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古典小说魔幻情节之借鉴
娄展铭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381)
日本大正时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以下简称芥川)具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受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他将关注点放在唐传奇、明清小说上。幼年时期，芥川就阅读了《水浒传》等小说，这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选取、借鉴小说中的魔幻元素，芥川极尽巧思地将现代人内心的痛苦与纠结、人性的善恶都融入改编中。许多学者对“芥川对中国文学的借鉴”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竹中宪一的《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孙立春的《芥川龙之介论稿》等研究成果，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芥川所借鉴的中国文学进行了胪叙并分析其成因。李小龙、郭艳萍等学者则以具体作品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改编后的作品所呈现的艺术效果。
不同于玄幻故事的脱离实际、虚无缥缈，芥川笔下的魔幻情节是以现实生活为蓝本并注入神秘元素，使其富于变幻，呈现别样的艺术特色，具体可分为真实和虚幻两种情节。这些情节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构成了由奇人异士、狐精花妖等不是人但具有人的形象的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小说世界，不同情节各有侧重，多角度展现作者的深入思考。芥川改编之后的作品，呈现出外向和内向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对黑暗社会的讽刺和鞭挞，后者表现为对内心与人性的探寻，反映出芥川创作思想的变化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担忧。
芥川对幻境、法术等魔幻情节的关注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幼年时期，因为母亲发疯，芥川由舅舅抚养长大，这一经历使他一生都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羸弱身体而担忧。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使芥川形成了内向、敏感的性格，他尤为重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他曾说：“我们内部世界存在的一切，必须进一步伸而展之。”[1]301内向的性格特点限制了芥川的生活范围，他只能从书本中探索人性与社会，因此解释人生、挖掘人性是其文学的永恒主题。“我不具有良心，我具有的仅仅是神经”[2]271，其中“敏感的神经”是芥川的创作源泉。家庭阻挠导致初恋失败的经历，刺激了芥川“敏感的神经”并使其加深了对人性的丑恶面的理解。因此，在给友人的信中，芥川说：“周围的人们很丑恶，自己也很丑恶。”[3]62经此一事，芥川将矛头对准人性的自私和阴暗，确定了针砭时弊、揭露人性的创作基调和创作内核。《仙人》《酒虫》等作品，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人性愚昧、虚荣的批判。
此外，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其创作有深远影响。芥川所在“周边街道处处残存着江户享乐主义文化与现代人造文明相融合的颓废气息”[4]。芥川在中学时就仿照《聊斋志异》，将“家人、同学提供的故事素材编成了《椒图志异》”[5]。可见，芥川从幼年时期便对《聊斋志异》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芥川的成长环境为他的文学创作蒙上了崇高、诡谲乃至瑰丽的审美外衣。
良好的汉学修养是芥川借鉴中国古典小说魔幻情节的基础。作为大正时代的作家，芥川和谷崎润一郎、森鸥外等人一样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其“在昏暗的灯光下把《水浒传》看了好几遍”[6]512等叙述，都表明芥川对中国古典小说十分痴迷。芥川不但阅读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还对《牡丹奇缘》《杏花天》等书很感兴趣，并认为“都有一读的价值”[3]269。芥川认为：读汉诗文既有益于日本古代文学的鉴赏，也有益于日本当代文学的创造[2]47。这些情节为芥川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在这些古书里我会自然地发现素材”[1]344，进行创作和改编，从而达到“自身体验的告白”[1]309的艺术效果。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钳制，文章发表有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使得针砭时弊的作品难以发表，因此芥川将目光放在异域和古昔，“正像前述离奇的事件‘难以将之作为当代日本发生的事件来记述’一语所示，只能或者求助于‘古昔’发生的事件，或者求助于异国发生的事件”[1]323。《聊斋志异》的“假托牛鬼蛇神故事讽刺宫掖阴暗”[1]224等特点与芥川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最后，芥川一直有“崇古尊古”的情结。芥川认为：“(古董的)制作者或持有者越老越好。因为那能让我觉得好像从一位老者口中倾听中世纪的传说。”[3]22来到中国后，芥川置办古董珍玩寄回日本，到处搜集中国珍稀古籍，并寻访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上述行为都表明芥川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仰慕和推崇。得益于良好的汉学修养、丰富的想象和西方的描绘技巧，芥川笔下的中国展现出奇妙、浪漫的异域风情，魔幻情节、瑰丽的想象在其作品中得以更好地融合。
芥川在创作过程中广泛取材，提炼、借鉴原作中的魔幻元素，并从现代人的角度对故事进行改编和诠释，通过迅速满足诉求或者对人生进行假设，其笔下魔幻世界中的主人公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以“是否发生在现世生活中并给主人公现状带来巨大改变”为标准，芥川笔下的魔幻情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法术，另一种是虚无的幻术。真实法术基于现实生活，令主人公的境况迅速发生改变，如《仙人》(1915)、《仙人》(1923)中的法术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巨大转变：从贫穷到富有，从凡人到神仙。如此情节安排促使主人公甚至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虚无幻术的作用则是对主人公进行试炼，从而发掘其真情实感，从思想层面进行感化和教育，比如《杜子春》《魔术》中对主人公进行试炼，发现其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情感。
真实法术的魔幻情节取材于《雨钱》《渭塘奇遇记》等小说，侧重于现实生活的切实改变。如《仙人》(1915)中“天降金银”的情节借鉴《雨钱》。《仙人》(1915)中，道士施展“天降金银”的法术让李小二获得万贯家财，面对这一转变他陷入沉思，进而点明主旨：把人间苦乐看作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仙人》(1923)则借鉴“香严上树”的禅宗公案，仅选取从树上飞升的情节并展开联想。在芥川笔下，男仆虽未学到成仙之术，但凭借纯真的信心最后飞升上天，助其直登云霄的树和围观的众人成为“神迹”的见证者。《马腿》中“魂游地府”最后“还阳人间”的情节源自《耿十八》和《王兰》两部小说。在《马腿》中，鬼差错将忍野半三郎带到“从没见过的办公室”(地府)，人腿被换成马腿，醒来后荒诞的幻境成为现实。忍野在地府的遭遇是真实法术的演绎。忍野醒来后精神逐渐被马腿所控制，面临被“异化”的结果。这类小说的共同点是神仙示现“神迹”，并且“神迹”扭转了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乃至命运。较之上述小说，《奇遇》是较为特殊的作品。《奇遇》结尾通过王生夫妻的对话，说明“梦中神游”的情节都是为彼此顺利结合而“欺瞒”父母的谎言。《奇遇》对《渭塘奇遇记》的改编较大，更能反映作者匠心独运。在原著中，男女主人公一见倾心，梦中神游展开交往，最后“终以偕老，可谓奇遇矣！”[7]。而在芥川笔下，最后二人喜结良缘并发出“戏终于演完”的感慨，而女方父母早已识破这对情侣的计谋并顺水推舟，最终二人终成眷属。芥川所借鉴的真实法术情节，都是截取自《渭塘奇境记》的一个片段并加以丰富和演绎，芥川将有关法术的情节视为呈现主旨的重要手段。
虚无的幻术多表现为奇人异士巧设幻境，对主人公进行试炼。对进入幻境的人而言，倥偬岁月都在幻境中得到切实的感受，但主人公的现实生活并未因此而改变，这些魔幻情节主要取材于唐传奇《杜子春传》《佟客》《诸城某甲》等作品。
针对《杜子春》，芥川曾表示：虽然作品名为《杜子春》，但较之著名的《杜子春传》则有多处不同[2]613，主要包括仙人形象、获得钱财的方式、对待金钱的态度、失恋的目的、失败的深层原因以及失败后的态度等5方面的不同。值得注意是，从《杜子春传》中“老人果与钱三百万”到芥川笔下杜子春从自己的影子中挖掘金钱的变化，可看作铁冠子对其忍耐力不断降低，亦可看作杜子春本人拥有无穷潜力，铁冠子帮助其挖掘自身价值。在仙人最后一次施予钱财的过程中，《杜子春传》中杜子春因“人间之事可以立”而收下仙人的施舍，而芥川笔下的杜子春直接拒绝老人的金钱。前者强调人应当尽社会责任；
后者则体现出人应具有超然果断的气质，为后文重新生活、发现人性之善打下基础。相比于唐传奇中的恋恋不舍，芥川笔下的杜子春则展现出重新生活的希望与勇气。在试炼的目的上，《杜子春传》是为了考验杜子春是否具有成仙的根器，芥川笔下的试炼是考验他是否具有善良的品质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可见，芥川仅仅借鉴《杜子春传》的整体框架和主要故事情节，至于故事的细节则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编，注入了作者自身的思考。同样，《魔术》与《佟客》在情节安排上也有相似的地方。《魔术》中的“我”和《佟客》中的董生都认为自己意志坚定，相信自己一定能摒除私欲或成为忠臣孝子。但在试炼过程中，“我”内心隐藏的贪欲、好胜心很快显露，进而失去学习魔术的机会；
董生逐渐认清自己的猥琐平庸。但是“我”和董生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看着“他正面对油灯，沐浴在一片光亮之下”[8]626进入了幻境之中，而董生则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走进幻境接受考验。此外，“我”在试炼的过程中牢记与米拉斯的誓言，并且能感觉到自己“私欲抬头”，而董生则将“忠臣孝子”的誓言忘在脑后。此外，《佟客》在董生走出幻境后故事戛然而止，但《魔术》中“我”对未能信守诺言感到惭愧。
在上述小说中，幻境是对主人公的考验，而《掉头的故事》是通过幻境揭露人性的善变。《掉头的故事》中何小二从马上跌落，眼前显现过往回忆的幻境。在唯美的幻境中，何小二发觉人生的荒谬并流露出对过往所作所为的忏悔，“我愿意为补偿自己的过去，去做任何事情”[9]。但在被救活后，何小二却“不修品行，沉溺酒色”，最终在一场斗殴中断送了性命。《掉头的故事》虽然借鉴《诸城某甲》中掉头的情节，但芥川将这一情节深化，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变化。在《黄粱梦》中，虽然幻境只是作为故事背景，但从卢生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卢生在幻境中经历了完整的人生。原作《枕中记》中吕翁原本想借此告诉他人生无常之理，但在芥川笔下他却被卢生“唯因是梦，尤需真活”[8]271的豪言壮语说服。作者将重点放在“黄粱梦”的“幻”和现实生活的“真”上。从《杜子春》到《掉头的故事》中的幻境是真实的幻境，主人公有切实体会并信以为真。而在《黄粱梦》中，梦境被卢生看作一种人生假设，没有真正活过的人生并不能称为人生。芥川对人生的肯定、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在这里得到解答，即认真对待生活、切实感受生活才是人生的价值，这和《杜子春》、《仙人》(1915)的结尾不谋而合。
芥川在“虚化世界竭力使寄托遥深的‘考验历程’不占用任何物质的现实的时间，只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在概念中瞬间完成”[10]。所有试炼都在不同程度地激发人性的阴暗或光芒。“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叙述注重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结构艺术，让近代日本小说家忽略已久的虚构问题重新在小说中大放异彩。”[11]《聊斋志异》中丰富的想象、精彩的情节受到浪漫主义作家们的追捧。在借鉴魔幻情节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新的解释，在古典的氛围中抒发了现代人的生存意识”[12]。芥川在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情节后作品呈现了和原作不一样的特点。
改编后的作品呈现以下两大特点：第一，主人公具有现代意识，作者在肯定现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现世意义的基础上，反映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内心不安，并对人性的本质进行探寻；
第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摧残，抨击天皇制度和日本社会的好战思想。
芥川虽然对人性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但他将奋斗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此外，芥川也强调精神的作用，相信内心的澄明能抵抗世俗的污浊，从而达到超然之境。《雨钱》原是讽刺人的懒惰，芥川却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探讨人生意义与价值。《仙人》(1915)中，李小二获得陶朱之富后，反而怀疑神仙的真实性。作者在文章最后的诗句中肯定了人生经历以及价值，人生价值在于经历和奋斗。这一点和《黄粱梦》相似，当卢生发觉这是吕翁给自己施展的幻术时，他对人生意义进行了思考。《仙人》(1923)中的男仆面对欺诈但是仍保持一颗纯洁的信仰之心，最终在大家的见证下成为神仙，施展神迹。《仙人》(1923)是芥川晚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并未抹去对生活的肯定，作品认为只要有一颗纯洁的心终究会摆脱人世间的尔虞我诈、虚伪欺骗，最终成为远离喧嚣的“神仙”，影响甚至拯救仍然执迷不悟之人。而在芥川所借鉴的《渭塘奇遇记》中，作者翟佑早年受到陆学影响，主张正视人的情感，讴歌男女爱情。翟佑笔下的人物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要求冲破传统伦理的愿望”[13]。芥川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将人性的精微和狡黠描绘得淋漓尽致。
将原作《佟客》与《魔术》进行比较后发现，蒲松龄注重转念的重要性，芥川更加注重人内在心理的变化过程。前者着重对一个时间节点的深入挖掘，后者则是对一段时间变化的探寻。蒲松龄在《佟客》中借异史氏之口说：“古来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岂遂无提戈壮往时哉？要皆一转念误之耳！”[14]蒲松龄通过强调瞬间的重要性，对人们盲目的愚忠表示嘲讽和鞭挞。忠勇和怯懦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在蒲松龄看来，人与鬼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小，“此心一动，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鬼也”[15]。《魔术》中幻境试炼的情节倾向于展现内心世界，发掘人深藏已久的私欲。芥川并没有像蒲松龄一样，从人起心动念的思考上升到个体与群体、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更高维度的思考。《魔术》中，“我”一直被自己的内心所欺骗，对“去除一切欲望”充满信心。而在试炼后，“我”暴露出隐藏已久的贪婪、强大的占有欲和胜负欲。面对人性潜藏的贪婪，“我”感到羞愧，却并未因错失学习魔术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可见，“我”的心中不只有想学魔术这一件事情，“我”也认识到自己潜藏良久的劣根性。作者含蓄地表达出人性的虚伪和自私。“我”的“虚伪”本质上是潜藏在内心深处无意识的恶，反映出“人终究是靠不住”的理念。《魔术》的原型《佟客》中，董生未能通过试炼但结尾却仅仅止于“乃知佟异人也”，未对“人心的善变”这一命题详细地展开。由于《杜子春》和《魔术》是童话，不能直接表达人性的丑陋和阴暗，故而芥川采用较为含蓄的表达方式。此外，《魔术》比《佟客》更注重幻境的渲染，贴近生活的环境描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同时环境描写还具有暗示后来情节的重要作用。故事发生在“秋雨霏微的夜晚”，环境的设定“给小说带来一暗淡萧瑟的气氛，暗示了‘我’向魔术师拜师学艺将以失败而告终”[16]。芥川笔下的幻境试炼，都是将重点放在考验人性，揭露人性隐藏最深、最为脆弱的部分，注重周围环境的描写和渲染，读起来更加真实、可信。而在《掉头的故事》中，何小二的行为体现出人性中“性识无定”的特点，面对人生尽头他深感时间不多进而倍加珍惜，但境遇逆转后，他之前的“虔心祈祷”立刻消失殆尽，又恢复了胡作非为的本来面目。
上述作品侧重于对人性的发掘和对人生价值的探寻，而在《杜子春》《马腿》等作品中，芥川将人性的思考上升到社会层面，开始探索人性扭曲背后的社会因素以及时代背景。对比《杜子春》情节的改编，芥川没有承袭原著中渴望成仙但仙才难成的主题，而侧重于对世俗生活的肯定，鼓励人们认真地活在当下[17]。其思想内涵为：人生之中有爱，即便失去什么都不可惜，也都是值得的。杜子春在看透人心惟危后萌生厌世之心，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的欺诈和虚伪，在战争摧残、思想钳制背景下人内心的痛苦与迷茫。小说《马腿》则展现出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加速人异化的过程，并对日本政府盲目发动战争、视民生如草芥的好战思想进行猛烈抨击。《马腿》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把握住忍野死亡的描述就能“掌握忍野的死亡与整个故事发展的相关意义”[18]。忍野被换成马腿后自我意识逐渐不受控制，像马一样狂奔，面对这一情况芥川发问：“作为一家之主是否有妄自发狂之权利？”[6]533结合前文中忍野压抑的生活来看，忍野“发疯”和长期以来工作和生活上的压抑有关。《马腿》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名誉、职位压制甚至迫害他人，忍野就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低下地位。作者想借不合理的魔幻情节表明“利己主义是人性走向异化的一个过程，严重的利己主义最终会使人走向人性的异化”[19]。“忍野发疯不能尽到家庭责任”等情节具有深层的内涵。芥川将矛头对准“历代政府”和当时的社会，揭露政府对人与生俱来权利的剥夺和压迫。总而言之，在真实和虚幻交织的魔幻情节中，作家点明主旨，这为后来情节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芥川通过特殊的情节安排，使读者“感到惊心动魄，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20]。芥川借鉴中国作品的创作过程也是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以《仙人》(1915)、《杜子春》和《仙人》(1923)为例，芥川的思想经历了“积极—犹豫—超脱”3个阶段。在《仙人》(1915)中，芥川的态度是肯定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生；
在《杜子春》中，铁冠子在杜子春试炼失败后所说的“如果你真不作声，我会立刻取你性命”[8]747表明作者开始对人性之善、社会之善产生怀疑；
在《仙人》(1923)中，主人公最终“直登云霄”，表明芥川将创作重点从揭露人性转向对澄明内心境界的追寻。芥川晚期作品都“充满着阴森的鬼域一样的气氛”[21]，芥川试图在宗教中寻求答案，对人生的思考也逐渐转变为对宗教与人生的探寻。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戈尔将人生境界分为3种，最高境界是“宗教阶段”，即“生活的秘密就是每个人都得给他自己缝补”[22]。自身内部的分裂在《马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忍野的结局是社会发展令人异化的艺术化表现。但是在“芥川文学中起统帅作用的始终是源自其深深自卑的绝对的‘理智’”[23]，理智所带来的怀疑主义在宗教世俗化的愿望面前完全破灭。坪内逍遥认为“经常以批判人生为其第一目的，然后才可执笔”[24]。在人的刻画上，坪内主张将“注意力集中在心理刻画上”。由于芥川本身的局限和日本近代小说的创作传统，芥川的魔幻情节主要是为展现人的心理、揭露人性服务。
芥川的小说以及他所借鉴的小说中都有魔幻的情节。有些情节虽然相似，但是在实际的文本中却起到不同的作用。小说素材相同却呈现不同的艺术效果和中心主旨，这反映了中日小说体用的不同。宋末元初《醉翁谈录》记载：“小说者流，……纵横四海，驰骋百家。……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25]这反映了中国古人认为小说具有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阴暗面、劝解教化民众的作用。《杜子春传》中，“对亲子人伦的否定并非无视世俗的秩序与规则，而是将人伦关系延伸于宗教理想境界中的心性修炼，在秩序的重整中建构起神圣的权威”[26]。《诸城某甲》虽然情节荒诞，弥漫着战乱血腥气味，实则是在用悲剧的方式书写当时民不聊生和社会黑暗的现实。从以《杜子春传》为代表的唐传奇到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小说，创作者将重点放在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丑恶现实的抨击上。作品中虽然夹杂着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内心世界的探寻，但这些情节依旧是为更好地呈现中心主旨而服务，作品整体呈现出社会批判的外向维度。
以芥川为代表的近现代日本作家及其作品，虽然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素材，但是创作重点为对内在世界的探寻。作品也呈现出揭露人性、讨论人生的内向维度。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1)私小说的创作传统。日本小说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强调“‘对于自我孤独生活的述怀’……在玩味心境的审美意识上与日本古典文学”[27]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芥川高超的叙事技巧。芥川运用陌生化的叙述技巧，对大众熟稔的故事进行改写，通过怪力乱神的情节展现出“人在心理极限状态下的表现、人性的种种欲求”[28]，从而打破现实的桎梏，追求个体的本真，超越平庸陈腐的现实。(3)颓废迷茫的社会环境。当时社会高度宣扬个体价值，过分重视个体的幸福和权利，忽视集体理性和社会本位，导致享乐主义盛行，社会中充斥着颓废的思想。芥川将人性诉诸笔端，用以对抗资本社会对人的异化和享乐主义对人思想的蚕食。对自私人性的揭露使芥川将兴趣转向宗教，对人生的思考也逐渐转变为对宗教和人生的思考。从小说《仙人》(1915)到《杜子春》再到《仙人》(1923)，其中所蕴含的宗教性逐渐显露。但是，其本质还是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人性的救赎。芥川在讨论内在世界的同时，也在反思社会对人的影响，外在社会和内在人性最终在《马腿》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芥川在借鉴中国古代文学素材过程中，将自己的思考注入作品中，对整个作品进行新的谋篇布局，从而呈现出和原作不一样的中心主旨。不同的主旨可以大致分为内向的人性和外向的社会两个维度。维度上的差异是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传统、创作理念不同所导致的，经过借鉴、改编后，芥川的作品具有魔幻的色彩和深刻的内涵。研究芥川小说的魔幻情节对研究其创作动机以及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和变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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