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影响因素及效果评价

姚晓萍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 山西，晋中 030801）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山西省有58个贫困县，而吕梁山、燕山—太行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贫困县21个2944个贫困村40.67万户贫困户107.69万贫困人口，贫困县占全省贫困县的36.21%，占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680个）的3.09%，贫困覆盖面大。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势险峻、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交通不畅，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支撑产业，经济发展增长较慢，加之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多样、内生动力不足，导致扶贫难度大[1]。

1.1 山西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况

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山西有2个，分别是吕梁山和燕山—太行山两大片区。吕梁片区包括2省20个贫困县，其中山西省涉及3市13个贫困县，占比65%。燕山—太行山片区包括3省33个贫困县，其中山西省涉及2市8个贫困县，占比24.24%，其中大同市6个贫困县均包含在内，具体见表1。

表1 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

1.2 扶贫对象现状

按照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识别40.67万户107.69万人，贫困发生率30.09%。

从贫困户类别来看，一般贫困户162113户42.94万人，占贫困人口的39.87%；
低保贫困户204685户54.21万人，占50.34%；
五保贫困户39808户10.54万人，占9.79%。

从主要致贫原因来看，因病占34.82%，因学占17.65%，缺劳动力占14.63%，缺技术占10.88%，缺资金占8.59%，因残占8.37%，因其它原因占5.06%，因病和因残两项占43.19%，所占比重大。

从劳动能力来看，有劳动能力的63.89万人，占59.33%，其中务农16.32万人，占25.55%，务工28.99万人，占45.33%，兼业9.75万人，占15.26%；
丧失劳动力的43.8万人，占40.67%。

从教育程度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47.77万人，占44.36%，初中33.04万人，占30.69%，高中11.55万人，占10.72%，高中以上15.33万人，占14.23%。

从年龄结构来看，16周岁以下有10.65万人，占总人数的9.89%；
16～60岁之间有77.73万人，占比为72.18%；
60岁以上有19.31万人，占17.93%，可以看出贫困户年龄大多集中在16～60岁之间。

2.1 数据来源

2016年9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对吕梁山、燕山—太行山两大片区21个县589个贫困村5700户21368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参与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电商四大扶贫主导产业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由于2020～2021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给农户收入统计带来诸多不便，数据收集截止到2019年底）。样本村抽取包括整村脱贫和未脱贫的贫困村，抽样比例为2∶1；
样本户抽取包括脱贫户和未脱贫户，抽样比例为3∶2。

2.2 数据分析

对5700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可知，贫困户年龄结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医疗开支三个变量直接影响了产业扶贫的效果，而土地数量对于产业扶贫影响不大，具体见表2。

表2 入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统计表

对样本数据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检验，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消除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对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性的一阶检验，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根据表3其拟合的结果为：

表3 计量分析结果

经过调整，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系数R2=0.9993。回归方程的F检验值为F=8174.509＜F0.05(3,200)=2.64，方程的显著性较强。

2.3 结果说明

从统计数据来看， “医疗费用” 、 “技术培训” 、 “婚姻状况” 等变量对产业扶贫政策的效果影响较大。选择 “满意” 产业扶贫政策效果的样本农户2496户，占有效调查问卷的43.79%，选择 “不满意” 的样本农户有3204户，占有效调查问卷的56.21%。

家庭医疗费用平均开支中满意的贫困户（3926元）比不满意的贫困户（9517元）上年度开支少5591元，家庭医疗越高说明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越差，家庭成员投入到生产的时间、劳作强度、劳作质量及精力均受到影响，资金投入也因医疗费用受到挤压。

满意的贫困户平均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1.5次，远高于不满意的贫困户的0.4次， “技术培训次数” 值越低则说明贫困户接受技术培训的次数越少，贫困户技术的水平直接影响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各县贫困户购买的鸡、牛、羊等牲畜到能出售时，仅剩余购买数量的40%左右，成活率不足40%，鸡的成活率更低一些，成活率低主要原因是不懂得技术导致损耗大。

婚姻状况对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影响较大，满意的贫困户婚姻状况均值为0.78，不满意的均值为0.5，样本户中年龄较大的未婚男性和离异后的贫困人口身体健康，但受思想等因素影响，发展动力不足，不愿意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影响产业扶贫效果。

与龙头企业合作中，满意的贫困户合作均值为0.26，不满意的为0.21，两者相差不多，虽然贫困户通过与龙头企业合作，利用企业提供的技术、生产资料以及高于市场价格的回购产品，降低了风险，但在合作的过程中受信息不堆成和利益联结机制的影响，绝大多数贫困户不愿意与企业合作。

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关键制约因素为资金，满意的贫困户资金来源均值为1.36，不满意的均值为0.9， “资金来源” 值越低说明贫困户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缺少资金，小额信贷由于受年龄和信用等级的限制，样本户中进行小额信贷发展产业的占比仅为15.16%。

3.1 经济效益评价

3.1.1 扶贫产业类型 调研的589个村中，主要发展黄花种植、特色小杂粮红芸豆、中药材种植、健康养殖、光伏、旅游、电商等产业项目。从产业类型来看，传统的种养殖业仍然是主要类型，各地结合当地自然禀赋，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大同市围绕黄花、杂粮、健康养殖等优势产业，2021年实施35个产业扶贫项目。忻州市依托小杂粮、畜牧养殖传统特色产业优势，建设忻州市杂粮交易平台和新建规模养殖场10家。吕梁市围绕红枣、杂粮、食用菌等优势产业，实施产业扶贫项目30个。临汾市大力发展林果、设施蔬菜种植，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3个。调研的589个村中，有436个村开展了电商、旅游、光伏等项目。截至2021年底，21个县216个村5124户实施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方面，2021年139个村借助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旅游业，把旅游产业作为增加收入的途径，收入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光伏扶贫工程覆盖436个贫困村、9283个贫困户。

3.1.2 贫困户带动情况 调研的589个村中，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的村庄从2016年的57个发展到2018年的386个村，到2021年589个村全部有带动的产业，带动的贫困户从1371户增加到9283户。样本户中病残人数、年老体弱不具有劳动力的人数较多，老弱病残者居多，有一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具备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对于这一部分贫困户各地加大了光伏产业的扶持，保证其基本的生活，而且不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不同，采取的产业帮扶有所差别[2-5]，贫困户样本户参与扶贫项目具体情况见表4。

表4 样本户参加产业扶贫项目统计表

从表4中可以看出，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主要产业帮扶项目为特色种植养殖，占比30.79%，光伏产业占13%，生态项目占6.74%，三项帮扶产业带动贫困户占样本户的50.53%；
受村庄自然条件和自身素质影响，贫困户参与电商、旅游产业扶贫相对较弱，占比仅为1.04%；
此外有24.14%的样本户中没有享受产业帮扶。忻州市特色种植养殖所占比重较大，达到39.36%；
吕梁市生态项目帮扶所占比重最大，为17.09%，主要是岚县等各县实施购买式造林形成的；
大同市资产收益分红所占比重较大，所占比重为16.01%，主要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经营等帮扶贫困户发展。

3.1.3 贫困户增收情况 调研的589个村中，2016年实施的158个产业项目有64个村在2017年见效，2018年见效183个村，2019年见效271个村，2020年见效71个村。从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情况看，有4215户2018年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国家扶贫标准3200元以上，占73.95%。通过产业脱贫的农户，人均收入由2746元提高到4296元，人均纯收入净增2100元，具体见表5和表6。

表5 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未脱贫贫困户收入构成占比表

表6 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贫困户收入构成占比表

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收入构成在不同样本户和不同地区分布有所差别。未脱贫户样本中经营性收入作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45.83%下降到2019年的39.57%，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各年份所占比重变化不大，说明产业帮扶周期长，见效缓慢；
在地区分布中忻州市各县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大，达到53.68%，这与忻州市采取的特色种养殖产业扶贫措施密切相关。脱贫户样本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保持40%左右，与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基本持平，两项收入占脱贫户总收入的85%，说明产业帮扶和外出务工就业是其脱贫的主要方式。

在样本户收入中，扶贫产业贡献人均增收1500元，贡献率达71.43%。实施产业帮扶不仅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而且也在不断优化贫困户的收入结构，根据调查问卷数据，62.53%的样本农户通过特色种植或健康养殖收入有所增加，同时与新型合作组织联合，产品的销量增加到72.86%。但扶贫产业项目在各地区、各户收益中所占比重不同，具体见表7和表8。

表7 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未脱贫贫困户经营性收入构成占比表

表8 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贫困户收入构成占比表

从表7和表8中可以看出，经营性收入在不同样本户和不同地区分布有所差别。各地区样本户中种植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但所占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种植业生长周期长，结构调整缓慢，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林果收入所占比重保持在15%左右，临汾市和吕梁市各县林果收入所占比重较大，主要以苹果、核桃、红枣为主，虽种植面积大，但品种更换慢、栽培技术滞后导致收益低；
养殖收入所占比重稳定在10%左右，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持，使养殖成本高，所占比重不大；
经商收入所占比重最低，仅为5%左右，主要是由于贫困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使得一些特色农产品无法真正走出大山[6]。

3.2 扶贫效益评价

为贫困户提供自主脱致富的途径，使贫困户获得持续稳定法的收入来源是产业扶贫的初衷和目的，所以，贫困户的参与度、技术水平提升、示范带动效应可以作为扶贫效益评价的主要考量指标。

3.2.1 参与度相对较低 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对贫困户产业扶贫的参与度进行考量。扶贫产业涉及或覆盖的贫困户范围称为广度，自主发展一项产业的样本户占全部样本户的23.17%，覆盖度较低。深度是指贫困户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扶贫产业，包括贫困户在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根据调查问卷，2923户样本户选择了与企业或合作社联合，占比51.29%，合作方式主要有企业或合作社为其提供种苗（占18.67%）、生产资料（占21.86%）、技术（占30.92%）、产品销售（占2.71%）、务工岗位（占25.84%）等。从合作程度深度看，1573户选择紧密合作，占27.6%；
1942户选择合作较松散，占34.1%；
2185户选择没有合作，占38.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贫困户参与扶贫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销售两个方面，与企业或合作组织的联结紧密型较低。

3.2.2 生产技术有待提升 根据样本数据统计，2020年各县政府组织贫困户进行多次技术培训，户均培训次数达到1.5次，同时还组织了畜牧站、林业站等部门深入贫困村，走村入户，到田间地头、养殖场等生产现场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培训，有效提升了贫困户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在调查问卷中，23.62%的贫困户认为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技术缺乏是其面临的最大困难，30.85%的贫困户认为技术培训与其需求不相匹配，没有及时得到相应的技术指导，培训效果不理想。

3.2.3 示范带动效应较好 扶贫产业要发挥效果仅仅依靠贫困户是不够的，如何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形成规模化、专业化，是壮大产业的基石。对利益联结、技术供给和销售渠道等进行保障可以提高扶贫产业的示范带动效应，利益联结可以吸引农户投入劳力和资金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技术供给可以提升农户的知识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的发展效率，与龙头企业、合作社、超市等进行合作可以为农产品提供丰富的销售渠道。从调查数据来看，46.32%的样本户受企业或集体发展引导，其中有37.72%的贫困户的农产品销售价格提高3.5%。从结果来看，扶贫产业项目的发展经济效益显著，也为促进了普通农户增收，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示范带动效果明显[7]。

4.1 产业资金来源渠道少

资金是产业扶贫发展的重要支撑，资金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方产业的发展桎梏。从调研的589个村情况来看，2018、2019年贫困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但对于贫困村的情况而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无法支撑项目的实施与运营，各县区无法通过地方财政对上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配套，严重影响扶贫项目选项范围、实施规模和实施效果。此外，由于贫困人口的偿还能力有限，金融组织和机构不愿意承担坏账风险，只将其带给企业或合作社，但贫困户希望能自己贷款发展产业，两者出现不一致，使得金融机构服务难以延伸，无法针对贫困村和贫困户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产品，致使金融机构参与产业扶贫的难度大[8]。

4.2 贫困户承接产业能力弱

通过对21个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分类统计发现，21368贫困人口中，有14495人的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占到了总人数的67.83%，其中，5732人为文盲或半文盲，接受先进科技的能力较弱。许多贫困户主动脱贫意识差， “等、靠、要” 思想严重，对于产业扶贫项目有所抵触，不愿意主动承接，更拒绝与合作社、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合作，难以积极加入到产业发展的链条中来[9]。此外，一些贫困村出现了 “空心化” 问题，作为劳动主体的青壮年农民多半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村常住人口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劳动能力弱，参与产业扶贫的能力与方式有限[10]。

4.3 贫困户主体地位不突出

对于 “是否明确知晓村内产业扶贫项目具体内容” 问题的统计结果进行总结发现，明确表示对产业扶贫的项目内容不了解、不知情达876户之多，占比为15.37%，说明贫困户对于产业扶贫项目的知情度低，且处于被动地位。通过调研发现，135个贫困村产业扶贫项目的产业对经营主体、实施主体、受益主体、监管主体等各方没有进行清晰地权利责任界限划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仅仅把贫困户看作是扶贫项目的受益对象。同时在征求贫困户意见时，贫困户因自身素质有限、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意识相对落后等原因，导致他们难以对产业扶贫项目提出行之有效意见和建议，增加了扶贫项目实施成效评定的难度。

4.4 产业扶贫项目见效周期长

通过对589个村的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17、2018年度无法当年见效的项目多达127个，尤其是林果种植项目，树木生长周期长，见效慢，至少需要2～3年才能实现收益，加之许多贫困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不完善，贫困户短期内难以实现增收脱贫。从项目运作程序上看，产业扶贫项目往往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例如经济作物、中药材种植，往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见到效果。

4.5 分配制度不健全

调研中发现274个贫困村存在未明确收益分配方案的问题，导致在扶贫项目产生收益后，在收益分红上出现了无法及时分配及足额分配难等问题，收益无法及时发放到贫困户手中，与产业扶贫的初衷相悖。此外，有128个贫困村存在平均分配的思想，直接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扶贫项目进行收益，将收益按户平均分配给贫困户，忽视了贫困户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各有不同，违背了精准扶贫的初衷，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法不适用。

5.1 精准投入，发挥产业扶贫资金最大效能

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应多渠道拓展产业扶贫资金来源。一是继续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落实好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完善创新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制。二是撬动金融资本投入，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在政策、技术、服务上进行互动创新，积极发展贫困地区农村保险事业，鼓励保险机构建设基层服务网点，建立风险保障机制。

5.2 精准带动，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与知情度

扶贫对象的参与程度对扶贫效果有巨大影响，在产业扶贫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要注重 “志” 与 “智” 的扶持，注重转变贫困地区落后的文化和贫困户的陈旧思想观念，提升贫困户的产业技能水平，切实增强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自主脱贫的能力，帮助贫困户激发内生动力，变等靠要为吃苦耐劳、勤劳致富，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加大贫困户文化素质、科技技能、市场经营风险意识等综合素质培训，增加贫困村开展知识讲座的次数，形成技术培训常态化，同时聘请或组织基层科技人员进行讲解，及时为贫困户普及先进的生产技术，让新的技术真正应用到田间地头，由此提高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技能水平。

5.3 精准对接，发挥贫困户的主体作用

通过建立参与式扶贫机制提高项目的针对性、项目实施的成功率。调研中有48.12%的贫困户的培训需求未得到满足，希望 “多培训” 、有8.34%的贫困户表示培训过于高深， “听不懂” ，希望技术培训的时间安排与农忙时间错开，比如可以选择在晚上等农闲时间。因此要了解贫困户真实的脱贫需求，根据自身的条件帮助其选择适合的产业帮扶项目，并让贫困户了解项目建设内容、收益途径和项目收益分配方式，并使项目得到大多数贫困群众的认可，使贫困户自发参与产业扶贫，发挥其积极性[11]。

5.4 精准链接，完善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

产业扶贫项目见效周期长，应结合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和脱贫需求，制定差异化的项目安排和收益分配办法，对于特定项目，可以制定相应的浮动收益机制，将贫困户的收益与经营主体利润挂钩，确保贫困户长期、稳定受益。同时强化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扶持能力，发展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扶持模式，为贫困户提供更多增收渠道，使贫困户直接参与产业、务工就业、资产收益等。

5.5 精准管理，建立健全 “建、管、护” 机制

通过建立多层次、多类型、覆盖面广的扶贫产业项目库，对项目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评审，确保项目实施符合实际，同时缩短扶贫项目实施周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进行审计与监管，加强对扶贫督查的力度，为项目资金的精准投向提供保障，确保项目内容不变；
项目完成之后，将项目收益直接分配和后续管护制度纳入贫困监测重要指标，建立后续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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