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

吴蓉 施国庆

摘 要：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推动乡村产业兴旺，而乡村产业兴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新乡贤的参与。学界对于新乡贤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乡村治理场域及其政治效能，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行动逻辑研究则稍显薄弱。本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Z村新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实践为例，深入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经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在理性逻辑、市场逻辑、科层逻辑、乡土逻辑四者相互作用下，呈现出理性叠加、螺旋赋能、多维共同体等三重性。对此，应正确认知和合理利用新乡贤行动逻辑中所蕴藏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积极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所需的社会发展环境，重视新时代下传统乡土文化资源与情感要素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不断地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新乡贤；
产业振兴；
乡村旅游；
行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4 - 0043 - 11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在于着力推动乡村产业兴旺1。然而，不少乡村产业因其脱嵌于乡土社会和乡土自然，弱化了乡村产业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2，乡村振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外部“资本振兴”。因此，乡村产业振兴亟须具有乡村主体性地位的新乡贤带头参与3。新乡贤是指新时代与乡村具有人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拥有较强的技能或本领，良好的道德修养水准，且有意愿为乡村发展进步贡献力量的人士4。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和支撑，新乡贤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其角色与作用则显得事关重要。近些年，乡村旅游凭借自身所具备的加速城乡要素流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提升农民主体地位等优势而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呈现出内在的契合性1， 再加上乡村旅游对于广大农民群体而言具有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和资金门槛相对较低等“亲民性”特质，无形中吸引了不少新乡贤踊跃参与其中，可以说新乡贤带头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下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实践之一。

目前，学界对于新乡贤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乡村治理场域及其政治效能，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则稍显薄弱。在当下，受国家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及政策空间的吸引，再加上乡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一并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2。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新乡贤也是构造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主体3。有学者认为乡贤治村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点4。由于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以此创造了新乡贤的时代舞台5，而新乡贤作为高能力—高意愿的治理主体6，他们的参与也能够显著地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7。新乡贤基于乡土情结、政府政策引导等驱动因素而依托动员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形塑了新乡贤与产业振兴的耦合8，以此积极发挥新乡贤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9。由此可看出，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已得到充分肯定，但是学界关乎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

新乡贤是乡村最重要的内生资源之一，其角色与功能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建设的成效。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若想充分发挥新乡贤带头作用，厘清新乡贤的行动逻辑则理应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本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Z村为例，结合理性理论、赋能理论、共同体理论深入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从而为发挥新乡贤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而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行动逻辑在不同学科领域内有其相关的定义，本文借鉴费孝通先生对农民行动逻辑的概念界定，将本文的“行动逻辑”视为新乡贤行动中所遵循的原则与规律，并结合理性理论、赋能理论和共同体理论加以深入剖析。

一是从理性理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性特征。行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行动动机的具体呈现和农民行动选择的准则。农民理性分析常被用来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1，尤其是回应农民行动选择的动机问题。关于农民理性的概念内涵至今众说纷纭，本文基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将农民理性类型划分为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以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为主的三种形态。

二是从赋能理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特征。赋能是指个体或组织凭借一定的策略和手段以提高自我行动水平，以此强化自身对客观世界的把控能力。在当下，将赋能理论引入乡村治理议题已成为主流。本文基于案例实际情况和自身研究目的，结合学界对赋能类型的研究，进而划分为技术赋能、组织赋能、情感赋能三个维度，以此力图从乡贤个体、行政组织与乡村整体等多元视角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

三是从乡村共同体理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旨向。培育一个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新时代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和着力点2，面对当下中国乡村衰败趋势，不少学者提出从政治、经济、情感、伦理等方面重构乡村共同体以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34。乡村共同体是在一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由生产、生活、情感等多个空间共同组成的行動集合体，在每一个具体的空间场域内所发生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彼此的社会关联性，强化了共同体的黏合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乡村共同体。因此，生产、生活、情感是乡村共同体的基本分析维度。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Z村为例，采取定性研究范式，力图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进一步勾勒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以此为进一步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振兴而提供参考。

遵循理论适用性、过程完整性与案例典型性等案例选择标准5，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J区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Z村8名新乡贤作为研究对象。一是从理论适用性角度看，Z村乡村旅游产业在新乡贤的助推下先后历经自主创业发展、政府介入改造、村民集体护村守业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其演变历程深受Z村新乡贤自身主体能动性、新乡贤所拥有的资源、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等影响。由此可看出，Z村新乡贤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一系列行动实践契合理性理论、赋能理论、共同体理论要点。二是从过程完整性角度看，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Z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突出亮点是草根色彩浓厚。带头发展旅游产业的Z村新乡贤都是清一色的普通农民，其不具备显著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Z村新乡贤所引领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较为一波三折。因此，通过审视Z村新乡贤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行动实践，深刻认识和把握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三是从案例典型性来看，Z村是一个城郊型乡村社区，毗邻江苏省南京市著名的N风景区，距主城区仅有8公里，是南京市J区发展较好的旅游型乡村之一，先后获得诸多国家级、省级等乡村旅游示范村殊荣，也是基层政府大力宣传的农民创业示范点和乡贤建乡模范村。

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研究主题，本文采取文献法、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展开深入调研，通过在2017年7月至2022年2月长期追踪调查，力图深入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根据Z村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与角色等选择标准，选择了Z村LCM、TCJ、ZXZ等8位新乡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年龄均为70后和80后，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并拥有丰富的非农产业谋生经历，是Z村产业发展的带头者，也是Z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本研究通过针对Z村8名新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行动逻辑分析，以此为理解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而提供参考。

三、案例呈现：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探索

时至2022年，Z村乡村旅游建设至今已有17年的发展历程。自2005年起先后经历了萌芽期、改造期和守护期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Z村新乡贤在本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中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丰富实践。

（一）萌芽期：生存理性和技术赋能下的“生计重嵌”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认为生存理性是指当农民承受生存压力时，农民最为重要的行动准则是满足生存于世的需求1。2005年初，Z村房屋租赁产业逐渐走向没落。当时无收入、无工作的生存压力激发了村内以LCM为代表的新乡贤谋求其他生计方式的生存理性，LCM通过发挥自身能知性和能动性以寻求新的生计方式，力争改变眼下生计的穷困之境。经多方了解，LCM决意依托Z村旅游资源禀赋而自主创办农家乐。由于LCM希望能取得一定的规模性创业效益，故而积极地向Z村村民展开集体创业的动员行动。但是，乡村旅游产业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话语中较为边缘化，使得Z村基层组织也不愿轻易给LCM创业行动“背书”，在此之下村民们对LCM的创业号召更是普遍地持以观望犹豫的态度。

在新乡贤LCM求助基层组织未果的前提下，LCM通过开展技术赋能以此积极动员Z村农民集体创业。本文的技术赋能是指行动者为达成既定的目的，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和主体性，巧妙利用相应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行动技能水平，最终实现行动目标。一方面，LCM通过自我学习而展开技术赋能，为释放自身权威资本而积淀基础。LCM系统学习创办农家乐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证件办理流程，并自费前往成都三圣乡“五朵金花村”展开实践学习，进一步向农家乐创业成功者汲取经验教训。基于此，LCM依托自身先前生计转型的成功和其他地区农家乐创业成功的案例展开动员，然而仅有4名村内新乡贤敢于答应创业。

另一方面，新乡贤依托乡村传统的血缘家族文化，扩大自主创业规模，为开展技术赋能奠定基础。面对不理想的动员结果，LCM便发挥村内因血缘、地缘所形成的熟人信任这一乡土传统血缘家族文化而为自身动员行动增加可信力。LCM先后成功劝说了自己两位姐姐和堂哥加入创业行动中，使得LCM可借此向村内其他普通农民发挥熟人信任的关系资本作用。至此，最终有4位新乡贤和5位普通农民答应携手创业。这在当时的乡土社会环境中，Z村自主创业的规模较为可观，为后续自主创业所需的门店改造、餐厨用具、相关证件办理等事项都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计重嵌。

（二）改造期：经济理性和组织赋能下的“生活宜居”

行动者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以追求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和行动代价最小化作为自身行动的主要准则。2009年末，当时的J区政府力争依托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而打造一张属于南京的乡村旅游名片，这对Z村新乡贤而言则是一个提升本村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可贵机会。因此，自主创业的新乡贤们萌生了经济理性，使得如何达成自我生计发展诉求与Z村乡村旅游升级、J区政府发展目标实现共赢以此确保Z村农家乐获得更好的发展，则成为新乡贤在改造期内的主要行动动机。

与此同时，国家2006年提出“中国乡村旅游年”发展口号，2007年出台各项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政策文件，南京市J区地方政府也由此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边缘化产业地位得以彻底扭转。

新乡贤积极开展组织赋能以此推动生活水平的提升。组织赋能是指新乡贤希望可以利用基层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性资源和体制性治理角色而推动Z村乡村旅游发展。一方面，新乡贤多次参与J区基层政府、Z村基层组织举行的座谈会，并积极与J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洽谈诸如集体安装油烟机、改造工程劳动力聘用等事宜。为确保能有效推动组织赋能，新乡贤巧妙地利用社会公众所形成的“农民是弱者”的刻板印象，在与基层政府互动协商过程中淡化“精英”形象而放大“弱者”形象，以此凸显自身对政府的依赖，以一种“拉”的方式表达自身合作意愿。另一方面，新乡贤依托“面子观”机制而约束村民行动以此推动组织赋能。在基层政府主推乡村旅游改造过程中，因涉及一些农户院落、猪圈的征拆工作，少数村民企图漫天要价而“狠赚一笔”。针对此类“不友好”现象，新乡贤充分利用乡土社会中“面子观”机制而约束村民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由此通过“面子观”机制形塑一种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合理表达诉求的乡土集体认知，从而通过价值观念嵌入来形成集体共识1，以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层政府征地拆迁工作的难度。

至此，经由新乡贤所展开的组织赋能行动，Z村一改原先“脏乱差”的面貌而升级为“生活宜居”的新型乡村社区。相比先前Z村生活环境层次而言，改造后的Z村是一种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农民生活环境，比如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风格，整洁宽敞的乡村柏油路，清澈干净的乡村水塘等，使得居住在Z村不再是原先因受制于自身微薄的经济水平所作出的妥协选择，反而从原来的“不想住”转变成“我要住”“不想走”。

（三）守护期：社会理性和情感赋能下的“情怀升华”

Z村凭借乡村旅游的成功打造而荣获诸多国家级、省级、市级表彰荣誉，蜕变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而且也极大地激活和催化了Z村农民原先较为隐晦且深层的恋乡情怀。然而，在Z村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发展时，N风景区管委会正式成立。管委会自2015年开始便陆续采取多番“征村”手段企图统一打造“JL小镇”，激发了新乡贤群体的社会理性。社会理性是指行动者受特定的社会规则或规范的引导作用而以利他主义作为自身的行动原则，以此以追求更大的社会利益为目的的行动抉择1。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的主要区别则是社会理性更加侧重于立足各种社会因素的基础，寻求令自身和他人都满意的行动方式，更加注重行动者行动的理性与非理性方向，注重某一特定的价值观念对行动者行动的影响。在社会理性的作用和影响下，新乡贤迸发出护村守业的行动动机，从而积极寻求规避Z村被征迁和摆脱发展困境的相應对策。

新乡贤依托正式性规范和柔性动员而积极开展情感赋能，最终实现了Z村整体性的情怀升华。一方面，LCM、TCJ等在内的新乡贤依托正式性规范而积极开展情感赋能。管委会在“征村”的行动动机驱使下，采取修建收费型停车场和封锁景区西门等方式以减少Z村游客量，在此影响下Z村乡村旅游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冲击。而在当时，国家一直倡导以共享共建的发展理念追求共生式发展，并在《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加以进一步明确。而这可以说是从正式性规范层面给予新乡贤护村守业的行动资本，Z村新乡贤故而将国家正式性规范的相关规定作为自身行动依据，并以“我们要吃饭”为行动口号，联合相关村民开展集体抗议行动，从而激发管委会对自身失范行为而产生一定的畏惧和忌惮情感。另一方面，LCM、TCJ等新乡贤依托柔性动员而精准开展情感赋能。为了提高反“征村”行动的威慑力与影响力，新乡贤适度夸大管委会行动的潜藏危险和强化村民恋乡情怀，以此激起村內农民的集体不满，并在促进农民护村守业的自组织化过程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2，从而以一种相对柔性化的动员方式吸纳村民参与反对“征村”的集体行动。

随后几年，Z村虽然如愿地被“保留”下来，但是由于辖区内其他旅游型乡村不断地发展，Z村原先的乡村旅游客源市场逐渐被分流，使得Z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陷入瓶颈之中。再加上，近几年新冠疫情对乡村旅游产业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如何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则又成为新乡贤所为之苦恼和努力的方向。对此，新乡贤不得不努力寻思产业发展的新出路。首先，TCJ等新乡贤积极利用自身人脉资源，多次联系当时负责改造发展Z村乡村旅游产业的相关负责人，通过汇报发展现状和发展诉求而希望激发相关负责人的感性情怀，以此愿意出面帮助Z村争取一些帮扶性举措。其次，一些有社会网络资源的新乡贤多次联系当地新闻媒体、线上同城平台加以宣传和推广Z村以“乡情·乡愁·乡恋”为主题的一系列乡土风情活动。最后，LCM、TCJ等新乡贤认真研读和分析国家、省级、市级有关乡村旅游、乡村产业、乡村振兴的扶持性政策和发展性政策，积极关注区级政府相关政策补贴、技能培训、媒体宣传政策，充分动员村内农民报名参加相关活动，以形塑一种全村创业的积极发展氛围，力争获得新一届区级政府的情感青睐，从而争取发展性资源的倾斜。

总之，基于萌芽期和改造期所取得的“生计重嵌”与“生活宜居”，使得新乡贤乃至村民们对Z村的恋乡之情更为显现化。而在守护期内面临的“被征村”的危险和后续的发展困境，新乡贤巧妙地开展“以软碰硬”的情感赋能这一柔性策略而加以化解，普通农民更是在新乡贤的情感感召下积极参与“护村守业”行动之中，从而以实际行动自我强化和激发“情感在乡”的程度与水平。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重行动逻辑

新乡贤回归乡土场域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客观的现实需求，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更是为新乡贤“回乡”“建乡”“留乡”提供了时代契机，使得新乡贤顺势成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的基础1。相比于政治场域而言，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乡村产业则普遍成为新乡贤回归乡土社会的主体场域。但是，在乡土社会实践中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或多或少出现形式各异的困境2。因此，为了形塑更有助于新乡贤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环境，有必要深入剖析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经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呈现出理性叠加、螺旋赋能、多维共同体的三重性（如图1所示），从而为进一步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旅游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理性叠加：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性特征

理性叠加是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性特征。当下，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等多元理性叠加已成为国内学者认知中国农民理性的共识3，但是由于社会场域的不同或发展环境的差异，使得农民理性在一定阶段内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性特征亦是如此。

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理性具有多元性和共存性，呈现出理性叠加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不同阶段内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其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是同时并存的，但是因在特定时期下占据新乡贤主导地位的理性因素有所不同，形塑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多元理性叠加特征。在Z村乡村旅游萌芽期内，新乡贤受生存理性的主导作用而将乡村旅游视为一种关乎自身及家人的生存型谋生手段，在“求生”理念的催生下展开自主创业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生计重嵌”的行动结果。在Z村建设期内，新乡贤受本村乡村旅游低层次发展水平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润。因此，在自身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为了力争获取基层政府体制性发展资源的投入而采取组织赋能的行动策略，以此吸纳基层政府主导Z村乡村旅游改造工程，从而在提升自身经济利润水平的同时，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生活宜居”的行动结果，使得Z村乡村旅游的经济地位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提升乡村宜居水平相互捆绑。而在Z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守护期内，新乡贤受已被激活的恋乡情怀的影响而生成了社会理性，并且在社会理性的主导下而采取一种情感赋能的方式达成护村守业的行动目的，这种看似抗拒拆迁而固守村庄的“不理性”的行动实则彰显出新乡贤深层次的“恋乡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了新乡贤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作用空间，遏制了乡土社会“空心化”的重演。

由本文案例分析可知，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其生存理性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所有的行动实践均以满足生存理性作为相应的基础与前提。当生存理性满足后，新乡贤的行动则极易受其经济理性主导作用的影响，也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逐利的行动动机成为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理性则更多的是依赖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满足后而得以生成，也就是说只有当新乡贤满足其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才能生成社会理性的作用空间，并且社会理性一旦生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地保障与强化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正向演化的作用方向。

（二）螺旋赋能：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特征

螺旋赋能是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特征。螺旋赋能是指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其行动策略呈现出从单一到复合、内外交互的螺旋化和动态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技术赋能、组织赋能、情感赋能等方面，而这一特征的形塑与不同时期新乡贤自身理性特征以及所处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按赋能的利益诉求来说呈现出从“满足生存”到“追求发展”再到“在乡恋乡”的演变与升华，按赋能的手段方式来说则呈现出由“从里及外”再“从外及里”再到“里外互嵌”的演进与优化，按赋能的结果旨向则是从个体性迈向公共性的衍变。

在很大程度上，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是由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政府、农民与社会之间关系而决定的。中国农民对于政府这一主体具有天然的依赖与信任，但是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这种依赖与信任出现了新变化。一般来说，新乡贤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杰出的发展能力，使得他们普遍能够捕捉具有市场潜力和商机的发展机会。而处于科层体制内的地方政府，其在做出产业发展决断时则更多地遵循上级政府所释放的治理激励，并以秉持制度理性和经济理性为主1，使得一些新兴产业机遇更易被新乡贤所抓住，而政府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出台相应的扶持性文件，从而造成一些新乡贤在产业发展初期更多地只能依赖于自身的赋能，以自身的行动实践加以证明产业发展的可观性以此最终吸纳政府的介入。与此同时，新乡贤若想形塑产业发展的“永动机”则必须不断地汲取社会资源加以维系和保障产业发展，而在中国情境下若想依托社会相关资源或资本助力自身市场行为同样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这一重要的主体。

由此可看出，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虽然突破以往普通农民被动性和局限性，但是其行动依旧具有对上的动态依附性和对下的密切联系倾向。一方面，在新乡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在某种程度上既依赖于政府又不完全依赖于政府，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受彼此利益互惠程度的影响而呈现出“推拉”色彩。一是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新乡贤同样希望政府给予一定的兜底与保障以此更多地释放自身的资源和资本优势，而当政府难以给予新乡贤想要的支持时，新乡贤因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创业能力而得以聚焦自身，以此开展相应的技术赋能。当政府愿意给予新乡贤相应的支持与帮助，新乡贤则因彼此共存的利益互惠而通过组织赋能的方式，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征地、拆迁工作。二是当政府治理取向与新乡贤所求利益有所错位时，新乡贤便利用其他可用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开政府主体。因此，可以说新乡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迂回的，呈现出复合型的嵌入与脱嵌，如此便体现出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作用主体和行动方式手段的新特征。

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普通农民或者“不在场”乡贤而言，“在场”新乡贤的乡土情怀更为浓厚和深沉，而这一点看似“非理性”的情愫却在无形中深深影响新乡贤的经济行为。不仅促使新乡贤将自身资源乐于投入乡土场域之中，而且还使得新乡贤与乡土社会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发展共同体。在这种发展共同体中，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新乡贤，其利益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而这种互惠关系催促着新乡贤不断反思自身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情理关联。或许新乡贤在投身乡村产业发展场域之中可能并未立足于整个乡土社会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所需，但是这种发展取向亦无形中将自身与乡土社会加以捆绑，以此弱化了自身个体性而强化了行动的公共性取向，从而使得新乡贤赋能的利益诉求和结果旨向呈现一种公共性的特征。

而也正是这种公共性特征的存在，使得在大多数乡村中新乡贤与本村农民二者共生关系更为凸显。这是因为，新乡贤获得乡村身份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有效利用与拓展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是新乡贤在乡村发展中起作用的重要条件2，而这一重要条件的形成基石则来源于广大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并且新乡贤自身在与政府谈判过程中的话语分量更是依靠本村村民对其的支持与响应。因此，新乡贤在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中尤为注重自身行动与农民之间利益共存共生性的塑造。通过采取相应的策略方法，不断地深化自身与农民集体网络的关联性，从而牢牢将农民吸附于自身的行动网络之中。

（三）多维共同体：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旨向

构筑多维共同体是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旨向。多维共同体是指乡土社会成为一个以生产、生活、情感为联结的多层次、多维度共同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行动者生存于世的本源性追求，也是提高社会群体凝聚力和行动力的关键性要素。Z村新乡贤在历经两次生计转型后深知乡村发展需激发广大农民群体的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的激活则深深依赖于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乡土社会集体行动网络的塑造，具体来说便是依托“生计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建设路径而取得“多维共同體”的行动实效，以此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面对Z村普遍存在的生计困境，新乡贤LCM在自身生存理性的激发下而展开技术赋能，以自主经营农家乐的方式带头创业，以此实现乡土生计的重嵌，夯实了生产共同体建设所需的生计性关联。进入乡村旅游改造期，新乡贤受经济理性的影响而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如愿地吸引基层政府这一外部主体的介入并以组织赋能的方式积极助推Z村乡村旅游良性化发展，从而通过村庄环境整治方式实现了生活宜居目标，夯实了生活共同体建设所需的生活性关联。在此之下，Z村“生计重嵌”与“生活宜居”彼此相互作用，激活了新乡贤乃至整个Z村村民内心深处的“恋乡情怀”。故而，当Z村面临“征村”行动的施压和刺激以及后续期间发展受挫问题，Z村新乡贤和普通农民滋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方面，为了守护Z村，新乡贤和普通农民积极合作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护村守业行动；
另一方面，为了化解Z村乡村旅游发展困境，新乡贤带头寻求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这些尝试与努力无形中使得新乡贤及广大普通农民情感依恋更加显现化和激进化，并夯实了Z村村民彼此之间、村民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感性羁绊，在这其中“恋乡情怀”则得以升华。

五、结语

中国五千多年乡村社会发展历程表明发挥农民所蕴藏的能动性是事关重要的。虽然在市场力量影响下乡村社会逐渐从生产本位走向生活本位，生活治理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形态1，但是乡村社会的生产功能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在新时代下，以“美好生活”为发展旨向的乡村治理必须有效平衡乡村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关系，赋能新时代下乡村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因此，新乡贤依托自身敏锐的市场嗅觉、突出的经济发展能力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乡村生产功能的优化，并推动乡村生活功能层次的提升。故而，当下乡村治理良善化仍需依赖于乡村社会中拥有乡土权威认同和经济发展能力的新乡贤。与此同时，乡村产业振兴实践在乡土社会传统与现代不断交织变迁的浪潮中展开，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可谓是一个从私人领域逐步迈向市场领域和乡土公共领域，使得新乡贤所展开的相关行动深受自身理性和外在社会结构的共同影响。在此之下，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乡村产业发展场域，应注重审视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所应蕴藏的多重性和复合型。

本文通过剖析江苏省南京市Z村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发现，受理性逻辑、市场逻辑、科层逻辑、乡土逻辑四者相互作用的影响，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呈现出理性叠加、螺旋赋能与多维共同体等三重性。具体来说，新乡贤作为“嵌入”市场的主体，其基于自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在不同时期所释放的主导作用，巧妙地以“推拉”的方式平衡自身與政府、社会之间的“迂回”关联性，而这种“推拉”方式的表现则是螺旋赋能，即呈现出技术赋能、组织赋能、情感赋能的演进规律。正如有学者提出内生动员和外部动员是当前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两种主要方式1，而内生动员与外部动员的展开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新乡贤的螺旋赋能行动，如此才有可能拓展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并打通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2。在此之下，新乡贤则探索出一条以“生计重嵌”“生活宜居”“情怀升华”为具体旨向的“生产—生活—情感”乡土共同体重建之路。

基于此，我们在大力鼓动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之时，必须全面、系统地认知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逻辑，知晓行动逻辑所蕴藏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正确引导培育乡村内源治理能力3。与此同时，政府、社会乃至国家等主体也应明确自身相应的自主空间与规则边界，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4，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结构环境，以此助推乡土逻辑、市场逻辑、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新乡贤与乡村产业的互嵌式发展和融合式发展5。

除此之外，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提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6。乡村产业发展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或是政治行为，其同样也是具有人本主义情怀的行为，由此使得在推进以美好生活为旨向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也应注重乡村情感治理，重视传统优秀文化与情感要素在新时代下所具有的生命力与延续力。7至此，乡土社会在新乡贤的引领下而经由生产、生活、情感三重路径的再造，不仅为新乡贤发挥其价值功能提供平台和保障农民主体性发展地位，而且也在新时代重构了新型乡村共同体以此实现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吴才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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