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重要价值研究

□ 何燕青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对全国改革开放事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广东改革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赋予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的使命、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改革开放要“敢闯”“敢试”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成为激发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强大动力。“南方谈话”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其理论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把握时代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石。因而，重温“南方谈话”，对深刻理解“南方谈话”的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巨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分配制度和机制的完善，人民收入也得到了稳步增长。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看到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信心大增。指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是正确道路，并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73这表明邓小平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关注，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经济快速发展。1992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沿海部分市、县已提前进入小康。199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进入总体小康阶段。全省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珠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初步富裕[2]1334。这表明广东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2003年，全省GDP达1362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9，比1978年翻了四番多，年均增长1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55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4062亿元[3]1524。2013年，广东全省GDP达62163.97亿元，比上年增长8.5%。人均GDP达到58540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9453美元[4]。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在对外开放的热潮中，广东实现了向“经济第一大省”的飞跃。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广东经济综合实力迈上大台阶。2021年1月，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指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015年为7.5万亿元，2020年超过11万亿元，年均增长6%，总量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9367亿元增加到12922亿元、年均增长6.6%[5]。

广东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实现“总体小康”的目标的过程，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来说，距离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构想还有很大的差距，广东省在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可见，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广东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促使广东勇立潮头，引领广东提前总体进入小康水平。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和顺德县，就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广东今后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1]375。并提出要扩大“开放”。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372邓小平有的放矢，针对当时在对外开放存在的错误认识，明确阐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这一观点，对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广东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励。过去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现在是“敢于投资，不怕冒险”。从而助推广东对外开放迈向新的历史时期。

1992年2月，广东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视察广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同年3月，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要在广东建立具有国际竞争能力、高效、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并把惠州大亚湾、珠海西区和横琴岛、广州南沙作为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区域。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的报告主题“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要求扩大开放的这一要求，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1993年5月，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指出，加快广东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就是全方位扩大开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1994年6月，江泽民向广东省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提高开放水平的要求，为广东的开放发展确立了新的战略目标，在这些有利的政策推动下，广东对外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1997年，据海关统计，广东省进出口总值达130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3%，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0%，连续12年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首位[6]329。2005年，广东对外开放迈上新水平。当年外贸出口总额达238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3%，是“九五”期末的2.5倍，五年年均增长21.0%[7]。

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推动广东积极探索“走出去”战略，还推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建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广东开始进一步扩大开放。“粤港澳”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广东为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包括“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广东充分发挥了地缘优势，牢记新时代开放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中心，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互结合，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谈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77。可以看出，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能助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在广东人的头脑中迅速形成。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推动贯彻这一思想,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动“科教兴粤”。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1993年起，广东开展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重点对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1995年，国家印发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科技、教育进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广东科技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5月，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科教兴粤”发展战略。同年9月出台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强调增创科技新优势，全面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由此，“科教兴粤”成为广东经济抢占新优势制高点的关键，从而带动了广东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广东的科技产出指标、专利申请量和高新技术产值得到了大幅提升。2002年，广东共有高技术企业2013家，占全国的17.8%，位居第一；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4532.33亿元，占全国的30%，居第一位，相当于第二位江苏(1846.04亿元)的2.5倍，为第八位山东的8倍。广东的增加值、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占全国的26.5%、29.8%、23.4%，均居全国第一[8]。1992—2012年，广东科技发展经历了至关重要的20年。其间广东的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科技队伍日益壮大，科研机构迅速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领域取得的成果显著，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广东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从1800亿元增加到32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2.4%提高到2.9%，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跃居全国第一，有效发明专利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首位[5]。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关于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决定》《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都提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使广东成为教育强省”的目标。2001年，《广东省教育事业“十五”计划》发布，制定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这一阶段，广东先后在珠海、深圳、广州、东莞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大学城。广东高等教育通过外延式发展和实施规模扩张策略，实现了快速发展。1999年开始广东高等教育开始扩大招生，此后一直保持较快发展趋势，从2000年至2005年，新增普通高校50所，全省普通本专科在校生由2000年的29.9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7.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1%提高至22%[7]。到2021年，全省共有高等学校174所，高等教育在校生408.8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65%[9]。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广东人思想中形成共识，在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带领下，不断探索出一条适合广东改革发展的新道路，推动广东教育深化发展，引领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科教“先行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领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强调：“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78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重申了此观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并要求广东等地加速开放和发展。在此形势下，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坚持“以人为本、虚功实做”原则，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1993年5月，中共广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强调，要“开展创建精神文明活动，树立良好社会风尚”[2]811。1994年11月，《广东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纲要》提出，要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广东人精神。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引导，使全省人民树立起爱国爱乡、务实创新、振兴南粤、建设文明、为国争光的共同思想，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10]。在理论建设方面，1992年成立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1993年成立广东精神文明学会，发动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编写出版了《新三字经》《新增广贤文》《社会公德四字歌》《公民道德格言》《家庭美德五字谣》等普及读物，不仅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成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载体。在道德建设方面，1996年，全省开展“讲公德、树新风”教育；
1997年，开展以“讲社会公德、除不良陋习、做文明公民”为主题的社会公德教育，促进热心公益、助人为乐、扶危济困道德风尚的形成。广东不仅在社会公德方面，还在职业道德、家庭美好建设、学生品德教育、爱国主义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建设方面，广东积极推进“南粤锦绣工程”和“文明社区”，积极实施山区文化建设工程。1998年，《广东省山区文化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决定，从1998年起至2002年，省补助资金每年为工程建设投入4500万元，全省共投入5.4亿元，5年新建、扩建市级群众艺术馆6个、图书馆6个、博物馆6个；
县级文化馆44个、图书馆38个、博物馆46个、专业艺术团排练场37个；
乡镇文化站799个，新建乡镇露天电影剧场300个[11]。这些文化设施，成为山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山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不仅反映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更反映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越发统筹兼顾欠发达地区。

2011年，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战略目标。围绕此战略目标，广东启动了文明城市群建设工程，以此带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由点到面，由城市向农村纵深推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经济惠民”转向“文化惠民”，打造了如粤剧、潮剧、潮乐、客家山歌、咸水歌、舞狮等公共文化活动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广东改革再出发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近年来，广东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学习传播党的科学理论，打通理论思想传播“最后一公里”，打造群众身边的精神“充电站”，坚定了广大群众共同的思想基础；
同时，将中心建设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把示范所(站)建设纳入2021年全省十件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截至2022年2月，广东全省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2.57万个，实践中心在县(市、区)覆盖率达98.4%，实践所在乡镇(街道)覆盖率达97.8%，实践站在村(社区)覆盖率达95.1%。依托数万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省开展理论宣讲、党史教育、文化惠民、科普宣传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260万余场次[12]。广东把4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现实教材，在弘扬传统的独立自主、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上，铸就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和特区精神，使之成为凝聚广东人民奋发图强的重要精神力量，极大地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我国改革道路指明了方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文本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停留在1992年，它不断被人们学习、消化、吸收和传承。同时，对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不停滞。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交互作用使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这些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370-371应当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在当时对有利于排除一些错误思想的干扰，增强改革决心和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3]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发展的关键期，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实现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创新，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亦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最终落脚点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其充分尊重了发展过程中地缘、人才、资源等各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引领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走上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还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4]，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5]。在践行这一重要论述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不断开展扶贫工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心。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扎实基础。这充分说明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是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在认识上的深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并提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发展不离开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因此，要加快科技进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快，经过多年追赶，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但与发达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信息基础设施、创意产出水平等方面仍然有较大差距。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16]。因此，新时代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确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加强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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