳动力的不同程度的需求，决定着青年经济身份的重要与否。这是从社会发展的广义范围上对青年经济身份的界定。从个体意义上而言，青年对于个体经济利益的追求，构成了青年经济身份的重要特征。亚当·斯密认为，“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基本心理动机成为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4]也即在经济活动中，个体的行为是以追求利益为导向的。因此，对于青年经济身份的界定要从两个层面出发，一是宏观的社会层面，二是微观的个体层面。从社会层面而言，青年的经济身份是青年作为群体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时所呈现出的角色与身份。从个体层面而言，青年的经济身份是青年作为个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以追求个体利益为主要目的时的身份。

3.青年文化身份

由于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青年的文化身份因此变得难以界定。为了对青年文化身份的研究更具操作性，笔者将青年的文化身份界定为除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以外的一种社会身份。这种文化身份既指向一种文化特征，也指向一种文化差异。文化特征是指青年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文化差异则是指青年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

因此，在对青年的文化身份进行界定时，要明确青年的特性以及媒体想要建构的差异性。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又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或行动来体现的。青年的文化身份通常是指青年在以下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社会身份。一是教育学习活动，二是体育运动，三是思想观念活动。

(二)青年社会身份的变迁

表2 1951—1966年青年政治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51—1966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政治身份所占的比重达到了92.4%。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的社会身份具有非常突出的政治性。

1.社会劳动的政治性

社会劳动的政治性源于劳动的非私人性，这一时期的劳动是国家主导型的劳动。劳动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劳动资料的分配也是完全由国家来控制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劳动者的青年，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青年最显著的政治身份。

2.思想与观念的高度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人们在社会生活与思想领域的强烈反应。青年群体在思想观念方面并没有发展成熟，面对强烈的社会变革与刚刚步入的新社会，思想上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唯心主义、个体主义的影响还没有彻底的消除。因此，随着全国政权的建立，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增值教育开始推向社会各个领域。在这一政策支配下的青年的政治身份包括：受教育者与思想改造者、革命斗争传统的继承者、党的领导的拥护者、反动思想的批判者、先进思想的学习者。

3.社会活动的政治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样事物几乎占据了青年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一是劳动，二是运动。上文已经对劳动的政治性进行了分析，而社会运动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并且在这一历史时期，“运动”几乎成为青年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1949—1976年，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有70余次，社会运动成为中国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在这种广泛意义上社会运动的语境下，青年在参与这些社会运动的同时便具备了具体的政治性身份，在媒体报道中，这些政治身份包括：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反动行为的抗议者、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纪念(欢迎)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等。

在1951—1966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经济身份所占的比重只有3.88%。这说明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生活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那个时代个人生活的重要准则是艰苦朴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
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传统观念中对艰苦朴素的推崇，对铺张浪费的批判。在这一历史时期，消费行为得到严重的抑制，人们通过节省和尽可能地减少消费来支持国家的发展。过度的节俭和近乎禁欲主义的消费观念使得这一时期的青年鲜有经济活动，因此，青年的经济身份也比较的单一。

在1951—1966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更少，只有2.79%。这说明在这一时期青年的文化生活贫乏，内容单一。青年的日常生活被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所占据，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化活动。并且，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例如，在体育活动中，青年作为体育运动的参与者，更多被突出的是青年要代表国家形象，为国争光。其他的青年文化身份包括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传统观念的改变者。

表3 1978—1992年青年政治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78—1992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政治身份所占的比重达到了48.91%，与经济身份、文化身份相比，其比重仍然是最大的。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身份仍然是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但与上一历史时期相比，其重要性有所下降。这一时期青年政治身份的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劳动、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的政治性特征之外，这一时期青年政治身份的内容也有所增加，增加的内容有：为人民服务的青年、错误思想的转变者、支援边疆建设者、腐败思想的抵制者、精神面貌积极向上者、思想作风正派者、为国争光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等。这些增加的政治身份，一方面，说明青年政治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也说明青年开始摆脱以往单一的政治身份。

在1978—1992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经济身份所占上升到43.26%，与上一历史时期的3.88%相比，这一时期青年经济身份的比重可以说是得到了飞速增长。从青年经济身份的具体内容来看，青年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参与的经济活动有：参与改革、进行科技发明、认真工作、接受帮助、进行创业、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参与城市建设，寻找职业等。这些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这一时期的一项重大决策有关，那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这是一项政治性与经济性并行不悖的政策，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此，在这一经济政策广泛实施的背景之下，青年所要承担的经济任务便被凸显出来。

这一时期青年经济身份的主要特征：一是以改革者为主的经济身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的初步展开到1984年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出进展，再到城市的价格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青年在这些改革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因此，青年以改革者为主的经济身份非常凸显。二是以谋求自我发展为目的的经济身份。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与社会空间越来越市场化，个体对组织和集体的依赖性减弱，对在自由市场中谋求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度越来越高。“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充斥着‘自我实现’的呼声，并出现了一批极力宣扬个人价值观的青年。……80年代群体性政治事件给青年们带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对个人前途和自我价值的关注远远高于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个人生活。”[6]三是自主性与个体性突出的经济身份。在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以个人意志和个体需求为目标，在经济活动中与不同制度发生互动的过程中，青年越来越善于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去解读和运用政策，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中青年经济身份的自主性和个体性越来越突出。

在1978—1992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提升，达到7.39%。相较于上一历史时期，青年文化身份的内容开始丰富起来，除了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传统观念的改变者之外，青年文化身份的其他特征也开始凸显出来。

表4 1993—2019年青年政治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所占的比重

在1993—2019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经济身份所占的比重上升到48.79%，成为这一时期比重最大的青年社会身份类型。这说明在这一历史时期，青年经济活动的参与度高于政治活动，经济身份成为这一时期青年最主要的社会身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开始从政治话语转向经济话语，这种转变发展到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经济话语超越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在这种社会主流话语语境下，青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身份除了对自我价值和个人前途的追求外，还承担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带给青年的负面影响。如承担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的青年，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受到损害的青年等。

在1993—2019年这一历史时期，青年政治身份的比重相较于上一历史时期急剧下降，只有21.94%。这说明青年的政治热情下降，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度减弱。但是青年政治身份的内容相比上一历史时期却更加的丰富，并且，青年政治参与的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一切专断的、固定的、僵硬的、绝对的思维方式正在被抛弃；
参与社会事物的民主化意识增强，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7]

相较于上一历史时期，1993—2019年青年文化身份的比重也有大幅提升，达到28.44%。这一时期青年文化身份的内容异常丰富。首先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这些社会活动是除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以外的活动，最多的是一些公益和志愿活动。另外一些青年的文化身份是依据媒体对青年应该具备的品性的要求而设定并出现在大众视野内的，主要有见义勇为的青年、助人为乐的青年、勤奋好学的青年、舍己救人的青年、富有爱心和孝心的青年等。除此之外，青年的文化身份还具备了青春期的一些特性，如困惑迷惘的青年、遭受争议的青年、追寻梦想的青年，畏惧父母权威的青年等。困惑迷惘是处于青春期这一特殊人生阶段的常态，对于现状的困惑和对于未来的迷惘构成了这一人生阶段的典型特征。遭受争议则与青年活跃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追寻梦想实际上也是青年逃离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畏惧父母权威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一时期代际关系的一个特征。最后，青年的文化身份还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勾连，如地球环境的保护者，反映的是地球环境受到破坏这一社会现实。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反映的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特点，大批的青年选择在海外接受教育，同时又选择在国内选择职业。

在媒介的呈现中，青年的身份是被工具化的，是服从国家的意志与制度安排的。在1951—1966这一历史时期，媒介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劳动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历史境遇下，国家的发展依赖于青年的力量。因此国家权力借助媒体将青年的劳动赋予神圣的价值意义，即青年的劳动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青年必须放弃个体的、私人的生活，全身心的投入到劳动与建设中去。这一时期青年的身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与使命性。到1978—1992这一历史时期，媒体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具有改革精神的青年。这一时期国家权力虽然已经不再强制性地干预青年的日常生活，但国家仍然通过媒体等各类力量作用于青年，引导青年积极地参与改革。因此，这一时期青年的媒介身份仍然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色。到1993—2019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不断发展，青年的自主性显著提升，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工作与生活。媒介在这一时期所塑造的最主要的青年身份是在工作岗位上勤奋钻研者，这一媒介身份从表面上看是对青年职业生活的呈现，实际上是对青年尽职工作、顺应市场变化的要求。由此可见，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媒体塑造了不同的青年身份，但这些身份都呈现出工具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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