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17篇

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17篇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论日本作家野上弥生子的文学特质　　作者：宋波来源：《荆楚学刊》2021年第05期　　摘要：野上弥生子作为日本的知名作家，构筑起了独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论日本作家野上弥生子的文学特质

　　作者：宋波来源：《荆楚学刊》2021年第05期

　　摘要：野上弥生子作为日本的知名作家，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世界。她在文学世界中体现出两方面的特质：作者的旁观者的姿态与偏重理性的思考。具体表现在野上弥生子对于日本的文坛、文学团体以及各类文学思潮的相对疏离等方面。她的文学在本质上有着近代朴素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她所秉持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理念，也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交相更替中有着一席之地。

　　关键词：野上弥生子;文学特质;旁观者;理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5-0060-05

　　野上弥生子（1885—1985，以下简称弥生子），是日本的知名女作家之一，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创作出了《海神丸》（1922）、《真知子》（1928—1930）、《迷路》（1936—1956）、《秀吉与利休》（1962—1963）等著名的文学作品，并构筑起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其中，有对女性命运的审视，有对家庭与儿童的观察，还有对历史与社会的思考。而在她的文学世界的背后所隐含的，则是其独特的文学特质。有关弥生子的文学特质，有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评论与研究。比如，坂本育雄在《野上弥生子的道程》一文中指出：“弥生子在日本现代文学中所展示出来的不服老的精神与直面现实的勇气，是极为值得人们珍重的。”[1]红野敏郎在《女性的知性与感性——野上弥生子与竹西宽子》中认为：“竹西宽子的知性与感性浑然天成，而弥生子是依靠其意志力将知性与感性统合在一起的。”[2]竹西宽子在《思维之花——野上弥生子的文学》一文中，认为理性思考是弥生子文学作品的共通的底蕴[3]。江后宽士在《野上弥生子的文学与良识》中指出，弥生子的文学体现出了人类必须坚守住的良知[4]。西垣勤在《论野上弥生子作品的思想特质》中认为，弥生子是“一个少数有良心的人道主义作家”[5]。日本文学评论家濑沼茂树则这样评价道：“野上弥生子的特色，就在于初期冷彻的知性观察力和超越男性的理性思维。再加上英国文学带来的社会意识，野上文学便成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理性写实文学。”[6]总体来看，“知性”“良知”“理性”就成为了弥生子文学的显著标签。诚然，上述文章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弥生子文学的特质，但并未进行系统的论述，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述弥生子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旁观者的姿态与偏重理性的思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特质。

　　一、野上弥生子的旁观者的姿态

　　“旁观者的姿态”，是渗透于弥生子文学世界与人生经历中的一贯姿态。所谓“旁观者的姿态”，顾名思义，就是从纷扰的事物中超脱出来，在一旁静静观察。这对于作家而言，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作家以这种超脱的姿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挣脱

　　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专注于作品的创作。消极的一面则在于，作家往往因“旁观”而无法获得真切的体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两个方面都在弥生子的文学世界与人生历程中有所体现。

　　弥生子的旁观者的姿态，最鲜明地体现在她与日本文坛、日本的女性运动、左翼运动保持距离方面。弥生子自二十世纪初登上文坛以来，除去与夏目漱石（1867—1916）及参加“木曜会”的人有过密切的联系之外，一直都与日本文坛若即若离。这一点，其实与曾经指导过她的夏目漱石有点相似。众所周知，在自然主义风行日本文坛之时，夏目漱石也是与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所谓的“余裕”论。而且，夏目漱石自始至终保持了这样超然的姿态，去体悟并追求“则天去私”的境界。弥生子对待文坛，也采取相同的姿态。她无论是对于自然主义、稍后的唯美派、白桦派、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谓“战争文学”、战后派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等，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这里，说弥生子与文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主要是指她没有主动去接纳这些文学理念，也没有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创作相关的作品。弥生子所做的，只是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将她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去。正因为如此，弥生子才在自然主义盛行之时创作了《缘》（1907）那样的写生文，在无产阶级文学盛行时创作了对左翼运动进行反思的《真知子》《年轻的儿子》（1932），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着手创作了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迷路》。

　　对于当时日本的女性运动，弥生子同样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11年，女性杂志《青鞜》在平冢雷鸟（1886—1971）等人的主持下创刊。这是日本第一个由女性团体创办的女性杂志。在杂志创刊号的会员一栏中，就有弥生子的名字。但没过多久，弥生子就宣布退出了“青鞜社”，而仅仅保留该杂志的投稿作家的身份。那么，她为什么会突然退出该杂志社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一贯的对团体和组织的旁觀者的姿态。对此，弥生子曾写道：“我与青鞜的关系，从一开始也就是帮帮忙的事。每当涉及到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认为事情不会进展得很顺利，所以我压根就不适合掺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7]诚然，弥生子的这种态度或许与“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不太相符，但是，在这背后所隐含的，则是她对这种团体与组织的疏离。

　　弥生子的这一姿态，在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运动兴盛之时，体现得更为明显。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兴盛，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甚为活跃，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相继成立。在这种形势下，弥生子依然与无产阶级文学与组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从她相继创作的《真知子》《年轻的儿子》等与主流无产阶级文学颇为不同的、对无产阶级运动略有质疑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出。当然，这也理所当然地招致了无产阶级阵营作家与评论家的责难。对此，弥生子写道：“一部分人由于看到年轻女主人公（指真知子——笔者注）所体验的不幸恋爱，而想给这部作品贴上反动的标签。我认为这是见仁见智的事。说得更明确点的话，那就是政治理念实践方法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没有辩解的必要。”[8]继而，在1931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她又写道：

　　今后纳普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吧。但是，隶属于强有力的团体，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一个人。尽管这样做会带来一些利益、便利和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十分才能，并不会因为他加入了纳普，就会变成十五分、十六分。倒不如说是加入了纳普，会给他带来一种风险，那就是让人误以为自己的十分才能变为十五、十六分。这并不仅仅限于纳普，像在白桦和文艺春秋等团体庇护下的作家，都有类似的风险。现在加入纳普这件事，确实是有利的，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便利和支持吧。但是，我要是只能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写作的话，那是什么都写不了的。我想要更自由的立场。[9]

　　这就将弥生子自己对于团体和组织的看法说得很明确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加入团体与组织，不想受团体和组织的束缚，想要继续自由地写作，也就是要继续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这也正如谷川彻三所言：“她未曾有过显赫的存在，然而却是的的确确常在的;她长期游离于文坛，然而，身上却有着谁也不能漠视的东西。文坛每每试图对其敬远，而良知却不时伸过手来，谛而听之，有时甚至要抓住不放。”[10]

　　那么，她为什么采取这么疏离文坛的姿态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治女学校的教育、夏目漱石的指导、弥生子本身的秉性以及艺术追求都有一定的关系。在明治女学校求学的六年时间，对于年少的弥生子而言是其“精神的摇篮”。明治女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尊崇基督教精神，并具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氛围的较为独特的学校。在岩本善治、内村鉴三等文人学者的言传身教之下，她除去学问素养的提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独立批判思考的方式。正如弥生子所言：“……不但让我在懵懂中知道了神灵的存在，也让我开始思考人类与社会。”[11]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直接影响到了弥生子日后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文中已经说过，夏目漱石本身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参与文坛的意识。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些弟子们。而且，夏目漱石也曾告诫过他的弟子芥川龙之介（1892—1927）和久米正雄（1891—1952），不要急躁，要像老牛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这里所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对于弟子们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期待。就弥生子而言，她作为夏目漱石的弟子之一，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其性格而言，弥生子本人似乎也不喜欢在外抛头露面，不喜欢在外面应酬，觉得自己“不适合掺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这自然也对弥生子疏离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就其艺术追求而言，她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环境，而不是要受某种主义指导的那种受限制的环境。这也就决定了弥生子对待团体与组织的疏离的态度。

　　当然，这种旁观者的姿态，有助于弥生子站在团体组织的外围进行自由创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由于缺乏亲历性而不能更为深刻地去描绘社会与时代。比如，弥生子的《真知子》中的真知子，作为一名试图投身于左翼运动中的知识女性，由于得知所倾心的左翼人士的不检点行为，便一转身投入到了之前所讨厌的资产阶级人士的怀抱。尽管作为小说创作来说，有虚构与想象的权利，但是，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一百八十度的转换，难免会给人以唐突、生硬之感，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自然。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她的长篇小说《迷路》中。《迷路》的主要人物菅野省三，同样是信奉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却与他所本应反抗的资产阶级人物纠缠不清。这同样使人感到在情感逻辑方面的不甚通畅。对此，有过切身的“转向”体验的作家岛木健

　　作（1903-1945）就曾说道：“小说里描写了作为转向者的日本现代青年。但是小说究竟写出了转向者的什么呢？……我也作为一名转向者，和其他的转向者一同来恳请作者更加正面地深入地去触及和挖掘转向问题。”[12]岛木健作的这种不满，应该与作者缺乏左翼运动的切身体验不无关联。但不管怎样，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带给弥生子更多的是更为自由地思考与创作。

　　二、偏重理性的思考

　　偏重理性，顾名思义，是与偏重感性相对而言的，就是在创作中不被感情所左右，且能够保持较为冷静、客观、独立地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也是弥生子在创作中所保持的一贯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弥生子的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在其第一部作品《明暗》（1906）中就已经显露端倪。这部作品已经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职业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的思考。在这之后的以儿童的成长为题材的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弥生子对于儿童天性的知性观察。她的以传统大家庭为舞台的“准造四部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传统大家族的诸种不合理之处，也体现出了她對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客观审视。

　　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还反映在对待日本的青鞜社、左翼运动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以青鞜社为中心的女性运动自然有为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女性参与者良莠不齐、在两性关系上的随意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弥生子在作品中所涉及到并表示过担忧的。比如，在以伊藤野枝为原型创作的《她》这部作品中，弥生子就对所谓的“新女性”表现出了既认同又困惑的略显矛盾的心境。弥生子所认同的，是她们为了女性权利所进行的努力与抗争，而她所困惑的，则是“新女性”是否真正对所进行的运动有认真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她们是否能够对恋爱与婚姻保持理性的思考。事实上，伊藤野枝为了大杉荣而抛家弃子，而大杉荣同时又与其他女性（如神近市子）保持关系，从而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两人在关东大地震后惨遭宪兵杀害。从伊藤野枝的遭遇来看，也可以说弥生子对新女性的疑惑是不无道理的。

　　再如，在对待左翼思想、左翼运动与左翼知识分子方面，也体现出了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在《真知子》《年轻的儿子》《迷路》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弥生子在《真知子》中，一方面对左翼思想给予认同，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左翼运动中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是否合理的问题。同样的，在《年轻的儿子》中，她也对左翼运动提出了质疑，那就是左翼运动中以阶级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而在《迷路》中，弥生子所着力刻画的是“转向”后的左翼知识分子，是描绘他们如何在激荡的社会中去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在作品中，弥生子写出了他们各自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而对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所要面临的社会处境投以审视的目光。可以说，上述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弥生子偏重于理性思考的创作风格。

　　今后纳普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吧。但是，隶属于强有力的团体，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一个人。尽管这样做会带来一些利益、便利和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十分才能，并不

　　会因为他加入了纳普，就会变成十五分、十六分。倒不如说是加入了纳普，会给他带来一种风险，那就是让人误以为自己的十分才能变为十五、十六分。这并不仅仅限于纳普，像在白桦和文艺春秋等团体庇护下的作家，都有类似的风险。现在加入纳普这件事，确实是有利的，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便利和支持吧。但是，我要是只能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写作的话，那是什么都写不了的。我想要更自由的立场。[9]

　　这就將弥生子自己对于团体和组织的看法说得很明确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加入团体与组织，不想受团体和组织的束缚，想要继续自由地写作，也就是要继续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这也正如谷川彻三所言：“她未曾有过显赫的存在，然而却是的的确确常在的;她长期游离于文坛，然而，身上却有着谁也不能漠视的东西。文坛每每试图对其敬远，而良知却不时伸过手来，谛而听之，有时甚至要抓住不放。”[10]

　　那么，她为什么采取这么疏离文坛的姿态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治女学校的教育、夏目漱石的指导、弥生子本身的秉性以及艺术追求都有一定的关系。在明治女学校求学的六年时间，对于年少的弥生子而言是其“精神的摇篮”。明治女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尊崇基督教精神，并具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氛围的较为独特的学校。在岩本善治、内村鉴三等文人学者的言传身教之下，她除去学问素养的提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独立批判思考的方式。正如弥生子所言：“……不但让我在懵懂中知道了神灵的存在，也让我开始思考人类与社会。”[11]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直接影响到了弥生子日后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文中已经说过，夏目漱石本身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参与文坛的意识。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些弟子们。而且，夏目漱石也曾告诫过他的弟子芥川龙之介（1892—1927）和久米正雄（1891—1952），不要急躁，要像老牛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这里所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对于弟子们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期待。就弥生子而言，她作为夏目漱石的弟子之一，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其性格而言，弥生子本人似乎也不喜欢在外抛头露面，不喜欢在外面应酬，觉得自己“不适合掺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这自然也对弥生子疏离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就其艺术追求而言，她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环境，而不是要受某种主义指导的那种受限制的环境。这也就决定了弥生子对待团体与组织的疏离的态度。

　　当然，这种旁观者的姿态，有助于弥生子站在团体组织的外围进行自由创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由于缺乏亲历性而不能更为深刻地去描绘社会与时代。比如，弥生子的《真知子》中的真知子，作为一名试图投身于左翼运动中的知识女性，由于得知所倾心的左翼人士的不检点行为，便一转身投入到了之前所讨厌的资产阶级人士的怀抱。尽管作为小说创作来说，有虚构与想象的权利，但是，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一百八十度的转换，难免会给人以唐突、生硬之感，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自然。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她的长篇小说《迷路》中。《迷路》的主要人物菅野省三，同样是信奉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却与他所本应反抗的资产阶级人物纠缠不清。这同样使人感到在情感逻辑方面的不甚通畅。对此，有过切身的“转向”体验的作家岛木健作（1903-1945）就曾说道：“小说里描写了作为转向者的日本现代青年。但是小说究竟写出了转向者的什么呢？……我也作为一名转向者，和其他的转向者一同来恳请作者更加正面地深入

　　地去触及和挖掘转向问题。”[12]岛木健作的这种不满，应该与作者缺乏左翼运动的切身体验不无关联。但不管怎样，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带给弥生子更多的是更为自由地思考与创作。

　　二、偏重理性的思考

　　偏重理性，顾名思义，是与偏重感性相对而言的，就是在创作中不被感情所左右，且能够保持较为冷静、客观、独立地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也是弥生子在创作中所保持的一贯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弥生子的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在其第一部作品《明暗》（1906）中就已经显露端倪。这部作品已经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职业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的思考。在这之后的以儿童的成长为题材的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弥生子对于儿童天性的知性观察。她的以传统大家庭为舞台的“准造四部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传统大家族的诸种不合理之处，也体现出了她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客观审视。

　　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还反映在对待日本的青鞜社、左翼运动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以青鞜社为中心的女性运动自然有为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女性参与者良莠不齐、在两性关系上的随意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弥生子在作品中所涉及到并表示过担忧的。比如，在以伊藤野枝为原型创作的《她》这部作品中，弥生子就对所谓的“新女性”表现出了既认同又困惑的略显矛盾的心境。弥生子所认同的，是她们为了女性权利所进行的努力与抗争，而她所困惑的，则是“新女性”是否真正对所进行的运动有认真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她们是否能够对恋爱与婚姻保持理性的思考。事实上，伊藤野枝为了大杉荣而抛家弃子，而大杉荣同时又与其他女性（如神近市子）保持关系，从而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两人在关东大地震后惨遭宪兵杀害。从伊藤野枝的遭遇来看，也可以说弥生子对新女性的疑惑是不无道理的。

　　再如，在对待左翼思想、左翼运动与左翼知识分子方面，也体现出了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在《真知子》《年轻的儿子》《迷路》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弥生子在《真知子》中，一方面对左翼思想给予认同，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左翼运动中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是否合理的问题。同样的，在《年轻的儿子》中，她也对左翼运动提出了质疑，那就是左翼运动中以阶级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而在《迷路》中，弥生子所着力刻画的是“转向”后的左翼知识分子，是描绘他们如何在激荡的社会中去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在作品中，弥生子写出了他们各自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而对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所要面临的社会处境投以审视的目光。可以说，上述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弥生子偏重于理性思考的创作风格。

　　今后纳普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吧。但是，隶属于强有力的团体，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一个人。尽管這样做会带来一些利益、便利和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十分才能，并不会因为他加入了纳普，就会变成十五分、十六分。倒不如说是加入了纳普，会给他带来一种风险，那就是让人误以为自己的十分才能变为十五、十六分。这并不仅仅限于纳普，像在白桦和

　　文艺春秋等团体庇护下的作家，都有类似的风险。现在加入纳普这件事，确实是有利的，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便利和支持吧。但是，我要是只能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写作的话，那是什么都写不了的。我想要更自由的立场。[9]

　　这就将弥生子自己对于团体和组织的看法说得很明确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加入团体与组织，不想受团体和组织的束缚，想要继续自由地写作，也就是要继续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这也正如谷川彻三所言：“她未曾有过显赫的存在，然而却是的的确确常在的;她长期游离于文坛，然而，身上却有着谁也不能漠视的东西。文坛每每试图对其敬远，而良知却不时伸过手来，谛而听之，有时甚至要抓住不放。”[10]

　　那么，她为什么采取这么疏离文坛的姿态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治女学校的教育、夏目漱石的指导、弥生子本身的秉性以及艺术追求都有一定的关系。在明治女学校求学的六年时间，对于年少的弥生子而言是其“精神的摇篮”。明治女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尊崇基督教精神，并具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氛围的较为独特的学校。在岩本善治、内村鉴三等文人学者的言传身教之下，她除去学问素养的提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独立批判思考的方式。正如弥生子所言：“……不但让我在懵懂中知道了神灵的存在，也让我开始思考人类与社会。”[11]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直接影响到了弥生子日后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文中已经说过，夏目漱石本身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参与文坛的意识。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些弟子们。而且，夏目漱石也曾告诫过他的弟子芥川龙之介（1892—1927）和久米正雄（1891—1952），不要急躁，要像老牛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这里所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对于弟子们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期待。就弥生子而言，她作为夏目漱石的弟子之一，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其性格而言，弥生子本人似乎也不喜欢在外抛头露面，不喜欢在外面应酬，觉得自己“不适合掺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这自然也对弥生子疏离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就其艺术追求而言，她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环境，而不是要受某种主义指导的那种受限制的环境。这也就决定了弥生子对待团体与组织的疏离的态度。

　　当然，这种旁观者的姿态，有助于弥生子站在团体组织的外围进行自由创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由于缺乏亲历性而不能更为深刻地去描绘社会与时代。比如，弥生子的《真知子》中的真知子，作为一名试图投身于左翼运动中的知识女性，由于得知所倾心的左翼人士的不检点行为，便一转身投入到了之前所讨厌的资产阶级人士的怀抱。尽管作为小说创作来说，有虚构与想象的权利，但是，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一百八十度的转换，难免会给人以唐突、生硬之感，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自然。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她的长篇小说《迷路》中。《迷路》的主要人物菅野省三，同样是信奉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却与他所本应反抗的资产阶级人物纠缠不清。这同样使人感到在情感逻辑方面的不甚通畅。对此，有过切身的“转向”体验的作家岛木健作（1903-1945）就曾说道：“小说里描写了作为转向者的日本现代青年。但是小说究竟写出了转向者的什么呢？……我也作为一名转向者，和其他的转向者一同来恳请作者更加正面地深入地去触及和挖掘转向问题。”[12]岛木健作的这种不满，应该与作者缺乏左翼运动的切身体验

　　不无关联。但不管怎样，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带给弥生子更多的是更为自由地思考与创作。

　　二、偏重理性的思考

　　偏重理性，顾名思义，是与偏重感性相对而言的，就是在创作中不被感情所左右，且能够保持较为冷静、客观、独立地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也是弥生子在创作中所保持的一贯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弥生子的这种偏重理性的思考，在其第一部作品《明暗》（1906）中就已经显露端倪。这部作品已经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职业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的思考。在这之后的以儿童的成长为题材的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弥生子对于儿童天性的知性观察。她的以传统大家庭为舞台的“准造四部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传统大家族的诸种不合理之处，也体现出了她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客观审视。

　　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还反映在对待日本的青鞜社、左翼运动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以青鞜社为中心的女性运动自然有为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女性参与者良莠不齐、在两性关系上的随意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弥生子在作品中所涉及到并表示过担忧的。比如，在以伊藤野枝为原型创作的《她》这部作品中，弥生子就对所谓的“新女性”表现出了既认同又困惑的略显矛盾的心境。弥生子所认同的，是她们为了女性权利所进行的努力与抗争，而她所困惑的，则是“新女性”是否真正对所进行的运动有认真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她们是否能够对恋爱与婚姻保持理性的思考。事实上，伊藤野枝为了大杉荣而抛家弃子，而大杉荣同时又与其他女性（如神近市子）保持关系，从而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大杉荣与伊藤野枝两人在关东大地震后惨遭宪兵杀害。从伊藤野枝的遭遇来看，也可以说弥生子对新女性的疑惑是不无道理的。

　　再如，在对待左翼思想、左翼运动与左翼知识分子方面，也体现出了弥生子的偏重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在《真知子》《年轻的儿子》《迷路》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弥生子在《真知子》中，一方面对左翼思想给予认同，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左翼运动中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是否合理的问题。同样的，在《年轻的儿子》中，她也对左翼运动提出了质疑，那就是左翼运动中以阶级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而在《迷路》中，弥生子所着力刻画的是“转向”后的左翼知识分子，是描绘他们如何在激荡的社会中去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在作品中，弥生子写出了他们各自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而对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所要面临的社会处境投以审视的目光。可以说，上述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弥生子偏重于理性思考的创作风格。

　　

　　

篇二：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AResarchonJapaneseModernFeministMovement

　　作者：杨本明作者机构：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093出版物刊名：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页码：48-51页年卷期：2016年第1期主题词：女权主义思潮浪漫主义诗人青藉平琢雷鸟

　　摘要：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入，日本近代女性开始了朦胧的自我觉醒。尽管她们反对男权的抗争在“家族制度”和“国族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显得步履维艰，但是她们作为一个勇于自我言说的性别群体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通过日本近代女性对男权的抗争历史，梳理了日本近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流变过程，检视了日本近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篇三：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台湾女性文学论（上）

　　台湾女性文学论（上）

　　摘要：台湾女性文学本质上是在政治语境下奠基和形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逐渐褪色。20世纪以来，台湾女性文学在谢冰莹、苏雪林、沉樱和张秀亚、林海音等人的主持下，共同为“台湾女性文学揭幕”，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拓荒者，为中国新文学的辉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关键词：台湾女性文学战斗文学政治因素台湾光复前的踪迹及表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思想、感情方式，还是语言、文学、艺术形式，台湾文学都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尤其在近代，20世纪的台湾文学更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虽然1895年的“马关条约”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之遭受了深重的殖民统治，但是台湾却一直沐浴在中华文化的光辉之下。那时的台湾文学，可分为中文台湾文学和日语台湾文学，但其主流皆属于中国。台湾光复后，由于国内政治的变迁，一条海峡又把大陆与台湾隔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这种“隔”无法“隔”开兄弟的心，这种“分”也无法“分”开我们的神，因为大陆和台湾同是中国母亲的儿女，同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光照下的子孙。为了反清复明，沈光文于1652年定居台湾；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1685年，一批赴台抗清的文士组织“东吟社”，写作表现抗清复明思想、记述与描绘台湾见闻和感怀以及抒发怀乡的诗文，使台湾这块处女地第一次开出文学之花。台湾文学的播种者是沈光文，是他以及大批赴台文人共同开创了台湾文学的新纪元。1685年，清朝施琅率军攻克台湾，从此郑氏家族治理下的台湾最终归属清朝帝国，成为中国的本土疆域。经过台湾大移民，文学便随着许多文人进入台湾而使大陆文学在那里扎根、开花、结果；再经过移民后代——诸如丘逢甲、洪弃生、连轧堂、王松等及吴浊流、张我军、杨逵、王诗朗、张文环、钟理和、林海音、钟肇政等作家的文学开垦，台湾随之形成了与大陆有着同一文化血脉的“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现代神韵的20世纪文学，与大陆文学共同组成中国文学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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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记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和精神史。台湾史学家连横于1919年在《台湾通史·自序》中说：“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鉴也。代之以盛衰，俗之一文野，政之一得失，物之一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a翻检或钩沉历史，是为了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里建立永恒的民族自信；回顾历史是为了让历史成为文化永恒记忆，昭示历史真实目的有三：其一，客观地说明台湾文学的来龙去脉；其二，说明台湾文学深远的中国文化情结与无法改变的传统；其三，为了研讨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渊源。

　　台湾文学最光荣的传统是“抗战”，尤其是“抗日”的文化精神。李瑞腾说：台湾文学是“中国人在台湾所发展起来的文学，一起始即具强烈的抗争性与明显的悲怆色彩”，“所谓‘台湾文学’简单地说就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所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作为表现媒介，而在台湾的人民是讲中国话、写中国字，所以‘台湾文学’的先决条件就是用中文写作……”b他还说，由于台湾具有的特殊历史条件，日据时期本土作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日文文学”也属于“台湾文学”的一部分。李瑞腾对“台湾文学”的界定简明而科学，历史地说明台湾文学属于中国的地域文学即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一種文学历史的发生，主要标志是其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作家队伍和诞生了有着强烈社会影响的能够代表那个历史时期和社会风貌的作品。自沈光文定居台南迄至20世纪初，台湾文坛没有活跃的女作家。但是，这个世纪最初的年代，却有台南的“三台才女”之一黄金川、嘉义的张李德和台中的吴燕生，还有台北的李如月等；不过，她们都是以古典诗词而闻名的。新文学之风在台湾吹起要晚于大陆，“1920年代偶有女性杂文散见《台湾民报》，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是女性文学全面拓展的阶段。新诗方面有陈茉莉、赵静眸、董琴莲和陈绿桑，小说方面有张碧华、张碧渊、杨千鹤、辜颜碧霞，散文杂文遍布《民俗台湾》《台湾民报》《三六九小报》……”c这些至今依然可以钩沉的史料，像清理出土文物那样，可使模糊的台湾女性文学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

　　日占五十一年，台湾笼罩在苦难的悲情之中。台湾人民没有自由，物质遭受劫掠，精神遭受摧残，女性所受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日本明治后期崛起了女性文学，1911年以平冢雷鸟为代表的日本女作家成立女性文学团体“踏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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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了谢野晶子、长野智能子、保标研子、物集和子、长谷川时雨、田村岸子、野上弥生子等有较大影响的女作家，出版《踏青》杂志，张扬女性精神。平冢雷鸟在《踏青》杂志的发刊词上说：“原来，女性实际上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而生存，靠他人的光而生辉的，女人成了有着病人一样苍白面孔的月亮……”她呼吁女性首先要把自己当人——“真正的人”，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最初为了发展女性文学的“踏青社”，进而转向要求妇女解放：争取个性解放，爱情、婚姻自由，以及经济、政治上的权利。在一个对外怀着扩张野心的男权专制时代，日本“新女性文学”复兴虽然失败了，但她们在1919年又组织了“新妇人协会”，1922年女作家山川菊荣组织了“赤澜会”，但日本这些女性作家的思想潮流和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影响被日本奴役着的台湾女性。这说明日本人对台湾统治的残酷性，也说明中国人灵魂里所固有的排他性。日本人为了达到使台湾从文化上永久脱离祖国而禁止中国人学习中国文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只能讲日语，书写日本文字。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台湾的中国文学还是在黑暗中顽强地、艰难地生长着。尽管日据时期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家庭的种种压迫和蹂躏剥夺了台湾女性跻身文坛的权利”d，但还是出现了极少的女性作家，其原因有三：其一，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殖民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尤其受限制；其二，台湾的中国人本身也不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其三，即使中产阶级子女能够参加殖民制度下的考试，但也不能与日本人的子女相比。基于以上原因，女子所受教育非常有限，或是根本受不到文化教育。不过，日据时代后期，台湾女性文学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那时，“台湾新文学的花魁当属黄宝桃”，她的创作涉及小说、新诗和评论，“作品深具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批判活力十足，针砭男性同僚，创作坦率自信”，但她深受文坛的挤压，其后“心灰隐遁”。e此外，当时最富名气的还有叶陶、杨千鹤、陈秀喜、杜潘芳格，她们是作品不多的女作家和诗人，真正的小说作家还没有出现。不过，就叶陶和杨千鹤不多的小说写作，我们还是可以探知台湾女性文学最初的创作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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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妇女解放过程简介

　　引言：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先进女性组织不缠足会，创立女子刊物，通过画片、诗歌、小说、传单、唱词等形式，开展了史无前例的不缠足运动。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处于不断解体和重新整合时期，妇女地位也剧烈变动。直至现在，妇女解放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在研究对象上，比较侧重微观研究，把研究范围限制在缠足等风俗习惯上;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忽视群体视角，很少去恢复当事者的声音。

　　所谓妇女解放，就其实质和内容而言，在近代意义上主要是为了解除千百年来封建的纲常伦理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和肢体的束缚，使妇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家庭诸领域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并获得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中国女性的真正觉醒，应该说是在20世纪初期即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其明显标志就是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时代女性，在对男性思想家关于妇女解放的号召积极回应的同时，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日渐增强。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具体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立自尊自信的人格意识自觉确立。20世纪初期先进女性十分重视“自立”的意义。在她们看来，欲实现男女平权，首要的是从思想深处消除依赖之劣根，确立“天下事靠人是不行，总要求己为是”的信条。自立、自尊、自信意识的自觉确立，是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女性自强不息的动力所在。实际上，先进女性兴女学，办实业，乃至投身反清革命，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幕接一幕，一浪高一浪，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与深化。

　　第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普遍确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只有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的单方面义务，却不能享有女性作为人的普遍的权利。对此，20世纪初期先进女性一改维新女性片面注重女子义务而忽视女子权利的倾向，以近代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鲜明地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观。她们论述说：“天之生人，无论男女，原本无轻无重。只因后世创为天高地卑，扶阳抑阴，女界同胞遂退于劣败之地，而究非天演公例也”。由此理直气壮宣布：“恢复女权”，不过是“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之要求”。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同是为人，同受天赋人权利，而尔独放弃之。凡放弃自由者，必与侵人自由者同罪。”

　　第三，就当时整个妇女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封闭而偏僻的地理环境所限，她们依然苦苦地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工来说，不仅人数极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

　　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相对而言，一些出身于封建官僚和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则要优越得多，她们不需要为衣食不济而忙碌奔波，同时在父兄的影响之下还有可能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因而，她们作为“禁缠足”、“兴女学”的直接受益者，不仅推动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向前发展，而且为自身的解放聚集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此后，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团体的形式强烈要求参军、参政、实现男女平等，热情进行救护、募捐等活动。参加活动的成员，以知识妇女为主体，还有贵夫人和下层的妇女。她们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布全国。据现有资料统计，1911年10月10日到1913年底全国共组织了58个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主要由三部分人发起：一是留日归来的女学生，如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张汉英等;二是国内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薛素贞、尹维峻、吴淑卿等;三是贵夫人，如吴廷芳夫人、程德全夫人。而此时，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已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她们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并在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

　　第四，当时先进女性提出了五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先进女性组织不缠足会，创立女子刊物，通过画片、诗歌、小说、传单、唱词等形式，开展了史无前例的不缠足运动。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欲倡平等，乌可不讲求女学?女学不兴，则平等永无能行之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世纪初先进女性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她们有的在本宅自办女学，有的将自己妆奁变价作为女学堂的经费，有的捐出巨款兴办女学，甚至为兴女学而殉身。三是要求婚姻自由权。她们疾呼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宣称：欲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自婚姻自由始也”。四是要求女子经济独立权。五是要求女子政治参与权。“女子之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女子所掀起的参政运动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和深化。尽管这次参政运动受挫，但是，中国女子破天荒的参政实践活动，深化和拓展了近代中国女权思想，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全面苏醒。先进女性在强调义务意识的同时也开始强化权利意识，在强调身体权、受教育权的同时亦强调女子经济自立权、政治参与权，彰显出女权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新觉醒。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篇五：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国际奥委会主席还邀请了26位妇女专家在国际奥委会得妇女与体育工作组体育仲裁法庭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顾拜旦委员会大众体育委员会新闻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广播与电视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中任职

　　第十七章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体育

　　本章要点对妇女的压迫与歧视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以全面的、持久不懈的行动谋求男女平等的实现，是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代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逐步地由不完善走向比较完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得到了法律的系统、全面的支持。妇女的生活方式取决女性天然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和长期社会历史原因。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女子思想和身体的解脱，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大发展。而妇女体育的兴起，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际体育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国际赛事的女运动员人数、女子项目数不断增加，国际竞技体坛已出现了性别平等化趋势1949年以来，女子竞技水平长期超过男子，而中国妇女在参加大众健身活动方面与男子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经过多年的艰苦的努力，妇女们终于在这些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妇女体育的发展得益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妇女解放运动对妇女社会形象的改变，妇女体育的法律保障，妇女自身健身意识的增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对妇女体育的关注等因素。妇女体育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男女平等的今天，妇女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在体育方面的创造才能。第一节妇女解放运动概述一、妇女压迫与妇女歧视的长期存在人类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父权社会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女性不仅在人口生产而且在物质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由此使原始社会成为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但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共同生产、互相依存、不可能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因而，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不是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阶层面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妇女始终处于依附于男子的第二性的地位，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阶级根源、宗教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封建主义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两三千年之久，一切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十分强调男女、夫妻之间的尊卑、主从之别。妇女被排斥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之外。即使在家庭生活领域，妇女也完全从属于男性。所谓“三从”即“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即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正说明了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在男权支配下度日的。封建法律甚至在刑事责任上也公然维护夫权统治，夫犯妻须减等处刑，妻犯夫须加等处刑。这一切，又被一整套有关乾坤、天地、阴阳的伦常观念蒙上了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似乎男尊女卑是天然合理、不可更易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的出现打破了人类的平衡，使历史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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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偏向于男性，女性则成为男性的依附物。这是因为，就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种生产来说，物质生产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离开了物质生产，人口就不可能生存。同时，人口生产一般是在家庭这种初级的社会空间形式内进行的；而物质生产则是以多人联系的较高层次的社会空间形式进行的，更具有社会性。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里，特别是在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发达的封建社会里，男子由于其体力的发达和不承担人口生产的重负，而在物质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仅在家庭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居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生产力比原始社会发达，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女性有可能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而主要从事生育子女和家务劳动。这样，在物质生产进而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看来，生育子女和从事家务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女性只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只是受男性支配，成为男性满足性欲和为丈夫繁衍后代的工具。女性作为依附者，丧失了平等的社会权利，更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要求，成为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存在。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起点，从此改变了男人走向社会——属于群体；女人滞守家庭——属于男人，这个男人和女人都默认的“契约”。女人开始向“人”回归。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性别平等，开始了全球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近代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的出现，为人类重新恢复平衡提供了可能、这就是，妇女从家庭四壁的圈围中解放出来，进入公共劳动和社会生产的广阔天地。女性参与物质生产，创造社会价值，获得自己的生活来源，因而成为社会中一分子；开始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男性再不能以完全蔑视的态度看待妇女厂，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也开始得以变革，向着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迈进。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以全面的、持久不懈的行动谋求男女平等的实现，是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3条指出：“缔约各国应承担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证妇女得到充分发展和进步，其目的是为确保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妇女占人类的半数，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权利的享有和行使的水平；是人权状况的显明标志，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二百年来的妇女解放史证明了这一论断。三、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绵延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充斥着男尊女卑的思想，造成了妇女顺从、导法的社会心理，传统的伦理观念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妇女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也无疑地反映在中国妇女对现代体育的认识，乃至参与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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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问题上。中国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发端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妇女运动的兴起与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同步的；其动力固然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同“欧风东惭”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争取妇女权利的问题上，初始阶段的目标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由一些男性学者提出的，如康有为、林纤等人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兴女学”运动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历数“妇女之舌”，认为只有男女平等才能实现大同盛世。辛亥革命前后，争取女权从过去少数人提倡发展成为具有相当群众规模的运动.当时一些妇女团体争取的目标，主要有妇女的交友权、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和参政权等。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自由、平等的观念开始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1915年，全国各类学校已有女生18万人。在女性参政问题上，也有微弱的进展，成果并不显著。1919年的“五四运办”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妇女解放和婚姻家庭制度改革是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蓬勃兴起，争取女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927－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在实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一切便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妇女地位全面提高的历史前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更受到法律的保护。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陵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954年颁行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申并且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规定。1950年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和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是该法的重要原则。这一阶段颁行的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选举、劳动、教育等法律、法规，都是以男女平等为其立法原则，禁止性别歧视的、不仅如此，许多法律、法规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对妇女的权益加以特殊保护的条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展，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妇女立法的成果。现行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改革开放初期颁行的一些重要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在有关领域赋予妇女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中国政府在《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列举了1985年以来使女性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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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律、法规。199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中国妇女立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保护妇女权益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应当履行的条约义务。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理应按照该公约的要求，“制定法律，保证妇女得到充分的发展与进步”。该法的宗旨是全面确立保障妇女权宜的法律机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这部法律通过各种保障性的、协调性的、制裁性的和补充性的条款，将现行宪法、法律中有关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加以系统化、制度化和具体化，在各项妇女立法中处于基本法的地位。总之，当代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逐步地由不完善走向比较完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得到了法律的系统、全面的支持。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执法机制、监督机制比较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保障妇女权益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比较严密的保障妇女权益的网络。目前，国务院设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妇女、儿童立法，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90年代以来，各地成立了不少旨在保障妇女权益的民间的、公益性的机构，一些让会团体对妇女权益保障问题较前更为关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又获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例如，在政治权利方面，妇女参政的规模较前有所扩大。在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的人数已占代表总数的218％。第九届全国政协的女委员，已占委员会总数的16％。在地方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也较前有所增加。在文化教育权益方面，1999年全国各类普通学校女性在校生已达1135225万人，比1995年增加了9175万人。男童和女童在入学率上的差异已经基本消除。第二节妇女生活方式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阶层的妇女，在生活方式方面，必然有其特殊之处。讨论妇女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变迁状况，可以反映和揭示妇女生存状态及其对体育参与情况的影响。妇女的生活方式首先取决女性天然具有的生理心理原因，其次取决于长时期社会历史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往往互相渗透，难以作严格的划分。一、妇女生理心理特征形成生活方式特点妇女生理心理特征形成生活方式特点妇女的生活方式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是吻合的。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确有一些特异之处。一般来讲，由于肌肉不甚发达；女性的体力较男性弱；女性具有生育器官，在生命形式上有一些特殊表现，如“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性的形象思维较发达，具有细致、耐心、坚韧、情感细致、深沉等心理气质特点等。因此，妇女比较适合于从事那些体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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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小，较多运用形象思维，需要细致、耐心、有节奏的职业活动。例如，妇女从事医护、教育、新闻、文艺、秘书、保育、商业服务、养殖、采集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妇女从事这些职业活动不仅是妇女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其整个生活方式的质量基础。由于妇女特殊的生理特点以及在人口生产中的特殊作用，妇女有着特殊的劳动生活条件以及相应的劳动活动方式，如妇女需要特殊的劳动保护。妇女的消费生活结构与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的消费活动方式，特别是在穿着打扮等生活外观表现形式上更丰富多彩一些。由于女性的审美特点及其表现美的能力都比男性要强，这就为她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装扮自己，表现自己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妇女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生活方式和人类文明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家庭首先是生命生产的空间。由于妇女具有生育功能和细致耐心等特点，在生育子女，操持家务等家庭生活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妇女作为母亲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任，和子女有着最为直接的血肉联系。子女在走向社会之前的大部分家庭生活时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母亲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因此，母亲的生活方式如何，直接关系和影响子女的生活方式，并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进程。二、长期社会历史原因给妇女生活方式带来的特点长期社会历史原因，也给妇女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些特点。在劳动生活领域，妇女的择业活动就有可能受到很多限制，在进入劳动生活后往往要比男子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妇女在劳动生活中往往还得承受传统社会偏见的压力，如妇女从事一些交往较多的职业活动，会被认为是“抛头露面”而受到贬抑。在进行劳动分配时，妇女与男子往往不能同工同酬，传统偏见往往不能对妇女所从事的劳动作出正确的价值估量，因此直接影响她们的消费水平的高低，甚至影响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在家庭中的生活地位。由于长时期社会历史影响，妇女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从而使她们在社会上实际并非享有与男子一样平等的社会权利，使她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式表现特殊之处。由于妇女心理气质一般较沉稳，与男子相比，妇女的交往活动方式往往要含蓄一些人有男子那样直露。封闭性日常生活又使妇女形成疏于交往的生活态度，担心与人交往会受到社会的指责。这种疏于交往的态度造成妇女生活方式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妇女的心胸往往不如男子宽广，眼界不如男子开阔。同时，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妇女要比男子受到更多一层限制，即来自男子方面的限制，从而处于依附于男性的地位。长时间依附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妇女特有的自卑观念——总以为自己不如男子。狭小的心脑和自卑意识限制了妇女和男子一样以积极、进取、开拓的态度对待生活，其精神状态往往表现出较大的消极性和惰性。妇女的闲暇时间往往比男子少，近代工业文明出现后的几百年以来，职业妇女的闲暇时间比职业男子少这一不平衡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影响了妇女队多样化的生活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由于妇女的心理特点一般趋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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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加上生育子女和家务劳动的重负，妇女的闲暇活动方式也往往与男子不同，一般表现为接受型的静态形式，如职业妇女的闲暇时间常常用手编织、缝纫、种花、听音乐等，活动空间大多在室内，而较少像职业男子那样从事室外剧烈的竞技娱乐活动。第三节体育与妇女解放一、体育中的妇女歧视体育中的妇女歧视在母系社会里，妇女是很能干的。相传3400年前，在地中海的克里特文化繁荣的时代，妇女不仅从事纺纱。织布、磨面、制造陶器等劳动，也参加驾车、狩猎等活动，甚至还参加斗牛。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妇女能骑马、狩猎、游泳和赛跑，男人能做的事，她们也能做。在古埃及由原始部落向文明古国转变的时候，法律规定，体育运动正式列入教育课程，那时的体育运动包括体操、摔跤、举重、游泳和球类运动，还有各种舞蹈，女子经常参加这些运动。古代黄河流域，妇女也曾有过和男子同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据史料推断，女子原始舞蹈和石球游戏，曾很流行过一段时间。当人类由母权社会进入父权社会，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了，妇女的文化地位衰落了，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被剥夺了，她们在运动场上受到歧视，这种文化倒退影响至今，直到近一二十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世界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才有了较大的突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这种“失败”在人类文化史上持续了几千年，不仅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女子不应该和男子一样参加体育运动的成见，而且造成了对女子生理特点的种种错误的观点，造成了长期的低估妇女运动能力的偏见。体育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在父权仅社会中，男人更看重体育，体育更青睐男人。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偏移，遗留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体育这一人类文明在整体框架上的残缺不全。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尤为低下。三钢、五常，三从、四德束缚了妇女的个性解放。特别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定，要求妇女行动规矩、严守礼教、唯唯诺诺、勿论是非、打扮整齐、勤于家务，把妇女作为男人的私有财产而束缚起来。特别是到了南唐以后，强令妇女缠足，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终于把妇女推出了体育的大门。同样，欧洲中世纪的妇女也是男人手中的玩物，女人只能追求所谓的温柔典雅的外形，这种社会风尚视参加体育运动的妇女为“病癫”，加上当时提倡的帝国式长裙（胸衣小而紧、裙身庞大深重、下摆垂地），使妇女更加与体育疏远。直到20世纪初，人们仍对妇女参加体育运动持怀疑态度。在现代奥林匹克恢复之初，女子项目寥寥无儿，每增加一个项目都要经历一番激烈的辩论和争吵。1967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时，跑道上出现了第一位女运动员，她的名字叫凯西·斯威泽（Kathy’Swit。er人负责人发现了她，立即跑上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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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撕掉她背上的号码布，但凯西避开了，成功地跑完了马拉松全程。凯西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她问全世界宣告，妇女被排除在体育大门之外的历史已经结束。二、与体育中的妇女歧视进行斗争女性主义者介入体育领域始于北美19世纪70年代。体育女性主义致力于帮助女运动员识别和抵制歧视，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作为妇女运动的后来者，它关注的核心不是体育与娱乐范畴中的文化争议，而是法律、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女性主义者对体育的关注迅速获得来自多方面支持；到19世纪80年代，更多具理性思考、富理论含量的妇女体育著作相继出版。体育女性主义不仅在北美，也在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是女性主义体育社会学理论长足发展的时期。女性主义者介入体育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体育中男性支配女性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它对男性特权发起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双重质疑，性别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领域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体育理论和实践中充满复杂矛盾的两性关系。体育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来源于对妇女权利和需要的关注。体育女性主义不是单一的运动或观点，也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传统、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者中的任何一个来概括它多样的形式特征。体育女性主义的精髓是：体育运动是一种内容丰富而又过程艰苦的经历，具有使妇女获得身体的自信、娱乐和满足感的多方面作用。因而体育女性主义主张应该动员妇女参与体育运动。当代妇女解放运动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起初女权活动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体育运动上。对年代后，妇女体育成为妇女运动的一个关注点。于是，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逐渐加强，参加人数急剧增加。西方的妇女体育激励了日本的妇女。女性体育人口从1957年的6％骤增到1979年的62％O1984年，女子马拉松比赛成为奥运会项目。接着女子足球、女子柔道、女子举重、女子撑杆跳高、女子三级跳远等项目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有些已经成了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女子与男子平分天下的格局已在国际体坛逐步形成。1994年5月5日一8日，在英国体育理事会主办的首届妇女与体育国际大会上，来自82个国家的280位代表就如何迅速改变妇女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签署了促进妇女更广泛地参与体育运动的行动纲领——布莱顿妇女与体育宣言。其主要目标是促使妇女在平等的环境中全方位参加体育运动。宣言指出：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少于男性，在体育决策层的人数明显低于男性，因此，国家和政府机构应尽一切努力促使负责体育的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妇女歧视留言，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在体育的资源、权力、责任等方面不带性别歧视地平等分配。宣言还指出，体育运动中如果没有女性领导者、决策者和决定性人物，妇女的平等机会就不可能取得。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全面增加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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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者、领导者、管理者和教练的人数。宣言还就体育资源、体育比赛、学校体育、高水平竞技、体育研究等方面如何给妇女平等的权利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1996年，国际奥委会组织的第1届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在洛桑举行，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及一些研究机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对妇女在体育中的地位和权利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该会的举行，对推动体育领域中男女平等的理想变成现实，及全世界妇女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女子思想和身体的解脱，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大发展。而妇女体育的兴起，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妇女体育不仅在竞技体育领域率先得到发展，在大众体育领域也同样有广阔的天地。在当今的大众体育世界潮流中，妇女体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职业妇女视参加体育运动为自身的权利，和男人一起在马路上跑步、一起到健身房去发达肌肉，去登山、旅行，去享受各种身体娱乐；许多家庭妇女也离开锅台，迈出门槛，勇敢地参加大众体育行列，她们不仅是为了让丈夫觉得自己更好看、更年轻，而且是为了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把参加体育运动视作妇女独立的象征。第四节妇女的体育参与广大妇女在积极投入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人类情感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保卫世界和平、主持人类正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推动国际体育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妇女的运动参与在全世界争取男女平等的潮流中，在国际体育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国际赛事的女运动员人数、女子项目数不断增加，国际竞技体坛已出现了性别平等化趋势。（－）女子参赛人数急剧增加（－）女子参赛人数急剧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运动员的参赛人数逐渐增加，夏季奥运会女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百分比，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的95％上升到1996年钢26由届的351％，男女运动员的比例数已由10、6：1变为2、81。冬季奥运会女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百分比也由1948年的11、5％上升到1998年的38％，男女运动员的比例数已由8、7：1变为2：1。1996年第26届夏季奥运会被誉为妇女体育取得突出进展的奥运会，并有3626名女运动员参加了这届奥运会，比参加第2届奥运会的女选手增加了近190倍。中国、加拿大、丹麦等国的女运动员人数超过了男性，列支登、黎巴嫩代表团中全部是女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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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子比赛项目逐渐与男子相同女子比赛项目逐渐与男子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进步使妇女的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到从战争炮火中走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妇女的社会价值。国际体育组织对女子参赛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积极致力于参赛项目L的四支平等，努力扩充女子参赛项目。1948年，奥运会共设大项17个，女子参赛大项为5个（游泳。击剑、田径、体操、皮划艇）占该届大项总数的29％。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排球成了奥运史上第1个女子集体项目，其决赛的精彩程度超过了男子。1972年，女运动员们对她们经常参加的体育项目未被列入当届奥运会而感到气愤，她们向国际奥委会报出了抗议，从而导致1976年奥运会将女子赛艇、篮球和手球列为了正式项目。奥运会虽然向女子开放了一些项目，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中长跑却是女子的禁区。经过人们的努力，女子800米赛跑项目终与在1960年出现在奥运赛场。1972年在第20届奥运会上，女子1500米跑成为比赛项目，36名世界优秀选手参加了激烈角逐。1979年，美国运动医学专家在充分调查研究女子从事长跑的效果之后，建议“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K跑比赛。’随后，英、日、德等同的运动医学专家也指出，女子的有氧代谢能力。热适应能力和持久性耐力均不亚于男子，甚至有可能超过男子O1984年后，女子3000米和女子马拉松等项目终于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60年代后期，女子开始向这一禁区挑战，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女子足球协会。90年代，女子足球运动已遍及世界各地。专家们预测，21世纪，女子有可能在各种耐力活动上超过男子。正是女子的积极参与，才使妇女个理极限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妇女的不懈努力和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奥运会设项不断向男女平等迈进，几乎每届奥运会都有新增的女子参赛小项。是于奥运会女子参赛大项从年第14届的5项增至第26屈的21项，小项从19项增至108项，冬季奥运会女子参赛大项从1948。的2项增至1998年6项，小项从5项增至31项。第26届夏季奥运会，女子参赛小项占小项总数的39、9％，第18届冬季奥运会占456％。第26届夏季奥运会实际增加运动小项14项，其中女子增项数目为11项，占实增项目总数的77％。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是妇女参加奥运会一周年纪念，女子参赛大项又增加了现代五项、铁人三项、跆拳道、水球和举重，这样，奥运会大项除了拳击和摔跤外，其他所有项目都有女子参加。国际奥委会社决定，凡要进入奥运会的体育项目，首先必须包括有女子项目才能被考虑。国际奥委会还按照女性特有的生理、心理条件增设了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女子独有的项目。这表明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右了更深刻的理解。（三）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是”现象剖析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是”我国建国以来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女子竞技水平长期超过男子，称之为“阴盛阳衰”现象。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我国运动员获得的一千多个世界冠军中，女子近600个，占总数的53、7％，打破和创造世界纪录的797项中，女子占有527，占66、1％，从近年的23、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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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奥运会上拿金牌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四届奥运会上共夺得金牌31枚，其中女子31枚，占643％。在历年的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中女运动员占58、8％O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性别的精神品格起到了积极的作）（1）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性别的精神品格起到了积极的作）今中国妇女虽然长期对男人处于从属地位，但从未放弃过积极进取的人中态度；虽然长期对男人处于从属地位，但从未放弃过积极进取的人中态度；她们虽然社会地位卑微，却具有强烈的对独立人格的追求；然社会地位卑微，却具有强烈的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虽然社会对她们有阴柔纤细的社会角色要求，日中国妇女始终具有潜在的刚毅不屈的性格精神。（日中国妇女始终具有潜在的刚毅不屈的性格精神纤细的社会角色要求，日中国妇女始终具有潜在的刚毅不屈的性格精神。竞（技体育为中国妇女的这种矛盾处境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技体育为中国妇女的这种矛盾处境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中同传统文化中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又为近代中国妇女在竞技体育中的成功创造的良好的心理条件、同时，女生动员吃苦耐劳、服从指挥和遵守纪律等品质，理条件、同时，女生动员吃苦耐劳、服从指挥和遵守纪律等品质，使她们更容易与教练员沟通配合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通配合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容易与教练员沟通配合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女性的体育参与；（2）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女性的体育参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始。是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竞技体育处于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交叉又因此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得到了来向政治、经济、社会、交叉又因此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得到了来向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的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女子思想和身体的解脱，促进了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女子思想和身体的解脱，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大发体育的兴起，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胶。而妇Z体育的兴起，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妇女把进入体育，在竞技体育中获得成功，看成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把进入体育，在竞技体育中获得成功，看成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女运动员把竞技竞技体育中的成功看成是妇女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形时女运动员把竞技体育中的成功看成是妇女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形一些生存状态交差的农家女孩把参与竞技体育作为改变户籍就学、家女孩把参与竞技体育作为改变户籍、式。一些生存状态交差的农家女孩把参与竞技体育作为改变户籍、就学、就获得社会报酬的主要手段。因此，这一“阴盛阳衰”业，获得社会报酬的主要手段。因此，这一“阴盛阳衰”现象既可以看成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成果，又可以竟成是中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国妇女解放的成果，又可以竟成是中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国女运动员成功地利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时间差”（3）中国女运动员成功地利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时间差”当代西方：妇女释放运动发起时，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体育运动上。年代后，妇女释放运动发起时，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体育运动上。世纪70年代后，20妇女年育才成为妇女运动的一个大关注点、于是．妇女年育才成为妇女运动的一个大关注点、于是．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逐渐加强，参加人数才急剧增加而在五六十年代后，人数才急剧增加。逐渐加强，参加人数才急剧增加。而在五六十年代后，中国女运动员已经获较为平等向参与竞技体育的机会，如女子足球、女子柔道、得了较为平等向参与竞技体育的机会，并在一些项H，如女子足球、女子柔道、女子举重女子撑杆跳高、女子三级跳远等上率先发展起来，取得了好成绩。举重、女子举重、女子撑杆跳高、女子三级跳远等上率先发展起来，取得了好成绩。此外，中同训练体制的特殊性，可以实行男运动员陪练的制度，可以对幼儿。儿童进行早期专门化的运动训练，这在许多H家是做不到的。还有一些项目在万方同家妇女看来是有损“女性形象”的，如柔道、举重等，她们的很少参与也为中国女运动员的成功留出了空间。二、妇女的健身参与体育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一项公共事业，它归全社会共有，需全体人已的支持和参与。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妇女同样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任、如何发掘、利用和提高妇女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是我国体育事业整体框架结构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开创我国妇女体育的新局面，使中国妇女在社会体育领域里活跃起来，不仅是中国体育事业全面腾飞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然而中同妇女在参加健等活动方面与男子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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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女性的健康状况不及男性（－）我国女性的健康状况不及男性我国城乡居民中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人数较高，（l）我国城乡居民中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人数较高，达到总人口的201％，201％，女性高于男性。主要疾病是运动器官疾病、油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近期服药的、一年之内常往医院门诊的、5年之内曾住过医院的妇女均多于男性。中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较男性高，但是，（2）中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较男性高，但是，60岁以上老年女性的平15、75、％，预期伤残期为均带病期为15、11年，占余专的75、2％，预期伤残期为5、12年，占余寿27、％。这些数据均高于男性这些数据均高于男性。的27、2％。这些数据均高于男性。高龄的老年女性在生命余年中多伴随着各种慢性疾病。女性老年人在伤残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不能自理。种慢性疾病。女性老年人在伤残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不能自理。这是因为女性一般伤残程度较大且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缘故。性一般伤残程度较大且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缘故。（3）而中国老年女性自评的平均预期心理健康期为4、04年，仅占余寿210％的210％O、我国女性的体育健身活动状况低于男性（二）我国女性的体育健身活动状况低于男性、女性体育人口少于男性：我国居民的体育参与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的体育参与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1）女性体育人口少于男性：我国居民的体育参与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从总体上讲，是男性的参与比率高于女性：14：从总体上讲，是男性的参与比率高于女性：体育参与者的性别比为17914：10O，超出性别比的平衡区间，10O，超出性别比的平衡区间，1996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中文件的参与率比个百分点。男性低136个百分点。女职工体育是薄弱环节：在中国，（2）女职工体育是薄弱环节：在中国，职业妇女是有社会性和家庭性的双重角色，妇女直接肩负着丈夫、孩子和职业的三大责任和义务，中国职业双重角色，妇女直接肩负着丈夫、孩子和职业的三大责任和义务，妇女基本上是“职工一主妇型”的形象。职业妇女要想在社会上同男性竞争，妇女基本上是“职工一主妇型”的形象。职业妇女要想在社会上同男性竞争，获得同等的地位，非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做出更大的努力。获得同等的地位，非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做出更大的努力。职业妇女患身心疾病的比例远远高于非职业妇女。体育是繁忙、枯燥、疾病的比例远远高于非职业妇女。体育是繁忙、枯燥、单调工作和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缓冲剂，是现代文明中的特殊享受，种特殊的缓冲剂，是现代文明中的特殊享受，这种文化享受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所看重、所珍惜，对职业妇女身心床位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现代人所看重、所珍惜，对职业妇女身心床位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而且体育精神对中国职业妇女增强自我主体意识、自信心、竞争意识，育精神对中国职业妇女增强自我主体意识、自信心、竞争意识，完善独立的个性和人格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据最新的调查表明：个性和人格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据最新的调查表明：女职工经常保证参加体10％，％，在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职业妇女中有5％育活动者只占10％，在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职业妇女中有505％的人是在离开学校后，215％是在结婚后，282％的人是在生育后退出体育活动的、学校后，有215％是在结婚后，右282％的人是在生育后退出体育活动的、缺乏余暇时间问题。在女职工较为严重，女服务人员、护士、乏余暇时间问题。在女职工较为严重，女服务人员、护士、纺织工人等对余暇时间的需求比较强烈。在多数家庭，女性承担着教育孩子的重任，暇时间的需求比较强烈。在多数家庭，女性承担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她们的余暇时间尤少。余暇时间尤少。（3）老年妇女的体育健身活动活跃：在体育人口中，老年妇女居多，约老年妇女的体育健身活动活跃：在体育人口中，老年妇女居多，55％左右；中年人较少，青年甚少。占锻炼总数的55％左右；中年人较少，青年甚少。这或许与女性比男性退休年有关，也与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较男性长，提前5年有关，也与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较男性长，老年女性多于男性有此外，由于女性的性格特征，关。此外，由于女性的性格特征，使她们在参加体育活动后能保持较为稳定的不间断性。的不间断性。三、妇女的体育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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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要实现体育领域中真正的男女平等，起决定作用的是妇女要争得在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管理机构的领导权。经过多年的艰苦的努力，妇女们终于在这些机构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专门委员会中的女性参政（－）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专门委员会中的女性参政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废的时间内，国际奥委会均由男性成员组成。妇女进入国际奥委会的首次努力是在1960年。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苏联的妇女代表相聚罗马，要求国际奥委会接纳女性，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而受挫。直到1971年才有第一位女性担任了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到1981年，在第84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产生了国际奥委会的首批女委员。至2000年3月，在国际奥委会中共有14名女委员。女委员在国际奥委会中的比例已达到124％O虽然她们的人数仍然较少，但她们却以自己的才能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赞扬。1991年和1992年，有两名女性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1997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06次大会上，安妮塔·德弗朗茨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该机构历史上第1位女副主席，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尊重妇女权益和地位方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国际奥委会主席还邀请了26位妇女专家在国际奥委会的妇女和体育工作组、体育仲裁法庭、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顾拜旦委员会、大众体育委员会、新闻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广播与电视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中任职。来自瑞士的佛兰克斯·汉魏费尔女士被聘为国际奥委会的秘书长，在处理该机构的日常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策层中的女性参与国际奥委会鼓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其决策层中为妇女提供更多的机会。至2000年3月，在奥林匹克项目单项体育联合会中，有10名妇女担任要职。1994年，国际奥委会在其召开的百年奥运大会上向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建议，到2000年12月31日，妇女至少应占其领导层的10％，到2005年12月31日；则L升至20％。（三）在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决四层中的妇女1982年，列支敦士登选出了世界上第1个在国家奥委会中任主席的妇女。到2000年纳米比亚和汤加也产生厂女性奥委会主席。至2000年3月，在全世界国家或地区奥委会中，共有35位副主席、9位秘书长、1位副秘书长、l位管理主任和1位总干事由妇女担任。值得关注的是伊朗也出现了一位女性奥委会副主席，她为伊斯兰国家妇女平等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在200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中，仅有47名妇女任要职，这个比例明显偏低。因此，国际奥委会要求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在其领导层中尽快增加女性，到2000年底至少应占10％，到2005年，女性则要增至20％。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男女在管理层次上要达到真正的平等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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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1000年的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存在许多歧视妇女现象的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管理层次的性别平等程度已在世界上领先。妇女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体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正在向深层次发展。这批杰出女性的当选，与她们的成功任职证明了妇女能像男子一样胜任高层次管理职务，她们的出色表现使人们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为展示妇女的d骷、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妇女的真正解放提供了一个舞台。〔四）我国女性的体育参政50多年来，我国女性已大量地参与了体育的行政和社团的管理，并进入管理的较高层次，打破了男性垄断的局面、然而据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体育高层行政管理机构中女干部总体比例较低，职级越高，比例越低，且多担任副职。女性在秘书。财务、档案管理、党政管理等职位所占比例较大，我国体育高层行政管理机构中女干部任职的岗位具有性别特征并具有边缘化，非关键性的特点。总体上女性在体育领域高层决策机构处于边际地位。在晋升机会上女性和男性存在差距。男女干部学历水平差距不大，但在学习进修机会上，女性机会比男性要少。男女干部任职途径相似，但男子部参政背景比女性多样化，晋升速度女性低于男性。在工作效绩自我评价上，女性表现比较自信，但成就动机水平不高，主体意识较薄弱。从参政素质方面看，女性责任心强，富于同情心而较缺乏自信心、竞争意识，社交能力、协作能力较强而决策能力和独立性较弱。总体上体育行政管理机构中妇女参政的外部条件是比较好的。家务劳动仍然是影响大干部工作的主要因素，女性身担双重责任，面临更多的冲突和矛盾。①第五节妇女体育发展的原因及其障碍一、妇女体育发展的社会原因（一）社会的发展为妇女体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更多的妇女参加体育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这些机会表现为；—妇女有了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妇女就业人数的普遍增加，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保障，依旧女成为经济独立的个体，使她们有机会进行体育消费。—妇女有了越来越多的余暇时间，由于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妇女的社会与家庭负担减轻，增加了妇女的参与机会—妇女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项目显著增加，在过去20年中，在许多组织和社区中，妇女们开始接受平等的体育资源份额。（二）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对妇女社会形象的认识在过去30年间的世界范围的妇女运动大多强调妇女们在有机会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应把她们当作人来看待。这一思想激励着不同年龄、层次的妇女追求她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利益，也给那些过去从未想过参加体育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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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们创造了新的利益。妇女运动出帮助妇女们重新定位了她们在家庭和职业中的角色，这也给妇女提供了更多参加体育运动所需的时间和财力，随着妇女运动思想被广泛地接受，以及男子们控制妇女的生活日趋削弱，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从事体育运动，需要在很多变化，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低收入的妇女们，可供妇女们利用的选择比她们以前更少地受到限制。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妇女体育组织伴随着妇女运动而出现，例如美国的妇女体育基金会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游说组织。国际妇女体育组织是一个专门帮助全世界妇女促进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发生积极变化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代表们的游说，使得在1996年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中包括了有关妇女参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的陈述。这些陈述要求给妇女们提供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的机会，并以此促进世界各国妇女们的教育、卫生和人权。这样，开始认为是小部分人种族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被全球性广泛接受的促进并保证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努力。（三）妇女体育得到了法律保障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已起草并通过了20多个有关妇女地位的国际公约和宣言。其中的一部分国际法律文件，突破了20世纪早期有关妇女地位的保护性法律文件的范围，形成了旨在废弃歧视妇女的制度；建立提高和改善妇女地位的新制度的纠正性法律文件。而另～部分国际法律文件则属于不容歧视性法律文件，其主要形式是在规定当今社会人人应享受的尊严和权利的同时，专门规定了女子也平等地享有这种尊严和权利，宗旨是：不容许基于性别的区别而对妇女有任何歧视。自1975年以来，欧共体采取重要措施保障男女平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通过了男女平等的法案，其范围也包括体育。法国的“马佐法案”明确规定各单项体育协会中妇女会员在10％以下的，在该协会的管理阶层至少应有妇女的1个席位，女会员每增加10％，管理层的妇女席位就应增加1名。丹麦于1983年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致力增加妇女在体育各方面的参与和影响力。挪威体育总会1987年的决议案规定，在选举和任命执委会、理事会、专家总会和地区体育协会的代表时，必须兼顾男女代表。瑞典、荷兰等国也在为提高妇女在体育中的地位而寻求解决方案。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教育修正法案第9条，该修正法案“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歧视妇女”。此后，教育机构妇女体育经费预算大大增加，妇女体育的奖学金和学校中参加体育活动的妇女大增，美国女性同男子一样有了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力，妇女们可以参加过去只有男子才能参加的体育运动，对女运动员也可以采用像男选手那样大运动量的训练，使美国教育机构为奥运会输送了大批成绩优异的女运动员。加拿大在1980年，业余女子健身组织成立，它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有政府赞助。能进行培训没有发展机会的综合体。这一计划，伴随着联邦和州的一些其他组织以及来自女权主义组织的压力，最终导致在1986年，加拿大妇女体育政策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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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宪法与多项法律中都贯彻了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妇女在政治、劳动、社会地位、教育、文化、体育中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强调“重视妇女和老年人的体质与健康问题，积极支持他们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注意做好劳动强度较大、余暇时间较少的女职工的体育工作。”（四）妇女自健身意识的增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社会健身意识在不断增强，使得妇女们参与了许多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活动，特别是以心血管系统、脑血管系统疾病在妇女人群中的高发，使得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审美的需求。她们把健美的身材和娟秀的面容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追求，尽管这种追求隐含着某些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各种妇女用品市场推销商的推波助澜。（五）大众传播媒介对妇女体育的关注大众传播媒介对妇女体育的关注近20年来，各国的媒体对妇女参加体育运动报道有所增加，尽管有了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报道的覆盖面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但是比以前村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报道要多很多，通过在电视中观看女运动员的比赛，以及阅读者报纸、杂志和书籍，使妇女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中国，优秀女运动员在国际竞技体育中的巨大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二、妇女体育遇到的障碍各国妇女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终于使她们在体育教育、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中争得了一定的平等权利，各国政府和国际体育组织也正在努力为妇女解放运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由于妇女被压抑的现象持续了数千年，女子在体育运动中的正1权益还受到某些压制，在部分国家，女子参加体育比赛仍遇到各种障碍、第26届奥运会，仍有28个H家或地区奥委会派出的代表团是清一色的男性。这些障碍主要人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压力（－）经济压力由于历史的原风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用当一部分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类国家目前约有100n多个，其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5IK），而粮食牛）m和消费还不到财界总产量的半数．工业总产值大约只占世界总额的11％。在拉丁美洲，l／5的人控制了一半以上社会财富，在全世界发展中H家的44亿人口小V5生活在基本卫生设施匮乏的社区里1／3没有安全的饮用水，l／4住房不足，l／5营养不良，还有13亿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同家均面临着人口压力沉重、传统自给经济和现代化经济并存、城市畸形发展而农村仍然港后的困难。在这些国家，许多妇女被日常生活的负担所累，甚至连温饱尚不能保障。日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现象。许多妇女得个到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在社会中始终处于比男子低下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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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妇女生产’的，妇女的劳动时间大大超过了男子。在非洲和亚洲，妇女每星期要比男子多工作7小时。在拉T美洲的贫困山区，妇女每天工作甚至超过16小时。在南非，部分妇女每天从早晨4时评始劳作，直到夜里11时。妇女虽然为养活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们却享受不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因此，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妇女体育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女子参加体育活动和比赛的可能性很小，少数的女运动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而处境艰难，致使她们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那些最贫穷的最不发达国家小，重点不是培养大量的女子运动员和参加体育健身活动，而是要使妇女摆脱贫困和日常生活的负担，关心她们的教育和健康，帮助她们抚养孩子和获取足够的食物。〔二）政治歧视虽然妇女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权利和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在许多发达国家中进入政界的女性仍为数甚少。美国任何一个主要政党从未有过女性总统候选人，妇女在国会中占据的席位仅为10％左右。从性别拥有权力的指数来看，许多发展中同家妇女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更为低下。这种状况限制了妇女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和国家或地区奥委会主席中妇女的比例仍然很低，她们仅占总数的124％、59％和1％。亚洲一些国家中，妇女在体育方面仍受到歧视，女运动员的人数少于男性，在对获得同样运动成绩的男女运动员进行奖励时，奖金数额大不相向。达到世界水平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与始终不能冲出亚洲的男队所得到的相差极为悬殊的待遇，也可以看出对妇女的歧视还相当严重。（三）女性偏见1对妇女身心潜力认识的误区长期以来，认为妇女的身心是很脆弱的，只适于参加一些优雅的活动，因此她们只被允许参加花样滑冰、冰上舞蹈、体操、游泳。网球、高尔夫球和其他一些与力量、速度无关，较少对抗性和竞争的运动项目。在某些国家，当妇女们参与传统上认为是男性化的运动项目时，常常从为她们是在表达一种对社会的强烈抗议。其实，妇女的所谓脆弱不是与生俱来的。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使体育建立在雄厚的科学基础上，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有助于破除有关妇女身体的误解，同时还使体育的训练方法更加科学，女性的体育训练也更有针对性。女性不仅能适应大强度的训练，而且还大幅度地提高了运动成绩、从而使妇女的身体条件不适宜参加激烈体育竞技的理论逐渐失去市场，社会上更多的人开始赞同妇女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妇女本身也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越来越多的解放了思想的女性投身到竞技体育之中。对妇女“社会形象”2、对妇女“社会形象”的偏见在许多文化中，有关女性身体有着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认为妇女应有好的体形，而不是结实；应该性感，而不是健康；应该纤细，而不是强壮。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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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与时装模特之间，更偏爱后者。人们在评论某个女运动员和女性体育运动参与者时常常有这样的言论：她是一个好运动员，但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一舆论导向无疑限制了女性的体育参与。妇女们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一种被审视的、被评判的、被消遣的对象。许多妇女也确实把进行体育运动与减轻体重、健美身材联系起来，在西方，女运动员和女子健美活动在训练过程中在大量使用泻药、减肥药、利尿剂、催吐剂，或狂饮，或挨饿，这增加了受伤威胁身体的可能性，这些做法都是与体育的本意背道而驰的。对妇女“社会角色”3、对妇女“社会角色”的误解在传统的观念中，妇女的社会角色是男人的附属品，受到男人的保护，因此女人不应具备阳刚之气，而应带有阴柔之美、在以男人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女孩要求少参加体育运动时，就会有来自家庭的不同于男孩的要求或附带条件，这些要求或附带条件往往带有女性歧视的特征。而那些在童年时代避免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身体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的男孩们经常被称作“娘们儿”，而那些参与了这些体育运动的女孩们被称作是“野丫头”、“疯丫头”。在参加游戏的种类一一k，男孩受到父母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也是多数男孩在运动技术上超过女孩们的原因之一；。成年女子在体育上获得成功，则往往认为是女强人、没有女子气质的畸形人、另类女人、性别倒借的女人等。这些描述因历史和文化根源的差异有所不同，但本质都带有妇女歧视的色彩。还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妇女不适合相当教练和管理工作，即使她们从事了教练和管理工作，只有较少的空间和更少的支持，于是在体育组织中女性的工作负荷常常比男性要大，而成就感要小。在一些国际性的体育竞赛中，女运动员们要通过基因检查证明她们是真正的女人，这里也隐含着女人在体力上不如男人的一种性别歧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妇女们参与体育运动会使她们的个性增强，作为一名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可以改变妇女们对自己的看法，通过参加体育运动，她们会觉得她们身体很强壮，很有竞争力；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妇女参与体育运动可以对自身能力的传统观念作出挑战，还可以为妇女们树立一种社会榜样。（四）宗教和民间习俗的限制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宗教和传统习俗禁止女子参加体育活动，阻碍了妇女体育的普及化。由于正统宗教信仰的原因，在国际活动中，争取男女平等也是困难的，例如，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禁止妇女在男人们面前公开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由于女运动员的衣着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亚洲伊斯兰教国家中女运动员如凤毛麟角，参与奥运会的女运动员极少，部分女运动员成为最终的受害者。1998年，参加第13届亚运会的39个国家中，有5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代表团中没有一名女运动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风俗习惯也影响了妇女的体育参与。如妨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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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的服装鞋帽、过分的修饰装扮，以及繁杂的礼仪活动都给妇女的体育参与造成了困难。（五）妇女自身素质的限制统计资料表明，在全世界10亿成年人文盲中，它三分之二是妇女。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25岁以上的妇女90％从未进过学校。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下，其就业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妇女走向社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在这些国家中，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必然受到限制，女子体育比赛的可能性极为有限，专职的女裁判、女教练女体育教师则更少。因此，提高妇女的素质，开展妇女教育是发展妇女体育的前提条件，扫除妇女文盲，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才能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才能使更多的女孩子有机会接触体育，投身于体育活动之中。妇女体育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男女平等的今天，妇女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在体育方面的创造才能、一个多世纪以来，妇女在体育运动中的异军突起，已经将体育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妇女们在体育中的独特魅力将会使全球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具光彩。思考题简述妇女歧视的形成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1简述妇女歧视的形成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妇女的生活方式有哪些特点？2妇女的生活方式有哪些特点？一个世纪以来，妇女在运动参与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进展？3一个世纪以来，妇女在运动参与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进展？分析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的社会原因。4分析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的社会原因。5妇女体育得到发展的基本原因有哪些？妇女体育得到发展的基本原因有哪些？些障碍与限制？6妇女体育的发展还面临阿F些障碍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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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日本思想》复习题一.填空题1.1870年，美国生物学家莫尔斯将______介绍到了日本。（进化论）2.《进化论讲话》的作者是______。（丘浅次郎）3.针对文科生，山本宣治将他的讲义主题设定为______。（人生生物学）4.山本宣治的生物学核心是_____。（性科学）5.小仓金之助在他的《自然科学家的任务》中，批判了_____。（法西斯主义）6.社会医学这一概念，于_____年代提出。（1920年代）7.社会医学的先驱者是_____。（石原修）8.举出2位在社会医学方面做出贡献的医学工作者。______，_____。（宫本忍，松田道雄，若月后一，石原修，丸山）9.田边元所著的_____一书，宣告了日本的科学哲学的建立。（科学概论）10.与田边元差不多同一时期被招入东北帝大的科学家是_____。(石原纯)1、“フェミニズム”是什么意思（女权主义）2、举出女性解放运动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与谢野晶子、平冢雷鸟、宫本百合子等）3、举出与谢野晶子的一部代表作品（《みだれ髪》/《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4、《婦人と文学－近代日本の婦人作家》的作者是谁（宫本百合子）5、举出一位青鞜社的主要创始人（平冢雷鸟）6、青鞜社的主要刊物（《青鞜》）7、认为需要提倡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高群逸枝）8、高群逸枝所创作的《大日本女性史》的第一卷是（《母系制的研究》）9、女权论者关于生的轨迹提出了各种争论，在《青踏》上所争论的主要是（1.贞操论争2.堕胎论争3.公娼（废娼）论争）10、举出两位以自传作品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女性作家（福田英子、金子ふみこ）

　　1、英国人wJ汤姆斯在1864年开始提倡使用folk-lore代替民间遗产等说法将民间各种民间遗产，民间风俗统一命名。2、柳田国男创办名为《乡土研究》的杂志以收录个人研究民俗时遇到的疑问并加以解答为目的十分通俗易懂。3、柳田国男和南方熊楠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山鼻祖。4、柳田国男创作了以《后狩词记》为代表的《石神问答》、《远野物语》等一系列民俗学里程碑式的作品。5、南方熊楠与东部的田中正造并称为日本的两大环境保护者。6、違星北斗（本名瀧次郎）是一位在小学毕业之后，一边离乡干活或者行商，一边开展着民族复兴运动的歌人。留下了遗稿集《村落》。7、柳宗悦是民艺运动的推动者。8、柳宗悦在探求优秀的民族工艺作品的结果在《手工活的日本》（1948年）和水尾比吕志编写的《柳宗悦民艺纪行》里总结了出来。9、打消南方熊楠在生物学积极性的事件开始于神社合并。10、柳田国男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十分的庞杂，研究领域也十分的广阔。包括南方文化、北方

　　文化、纪行、山、传说、昔话、物语、孩子、女性、民间信仰、祭祀、神道、墓、年中活动、衣食、家庭婚姻、民谣、方言、国语、地名等等。11、伊波普猷被称为“冲绳学之父”。12、伊波普猷的民俗研究著作名为《古琉球》。13、走遍日本各地，留下许多热情描写生活在农村的人们的面貌的民俗志，著有《家乡之训》《被遗忘的日本人》的是宫本常一。14、柳田国男在南方的书房写道“要开创东国学风”。15、随着近代化发展，冲绳县的旧琉球人被印上落后的标签。

　　1､日本三大の随筆は『枕草子』と『徒然草』と『方丈記』です。2.日本史には随筆の興隆期があって、一つは近世で、もう一つは1920年代です。３.寺田寅彦は作家にして物理学者であるので、彼の随筆は思索、観察と批評性という特色ガある。4,由藤原道纲母写成的《蜻蛉日记》描写她与兼家结婚后20年间的生活。作者在作品中倾诉作为一名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精神上的痛苦。5，日记随笔文学为之后具有日本特色的私小说奠定了基础。6，日记文学最早起源与平安时代。7，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用日记》中，女性历史学家高群逸枝与其丈夫桥本宪三二战结束时的复杂心情。8.漱石的《漱石全集》属于（）的写作方式。9.在已出版的全集类中收录书简最多的是（）。10.非论说洗的文章主要包括（）、（）、（）、（）四种写作方式.答案：1.断想.2.斋藤茂吉全集3.日记、随想、自传、简书日本在二战中认为武力是解决经济弱势、资源匮乏、国土面积小等问题的唯一手段。家永三郎负责编集的《日本平和论大系》是对反战论、平和论的论述。根据《东洋经济新报》可以看出，石桥湛山早就承认自己是“大日本主义”的批判者。矢内原忠雄认为正义是创造国家基础又超越国家而存在的客观精神。（）矢内原忠雄被迫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的日中战争观。桐生悠悠因为在报纸上刊载《陋习打破论-乃木将军的殉死》引起了人们的非议。桐生悠悠认为政府大肆宣传的“日本精神”不过是不能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国内消费品。正木ひろし在中日战争爆发三个月前发行了个人杂志《近きより》文相荒木负夫强制实行的【国民生活纲要】全是四个汉字，共7条。《国家的理想》是矢内原中雄所著。1．自由教育运动的核心是（缀文教育）和（自由画教育）。2．民艺运动的创始人是（柳宗悦）。3．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一书是（哲学热）的中心。4．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点）是和辻哲郎的《日本古代文化》。5．民主主义者中，石桥湛山最早开始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6．（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达到了新阶段。7．民本主义的提倡者是（吉野作造）。8．美浓部达吉是（天皇机关）说的提倡者。

　　9．教养主义出现的基础是（民本主义）的出现。10．造出“文明批判家”一词的是（长谷川如是闲）。1、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常常招致2、针对言论制定一系列条条框框的规则是3、一七二二年的在言论法规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明治大正史》的作者是5、《大学自由的历史》的作者是6、言论弹压的先驱者是7、著名的笔祸事件的相关人物有8、《海国兵谈》的作者是9、出版法于年制定10、新闻纸法于年制定答案：填空题：1、笔祸、舌祸2、言论法规3、出版规制令5、家永三郎6、美土路昌一7、歌川国芳8、林子平9、189310、1909

　　4、美土路昌一

　　1、

　　“由民权运动对”对当时的“有司专制”（有司即官僚）的情况加以批判。为了挽救这种困境，他们高举“”，并将之解释成设立“民撰议院”，籍著“民撰议院”，有司专权得以抑制，国民才可以得到幸福。是1874年（日本明治7年）1月17日，由前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写给当时明治政府，为最初表达开设民选议会期望的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指《》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完成．翌年1890年，政府实行了第一次帝国议会正式开设。，

　　2、

　　3、4、5、6、7、8、9、

　　“自由民权运动”的本质是的继续和发展，其目的是促进日本政治的资产阶级改革，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民权自由论》用口语化易懂的语言宣传“自由、自主、权利、民权”的重要性。它的作者是。中江兆民原名笃介，出身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从17岁起学英、荷、法等国语言。1871年被政府派往留学，并深受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中江兆民曾使用法国哲学家的《权思想，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宣传法国自由民

　　1875年2月上述自由民权派组织以立志舍为中心在大阪成立了全国性的结社——。中江兆民在发表于1887年的《念。》中体现了“民权是至理也”的理

　　10、

　　日本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官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出征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是指“”。

　　1，被称为第一人权或首要人权的是（生存权）。2,对日本近代人权和生存权的产生及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麦克阿瑟）草案。3，以二战失败为开端，（日本国民）成为被保障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存在，也就是成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主体。4，（植木枝盛）所著的《日本国国宪案》可以称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国家构想的私拟宪法，具备了精细规定人权的基本特征。5，松原岩五郎，于1892年，进入德富稣峰主笔的《国民新闻》杂志。发表了最初的社会探访记《芝浦の朝烟》，以此为开端写报告文学。汇集起来后以（《最暗黑的东京》）为题，于1893年11月在民有社刊行。6.（田冈岭云）写了最早介绍海涅的文章《亨利一世海涅》。7.对于废娼思想，以山室军平为司令的（日本救世军）和以矢岛楫子为会长的（纠风会）起了很大作用。8.救世军和纠风会的机关杂志分别为（呐喊）和（妇人新报）。9.1921年国际联盟总会颁布了一项条约支持废娼运动，该条约名称为（《有关禁止买卖妇女及儿童的国际条约》）。10.高桥贞树写的第一部部落史的名称叫做（《特殊部落—千年史》）。1.直接行动派的领导人是。（答：幸德秋水）2、近代日本的社会主义主要反对。（答：天皇制中专制的、军事的特点）3、平民社创刊的三原则、、。（答：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4.在很早以前就发现，日本社会矛盾的根源其实来源于。（答：农村）（切确的说是农山渔村）5.猪俣津南雄的和丸冈秀子的可以说是古典中的双壁。（答：《调查报告贫乏的农村》；《日本农村妇人问题——主妇&母性篇》）6.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着手解决和分析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以国家构造，经济构造为对象进行分析的代表成果是；以思想构造，文化构造为对象进行分析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答：《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户坂润）7.作为唯物论哲学者以及哲学史家的三枝博音，把户坂评价为“”。（答：新型的唯物论者）。8.户阪润是阵营中的核心人物。（答：唯物论阵营）9.户阪润与、、、等一起唯物论研究会。（答：三枝博音、服部之综、永田广智、小仓金之助）10..鹤见俊辅以性与性为轴心创作了《战争时期日本的精神史1931~1945》。（答：转向性、锁国性）1.むしろ逆に、一人ひとりが、思想や文化の面でそれの分野を拓いた創業者でした。2.その思索には、キリスト教の「神」の観念を、儒教の「天」の観念で理解しようとした跡が顕著で、「敬天愛人」の語を、日本人として初めて用いました。3.一身の独立が一国独立の基礎した。

　　4.福沢諭吉といえば、「独立自尊」という四文字が浮びます。5.福沢諭吉の主張は、『文明論之概論』ではいっそう痛烈です。6.そのなかの「日本文明の由来」の章で、福沢は、日本社会の「権力の偏重」を指摘してとどまろところを知りません。7.蓋し生を保ち死を避くるは凡ての動物に存する天性なり。8.そんな田口の史観は、名分論とはきれていました。9.『日本開化小史』にちりばめられた「進歩」の二字が、この書物のキーワードをなしていました。10.啓蒙期に端を発する翻訳の洪水時代への突入は、このような基盤あって初めて起りえた事象でした。1.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才是天皇统治的根基。答案：国体2.国体论由三个要素组成，分别是（），（）和（）答案：必须由天皇一脉所支配，天皇和民众的关系，民众自发的效忠于天皇。3.水户学扶植了（）的思想。答案：尊敬天皇4.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在制度与精神上都将天皇制以一定形式确定下来.5.最重要的是应对（）和（）的构想。答案：西方列强的军事防卫和在国内推行政治改革6.北一辉24岁自费出版的著作（《国体论以及纯正的社会主义》）7.请写出在作品中描述了新农村的场景，为农本主义垫定基础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8.橘孝三郎人生的分水岭事件（五一五事件）9.美浓部达吉有名的学说（天皇机关说）10.请举出一本津田左右吉被禁的著作（《神代史的研究》）。1.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和对日本的占领使得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变化。鼓吹战争的各种言论被取代，______、______、______等言论开始流行起来了。(民主主义、和平、文化)2.竹内好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是______研究。(鲁迅)3.伊丹万作因写作__________的电影剧本而为世人所熟知。(《无法松的一生》)4.包含“杰基尔与海德”、“旁观者的抗议”的评论集是_______。(《错乱的伦理》)5.《思想的科学》是由武谷三男、武田清子、______、______、都留重人、鹤见和子和渡边慧七人创办的刊物。(鹤见俊辅、丸山真男)6《思想的科学》呼吁____________。(将哲学交还给市民)7.____________无论对于丸山真男还是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划时代的作品。(《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8.伊丹万作在____________中提到,被骗者的罪并不单单存在于被骗这一事实本身中，失去判断力、失去思考力、失去信念到那么容易被骗，如家畜般盲从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国民全体在文化上的孱弱、无意识、不反省、不负责任等等才是真正的恶。(《战争责任者的问题》)9.《世界》是岩波书店主岩波茂雄的提案，继续以“____________”作为使命，以吉野源三郎为主编，以1946年一月号为创刊号发布的综合杂志。(新日本的文化建设)

　　10.在创刊初期的《世界》，主要是旧世代的__________和__________们发表见解的阵地。(教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1、日本的三大教派为、、。2、伴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信仰的革新在不断推进。诞生了、、三个显著的运动。3、在近代，因为幕府对的禁止，佛教占据了正统性的地位，对社会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影响。4、天理教是原属日本教派神道系统、后自立成教的日本新兴宗教之一，由大和国山边郡庄屋敷村(今奈良县天理市三岛町)妇女创立。5、日本新型宗教之一以农妇出口直子所传《神喻》为教义根据。6、出口直子在她的“”整理集《大本神谕》中写道这个世界是充满恶魔的世界，世界会变成充满野兽的世界。7、以为契机的日本开国，使得基督教的再次传入变得不可避免。8、基督教被分为、、三大派别。9、是发生教育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的争论的导火索。10、使得真宗教团内异端教义等问题变得突出。参考答案1、佛教神道教基督教2、创唱教的丛生耶稣教的移植佛教的自我改革3、天主教4、中山美伎5、大本教6、御笔先7、培理来航8、天主教东正教新教9、内村鑑三的不敬事件10、《叹异抄》的复活1，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历史观对明治维新的革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反对（王政复古）的历史观。2，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宣扬国粹主义的杂志是（《日本人》）3，在宣扬国粹主义的美术领域留下巨大足迹的日本美术家是（冈仓天心）4，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教社在地理学领悟的著作《日本风景论》的作者是（志贺重昂）5，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粹主义的团体代表被称为（政教社）6，启蒙思想家同时兼有另外一个什么身份（官僚）7，德富苏峰提出的“平民主义”是以哪个组织作为宣传阵地（民友社）8，国粹主义产生的契机是什么？（列强入侵，民族危机严重）9，《近时政论考》中，对内是什么要求（国民的统一）10，明治时期的青年呈现什么特征（阶级性不明显，并且向西方学习热情高涨）

　　二.名词解释社会医学：

　　青鞜社「八紘一宇」大众产品合祀大正民主：“笔祸”“自由民权运动”全国水平社:讲座派：寄生地主制：天皇机关说语言守护的使用方法废佛毁释国粹主义：三.简答题简要介绍一下优生学的主张。简要叙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新女权主义和新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内容。桐生悠悠的和平论中，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福沢の[富翁自伝]と河上の[自述伝]はいずれも随筆が、両本は全く対蹠的な性格を持っています。それはなぜですか？在大量出现的恋爱论中，哪位作家的什么作品获得了最高评价？此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三一运动”的意义是什么？你认为言论法规的制定有必要吗？为什么？请结合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容说明为什么”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果是失败的。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命令幕僚起草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制定宪法的三项原则昭和前期的日本人为什么十分钟爱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福泽渝吉说“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会泽安所谓“国体”是在借鉴了哪类学者的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培理来航之后，尽管传教活动火热开展，但是日本并没有成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教徒的人数以不到总人数百分之一的状态缓慢推进。这意味着基督教不能改变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人们的信仰。请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要概括平民主义

　　

　　

篇七：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人类历史渊远流长，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凸现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地位问题几千年来一直颇具争议，直到今天仍然(réngrán)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就为介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情况，欢送阅读。

　　1日本女性(nǚxìng)地位概述自近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以争取男女(nánnǚ)平等为宗旨的妇女运动以来，女性的地位问题便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后的日本，随着经济开展、政治民主化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进步，女性就业率也持续上升，因此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大大的进步了。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肯定了男女平等以及在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平等。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根本法?规定日本男女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1947年4月公布施行的?劳动根本法?那么为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上述改革对于保障女性的根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日本女性在法律上享有了与男子一样的根本权利，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进步。本文试图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成因及日本女性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所经历的痛苦而漫长的历程的把握，来提醒日本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变化。2中日(zhōnɡrì)女性社会地位形成原因从思想根源来看，封建社会崇尚儒家思想，男尊女卑。另外，在日本，造成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除了儒教之外还有镰仓佛教。镰仓佛教所宣扬的女性“不洁〞、“原罪〞等观念也随着教义的普及而逐渐深化人心。从文化上看日本从古至今是一个男权主义意识比拟强的国家，妻子伺候丈夫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妻子对于丈夫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从社会根源来看，明治维新以前(yǐqián)，日本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法律地位。虽然明治维新以后的18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8年又制定了?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剥夺了女性的根本权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女性的政治地位，女性既没有选举权更无被选举权。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在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毫无权益可言，毫无法律可依。3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3.1近代日本女性的觉悟在日本，“明治维新〞带动了改革的风潮。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展和教育的普及，作为一直以来束缚着女性思想和言行枷锁的旧风俗、旧道德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和传统道德伦理无视女性的个性和要求，不符合社会开展的需要。国家要开展，其关键在于进步全民素质。而作为母亲的女子们肩负着教育子女的重任，所以，只有培养出有文化的母亲，才能从起点上进步一代人的文化素质。为此，明治政府采取了大力开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方针。1871年，政府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女留学生;1872年公布的?学制?，赋予全国的女子同男子一样的就学时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女子中、高等学校。这使得相当一批女性得以承受正规中、高等教育，为进步日本全民素质打下了良好的根底。3.2“二战〞后日本女性(nǚxìng)的社会地位战后的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宏大的大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wèntí)也随着各种法律的制定与更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945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被赋予了选举权。1946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行使了选举权。与此同时，日本

　　也进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945年出台了?女子教育刷新要纲?，大学共学，为女性翻开了通往大学之门，将女子从贤妻良母的教育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与男子一同承受教育。1946年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为女性参政议政权利及平等承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宪法?第14条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的社会与男子平等，第24条规定了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继承制度的改革也相应的进步了女子的经济地位。

　　战后的民主改革虽然使日本女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妇女地位虽有一定进步但仍属低下。其表如今：大多数女性一旦结婚便要放弃(fàngqì)自己的工作在家当专职家庭妇女。男女学生的升学比率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妇女就业困难，工资报酬上的男女不平等情况仍时有发生。

　　3.3当前(dāngqián)日本女性现状如今，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进步，但整体上照旧是以家庭为主，“男主外，女主内〞的落后思想与日本高度兴旺的社会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同时，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落后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终和最正确选择，相夫教子才是女性最为重要的美德。多数的日本男子观念仍然陈旧，结婚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认为婚后假如妻子继续工作是给自己丢面子。而且，日本社会的就业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相当(xiāngdāng)多的问题。大局部女性只是从事一些打字、复印、接等附属性工作，极少有时机参与经营层面和管理层面的工作。用人单位也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女性员工，使她们难以进步自身业务素质。而且在企业不景气时，首当其冲受到裁员对待的也是女性。因此，日本女性在工作中普遍缺乏一种自我价值实现感。随着社会的开展，日本女性地位虽有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不公平现象存在，此问题仍然需要广阔女性以及全体社会的共同关注。4结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曾长期受到“男尊女卑〞这一封建思想的影响，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直到近代受到解放思潮的冲击，女性才开场自我反省，为自己寻找自由的出路。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斗争后，女性终于获得了与男性趋于平等的社会根本权利与地位，这与日本女性所付出的宏大努力是分不开的。科技进步给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开展空间(kōngjiān)，如何全面进步女性的素质，如何运用政策调控手段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在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完善婚姻家庭制度，进一步进步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还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内容总结

　　〔1〕人类历史渊远流长，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凸现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地位问题几千年来一直颇具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篇八：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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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

　　作者简介：赵亭（1988.11-），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义桥镇东张村，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日语语言文学，年级：2013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父亲外出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孩子们交流，更别说指导孩子的功课了。几乎都是母亲和孩子们每天相处。母亲不仅要出去工作，而且还担任教育孩子的重任。所以，女子教育在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的女子教育从明治时代开始到现在，经过不断地改革已经日趋成熟，同时女子的社会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本论文主要分析日本女子教育的变化过程，着重分析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以及日本传统教育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女子教育；影响女子教育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历史上，女子教育要比男子教育晚一步，并且女子教育的发展是以为了赶上男子教育的形式而发展的，这种形式几乎在社会上是通用的。在学制上规定男女在平等上接受教育，但是在现实当中却有很多困难难以实现女子教育。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社会，女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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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是社会教育的中心理念，并且制作了传统的儒教女性像和不同的新时代女性像。以“贤母”为中心的性别作业分工，随着19世纪的“工业化”或者“近代家族”的诞生，在西洋社会产生了女子教育的思想。日本引进西洋女子的教育观，改变传统的儒教女性形象，出现了一种“贤妻良母”新时代的女性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女性教育和社会价值观等的转变，对于女子的形容也从“贤妻良母”到“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向变化。

　　（一）日本女子教育的历史过程1.女子教育狭义的女子教育是指在学校的女子教育，广义的女子教育是指以女子为对象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又分为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之所以把社会教育分为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有三个原因：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弱；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社会分工也不同，应该给予符合女性的育儿家事教育；对于女性来说，为了保障和男性拥有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要特别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女子教育在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上的女性观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息息相关。2.女子教育的变化明治以前，日本的女子教育，在日本，702年实施的大宝律令，虽然女子可以上学，但是，女子只能在药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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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室当女医生或者乐师。在平安时代，从万叶假名里形成了女性文字，贵族女子可以学习练字，绘画以及教育，特别是在和歌的学习上尤其突出。在镰仓时代，成为僧尼的孩子可以进入寺子屋，到了室町时代，庶民的子女也可以进入寺子屋学习。到了江户时代，虽然有限定女子的寺子屋，但是出现了男子和女子一起学习的状态，很多女子可以学习“读，写，算数”等内容了。

　　明治维新以后，高等女子学校的实施颁布以后，特别是再加上基督教的宣传教师，办私学的人的呼吁，女子教育振兴，科学，技术，地理教育，习字，艺术，家政以及体练等等这些内容成了“贤妻良母”的理念。另一方面，涩泽荣一和伊藤博文等人发起女子教育奖励会。日本女性与欧美贵妇的对峙成为日本女性教育的目标，同时，也促进了女性参加社会活动和国际化教育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女子高等学校的教员开始养成，女子师范学校建立。同时，确立了女子中等教育制度，政府以及民间开始创办女子学校，虽然女子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女子还是被拒之于大学教育的校门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基本法的实行，女子教育伴随着美国教育使团的报告书，打出男女一起上学的口号，推动公立学校的宫雪花，在高等学校设立了专业课程，短期大学以及以私学为中心发展的教育。贤妻良母中最重要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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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科目教育成为男女学生的必修科目。在明治时代，当时的明治政府提倡“富国强兵”“殖

　　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为了推进新政策的实行，培养人才成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日本的第一部学校教育法令有“女子有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权利”“现在的女儿是未来的妈妈”等口号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明治初期的初级女子教育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文明开化的关键。而中级女子教育与普通的中学校和工业，商业等专科院校是不同的。中级女子教育主要培养理解欧美文化的女性为主，并且由私立学校来担当此任务。

　　（二）女子教育的影响女子教育在日本受到重视，“妇女问题”的意识在日本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被很多人来讨论，在日本，也有很多女子像欧美女子一样掀起了一场参政运动，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刊行妇女问题特集号发表各种有关“妇女问题”的言论。随之而来的便是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女子得到了解放，从事教育或者记者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地位得到了提高，各种各样的女性团体发起，女性运动越来越多，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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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谷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M].日本.黎明书房.1998

　　[2]徐晓光.日本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A]2004[3]赵东.日本传统女子教育思想对现代女性高等教育的影响[D]上海机电学院

　　

　　

篇九：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人类历史渊远流长，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凸现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地位问题几千年来一直颇具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就为介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情况，欢迎阅读。

　　1日本女性地位概述自近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妇女运动以来，女性的地位问题便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后的日本，随着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就业率也持续上升，因此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大大的提高了。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肯定了男女平等以及在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平等。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规定日本男女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1947年4月公布实施的《劳动基本法》则为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上述改革对于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日本女性在法律上享有了与男子一样的基本权利，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本文试图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成因及日本女性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所经历的痛苦而漫长的历程的把握，来揭示日本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变化。2中日女性社会地位形成原因从思想根源来看，封建社会崇尚儒家思想，男尊女卑。另外，在日本，造成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除了儒教之外还有镰仓佛教。镰仓佛教所宣扬的女性“不洁”、“原罪”等观念也随着教义的普及而逐渐深入人心。从文化上看日本从古至今是一个男权主义意识比较强的国家，妻子服侍丈夫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妻子对于丈夫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从社会根源来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法律地位。虽然明治维新以后的18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8年又制定了《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剥夺了女性的基本权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女性的政治地位，女性既没有选举权更无被选举权。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在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毫无权益可言，毫无法律可依。3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3.1近代日本女性的觉醒在日本，“明治维新”带动了改革的风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作为一直以来束缚着女性思想和言行枷锁的旧风俗、旧道德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和传统道德伦理无视女性的个性和要求，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要发展，其关键在于提高全民素质。而作为母亲的女子们肩负着教育子女的重任，所以，只有培养出有文化的母亲，才能从起点上提高一代人的文化素质。为此，明治政府采取了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方针。1871年，政府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女留学生;1872年颁布的《学制》，赋予全国的女子同男子一样的就学机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女子中、高等学校。这使得相当一批女性得以接受正规中、高等教育，为提高日本全民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2“二战”后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战后的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大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也随着各种法律的制定与更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945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被赋予了

　　选举权。1946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行使了选举权。与此同时，日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945年出台了《女子教育刷新要纲》，大学共学，为女性打开了通往大学之门，将女子从贤妻良母的教育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与男子一同接受教育。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为女性参政议政权力及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宪法》第14条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的社会与男子平等，第24条规定了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继承制度的改革也相应的提高了女子的经济地位。

　　战后的民主改革虽然使日本女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妇女地位虽有一定提高但仍属低下。其表现在：大多数女性一旦结婚便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家当专职家庭妇女。男女学生的升学比率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妇女就业困难，工资报酬上的男女不平等情况仍时有发生。

　　3.3当前日本女性现状如今，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体上依旧是以家庭为主，“男主外，女主内”的落后思想与日本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落后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终和最佳选择，相夫教子才是女性最为重要的美德。多数的日本男子观念依然陈旧，结婚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认为婚后如果妻子继续工作是给自己丢面子。而且，日本社会的就业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只是从事一些打字、复印、接电话等从属性工作，极少有机会参与经营层面和管理层面的工作。用人单位也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女性员工，使她们难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而且在企业不景气时，首当其冲受到裁员对待的也是女性。因此，日本女性在工作中普遍缺乏一种自我价值实现感。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女性地位虽有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不公平现象存在，此问题仍然需要广大女性以及全体社会的共同关注。4结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曾长期受到“男尊女卑”这一封建思想的影响，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直到近代受到解放思潮的冲击，女性才开始自我反省，为自己寻找自由的出路。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后，女性终于获得了与男性趋于平等的社会基本权利与地位，这与日本女性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科技进步给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何全面提高女性的素质，如何运用政策调控手段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完善婚姻家庭制度，进一步提高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还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篇十：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到了江户时代虽然有限定女子的寺子屋但是出现了男子和女子一起学习的状态很多女子可以学习读写算数等内容明治维新以后高等女子学校的实施颁布以后特别是再加上基督教的宣传教师办私学的人的呼吁女子教育振兴科学技术地理教育习字艺术家政以及体练等等这些内容成了贤妻良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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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日本的女子教育

　　作者简介：赵亭（1988.11-），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义桥镇东张村，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日语语言文学，年级：2013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父亲外出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孩子们交流，更别说指导孩子的功课了。几乎都是母亲和孩子们每天相处。母亲不仅要出去工作，而且还担任教育孩子的重任。所以，女子教育在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的女子教育从明治时代开始到现在，经过不断地改革已经日趋成熟，同时女子的社会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本论文主要分析日本女子教育的变化过程，着重分析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以及日本传统教育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女子教育；影响女子教育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历史上，女子教育要比男子教育晚一步，并且女子教育的发展是以为了赶上男子教育的形式而发展的，这种形式几乎在社会上是通用的。在学制上规定男女在平等上接受教育，但是在现实当中却有很多困难难以实现女子教育。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社会，女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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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是社会教育的中心理念，并且制作了传统的儒教女性像和不同的新时代女性像。以“贤母”为中心的性别作业分工，随着19世纪的“工业化”或者“近代家族”的诞生，在西洋社会产生了女子教育的思想。日本引进西洋女子的教育观，改变传统的儒教女性形象，出现了一种“贤妻良母”新时代的女性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女性教育和社会价值观等的转变，对于女子的形容也从“贤妻良母”到“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向变化。

　　（一）日本女子教育的历史过程1.女子教育狭义的女子教育是指在学校的女子教育，广义的女子教育是指以女子为对象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又分为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之所以把社会教育分为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有三个原因：女性的能力比男性弱；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社会分工也不同，应该给予符合女性的育儿家事教育；对于女性来说，为了保障和男性拥有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要特别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女子教育在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上的女性观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息息相关。2.女子教育的变化明治以前，日本的女子教育，在日本，702年实施的大宝律令，虽然女子可以上学，但是，女子只能在药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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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室当女医生或者乐师。在平安时代，从万叶假名里形成了女性文字，贵族女子可以学习练字，绘画以及教育，特别是在和歌的学习上尤其突出。在镰仓时代，成为僧尼的孩子可以进入寺子屋，到了室町时代，庶民的子女也可以进入寺子屋学习。到了江户时代，虽然有限定女子的寺子屋，但是出现了男子和女子一起学习的状态，很多女子可以学习“读，写，算数”等内容了。

　　明治维新以后，高等女子学校的实施颁布以后，特别是再加上基督教的宣传教师，办私学的人的呼吁，女子教育振兴，科学，技术，地理教育，习字，艺术，家政以及体练等等这些内容成了“贤妻良母”的理念。另一方面，涩泽荣一和伊藤博文等人发起女子教育奖励会。日本女性与欧美贵妇的对峙成为日本女性教育的目标，同时，也促进了女性参加社会活动和国际化教育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女子高等学校的教员开始养成，女子师范学校建立。同时，确立了女子中等教育制度，政府以及民间开始创办女子学校，虽然女子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女子还是被拒之于大学教育的校门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基本法的实行，女子教育伴随着美国教育使团的报告书，打出男女一起上学的口号，推动公立学校的宫雪花，在高等学校设立了专业课程，短期大学以及以私学为中心发展的教育。贤妻良母中最重要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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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科目教育成为男女学生的必修科目。在明治时代，当时的明治政府提倡“富国强兵”“殖

　　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为了推进新政策的实行，培养人才成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日本的第一部学校教育法令有“女子有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权利”“现在的女儿是未来的妈妈”等口号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明治初期的初级女子教育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文明开化的关键。而中级女子教育与普通的中学校和工业，商业等专科院校是不同的。中级女子教育主要培养理解欧美文化的女性为主，并且由私立学校来担当此任务。

　　（二）女子教育的影响女子教育在日本受到重视，“妇女问题”的意识在日本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被很多人来讨论，在日本，也有很多女子像欧美女子一样掀起了一场参政运动，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刊行妇女问题特集号发表各种有关“妇女问题”的言论。随之而来的便是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女子得到了解放，从事教育或者记者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地位得到了提高，各种各样的女性团体发起，女性运动越来越多，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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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谷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M].日本.黎明书房.1998

　　[2]徐晓光.日本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A]2004[3]赵东.日本传统女子教育思想对现代女性高等教育的影响[D]上海机电学院

　　

　　

篇十一：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浅谈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

　　04级历史

　　王慧

　　1053404099

　　【摘要】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在辛亥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妇女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伟大的中国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话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独特的魅力和巨大力量。本文试从政治、教育、婚姻、服饰等方面出发简单论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关键词】政治、教育、婚姻、服饰

　　中国的女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位及其的低下，常常被一些封建的伦理和思想紧紧的束缚喘不过气来，只是男子的附属品，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时的女子就是这样依靠男子来生活，小时靠父亲，大了靠丈夫，老了靠儿子，根本没有政治，婚姻自由等任何权利。然而斗转星移，在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萌发，伴随着欧美风雨的催化下，解放慢慢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

　　一、政治思想：

　　传统道德要求妇女不问国事，恪守妇道，而这一时期的妇女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对政治角色的追逐了。清朝末年，面对强国对本国的觊觎，本国皇室的腐朽衰落，救国成了不仅是男性的光荣任务，也成为了妇女们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的最高角色目标，此时的中国妇女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

　　当时的《女子世界》杂志大力宣传救国存亡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最危急的紧要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鲜血直淋……气息只存一线”1号召妇女们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这些宣传政治性强，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对妇女投身到政治爱国救亡的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保路运动，救蒙运动等救国运动中，先进的巾帼英雄们怀抱大志，现身救国，毫不退却。1901年，中国爆发了反抗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国集会，力主拒俄。青年女子，薛锦琴慨然提出“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气，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并要求撤换谈判大臣。”1905年4月反美拒约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一些女性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发挥着自己最大的余热。1905年7月，上海女性上百人聚集起来，商讨反美办法。先进的女性不仅投身于反帝运动中，还积极参与资产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运动中。1905年后，女界又活跃于各地的保路运动中，为反清政府变相出卖路权的行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两省女界展开集会演讲，集资认股，组织团体，通电请愿等一系列活动。1907年11月，上海女界保路会和女国民拒款工会宣布成立，带领江浙女界进行“拒绝外款，为保主权”的斗争。但是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以同盟门会或光复会为依托，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

　　1《女子世界》，

　　1904。

　　同盟会女会员总计约为59人，包括何香凝、秋瑾、吴亚男等人。2光复会女会员有秋瑾、沈警音等27名女性。例如秋瑾兼有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组织的会员身份。3

　　在反清民主革命中，知识女性更是巾帼不让须眉，他们表示愿与男同胞“戮力同心，和舟共济，扫前障碍，求来日之自由”。于是为了为祖国尽一份义务，为了求女同胞的自由，沈佩贞创办了“女子尚武会”，他认为“人民者，固概括通国之男女而言，既然如此，何以对国家男子有当兵之义务，而女子无有也？”在这中秋瑾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之一了。在1905年，秋瑾留日的第二年，孙中山自欧洲抵日，即与宋教仁、陈天华、黄兴商谈与华兴会合作事宜，在东京赤版区阪本金弥宅，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中山先生演说“革命之形式与方法”。秋瑾由冯自由、梁幕光陪同，晋见孙中山先生，填表“秋英雄”正式宣誓加入同盟会。秋瑾在《女权歌》中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她厌恶那些“足儿缠的小小的，头儿梳的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漆的、盘的、突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涂抹着，一身只靠男子，吃的穿的都靠男子的女子的生活方式。4他喜欢男女平等，女子也有参政的权利，施展自己的报国大志。孙中山先生特别推崇她为“女侠为中国模范女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5秋瑾是妇女解放的典型代表和楷模，同时也是我们当代女性自强学习的典范。

　　妇女的政治解放不仅仅体现在救亡图存，民族振兴，抨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上，而且还公开的挑战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歧视，积极的宣传参政思想。在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女性毫无政治权利，甚至是不过问政事的“牝鸡司晨，唯恐家之索”“妇无公事，休其蚕桑”，妇女的职事是“无攸遂，在中馈”，“无非无仪，为酒食是议。”对于这种偏议女性的传统定别定位，辛亥时期的知识女性以“天赋人权”说进行了辨证批驳，她们认为男女不仅在人格上平等，就是在政治地位上也应该是平等，依照这样的道理，女子理所当然的应享有参政的权利。“女子既然与男子同样也有纳税的义务，就应当与男子一样有参政的权利，因为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没有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道理”。6从义务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有力的论证了女子应该享有参政的道理。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妇女报刊更是大肆宣传女子参政权，甚至有的还指出妇女参政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并提醒国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国一些先进的女性便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奔走海外，提倡革命，担任革命事情，不辞劳苦，”因此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应当享受参政的权利“参政是女子本分应作的事，并不是格外的要求，是女子应有的，也是女子应争得的”。还有的根据进化论学说，指出恢复女权，要求参与权，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女子之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然之阶段，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趁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7女子参政，势所必然，昭然若揭。

　　妇女报刊舆论宣传“词义明切，足发肯梦”为大多数尚在中世纪愚昧落后境地的沉睡中的中华妇女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唤醒了部分妇女的政治意识，她们冲破了家庭的樊篱，或滕诸笔墨或宣之演说或结团体参政或束发从军，据记载，参加辛亥革命后北伐军的妇女就超过1000人。

　　先进女性的政治意识与时俱增，她们深信专制既然已经被铲除了，争取公民地位便是居全国公民之半的妇女求得自身解放的“第一步事业”。于是她们谒见总统，要求女子享有参政权，苦心请愿，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并且联袂北上，要求确定女子选举权。虽

　　2沈智，

　　《妇女解放史问答》，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3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4秋瑾，

　　《秋瑾集》，

　　中华书局，

　　5孙中山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6《女子世界》，1904年

　　《论女子享有参政权》，1905年

　　7《妇女时报》，

　　1912年

　　1986年。1984年。1960年

　　然“民初”的妇女参政生活获得了明显的成就，取得了短暂的参政角色，但是从事参政生活的妇女大多是上层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的劳动妇女。

　　二、教育改革

　　传统社会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许多女子都认识到了求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无权则欲女权，则必先兴女学”8。同时《新女界》以极大篇幅论述了女学与国学的关系，炼石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了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欧美诸强国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意，与男子受同等教育…基国始得民宜，其国争发展，日益强盛。”还认为：“日本在明知维新前，他过女界除未缠足，其余黑暗情形较之中国还甚几倍，他进步急速的缘故是由于提供女学，把欧洲文明输入日本”9并且提出，中国欲文明富强，必须要兴办女子教育，强调好的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的基础。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及其底下，常常被据于学校大门之外，所接受的只能是一中“闺阁”式的教育，教育的内容也仅仅是一些封建传统道德中的三从四德等的封建教育。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教会女校的兴办，以及甲午战争后维新派许多有识之士的觉醒，才逐渐意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

　　1898年5月31日，纪元善在中国上海城南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女学堂——纪正学堂，慢慢的中国女子学堂开始走上了艰难的发展道路。直到1906年在民间女学力量几件强大的驱动下，慈禧太后迫于压力，面谕学部兴办女学，1907年学部奏设女学，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四章26条。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明确的要求，这就标志中国女子学校在学制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虽然这个学校是男女生完全分校的双轨学制，虽然这个章程还带有非常强烈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女子教育的风气已开，妇女第一次获得了法定的受教育的集会和权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直到1909年，全国已经开办的女子学堂达到308所，女学生14054人。

　　10这个时期，中国女子的职业教育也取得了初步的发展，1907年夏，上海公立幼稚社根据吴朱哲的建议，设立保姆传习社，所设科目包括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文法、算术、理化等。1908年，上海西门子成立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9年，在江苏又成立了专为女子而设立的美术专修学校，这些学校的建立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礼教完全打破，让女性初步感受到自己并不是男子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于1912年由民国教育部颁发了《壬子学制》，后陆续又颁布了各种学校校令，综合其来又成为了一个系统，谓之“壬子葵丑学制”。这个学制相比清末的葵卯学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女子教育在小学阶段可与男子同校，但到女子高小以上可以设置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很明显，他的提出意味着两性双轨学制的根基松动了，随着五四前后思想解放和女子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教育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如1919年北女子师范学校改组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蔡元培在北大，过郭秉文、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首先招收了女生，而且女子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突破。这些情况表明了女子教育的平等问题在新学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和发展。1919年10月在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节录中曾专门提出改革女学决议案，指出男女教育理论实际上均不应为严格之区分，况共和

　　8舒新城，9炼石全集，10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1985年1987年

　　国家男女都有受平等教育的全力，受教育者不宜受歧视。不仅如此，此时已有专为女子开设的大学。截止到1919年，中国共有三所女子大学。

　　虽然都是教会创办的女子大学，但也体现出社会对女性教育的一中支持，最起码不是反对的态度。至此中国女性从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女子解放运动又走上了新的道路。

　　三、婚姻自由

　　笔者认为，女子的婚姻解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恋爱婚姻自由，二是离婚自由。首先，在恋爱婚姻自由的问题方面，中国传统男婚女嫁的旧式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彼此之间的自由交往，更谈不上双方培养感情了。许彦之在谈男女交往时，就指出婚姻不良的救治办法就在与婚姻自由，他痛斥传统婚姻的弊端，认为由于平日不许男女间的交往，婚姻自由是不会成功的。罗伦也认为增高自由结婚的程度，大学必须为女子开放。此为，潘供展从女子人格出发，认为从前的婚姻“为非是守了门户开放”“金钱主义”“势力主义”的拍卖婚姻，买牌子的婚姻，是剥夺了女子人格的婚姻。只有实行法治的婚姻自由，男女可以自由的选择配偶，妇女可以改嫁，一夫一妻制共同参加社会活动，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女性才能实现法律上的平等。

　　中国内地最早的征婚广告1902年6月26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内地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今有南清志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妻，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性，聘定为室，其主意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取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又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女均可，请既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而我们也可以从这则征婚广告中看出，为了要找到心中理想的妻子，可以公开的去登征婚广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自由恋爱，而他的择偶标准，无疑也一领时代潮流，反映处当时先进人士对新女性的要求，第一要生理上健康自然，不能是缠足的小脚姑娘。这也可以看出一些男性已经开始逐步的解放着女性。第二在只是方面，不再是要求女性精于女红、家务一类技能，而是要求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储备，接受过西方知识的熏陶。而且，广告中对于女子的民族、门第、年龄、外貌等并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这也体现出了进步男士对当时女性的要求不再是讲求门当户对，转而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人内在修养，择偶要求的改变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这当时女性的学习方向，客观上起到了解放女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离婚的自由：中国旧式的婚姻没有完全法律意义上的离婚概念，只有“休妻”的习惯，而且还规定了所谓“七出”的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嫉妒、恶疾、多口舌、窃盗。可见，对于妇女来说，被休是一中莫大的欺辱，而妇女自己是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结束婚姻的。对此，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指出，自由离婚也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20年11月，陈望道在《我想》中提出，“既然要自由结婚，就该要求自由离婚，不然岂不是未结婚时要自由，结婚了便不要自由了吗？这样还可以说是一个爱自由者吗？也许有人说可以自由离婚，爱情便吴保障，这也许是道理，但换一面看，又不是因无保障更会细护爱情吗？”11胡适在贞操问题中还特别对寡妇再婚表示赞成，“寡妇应否再嫁全是个人问题”。12此外，一些激进人士觉得，离婚走出家庭仅是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寻找个人理想生活的必然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反传统的意义。因此她们便身体力行，与包办婚姻脱离。陈独秀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年轻时由母亲做主娶高晓岚为妻，二人故因为志向不同常常发生争吵，后来陈独秀离家去参加社会工作，并且大胆的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的

　　11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一卷12《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年1981年

　　妹妹高君曼结为夫妻。同样，鲁迅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年鲁迅的母亲为鲁迅选择朱安做妻子，鲁迅与她根本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便把她当作母亲的礼物敬而远之，二人的心中都留下了苦闷与酸楚，后来鲁迅突破樊篱与许广平结合，在和谐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可见，一些进步人士在用实际行动与中国旧的婚姻制度做抗衡，为中国离婚自由做出实际的表率。

　　一些知识分子关于离婚自由特别是离婚自由的正方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传统规范倡导婚姻观念变革，推动妇女解放运动，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既表现在思想变革上，又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比如1931年清逊帝溥仪的妃子文秀提出与溥仪离婚，并且最终得到确认，这一事件曾被世人称为数千年来的第一次“妃子革命”，这使人明显感觉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四、服饰新潮

　　衣食住行的风俗文化中，服饰历来是涉及方面最为广泛的，最能够迅速与直观的反映社会风尚的部分之一了。女性服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生活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风云变换，体现了妇女的解放，凸显了人性化、个性化和近代化的时代特征。

　　作为一中民俗、一种文化，服饰既有其传承性又有其变化性，在君主专制的严格控制下，女性的服装服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其仍是缓慢流动的活水。20世纪最初10年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由于伴随着清代统治的日趋衰落，西方文化的不断深入，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女子的服饰有了更多的变化，不断的更新，式样的翻新主要体现为服装肥瘦长短、领袖尺寸、纽带位置、衣裤鞋帽搭配的变化以及色调的匹配等，女子崇尚男装的风气流行一时。为扫去女性柔弱的风气，众多女性纷纷开始穿着男装。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经济来源的支撑，必然处于男子的掌握中，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子也只能与取悦男子而生存在社会当中，为了更好的取悦男子，女人也只能把自己的脚越缠越小，直至成为“三寸金莲”为止。直到近代才开始废除了缠足这一陋习，清末明初便出现了与天足相匹配的放足布鞋、革履与丝袜，至20年代，高跟鞋开始流行，几乎成了与旗袍相配套的服饰。高跟鞋使女性的身材显得高挑挺拔，平添了许多的妖媚，深受女性的欢迎。传统女性服装是崇尚一中隐蔽的思想，将女子所有身体部分都隐藏在衣服里，不能有裸露部分在外，否则就将被视为放荡或淫浪不堪，而到20世纪后出现的旗袍则完全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将女性线条美完全显露出来，腰身收紧，曲线突出高至大腿的下摆分叉更是显得十分大胆，几近离经叛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服饰审美观念的改变，女性从传统的服饰束缚中得到了解放。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可以很明显的看出，20世纪初的女性，无论是在政治教育婚姻和服饰方面上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妇女被从传统封建观念中解放出来。那么，造成这种妇女地位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认为这一现象是近代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的“织”是指纺织业，是当时女性的主要劳动产业之一，但是这种劳动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过程，即使有剩余的纺织产品被用作交易，这种交易所获得的利益业是十分微弱的，所以这种纺织劳动不能创造足够的产值以维持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支出。而在封建自然经济中，女性极少能够在社会中独立的工作养家糊口，甚至不能抛头露面的从事社会工作，也就是说，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能自己独立的生存，她们必须依靠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开始取悦男子来维持生存。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与雇佣成产方式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外国

　　资本主义企业，利润非常的丰厚，于是就刺激了中国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地产生出现打破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模式，中国逐渐的被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于是对近代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然对男人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女人不在是在男人的庇护下生活了，在机器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充斥着中国市场，使得中国农民自身所生产产品受到了严重冲击，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自己织出来的东西耗时耗力，投入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却被机器生产的物品冲击的卖不出去，赔钱赔时间，于是她们愤愤地走进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用买劳动力来获得相应的报酬，来维持生活。然而由于近代企业中，纺织业是最为发达的工业，而且女性有长期从事了纺织工作，因此到了近代女性是最为受欢迎的工人。女子出来工作，自己能养的了自己，自己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从此不用靠男人来吃饭了，这就违背了当初用缠足来束缚妇女在家的初衷，但是家庭的重担使得男子不得不让妻子去工厂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从此女人开始在外抛头露面。女子职业学校的兴办更为女子从事工作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使他们有了更好的素质去争取工作，甚至是与男子强工作。于是女性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资格去争取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的权利。

　　其次，这一时期西方妇女解放思潮高潮迭起，西方妇女的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提供了依据和方法，比如我们先前提到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是利用天赋人权，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来外女性的解放来来找依据的。不仅这样，西方妇女的解放运动也为中国妇女提供了见解，使得她们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解放和独立，提出了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想都不敢想的参政权，这对中国的被压抑了数千的年妇女来时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而且对中国的男子也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近代的不缠足运动与女性的自觉没有关系的，几乎主要是男性的倡导。”中国不缠足运动的首倡者——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1882年在家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现将自己的女儿和侄女放足。逐渐的倡导放足，这显然体现了男子对女性的尊重。

　　综上所述，中国的妇女解放道路虽然充满了艰辛，但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性的成果，虽然一些权利还只停留在一些知识女性的中，但毕竟与先前相比可以说是取得了不朽的成绩了，比如女子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些权力，参与国事；比如女孩子与男孩子有同样的权利共同上学，还为女子成立了大学，成立了专为培养女子职业素质的职业学校；女子有了离婚自由，结婚自由，再也不受传统的包办婚姻的毒害了；比如女子可以穿显现自己独特身材的大腿分叉的旗袍了等等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了的，都是经过妇女们的努力才获得的，女性的解放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功不可没，起到了巨大了推动作用，然而，女性的解放还没有停止，还的继续……

　　参考书目：

　　1：《论提倡女学之宗旨》，1904年5月20日《大公报》。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3：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李焱胜：《中国报刊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素玲：《教育与女性》，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思想解放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十二：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

　　作者：胡澎发布时间：2005-01-1717:31:00

　　“贤妻良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它有时代表一种女性形象，有时又代表一种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内涵对它有不同的阐述。有时它被当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又被看作是封建的、腐朽的，是妇女解放的极大阻碍。本文研究的近代日本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似乎与儒教对妇女的要求—“妇德”、“节妇”、“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是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认为贤妻良母思想是漫长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梏，代表“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但我们知道一个词汇从诞生起内涵和外延就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将“贤妻良母”这一词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而应将其放到它产生的时代，特别是分析它在当时时代的意义，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

　　日本“新女性”这一词汇诞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女性而言的，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批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新女性”与“贤妻良母”是两个既相互关连，又互为矛盾，有时又相当对立的词汇，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为代表的两种思想蕴涵了什么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一、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的。在贤妻良母思想诞生之前，妇女一直是被忽视、被压迫的一个性别，她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决定的。明治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如《女大学宝箱》（一般称《女大学》）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作为妻子和儿媳的道德，强调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侍。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妻子和媳妇的角色上，江户时期妇女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母亲对女儿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方面的教育尚可担负，但对儿子的教育则完全由父亲来承担。象一些武士家庭，在知识和礼节上对儿子的教育是父亲的重要职责。因此，明治以前传统对女性的要求不是“贤妻良母”，而只是狭义、传统的“贤妻”。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建设近代化的国家，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对妇女“贤妻”的传统要求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贤妻”的内容，即“内助之功”和“良母”的要求。不仅要求妇女孝顺

　　公婆、伺候丈夫，还首次将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管理家政的责任赋予了女性。当时已婚妇女理想是做一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丈夫的贤内助。

　　贤妻良母思想的产生与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治启蒙时期，日本女子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翻译介绍了大量欧美女子教育论方面的文章，不少文章论述女性不但应该是女儿的教育者，还应是儿子的教育者。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贤妻良母思想呈现出开明的、进步的意义。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造就善良的母亲说》一文，认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也才会有绝好的国家。造就善良的母亲关系到日本的独立、近代化的建设、也关系到近代国民的素质。因此必须男女共同接受教育，共同进步。

　　明确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从强调母亲的作用来论及女子教育必要性的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日本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他认为妇女对孩子来讲是“天生的教员”，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为“贤妻”和“良母”，把家管理好。他于1887年在视察歧阜县教育状况时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在对女子教育和要求上，女性的柔顺、温和重新受到推崇。近代的贤妻良母思想开始转向儒教的贤妻良母思想。井上毅文部大臣1895年在《高等女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培养温良贤淑的女性，之后的菊池大麓文部大臣推进了这一以儒教为基础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他在1902年5月召集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谈道：“在我国，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对女性的要求不重在追求知识和关心社会，而重在以贞淑、忠孝、忍耐、协调来谋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家的安宁。1899年创立的实践女学校和1903年创立的东京高等女学校等都是以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为目标的女子学校。贤妻良母主义教育通过1895年的《高等女学校章程》，1899年的《高等女学校令》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如《高等女学校令》不但加强了女子修身教育，还增加了家务、裁缝、手工艺等课程。由此，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近代教育体制在日本被确立了下来。明治政府认为在女子教育上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国体观念和国民道德，努力培养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应具备的人格。这是立足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

　　在明治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精神。他所描绘的是一夫一妻、夫妇平等、男女互乐的近代“家庭主义”。他认为夫妻关系应是“男子在外，女子在家，分工经营家庭”。他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妇女观。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对贤妻良母思想进行批判。明治末年，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开始被广泛地思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向前发展了。在一战的影响

　　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综合性战争体制下妇女的作用，女性在家庭以外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对女性家庭外的期待也处于升高趋势。这一观点也逐渐影响到女子教育领域。随着日本女性对贤妻良母思想所规范的女性形象不满的呼声渐高，与时代相符合的新的贤妻良母思想也开始出现。女性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思考不仅仅发挥家庭的作用，而是从事职业去为国家服务。

　　总之，日本在贤妻良母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男工作，女家庭”这一近代性别角色分工。这一性别分工使得女性通过家务和育儿实现为国家服务。近代贤妻良母思想要求女性发挥贤妻和良母的作用，在家担负育儿和家务责任，并发挥贤内助的作用。强调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不仅对家庭有着意义，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定而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

　　二、聚集在《青踏》周围的“新女性”

　　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杂志、报纸开始介绍关于西方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等文章。人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妇女参政权运动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关注。“新女性”成为日本报纸、杂志热衷议论的话题。“新女性”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坪内逍遥1910年7月在大阪市教育委员会的一篇题为《近代剧中出现的新女性》的演讲中。他在讲演中不仅介绍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近代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也介绍了西方女性运动，并预示着日本很快就会迎来女性的觉醒时代。1911年《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一篇以《新女性》为题文章。11月坪内逍遥率领的文艺协会于帝国剧场演出了《玩偶之家》，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剧中塑造的觉醒后反叛丈夫，离开家庭的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1911年9月女性刊物《青踏》创刊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运动光辉时代的来临。女作家们在卷首里发出了“原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在《青踏》里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平冢雷鸟在《中央公论》上所写的《新女性》一诗堪称一篇新女性宣言。她这样写道：我们是新女性，是太阳，是一个人，希望拥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着。新女性不仅要摧毁构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旧法律，还要以日日更新的太阳之明德，在心灵上建立我们的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去创造新世界”。

　　《青踏》从一创刊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吸引了世人的注目，聚集在《青踏》周围形成一个整齐的“新女性”阵营。“新女性”这一词汇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章和标题中。如《青踏》的《妇女问题》特辑中1月号中伊藤野枝的《新女性之

　　路》、加藤绿的《关于新女性》、长曾我部菊的《新女性的解说》等。《青踏》从创刊到1916年2月号停刊，共出版了六卷52册。在平冢雷鸟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用一句话来表达诞生的《青踏》杂志，那就是妇女通过文艺，对封建思想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抗。”

　　日本的“新女性”是围绕在《青踏》周围，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她们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恋爱、结婚、家庭、性等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青踏》创刊后，不少报纸、杂志纷纷以“新女性”为专集。在这一时期，“新女性”、“新时代的女性”、“觉醒的女性”等词汇频繁出现。《青踏》的会员们不仅在《青踏》杂志上，还在其他刊物的“新女性”专集中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新女性”们的思想和行动被广泛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冢曾这样阐述道：“那个运动，我想可以这样认为，一开始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的运动而产生的，是迄今为止一直被窒息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的爆发，是凭借《青踏》这一出口喷涌而出的精神上的妇女运动。在那依旧弥漫封建思想、氛围、传统束缚的时代，女性发出了觉醒的呐喊，运动从这里出发有着十二分的意义。”

　　三、贤妻良母思想和“新女性”是时代的产物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产生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家族的新型关系。明治政权确立了日本作为天皇制的国家，要求政府不但要对政治机构进行重新的建构，还要介入国民生活、国民的精神构造乃至价值观等方面。于是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第二年便颁布了规范国民道德的《教育敕语》。将女性角色规范在妻子和母亲范围内的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扎根下来。日本“新女性”的产生受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西方妇女运动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撰写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进行了分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的《妇女论》出版于1879年，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赢得妇女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首先开始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之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因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主要是与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追求男女平等，争取以妇女选举权为首的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妇女基本上争取到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20世纪初在遥远的东方—日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女性权益还属于新思想。

　　日本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对西方妇女运动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日本近代化的土壤，即明治开国以来的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日本近代产业产生、发展相伴随的妇女就业的兴起。明治时期

　　施行义务教育，男女就学率逐渐接近。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公布后，女子学校每年都呈增加态势。1900年创立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女子大学）和东京医学校，1901年成立了日本女子大学校、1902年成立了女子美术学校等。这些女子教育机构在提高女性知识水平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日本女子大学校—当时日本女性最高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女性的就业范围比原先扩大了，在明治初年已经涌现了一些诸如女教师、女护士、女助产士等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女银行职员，女理发师、女照相师、女店员、女记者，以及服务于政府部门、公司的女性职员等职业应运而生。虽然当时的女性在就业数量上还属于很少一部分，报酬和待遇都很低，然而这批走向社会，取得一定经济自立的女性可称得上是“新女性”思想最早的实践者。她们通过从事新的职业，密切了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新女性”思想得以萌芽的土壤，也是20世纪初日本妇女运动产生并发展的基础。

　　20世纪初日本的妇女运动也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主要是围绕护宪运动展开的，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以《青踏》社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的妇女运动是当时时代产物，它的产生也是时代的要求。“新女性”们在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向封建传统秩序和陈旧的女性观发出了挑战。

　　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妇女杂志纷纷涌现。如1901年的《女子世界》、1902年的《妇女界》、1903年的《妇人之友》、1905年的《女子文坛》、1906年的《妇人世界》、《妇女杂志》、《女子文艺》、1907年的《妇人之花》、《妇人俱乐部》、《世界妇人》、1910年的《妇人画报》等。杂志的内容有都市妇女生活技巧、信息，也有喜爱文学的女性作品。新的生活观念要求妇女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家庭，还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寻求并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要求与传统的家制度和天皇制产生产生冲突，孕育了妇女解放的新的思想。

　　四、日本贤妻良母思想在其产生时的进步意义

　　1)日本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的一致之处早期森有礼等提倡的贤妻良母思想提倡夫妻平等、相互尊重，是对蓄妾、卖淫等封建旧制度、旧习惯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都是对将女性置于低层的社会制度、思维习惯的反动，这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发挥了女性潜在的才能。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贤妻良母主义基础上，对女性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表达了女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当“新女性”倡导的妇女

　　解放思想超越了“贤妻良母”思想，就表现出与它的矛盾，也暴露出自身的超前性和理想色彩。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妇女的权利被剥夺的时代，女性是难以真正实现自由和自立的，男女平等也远不可及。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做一个贤妻良母，创造家庭的幸福似乎对女性而言更容易把握和实现，这便是日本尽管在大正时期，特别是《青踏》时代，妇女运动呈现光辉色彩，但有限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贤妻良母仍是近代日本妇女整体的追求目标，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女性思考的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2）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贤妻良母思想是与当时的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受明治文明开化期西方思

　　潮的涌入和欧化教育的影响，当时所提倡的“贤妻”和“良母”并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西洋式的“贤妻良母”。如1889年创立的私立东京女学馆堪称欧化教育的样板，教师9人中有7人是英国女教师，里面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对英国中等以上阶层生活的模仿。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扬，一些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人事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的现状，日本便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为了增强国力，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议论“女学振兴”的必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官公立和私立女学校、中等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出现。据《图表近代日本史》的图表曲线表示，女子就学率从1895年的40%左右上升到1905年的90%左右。由此可见，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日本女子教育，对提高日本女子素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母亲素质的提高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3）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贤妻良母思想这一教育目标在振兴女子教育、促进女子教育普及的同

　　时，强调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行为规范，提高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在日本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父权家长制。“男主外，女主内”只是规范了妇女的活动空间，但妇女并没有做到“主内”，男性家长既“主外”又“主内”，在家庭中承担家政、孩子的教育等职责。而身份、阶层处于最底层，又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无法也不可能承担对男孩子的教育。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逐渐被一种新的家庭模式—真正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动摇和替代。例如，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向男性杂志及综合类杂志上，关于经营、管理家庭方面的文章减少，国家建设、世界经济、外交、战争等文章增多，而越来越多面向女性的杂志陆续创刊，使得家庭、孩子等方面的话题成了针对女性的话题，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中，女性承担起了家庭的主要角色。贤妻良母思想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性由毫无权利变为真正的“女主内”，由完全的从属关系，发展到

　　表面上的对等关系，与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在家中毫无地位相比堪称了不起的进步。

　　五、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对立

　　探究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渊源是不能脱离贤妻良母思想的。某种意义上来讲，贤妻良母思想的积极成分是“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贤妻良母思想刚产生时反映了一种妇女解放的声音，有一种理想成分在里面，与“新女性”的理想成分是一致的。

　　贤妻良母思想与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新女性”是以贤妻良母思想为主旨的女子教育振兴的产物，是汲取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营养成长起来，又反叛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一代反传统的女性。象《青踏》会员平冢雷鸟、中野初等大都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女子英学塾等学校。城市职业女性多数也是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贤妻良母思想以及以此为主旨的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是“新女性”产生的土壤。

　　然而，当“新女性”一诞生，便与贤妻良母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教育体制产生矛盾。《青踏》创刊后遭到包括启蒙教育家津田梅子在内的一些人士的批判和攻击。1913年4月22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也呼吁：“针对近来妇女产生违背我国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不健康思想倾向，文部省应该予以取缔。”在1913年的《青踏》第三卷第四号上，平冢雷鸟在《给世界的妇女们》一文中写道：“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妇女来说-----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要全体女性都去做贤妻，做良母，这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难道对此不应产生根本的疑问吗？”表达了对贤妻良母思想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和其教育体制与《青踏》、“新女性”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贤妻良母思想寻求的是在家庭妇女的地位和职能，但对于寻求妻子、母亲角色以外的生存方式的女性来说，贤妻良母思想无疑是一种桎梏和压抑。

　　六、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思考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代表了日本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从萌芽到产生。男性思想家是“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倡导者。19世纪末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家几乎都是男性，他们首先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先进思想，意识到日本旧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家制度的弊端是妨碍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他们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主张妇女解放的，首次将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昌盛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象森有礼的《妻妾论》、福泽谕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论等都在改变日本人的旧有思想观念，建立与西洋同步的新思想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时期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确立，显

　　示了明治政府、官僚以及民间启蒙思想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心。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日本近代妇女

　　解放运动的到来。贤妻良母思想孕育了日本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进步思想的日本女性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对女性自身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当时有不少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关心。例如，与谢野晶子批判旧婚姻道德虚伪性的《贞操论》于1918年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文章中与谢野晶子对封建主义要求女子单方面恪守贞操提出了否定和质疑。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共鸣和探讨。

　　贤妻良母思想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之上，首次承认了与妇女与丈夫、孩子相关连的存在价值，也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是“新女性”思想萌芽的土壤，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又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女性封闭在“好妻子”、“好母亲”这一性别分工之中，把妇女的活动场所限定在了家庭，忽视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担负的责任和存在价值。日本历史上对贤妻良母思想上的局限性虽有所批判，但却是不彻底的。因此，贤妻良母思想不仅在女子教育的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日本经济建设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前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女性生活方式的要求。战争期间，贤妻良母思想被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扭曲到了极点。日本当局认识到没有女性的支持是不可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于是将母性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树立了许多“靖国之母”、“军国之母”、“模范妻子”的典型。当局所推崇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就是在后方积极从事对战争体制“支持和奉献”的女性：在港口、车站送士兵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品、慰问信；迎接前线阵亡士兵的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士兵；将卖废品的钱作为国防金捐献；甚至为了补充侵略战场上消耗的人口，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教育孩子。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的泥潭，日本女性也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国家的一部生育机器和战争机器上的一根链条。

　　战后日本妇女获得了参政权，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贤妻良母思想所代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日本国民意识中占据主流，大量专职家庭主妇的产生和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专职家庭主妇阶层产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日本女性就业M型曲线，即毕业后就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结婚、生子而辞职在家做几年专职家庭主妇，当最小的孩子上学后，再重新就职或从事临时性的工作。日本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专职家庭主妇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通过支持丈夫的工作，间接参与了日本经济建设和发展。男性在工作岗位做“企业战士”，妇女在家庭做专职家庭主妇，这一男女性别分工的模式长时期存在于日本社会，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发挥了最大

　　功效。由于日本在税收和交纳保险等政策上，企业在思想观念、雇用、工资待遇、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均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些不平等为妇女结婚生子后仍然做职业妇女设置了障碍。

　　今天“贤妻良母”和“新女性”这两个词汇似乎与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距离感。历史的进步使得这两个词汇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女性学的视点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两种思想其实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它涉及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问题，即女性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社会为主？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全部角色的要求，还是对家庭角色的要求？长期以来，关注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日本战后，在围绕专职家庭主妇的是非问题上曾出现一场主妇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通过从事职业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女性只有走向社会才能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妇管理家务，养育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专职家庭主妇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家务劳动本身也具有经济价值，家庭劳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今日本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在“家庭”或“事业”这两个角色中进行选择，而是期望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既拥有美满的家庭，又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立足社会，发挥自身的价值。90年代以后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女性就业率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上升趋势，日本妇女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如“妇女创业”、“在家工作”、“自由打工者”等。这些新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怀孕期和育儿期选择继续工作。

　　日本的女性学研究者和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们在为构筑女性理想的生活环境，寻找一条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之路而始终不懈努力着。相信只要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一天，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的话题和研究并未过时。

　　（因为电脑原因，有些字体没有。《青踏》的踏字应该是“革”右边加“沓”。平冢雷鸟的“冢”左边应加“土”字旁。）

　　

　　

篇十三：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正巧日本那个时代正兴盛女权主义理论而热爱读书的女主人公通过新发行的书籍以及和女子有关的杂志接触到了泰西女权论并且在思想上也受到悲惨不幸绝对不是女性的命运日本的女性也可以享受天赋人权的幸福诸如此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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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紫琴的女权思想

　　作者：潘陆德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6期

　　【摘要】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伴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欧洲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日本的妇女也开始由愚昧无知走向自立自强。有一部分女性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为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权利而战斗。她们意识到为了能够夺取到权利，必须借助欧洲先进的女性解放理论去除日本社会的传统封建思想，同时动员全体社会成员使这种女性解放理论深入人心。而清水紫琴正是女权解放运动的先锋者，她率先在民权运动中提出女权这个问题。清水紫琴以《女学杂志》为舞台，使用つゆ子这个笔名广泛扩大评论活动范围，号召女性为了自身解放而斗争。清水紫琴在首部作品《破损的戒指》中强烈地表述了女性独立思想的精髓。文章针对《破损的戒指》中的几点，意在讲述清水紫琴的现代意识。同时，使读者了解这种女性思想的变化和当时女权思想在日本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女权；契约；父亲态度的变化；基督教的影响

　　伴随着1970年年代以后的女权批判思潮的兴起，清水紫琴开始受到人们关注，关于她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政治思想领域，在文学领域相对较少。在我国关于清水紫琴的先行研究几乎为零。围绕女权思想这个话题，研究的对象多为樋口一叶，三宅花圃，平塚雷鸟等女性作家。在日本国内，作为《明治女流文学》研究第一人盐田良平于《明治女流作家论》中，列举并论述了清水紫琴。之后，村上信彦发表了《清水紫琴》，武田清子和筱渊友一也关注了清水紫琴。明治24年（1891年），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女学杂志》的记者以及编辑责任人的清水紫琴于《女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破损的戒指》。在《破损的戒指》中，她以第一人称回想体的形式讲述了年轻女性通过不幸的婚姻生活意识到个人主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对丈夫或父亲百依百顺的过程转化为为自己的幸福而自立自强的转变过程。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清水紫琴的两种中心思想，一种是基于人权意识的男女平等思想，还有一种是基于基督教的婚姻观。这两种思想在文章细节处都有所体现。我想针对这些细节做一个论述。

　　一、清水紫琴

　　清水紫琴原名清水丰子（1868～1933年）笔名つゆ子，是一位从自由民权演说活动家转型为作家的民权活动家和小说家。1868年生于京都冈山县，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移居到京都。12岁毕业于京都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之后她便来到东京，成为《女学杂志》的记者兼编辑，同时她还任职明治女子学校的教师。1885年年满17岁时，通过说媒清水紫琴与民权派的律师冈崎晴正相识并结婚。19岁时，清水紫琴与丈夫冈崎晴正一起于奈良興和会系的学术团体奈良交询社演说会上以冈崎丰子的名字进行演讲，还和丈夫冈崎晴正参加奈良瓦堂剧场集会，并以《女学校の設立を望む》为题进行演说。与冈崎晴正离婚后，清水紫琴在京都大集市（集市：由商人独占的定期集市，始于日本平安末期盛行于镰仓时代）），以《女権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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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の方策、敢えて日本の未婚の令嬢諸君に告ぐ》为题进行个人演讲，可以称为她人生独立自主的宣言书。之后嫁给古在由直，作为作家开始使用清水紫琴这个名字。1890年从明治京都府第一女学校毕业，成为《女学杂志》的记者，并进入女权运动阵地。清水紫琴年轻时，还与自由党植木枝盛、大井健太郎相交往，作为与佐佐城丰寿并驾齐驱的政治界女性，她的作品风格都是以个人心理为中心的写实主义。清水紫琴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文坛的一个明星，是从发表《心の鬼》（《文艺俱乐部》）开始。另外又发表了《当世二人娘》《葛の裏葉》《したゆく水》等文章，《移民学園》是她的断笔之作。她当时为何弃笔，一是因为她的丈夫不同意她从事创作，想让她回归家庭，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她自身也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用来消遣而已。在与自由民权启蒙家植木枝盛的接触过程中，清水紫琴接触到了《泰西女权论》，开始认识了解到“女权”这个为女性自身解放而创作出来的鲜活的词语。清水紫琴开始以独特的眼光观察男性女性问题，批判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号召女性为自身权利斗争、自立自强。

　　二、有关破损的戒指

　　《破损的戒指》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离婚的自白文学。在《破损的戒指》中，作者是在深受儒教道德影响的农村长大，在学校里被教导忍耐顺从和自我牺牲是女性的美德，在家庭中也亲眼目睹了母亲害怕胆怯父亲的生活姿态。那时作者就深深地感受到女人的命运实在是可怜。但有时作者也会产生“女人的命运真是没有意思，难道我想一辈子不嫁人痛痛快快的过一辈子都不可以吗”这种想法。即使是有这种反抗思想的作者，最终还是在父亲的强制下嫁给了她不愿意嫁的人。结婚之后，主人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女主人公一直忍耐了自私而又专横的丈夫两年，这两年期间生活的非常悲惨。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环境反而激发了女主人公的上进心。她决定为了女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要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女性。正巧日本那个时代正兴盛女权主义理论，而热爱读书的女主人公通过新发行的书籍以及和女子有关的杂志接触到了“泰西女权论”，并且在思想上也受到“悲惨不幸绝对不是女性的命运”“日本的女性也可以享受天赋人权的幸福”诸如此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女主人公决心丢弃忍耐和自我牺牲这种儒家美德，试着去劝说丈夫，让其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然而，她的丈夫却很鄙视她，鄙视的指责女主人公自认为自己懂一点笔墨就不知天高地厚。最后不得已，女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深受婚姻挫败的女主人公为了告诫广大女性同胞不要重蹈前车之辙，决心为了世间的女性而斗争。正是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促使作者创作了自己的第一步小说《破损的戒指》，该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破损的戒指》的发表得到了幸田露伴、森鸥外、石桥忍月、田边花圃的好评。

　　三、契约

　　清水紫琴抨击家庭内部夫妻双方不平等的理论依据来自福泽谕吉翻译的《天赋人权论》和植木枝盛的《东洋的妇女》及横山雅男的《婚姻论》。植木和横山都以欧美思想为基础提倡婚姻的近代化，是明治时期近代婚姻论的代表人物。这种近代婚姻的理想模式是一夫一妻制，而一夫一妻制关系的稳定性是靠“契约”来维持的。婚姻的“契约”性则是通过戒指表现出来。在本部作品中，戒指已经从简简单单的装饰品转化为象征一夫一妻制的神圣标记。戒指象征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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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契约，对于我们现代读者来说早于习以为常。但在作品中的时代，对于夫妻双方来说都没有意识到戒指的意义，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而已。

　　四、父亲态度的变化

　　作者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父亲作为家长，在家中有着很大的威信。不仅是母亲连作者也对父亲要敬重几分，不敢忤逆父亲。虽然作者本身有着强烈的独立上进心，但也无法抵抗父亲命令而结婚了。然而，当女儿了解了女权主义理论之后离婚时，父亲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并且在精神上支撑女儿。父亲这种前后思想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父亲形象可以说是新时代男性的雏形。由父亲的形象变化我们可以推理出，女性解放思想不仅能在女性中而且在男性中都被广泛地认可。《破损的戒指》中的父亲形象和樋口一叶《十三夜》的父亲形象是有一些差别的。《十三夜》中的父亲在面对女儿嫁给富贵人家时，极力劝说女儿为了贫寒的娘家要学会忍耐和牺牲。由此相对比，清水紫琴的女权思想意识发展地很先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结语

　　清水紫琴从自身的不幸出发，洞察社会人生，主张女权和女性独立自主。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女性的眼光观察社会弊端，揭露日本社会的歧视现象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她号召女性不要相信救世主，要靠自己解放自己。

　　参考文献

　　[1]清水紫琴.破损的戒指[M].紫琴全集，一九八三年，草土文化.

　　[2]榎本義子.「清水紫琴と西欧思想」.

　　[3]江種満子.「清水豊子·紫琴」（一）ー「女権」の時代ー.

　　

　　

篇十四：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青年时代的平塚雷鸟与“青鞜”运动

　　作者：宋庆丽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21期

　　摘要：平塚雷鸟是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也是“青鞜”运动的领导者。青年时代的平塚雷鸟逐渐感受到女性受封建家庭制度的压迫与打击，“自我意识”逐步形成。经历“盐原事件”后，她深刻认识到女性人格、权利解放的问题，开始主张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寻找自我，反对旧道德与传统社会秩序，向封建式家庭制度发起挑战。平塚雷鸟与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女性们一起开展“青鞜”运动，从而为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平塚雷鸟;“青鞜社”;女性解放思想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00-03

　　平塚雷鸟（1886—1971年），原名平塚明，也称平塚明子，是一位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日本近代女性评论家、思想家、作家、女权主义者。她创立了日本近代第一个女性团体“青鞜社”及《青鞜》杂志，发表了《元始，女性是太阳》等文章。《青鞜》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52册，高举女性权利解放旗帜，关注女性的价值，给追求自由的年轻女性新的希望。平塚雷鸟从青年起即开始致力于女性解放事业，最终成为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她青年时创建的“青鞜社”在日本女性史与女性解放运动历程中起着不可动摇的作用。本文旨在论述平塚雷鳥青年时期的思想轨迹以及“青鞜”运动的开展与影响。

　　一、青年时代的平塚雷鸟及其“自我觉醒”

　　平塚早年对于女性解放思想的认识，与其欧化较早的家教氛围关系密切，但很大程度上基于她对父亲权力的逆反心态。平塚的父亲是日本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曾去欧洲访学，回国后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家具风格与饰品等都具备“西洋”特征。其母饭岛光是一名汉医世家贵族出身的大小姐，是当时“贤妻良母”形象的传统女性，出身名门的母亲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平塚早年深受其父母影响，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大量阅读与女性解放有关的书籍。随着平塚的成长，她开始对周围事物做出自己的是非判断，逐渐认识到封建家族制度与国家体制对女性权利的压迫。此外，她父亲的官僚气息和男权特质使处于青春期的她内心渐生反感和叛逆。

　　平塚青年时代对父权和男权体系的叛逆还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1890年，《教育赦语》重新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以及封建家族制度的合法性，其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现役及有待召集的预备役陆海军军人、警察官、学生、未成年者以及妇女，一律不得参加政坛集会;第二十五条规定：妇女及未获公民权的男性不得加入政治组织。女子再次被日本官方强制排斥在政治活动领域之外。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以法律手段强制性地废除女

　　性加入政治社团的权利，变本加厉地将女性从一切结社和政治活动中排除出去，从而几乎将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剥夺殆尽。在平塚青年时代的社会氛围中，日本女性受到封建家庭制度和日本国家体制的深刻压迫。平塚的父亲参加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因而认同帝国宪法所确立的天皇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随着平塚“自我意识”的逐渐形成，她与父亲的冲突愈演愈烈。平塚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深刻阻碍了女性才能的挖掘与个性的发展。

　　平塚与其父亲矛盾的导火索是关于登山计划的争议。她16岁时想去攀登富士山，但这一计划遭到她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认为：“那种地方不是女人和小孩的去处。”[1]120他之所以反对女儿登山是由于“女人禁制”的传统观念。该传统风俗认定女性是不洁的，认为妇女进入深山等道场会妨碍僧人修行，因此禁止女性进山。父亲的反对使平塚的情绪和思想遭到沉重打击，继而加深了她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从更深层次看，“女人禁制”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体现了日本文化和国家体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压迫和正当权利的剥夺，是对女性人格的否定。1903年，平塚不顾父亲反对，在母亲的帮助下进入日本女子大学深造。大学期间，平塚经常受强制参加各类整齐统一的集体活动，导致其反叛意识和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平塚认为，校长所倡导的“新式教育理念”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贤妻良母主义”。她并不满足于学校灌输的知识理念，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学习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此外，她还接触到禅学，在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开始探索人生。与叛逆的思想、行为相对，平塚始终将自我内部探求、自我完善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她曾在回忆过往经历时说：“在我身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引导我的是自我内心的要求，我的思想仍然是基于自我内在的要求，是内部经验的直接间接告白。”[2]1101907年，平塚怀揣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加入了面向年轻女子创办的讲座式研究会——闺秀文学会，这成为她步入社会的第一站。

　　二、“盐原事件”与“青鞜”运动

　　闺秀文学会见证了平塚的叛逆行为，从家庭走向学校，再由学校步入社会的升级历程。1907年6月，平塚触发了轰动整个社会的“盐原事件”。该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是生田长江的好友，闺秀文学会的讲师森田草坪。他在读过平塚生平第一篇小说《爱的末日》后，给平塚写了一封长信，对其作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价，从此两人开始书信来往并逐渐萌生情愫。森田草坪甚至向平塚表示他将杀了她，并认为除了杀死平塚之外，更没有其他爱她的方式。但是他不能死，因为他是作家，他渴望明确自己在杀人之后的心理变化，并表示自己将竭尽所能地逃生[1]231。在这种情况下，二人在交往中各自沉溺于自己的世界，说着往往仅自己听得懂的情话，犹如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交汇到一起[2]62。然而，坠入爱河的平塚常以禅宗话语回应森田草坪，直至表示愿意完成森田的心愿，与他一同“赴死”。

　　1908年3月21日夜，平塚和森田草坪两人搭乘前往盐原方向的电车以期殉情。但在途中，森田草坪因心理发生变化而反悔，故其杀死爱人后殉情的企图未能得逞。随后，平塚被母亲平安带回家中。这起草率的殉情事件被称为“盐原事件”，造成社会舆论哗然。各类报刊开始捕风捉影大肆渲染，还频频刊登平塚的照片。在当时，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当事人的贞操与名节

　　等问题。虽然平塚在此段恋情中并未失去处女之身，但是当时的社会仍然极其抵触孤男寡女共同过夜的现象。社会各界对平塚频频进行抨击，尤其着重指摘她的“贞操”问题，将她批判为一个不贞、放荡的女性。甚至连平塚的家人也受到了批判——其父平定二郎被要求辞官谢罪。然而事发之后，森田草坪却以此为题材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煤烟》，并藉此成名。“盐原事件”中男女当事人所受天壤之别的待遇，深刻揭示了当时日本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自此，平塚切身感受到了父权家长制下令人绝望的男尊女卑现象，并积极关注性别歧视和女性解放问题。在生田长江的支持下，平塚集结了保持研子、物集和子等人，酝酿创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青鞜》。1911年9月，完全由女性创办的文学团体“青鞜社”成立，其成员多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青鞜》提倡发挥女性天赋和创造能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消除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平塚在《青鞜》创刊号上以“雷鸟”为笔名发表了《原始，女性是太阳》，这一时期也通常被称为“青鞜”时期。

　　“青鞜”时期，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脱亚入欧”时代，各类新思想异常活跃。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纷纷传入日本，翻译文学作品和模仿创作的现象蔚然成风，其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也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启蒙和促进作用。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日本的报纸、杂志等已经开始偶尔发表关于女性解放、女性权利的文章，此后日本民众逐渐开始关注女性解放运动。《青鞜》是具有先导性的女性解放专题刊物，而引领时代的“青鞜”运动，也是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成长的。“贤妻良母”观念长期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也是对女性自由与个性的束缚，近代以来，日本虽然进行了教育改革，但事实是，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整编”，将女性纳入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中，并对女性的自由保持限制。“青鞜”运动中的新女性们在追求自我与独立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贤妻良母”教育对自己的束缚，因此，她们试图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特征，来展现“青鞜”时期新女性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抵抗。事实上，“青鞜”是当时社会对这些标新立异、违背传统形象的新潮女性们富有嘲讽意味的称呼，却成为她们自我标榜的身份象征。“青鞜”运动初期，这些新女性们常被称为“日本的娜拉”。她们在《青鞜》上积极做回应，忠实地记录日本女性当时面临的苦恼、对现实男女不公平待遇的抗争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平塚通过《青鞜》杂志对贤妻良母主义、婚姻制度等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批判。她甚至以身作则，为了表达对日本婚姻制度与社会偏见的不满，抛开世俗的偏见，与丈夫在未登记结婚的情况下长期同居，拒绝践行当时社会的制度[3]。她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向其夫表达了她的爱情观。可见，“青鞜”时期的平塚进一步贯彻她青年时代的叛逆精神，在社会与家庭中寻找自我，以女性自我解放为主张，反抗旧道德与社会秩序，公然向传统家庭制度发起挑战。

　　此外，“青鞜”时期很多其他女性作家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扮演父权制反叛者的角色。例如，青鞜杂志编辑、著名戏剧家冈田八千，她于1906年与三郎助结婚，因丈夫用自己的原型作画产生矛盾，对丈夫的行为极其不满，造成夫妻不和，于1926年离家独自生活。岩野清水子于1904年因与有妇之夫的孽缘而跳楼自杀未果，后来她结识了意气相投的泡鸣，并与他同居但拒绝发生肉体关系[1]134。冈本加乃子1901年与一平结婚，后因两人个性突出与生活混乱，时常发生冲突，长女的夭折更加深了她对丈夫的忿恨，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将自己崇拜的男性

　　招致家中，开始一女二男同居生活，建立一种独特的婚恋关系[4]。在这样的时代中，在平塚的激励和引导下，“青鞜”运动中的新女性们普遍以思想、文学为契机，在内心世界谋求自由，期待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生命价值所在，继而通过自身行为贯彻独立解放的信条。

　　三、平塚雷鸟与“青鞜”运动的影响及局限性

　　平塚的女性解放思想是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相对峙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反叛的成长经历下萌生的。她提倡的女性解放是实现女性作为个体的解放，强调将女性与男性平等对待，实质是解决女性“内部问题”即实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挣脱“贤妻良母”的束缚，发掘自我潜能并进行自我完善。“青鞜”时期是平塚女性解放思想形成期[5]127。她开始关注社会女性问题，提倡破除旧道德、旧法律，挑战传统的婚烟观，做恋爱与婚自由的“新女性”，并提出“母性保护”主张，呼吁社会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保护，唤醒了沉睡几百年的日本女性，给她们带来了春的气息[5]127。平塚作为妇女解放运动不屈的战士，作为青鞜时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中心人物，对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日本近代女性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女性们在“青鞜”运动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她们在《青鞜》杂志中表达思想、开展活动，再到后来关注女性社会问题。她们始终通过小说评论等方式来展现自我的追求，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6]。“青鞜”运动的出现，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女性对社会性别歧视与不公的对抗精神。同时，揭开了日本女性解放運动的序幕。“青鞜”运动后期，新女性们通过《青鞜》杂志，对于女性问题的讨论明显加强，围绕“贞操”“堕胎”“废娼”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争论，因此该杂志三次被禁，并于1916年禁刊。由此可见，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家族制度对与女性利益密切相关的《青鞜》的束缚和压制。虽然如此，《青鞜》的功绩不小，不仅培养了宫本百合子、野上弥生子等女性作家，而且鼓励广大女性开始发现自己的天赋与才能，帮助女性反抗先前的迂腐传统。虽然“青鞜”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是它唤醒了一个时代。

　　但平塚并没有提出可以解决女性所处社会状况问题，只是强调“自我内部”的解放，通过“青鞜”女性的自我认同追求对女性解放问题进行探究，而不是诉于直接的政治性言论。平塚坚信每个女性都具备潜在的天赋，她在自传中写道“说起‘青鞜’运动，社会上会立刻想到妇女解放，但并不是主张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解放，女性作为人的觉醒，如果不从全方位的精神做起，那么女性解放就是空话”。在“青鞜”运动发展过程中，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着女性对自由与独立的要求。虽然“青鞜”运动得到文学家、评论家们的认可与支持，但是，从政府来看，他们不仅采取压制手段，而且强调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模式，即必须以培养温良娴熟的妇女为主，且教育子女一定要让她们成长、嫁人，出嫁后才可成为贤惠妻、成为良母，即“培养内刚外柔，能进贤内助之功的女子”。由此来看，“青鞜”运动与当时政府执行的教育方针严重脱节。“青鞜”时期新女性的愿望不仅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政府的强烈压制。

　　四、结语

　　将日本“青鞜”运动与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作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新女性”的觉醒刚刚处于萌芽状态，她们在《青鞜》杂志上的呼喊几乎无关痛痒。她们的主张是空想，没有触及女性社会生活的实际性问题。可见，“青鞜”运动使女性的解放运动只停留在艺术方面，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平塚らいてう.元始、女性は太陽であった：平塚らいてう自伝[M].東京：大月書店，1971.

　　[2]平塚らいてう.わたくしの歩いた道[M].東京：新評論社，1955.

　　[3]平塚らいてう著作集編集委員会.平塚らいてう著作集[M].東京：大月書店，1983：213.

　　[4]井手文子.平塚らいてう：近代と神秘[M].東京：新潮社，1987：167.

　　[5]于华“青鞜”与日本近代女性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肖霞.平塚雷鸟与女性团体“青鞜社”的创立[J].山东社会科学，2007（12）.

　　作者简介：宋庆丽（1993—），女，汉族，黑龙江鹤岗人，单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篇十五：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人类历史渊远流长,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凸现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地位问题几千年来一直颇具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就为介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情况,欢送阅读.

　　1日本女性地位概述自近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妇女运动以来,女性的地位问题便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后的日本,随着经济开展、政治民主化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就业率也持续上升,因此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大大的提升了.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肯定了男女平等以及在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平等.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根本法?规定日本男女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1947年4月公布实施的?劳动根本法?那么为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上述改革对于保证女性的根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日本女性在法律上享有了与男子一样的根本权利,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本文试图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成因及日本女性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所经历的痛苦而漫长的历程的把握,来揭示日本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变化.2中日女性社会地位形成原因从思想根源来看,封建社会崇尚儒家思想,男尊女即.另外,在日本,造成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除了儒教之外还有镰仓佛教.镰仓佛教所宣扬的女性不洁"、原罪〞等观念也随着教义的普及而逐渐深入人心.从文化上看日本从古至今是一个男权主义意识比拟强的国家,妻子伺候丈夫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妻子对于丈夫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从社会根源来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法律地位.虽然明治维新以后的18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8年又制定了?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剥夺了女性的根本权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女性的政治地位,女性既没有选举权更无被选举权.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在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毫无权益可言,毫无法律可依.3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3.1近代日本女性的觉醒在日本,明治维新〞带动了改革的风潮.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展和教育的普及,作为一直以来束缚着女性思想和言行枷锁的旧风俗、旧道德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和传统道德伦理无视女性的个性和要求,不符合社会开展的需要.国家要开展,其关键在于提升全民素质.而作为母亲的女子们肩负着教育子女的重任,所以,只有培养出有文化的母亲,才能从起点上提升一代人的文化素质.为此,明治政府采取了大力开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方针.1871年,政府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女留学生；1872年公布的?学制?,赋予全国的女子同男子一样的就学时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女子中、高等学校.这使得相当一批女性得以接受正规中、高等教育,为提升日本全民素质打下了良好的根底.3.2二战〞后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战后的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大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也随着各种法律的制定与更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945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被赋予了选举权.1946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行使了选举权.与此同时,日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945年出台了?女子教育刷新要纲?,大学共学,为女性打开了通往大学之门,将女子从贤妻良母的教育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与男子一同接受教育.1946年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为

　　女性参政议政权力及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了保证.?宪法?第14条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的社会与男子平等,第24条规定了男女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继承制度的改革也相应的提升了女子的经济地位.

　　战后的民主改革虽然使日本女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妇女地位虽有一定提升但仍属低下.其表现在：大多数女性一旦结蜡便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家当专职家庭妇女.男女学生的升学比率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妇女就业困难,工资报酬上的男女不平等情况仍时有发生.

　　3.3当前日本女性现状如今,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整体上依旧是以家庭为主,男主外,女主内〞的落后思想与日本高度兴旺的社会经济形成强烈反差.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落后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终和最正确选择,相夫教子才是女性最为重要的美德.多数的日本男子观念依然陈旧,结蜡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认为焙后如果妻子继续工作是给自己丢面子.而且,日本社会的就业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大局部女性只是从事一些打字、复印、接等附属性工作,极少有时机参与经营层面和治理层面的工作.用人单位也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女性员工,使她们难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而且在企业不景气时,首当其冲受到裁员对待的也是女性.因此,日本女性在工作中普遍缺乏一种自我价值实现感.随着社会的开展,日本女性地位虽有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不公平现象存在,此问题仍然需要广阔女性以及全体社会的共同关注.4结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女性曾长期受到男尊女卑〞这一封建思想的影响,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直到近代受到解放思潮的冲击,女性才开始自我反省,为自己寻找自由的出路.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后,女性终于获得了与男性趋于平等的社会根本权利与地位,这与日本女性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科技进步给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开展空间,如何全面提升女性的素质,如何运用政策调控手段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在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完善蜡姻家庭制度,进一步提升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还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篇十六：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现在人类已经迈入文明的2世纪新时代的妇女运动的主题不是权利斗争而是寻找妇女主体身份和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主体地位同时新时期必须进一步挖掘妇女群体的特点学习继承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这对于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改变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进一步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妇女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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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之兴起

　　作者：石琳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11期

　　摘要：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经济地位上的独立、思想上的启蒙、斗争实践及五四时期的变革特点，促使广大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英勇地参与五四爱国运动。她们创办妇女团体及妇女刊物，组织女学会，从组织上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她们反对封建伦理纲常，主张经济独立、社交公开、婚姻自决，从思想上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开辟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为此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原因由于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始终是男权社会的附庸，遭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封建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强化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使妇女斗争局限在分散且力量薄弱的范围内，始终无法摆脱失败、悲惨的命运。但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时期，先后在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三次高潮。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十分重视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妇女解放事业作为维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他们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实践上，他们倡导不缠足与兴办女学运动，并创办妇女团体、组织女学会、创办女子学报，进行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如他们反复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家所存者幸矣。”［1］戊戌思潮中，某些知识女性迅速觉醒，积极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事业，她们人数虽少，活动却十分引人注目。她们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并以此作为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大大强化妇女的社会责任感，淡化自我权利意识［2］，争取人们对妇女的重视。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此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切入点，谋求妇女形体和精神上的解放，揭开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但戊戌维新毕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本身具有阶级局限性，只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妇女解放进程受到阻碍，经过短暂的沉寂，一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系统传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才有了新的起色。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妇女理论大量传入中国，国内理论界也出版了《女界钟》、《女子新世界》、《女界泪》等资产阶级解放理论专著。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部分妇女表现出较大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我国女权运动的开创者秋瑾就是在辛亥革命中产生的。她认识到组织团体是妇女运动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并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实践中”［3］。同时，妇女的权利意识逐渐加强，她们着重强调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利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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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明确提出妇女参政权利的要求，在辛亥革命后掀起了参政热潮。她们认为女性在革命中作出了贡献，应该获得参政权，但这种要求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虽然重视女性在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女性要求分享权利时，又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则因为妇女本身力量弱小，缺乏有力的组织、成熟的领导者及正确的策略。五四运动时期是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目标投向占人口半数且受压迫最深、最缺乏独立人格的女性。他们意识到离开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这使妇女问题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人们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反思，几乎涉及妇女解放的所有方面，与戊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主要关注妇女应尽的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作为爱国救亡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解放运动空前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使它登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妇女解放运动的顶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女子教育的逐步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女青年群体，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知识和新思想。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反映男女平等教育权之争的大学开放女禁问题，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余认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课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4］，并称以后大学招生时，如有成绩合格的女生可以录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也成为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中对妇女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促使中国妇女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并在妇女发展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至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5］。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有现实因素在内。一、经济独立是根本原因从根本上说，经济问题是妇女问题的根源。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6］，从而揭示了妇女问题的本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妇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长期束缚下，成为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许多妇女不堪忍受，为获得自由和解放而顽强地抵抗。但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了妇女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中。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具备，就决定了妇女不可能从个体家庭中得到解放而回到社会中。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不断深化，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受到强烈的冲击，逐步走向解体，这使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的地位得到改变成为可能。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给封建经济以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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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打击，加速了封建经济的崩溃。这种现象使得妇女走出家门自谋生路，当时，女工劳动力比男工劳动力更为廉价，更容易被资本家接受。妇女出来工作，得以养活自己，经济地位上发生变化，自身地位得以提高，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摆脱被束缚、被压迫和控制的根本原因。这样在工人队伍里便出现了女工群体，女工队伍的形成，成为五四运动斗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思想解放是先导五四运动有两个鲜明的主题：反帝爱国和民主与科学。爱国民主运动促成了妇女运动的高涨，再一次更猛烈地冲击着旧的传统道德。于是，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它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反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予以高度重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青年》杂志（以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办，是倡导妇女解放的一块最重要的阵地。一位撰写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家说：“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而„五四运动‟则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7］新青年登载了许多有关国内外妇女解放的文章，开辟了“妇女问题”专栏，把女子人格独立问题特地提了出来，并发表文章讨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教育、参政、经济独立等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发表文章反对孔子学说，号召广大劳动妇女积极破除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主义。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提出了尖锐批评。文章写道：“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文章还指出：“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8］1917年6月1日，吴虞以其妻吴曾兰的名义发表了《女权平议》一文，认为：“立宪时代，女子当平权，有意识之平权也。即法律所许国民平等自由之权，吾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9］1919年10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妇女解放与民主》一文，指出：“妇女解放与民主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断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民主，必须要求妇女解放。”［10］可见，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紧密关系。新文化运动既传播了世界妇女运动和民主主义思想，又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在民主与科学指导下的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思潮的大规模及深远影响，为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妇女斗争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和思想上的启蒙，这种启蒙又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极大地鼓舞妇女争取独立人格、追求自身解放的勇气。三、斗争实践是勇敢尝试及经验准备20世纪初，知识女性的出现是中国女性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重要标志。五四运动一开始，觉悟的知识妇女们首先崛起，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丰富了中国女性的斗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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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她们的意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胜利的信念也得到增强，这些都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做了实践上的准备。她们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了各阶层的广泛动员，除了建立女学生联合会外，还建立了各种很有影响的妇女团体。女工群体也开始崛起，虽然她们没有独立的组织和活动，但还是积极参加三罢斗争，这是女工首次为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斗争，显示了女工群体政治意识的觉醒，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生力军。这些都为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一批杰出革命女性的出现，对感召妇女参与解放运动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反传统的知识女性把秋瑾视为革命楷模，先行者孙中山也对其十分崇敬，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光复南京之功，浙江死义最烈，秋瑾女士尤为革命之先健者。”［11］女性高昂的爱国激情和卓有成效的组织与活动，不仅使五四精神深入人心，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且使妇女们得到极大的磨炼，并为自己探索出一条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四、五四变革时期是推动力五四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又发展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定历史阶段，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股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冲击着妇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深入妇女之心，打开了她们封闭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形式。”［12］作为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同样的性质，它是自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总结。李翠青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一支，其主要内容有爱国救亡、反对封建礼教、树立独立人格、争取经济独立和争取教育平等。五四运动推动了妇女运动，开创了妇女运动的新时代，妇女运动反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民主科学，勇于探索的五四精神。”［13］它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虽然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时代的局限性，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民主进步潮流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无产阶级开始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并孕育出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妇女从爱国到救国，从救国到要求参政，道路坎坷不平。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不可能孤立地进行，中国妇女只能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在社会变革中求得自身解放。现在，人类已经迈入文明的21世纪，新时代的妇女运动的主题不是权利斗争，而是寻找妇女主体身份和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主体地位［16］。同时，新时期必须进一步挖掘妇女群体的特点，学习继承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这对于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改变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进一步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妇女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总之，中国女性要真正走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道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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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玉法，李又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M］.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555.［2］韩廉.对戊戌妇女运动局限的历史审视［J］.妇女研究论丛，2002：（1）.［3］乌尼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探索［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4］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437.［5］何丽萍.五四运动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J］.北方论丛，1999：（4）.［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9：365.［7］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A］.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8］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C］.北京：三联书店，1984：154.［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1：14.［1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2.［11］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9：489-490.［12］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N］.人民日报，1985-12-1（B1）.［13］李翠青.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看五四精神［J］.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4-3：（7）.［14］李汉俊.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A］.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301—307.［15］陈独秀.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A］.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80—82.［16］李小江.平等与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155.

　　

　　

篇十七：平冢雷鸟与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

　力协调好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关注女性问题不要二是特别强调让妇女参加社会集体劳作轻视甚至忽略太在意性别问题在妇女解放中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从性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认为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拉出来就是解别束缚中走出来通过实践不断解决问题达到两性的和谐放妇女

　　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吕龙延【摘要】中国妇女解放在新中国成立的65年中走过了辉煌历程。回顾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中妇女的被压迫历史，经过近代一批先进女性的引领，再看现代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地位的逐步提升，迎来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妇女解放面临着新问题，需要新兴女性看清社会现实，以达到进一步解放。【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13)006【总页数】3【关键词】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历程；影响；问题妇女解放运动是受男性压迫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解放运动。中国妇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经历过长期压迫、屈辱、摧残的悲惨历史。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妇女才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段历史是应该被人民大众所认识的。同时作为新时代女性，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家庭地位，也需要从这段历史中总结经验并有所借鉴。

　　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

　　(一)中国古时妇女的地位先秦时期，夏朝商代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妇女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到周朝时期，《诗经》中《王风·中谷有蓷》曰：“有女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涉淑矣。”记载多为当时周朝弃妇之声，可见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已婚女

　　性的地位卑下，女性成为丈夫的附庸。秦汉时期开始从礼法道德上约束妇女，尤其是西汉武帝后，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向社会提出道德和行为规范，旌表守节的孀妇就是一个重要表现。班昭的《女戒》中就有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当时社会舆论虽如此限制女性自由，但政府没有颁布成文的法律明确限制妇女再嫁，在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婚姻还是有一定自由权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社会动荡，十六国、北魏时期玄学兴起，儒学处于低潮，统治者放宽对女性婚姻的限制，女性家庭地位略有抬升。但是，在北方以及到南方后期的梁代，政府开始宣传妇女节义，并且北周政府下达诏令宣布“节妇”。隋唐时期，无论是皇族还是民间，整个社会对于妇女婚姻问题尤其是改嫁显得很是包容。这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了融合，于是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的传统极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两宋时期，理学影响深远，尤其到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日趋严重，《宋史》中列女传记载的内容与前代比较大为增加，且列女几乎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元代入主中原，柔和中原汉族的伦理道德对婚姻制度加以严格限制，如元中后期对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限制。女性婚姻受到严格限制已经得到贵族和士大夫的“认可”，女性地位在社会上更加卑微。直至明清时期，对妇女的生活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妇女的婚姻及改嫁问题被记载到明朝法典《大明律》上，形成行为规范和指南。同时明清时期，封建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增长。在乡村，宗族势力实际上在起着主要作用，妇女的自由在民间受到强大的宗族势力的影响。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在不断推崇和提倡妇女守节思想。我们从民间密布的节烈牌坊和地方志的

　　记载中就能感受到妇女们在残忍的封建礼教下被压抑的地位。(二)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加重了妇女的苦难。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女性的压迫，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把中国妇女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妇女同胞们在身处困境之时，为挽救民族和自身的危机，开始觉醒，毅然参与到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洪流中，并且发起一次次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近代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带领下，妇女们开始尝试着自我解放，争取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在广西灵山县，妇女苏三娘在金田起义前已经成为打富济贫的农民军首领[]76。太平天国运动中妇女解放还表现在建立了女军组织。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妇女地位没有进一步得以提高，不过女性的思想已经有所觉悟。不久，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不论男女都是应该平等的，提出妇女也应该接受教育，并且妇女要戒缠足，实施妇女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针对封建阶级专制所提出的思想给女性同胞们以希望，但同时也只是针对封建统治，妇女思想并没有得到提升。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一批先进女性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认识到西方妇女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利，开始推崇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大力宣传西方妇女的生活方式。从1899年陈颉芬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报》开始，各种宣传妇女解放、号召妇女革命的报刊陆续出现，引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思潮。在此背景下，真正开始引领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跑者是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时

　　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体现了妇女破除旧的礼教的束缚、重新找到幸福与归宿。这之中就有鲁迅先生以妇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祥林嫂》。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可分为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对妇女解放进行探索，并进行政策实施[2]。提出了妇女在政治上可以得到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经济上可以分到土地，在婚姻方面可以进行自由婚姻，同时注重对妇女进行文化教育，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新中国建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恩格斯曾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300一个国家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走上了迅速发展道路。妇女在各个方面获得了男女平等权利，与男子一样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把男女平等的原则写入了宪法，颁布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条文，使中国妇女在建国后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地提高。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赋予了妇女们全面的社会权利，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均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项法律中妇女的政治权利被列为了各项权利之首，突显出新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1954年9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妇女享有同男性公民同样的权利与自由。这些法律的颁布，给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强烈的冲击，强制社会各方面无条件接纳妇女参与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启发了妇女当家作主的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妇女，使其享有了同男子平等的财产权。以土地为例，继续延用建国前根据地的“按人口分配土地”原则，并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让广大妇女同胞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从50年代开始，妇女开始大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这成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同样在城市里，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广大妇女也享有了与男子一样的劳动权利。工厂中的女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加，涌现出了许多女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教育方面同样也规定了妇女的平等权利。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新中国开展了扫盲运动，从农村到城市举办了识字班、夜校、职业学校。到50年代以后，中国的妇女教育迅猛发展。为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铺平了道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得妇女能够在婚姻家庭领域获得平等地位。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从根本上被解除了。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一巨大变迁中，妇女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政府颁布一系列法律：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1995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颁布。诸如此类的法律相继颁布，充分地证明了党和国家对妇女解放事业的关心和重视[4]112。

　　二、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一)对女性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妇女政治权利是指女性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业并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利。妇女这一群体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都没有政治权利，故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为卑微。建国后，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以及

　　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一系列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选举法颁布后，妇女踊跃参与投票，选出的女性代表比率也在逐年上升，且在国家重要的决策机关，妇女干部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在众多女干部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妇女在管理层上表现比较活跃[5]93。毋庸置疑，拥有参政权对妇女解放具有深远的意义。妇女参与到政治生活，拥有同男性相同的权利和地位，这是妇女具有同男子平等的人格和尊严的表现，当然也成为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法律上给予妇女政治权利，能够增强妇女对政治的积极性，帮助她们克服自卑感，增强她们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自主精神，进而发挥自身的才能去建设国家，奉献社会。建国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重点在经济方面。由于新中国建立前经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内战，民生困窘，社会经济凋敝，故建国后的第一要务便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急迫，政府除了解放男性劳动力外，还必须解放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劳动者，因此，妇女的重要性倍受重视。妇女要得解放，就必须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中，通过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来取得社会的普遍承认。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男女同工同酬制度，提高女工收入，保证女工生活，从而保障了妇女的独立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提升不仅改善了妇女在家中的地位，更加增强妇女的自信心。这种男女在经济上的平等，对妇女的解放事业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二)对女性家庭及社会地位的影响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决定一生幸福的关键。旧时代，妇女在婚前被视为家庭的财产，父母包办买卖婚姻，将女儿的婚姻当作买卖。这种没有爱情作基础的婚姻，在婚后就表现为与丈夫经常有摩擦，受到婆婆的欺凌，甚至发生被虐待至

　　死的例子。为解决妇女的命运，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证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婚姻制度”。并且于1980年颁布新的婚姻法，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修订，鼓励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其实就是在社会上地位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家庭地位改善了不少，究其原因，除了是因为婚姻自由，最大的因素就是妇女经济地位的确立。新中国建立后，她们与丈夫共同劳动，同是家庭经济的支持者，对家中的贡献和在家中的地位受到了重视和尊重，家人重视她们的成就，妇女得到做“人”的尊严。妇女们通过劳动生产，不仅能够改善家庭经济，而且能够进一步得到家人们的尊重。经济改革后,核心家庭成为了现今家庭形式的主流。由于家庭成员较少，丈夫也会分担家务,所以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和时间相对较少。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妇女普遍参与商品生产，故而她们争取到的发言权和决定权相较以前都增多了。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日渐重要，她们的意见就越能够受到丈夫及家人的支持。可见新中国的妇女，不仅可以挣脱封建家长式的婚姻制度束缚，更可进一步确立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得到家人们的平等对待。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家庭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出她们在社会中地位的彻底改变。

　　三、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到70年代末，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把一些带有女性自我诉求特征的口号上升到政治高度，如“男女平等”，

　　并且使它成为整个国家必须贯彻的政治任务。所以，在生产劳动中，主张让妇女自己打拼，同男人一拼高下，认为只要这样就能够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许多妇女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76。二是特别强调让妇女参加社会集体劳作，轻视甚至忽略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认为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拉出来就是解放妇女。在此过程中家庭之间的成员很少见面，尤其是夫妻间的感情变淡，还有就是孩子在这过程中深受其害，共同照顾孩子不能达到高的标准和要求，以致孩子在成长期生活得不愉快。三是提倡“武装”，要求妇女“爱武装”，驱动妇女向男性化的军事方面靠拢，减少了新中国的活力色彩。总之，由于这个阶段的国际形势影响和国情所迫，在进行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忽略了妇女自身的特点，将女性事业的目标定位为与男性完全一致，导向发生错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给妇女解放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和机遇。一是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女性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现代很多女性认为要取得同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利就要进入男人的领域，达到男性的标准，社会上出现的女强人就是这种体现。我们要走出男女绝对平等化这样一个误区，在提高女性地位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两性的差异，对待两性平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女性在现代社会有着适应自身特色的职业，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要在共同理解中相互配合，和谐发展。二是现代社会同时也是高科技社会，知识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知识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它为男女平等竞争创造了良好的舞台。女性同胞们要在政府提供的优

　　良环境下，用知识武装自我，追求独立的主体意识，正确认识自身价值。在机遇与挑战下，作为新时代女性要懂得看清大局，努力协调好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关注女性问题，不要太在意性别问题，在妇女解放中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从性别束缚中走出来，通过实践不断解决问题，达到两性的和谐统一。参考文献：[1]郭溶.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5(2).[2]胡研.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研究(1949年——1956年)[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张珊珍.建国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历史回顾[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4).[5]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J].社会，2005(2).[6]江建文.从政治解放到性别解放——论中国妇女解放理论构建[J].妇女研究论丛，2003(4).[责任编辑袁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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