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竞合关系研究——以东南亚为例

杨 川，卢新海，2

（1.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中产饮食结构的改善和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全球粮食需求持续增长，土地、水资源压力与日俱增[1-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预计，2050年世界农业需要养活约90亿人，而人口增长主要存在于贫困和自然资源退化严重的国家，缺乏农业投资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根本难题，为此每年至少要在农业方面追加830亿美元投资才能确保粮食安全[3-4]。在此背景下，海外耕地投资已成为稳定全球粮价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5]。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全球关注的重点。目前我国在粮食增产、农村减贫、南南合作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深化农业对外合作提供了契机。2017年5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意愿与行动》，提出中国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在国际粮农治理体系建设中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国经验，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为推进农业对外合作，2022年1月，农业部制定了《“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指出要“加快推动农业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提供中国方案”。作为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耕地投资与我国农业“走出去”“引进来”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在统筹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要素流动和协助全球粮农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加入海外耕地投资活动以来，海外耕地投资面积持续增长，现居世界第一[6]。

随着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界对海外耕地投资的研究也日益活跃。总体上，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海外耕地投资风险决策管理[6-7]、投资驱动力[8-9]、时空格局与演化规律[10-11]，以及海外耕地投资对国家粮食供给保障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12-14]，部分研究还涉及到投资东道国的案例分析[15-16]。这些研究对于剖析海外耕地投资发展规律，促进跨国农业合作提供了有效参考。然而，既有研究对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关注不够，难以从宏观上把握海外耕地投资格局。在世界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经济发达的投资国对全球耕地资源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中国的大规模农业投资被竞争对手指责为“新殖民主义”。对于欠发达的东道国而言，其在跨国合作谈判过程中多处于被动状态，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问题。各国为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纷纷制定优惠的政策，有时甚至相互诋毁和挖角，演变成恶性竞争[17]。海外耕地投资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具备生态学种群演化的特征，国家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与生态物种之间对自然空间的竞争类似。生物种群的数量变化受到种群间生态关系的影响，而海外耕地投资的发展也会受到国家间竞合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借鉴生态学种群竞争理论，选取海外耕地投资东南亚地区案例为研究样本，分析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为科学规划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建立科学有序的区域合作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2.1 种群生态演化

生态学中的种群指的是一定时空范围内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及其调节机制是种群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一般而言，单独种群的数量增长受到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服从Logistic规律。在研究多种群数量演化时，还需要考虑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包括：竞争关系、捕食关系、共生关系。

20世纪早期，基于已有的Logistic种群数量增长模型，LOTKA和VOLTERRA同时提出了一个模型用于描述生态系统中两种群在捕食关系下的种群数量演化规律[18]。随着学科的发展，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能描绘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多种群数量特征，还能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系统中多群体间的生态关系[19-20]。需要注意的是，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多个主体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竞争和利用。在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中，东南亚各国虽然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投资环境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在地理位置、资源供给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因此，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自然整体在吸引海外农业投资方面可近似看作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2.2 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竞争

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的演变与生态种群的演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首先，生物种群的生存与繁衍依赖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而自然资源禀赋对海外耕地投资的扩张同样至关重要，可以看到目前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主要集中在耕地资源丰富、经济水平偏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亚非拉国家[21]。其次，生物种群的演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存在不断适应环境和改变环境的进化行为。在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东道国利用耕地吸引外来投资，为外来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优惠政策，降低了投资壁垒。再次，种群数量和海外耕地投资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种群的数量随着个体繁衍和死亡等自然规律变动，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则会随着参与主体策略的改变而不断演化发展[6]。最后，自然种群之间存在捕食、竞争、共生等异质关系，不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种群数量变化规律。在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上，不同的国家对海外耕地投资态度不一，对外资的利用也将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本文所要研究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上的竞争行为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一是东道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通过引进外资为当地生产粮食能显著提升本地粮食安全水平，同时能获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12]。在农业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海外耕地投资将成为东道国重要的发展机遇[1]。作为理性经济人，东南亚各国必然考虑到吸引外资对于本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竞相引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东道国是否获得投资不只取决于本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还受到其他潜在被投资国的影响。当国家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时，彼此为争夺耕地投资将形成一定的生态关系。二是投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关于海外耕地投资的发展动力，学界存在两种看法，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农业投资本质上是对欠发达地区的水土资源掠夺，大规模的征地属于“新殖民主义”行为[16]。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农业企业为获得稳定的投资利润参与投资，国家政府则为了扩展海外市场、保障粮食安全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耕地投资活动[5,21]。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投资者为扩大自身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势必会在市场上竞相“圈地”，竞争有限的耕地资源。由此，可建立海外耕地投资市场投资国之间和东道国之间竞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竞合关系Fig.1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n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market

基于以上机理，本文借用生态学种群增长的概念，将海外耕地投资市场视作一个生态系统，将市场上的东道国和投资国视为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建立反映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主体之间交互关系的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探究市场主体的竞合关系，各种群的数量特征均以海外耕地投资存量规模来衡量。

3.1 种群数量增长模型

本文将描述物种数量增长演化规律的Logistic模型引入到海外耕地投资的研究中，假设东道国耕地引资规模的增长过程符合Logistic“S”型增长曲线，具体表现为在引资初期和末期投资规模增长速度缓慢，演化中期增长最为迅速。由此建立单个国家引资演化模型：

式（1）中：x（t）为t时期的耕地引资存量；
r为投资规模的增长速率；
N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东道国能吸引的最大耕地引资规模；
为现有耕地投资所占最大潜在投资规模的比值；
为引资缺口，即现有被投资耕地规模对耕地未来增长的阻滞作用，决定了东道国耕地引资规模的实际增长速度。进一步将式（1）变形，得到引资规模演化模型的一般形式：

式（2）中：δ控制着耕地引资规模的增长速度，为东道国耕地引资的增长拐点，即“S”曲线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中点，此时投资规模达到最大潜在规模的一半。为获取较高精度的估算结果，本文使用MATLAB 2020b软件，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式（2）进行估计，得到β和δ的估计值，由此确定各国引资规模增速最快的中间时点。

3.2 种群竞争模型

将前文单种群演化模型进行扩展，即可反映多个国家耕地引资规模的数量变化关系。具体而言，改进后的Lotka-Volterra模型可用于描述下列三种关系：（1）竞争关系。若A与B为竞争关系，表现为当A的耕地引资规模增加时，B的耕地引资规模降低，反之亦然。（2）互惠关系。若A与B为互惠关系，表现为当一方的耕地引资规模增加时，另一方的耕地引资规模随之增加。（3）捕食关系。若A与B为捕食关系（A为捕食者、B为被捕食者），表现为当A的耕地引资规模增加时，B的耕地引资规模降低；
而当B的耕地引资规模增加时，A的耕地引资规模也随之增加。改进后的Lotka-Volterra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式（3）中：xi（t）表示i国在t时期的耕地引资规模；
ri为i国的耕地引资规模增长率；
Nj为j国的最大潜在引资规模；
φii表示i国现有投资对未来投资的阻滞；
φij表示j国投资对于i国的影响。对式（3）进行变形，以便进行下一步参数估计：

进一步，本文对式（5）进行变形，构建线性方程组分析东南亚各国耕地引资规模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和引资格局变化。求解方程组后，根据式（4）给出的kij和φij关系式，判断各国之间影响系数的正负情况，借此描述国家i和j之间的竞合关系。

3.3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东南亚7个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被投资耕地规模作为引资变量①除此7国外，东帝汶也属于东南亚地区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但东帝汶仅获得1个项目3 000 hm2的投资，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难以识别，因此将东帝汶从研究样本剔除。，刻画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演化关系，相关数据来源于Land Matrix数据库。本文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6月，剔除掉旅游、商业等与耕地投资无关的项目以及信息缺失项目，最终整理得到1990—2019年底东南亚跨国耕地引资规模投资存量。以东南亚各国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地理环境、资源配给对农业投资至关重要。东南亚地处热带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为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分布在肥沃的平原和三角洲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泰国、缅甸、越南为世界重要的稻米生产和出口国家。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1年版）数据显示，东盟地区总人口逾6.67亿人，全地区劳动力约占总人口比重50%。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劳动力资源使得东南亚已成为各国进行农业投资的首选区域之一。第二，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农业用地增长了24%，农业扩张为外国农业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22]。根据Land Matrix统计，自1990年东南亚引入第一笔海外投资，东南亚累计获得来自海外耕地投资项目规模达630万hm2，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跨国农业引资体系，东南亚跨国农业合作已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3-24]。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逐渐意识到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在外部国际形势和内部发展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吸引外资逐渐发展成各国长期关注的焦点[25]。中国与东盟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为双方相互投资、贸易往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4.1 单个国家引资特征

对式（2）进行估计得到东南亚7国最大耕地引资规模与增速最快的中间时点，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东南亚7国及整个区域的模型拟合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的假设检验，且拟合优度较高，因此认为东道国耕地引资规模的增长基本符合Logistic“S”型增长规律。据估算，东南亚整体所能吸引的最大耕地投资规模为643.48万hm2，东南亚7国所能吸引最大耕地投资规模之和为644.84万hm2，前者略低于后者。不管从哪种估算结果分析，现有的629.81万hm2投资都已接近东南亚7国的最大耕地引资规模，说明东南亚7国耕地引资市场正逐渐趋于饱和，这一点在LU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26]。

从表1显示的中间年份计算结果来看，7国耕地引资规模增长在2008—2014年陆续出现拐点，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东南亚7国耕地引资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可以发现，本文的模型拟合结果与实际情况高度吻合。2008年以来，在全球粮食价格高涨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部分大国开始将目光转向对海外农业资源的投资利用，海外耕地投资规模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投资区域不断扩展，东道国引资持续增加，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成为海外耕地投资热点区域[12]。受到近年疫情和2022年初俄乌战争的影响，世界粮食市场遭受剧烈冲击。联合国发布《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饥饿危机，俄乌战争加剧了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将持续恶化[27]。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多种粮食作物出口国，俄乌冲突将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各国囤粮引发粮食价格持续走高，粮食安全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可以预期，随着疫情转良和全球局势的变化，海外耕地投资市场将进入下一快速发展阶段。

表1 东南亚耕地引资规模Logistic增长趋势拟合结果Tab.1 The fitting result of Logistic growth trend of investment scale

4.2 多国引资竞争关系

将东南亚各国耕地引资规模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可得到各国之间耕地引资规模演化增长的影响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分析参数kij和φij之间的关系式，可知二者正负一致，据此得到东南亚7国之间耕地引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系数矩阵kij估计结果Tab.2 Estimated result of coefficient matrix kij

表3 东南亚7国耕地引资关系分类Tab.3 Class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由表3可知，在当前全部21种关系中，理想状态的互惠共生关系仅有6种，其中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出现频次较高，说明这些国家的耕地引资对其他国家起到了促进作用，体现出种群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竞争关系有4种，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出现较为频繁。这些国家彼此互为竞争对手，两国为发展自身农业会更多地争夺外来投资，一方耕地引资规模的增长将造成另一方引资规模的下降。两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为外国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条件，但过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也不利于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的持续运转。最后是捕食关系有11种，其中菲律宾3次表现为捕食者，老挝有3次表现为被捕食者。不同于前面两种关系，捕食关系表现出一定的方向性，即一方捕食另一方，在生态学中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与掠夺。当两国处于捕食关系状态时，捕食者表现出更强大的引资能力，不断吸收外来投资，这样势必造成海外耕地投资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则难以吸收有效投资。显然，过多的捕食关系也不利于跨国农业合作的长远发展。总体而言，目前东南亚耕地引资格局中，捕食关系占据半数而互惠关系占比较低，表现出现实跨国引资环境的复杂性，也说明东南亚现有引资格局有待进一步改善。

4.3 主要投资国竞争关系

自然资源丰富且土地价格低廉的东南亚地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根据东南亚7国耕地投资市场投资情况，本文将东南亚跨国耕地投资来源大致分为4部分，如表4所示。

表4 东南亚跨国耕地投资主要来源Tab.4 The main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ultivated land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第一部分投资来源于中国。自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海外耕地投资的浪潮中，中国逐渐成为东南亚农业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地[12]。据统计，中国在东南亚共投资178.38万hm2耕地，是投资耕地规模最大的单一投资国。

第二部分投资来源于东南亚本地跨国合作①本地合作指的是东南亚各国之间相互进行投资活动，其中新加坡和泰国虽然没有来自国外的农业投资项目，但是两国属于东南亚国家群体。因此将来源于他们的投资归于东南亚本地合作。。事实上，东南亚不仅是外国农业投资的集聚地，也是区域内跨国农业投资的重要来源地。当地公司通过复制跨国投资的成功案例经验并运用在区域其他国家，他们累计在本区域跨国投资耕地300.39万hm2，占据东南亚7国跨国耕地投资的重要份额。

第三部分投资来源于亚洲其他国家。其中，日本、韩国以及海湾地区的国家自身经济较为富裕，但国内农业资源稀缺，粮食生产潜力有限，高度依赖国际粮食进口满足国内粮食需求[28]。而印度、以色列等国人地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努力发展本国农业以提高粮食生产率，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寻求国外资源市场以保障粮食安全。

第四部分投资来源于欧美发达国家，以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为代表。这些都是全球发达国家，属于最富有的国家群体。除了利用海外资源生产粮食作物，这些国家还需要海外耕地资源来满足自身对于可再生燃料的需求[29]。

图2显示，中国在东南亚耕地投资符合Logistic演化规律，这与我国农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农业援助项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农业援助政策导向发生了一些调整，一方面要向受援方提供有效援助，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积极开拓国外市场。1990年，中国和日本合资在越南投资了一个3 500 hm2的农业项目，拉开了中国在东南亚大规模投资的序幕。2000年中国农业部门开始推动“走出去”战略实践，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支持。2005—2014连续10年，财政部、商务部均下发文件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农业投资，并以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方式提供专项资金支持[30]。在此期间，中国在东南亚耕地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走出去”战略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FA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认可海外耕地投资对于落后国家发展农业，改善农户生计的积极作用，但国际社会还是有部分舆论认为海外耕地投资是一种资源掠夺手段。特别是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对外农业援助甚至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道义指责。在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在东南亚耕地投资市场中的作用，比较上述4部分投资来源在东南亚7国投资活动中的竞争演化关系。

图2 中国在东南亚耕地投资演化趋势Fig.2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hina’s cultivated land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将4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带入种群竞争模型，参考吉生保等的研究[19]，忽视投资国自身投资的阻滞作用，得到如图3所示的投资竞争关系。总体来看，现有的投资来源作用关系主要特征如下：第一，有三种捕食关系，分别为欧美国家捕食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捕食亚洲其他国家、亚洲其他国家捕食欧美国家。一般而言，同等实力的国家在争抢有限的耕地资源时通常表现为竞争关系；
实力悬殊较大的国家在竞争过程中表现为捕食关系。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东南亚大规模进行土地收购，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本地合作空间。另外两组捕食关系则反映了地缘关系在海外耕地投资中的重要作用，相较于欧美国家，亚洲其他国家的资本更加占据地缘优势，也因此更容易进入东南亚市场；
而相较于其他地区，东南亚本地合作则占据了更大的份额。第二，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国家分别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这说明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国家投资虽然在规模方面并不占优势，但他们的投资对其他国家资本的进入产生了阻滞作用。第三，仅有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表现为互惠关系，反映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在共同推动跨国农业投资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湄公河地区成为中国投资重点区域的情况下，两条经过该地区的南北经济走廊的建设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农业企业营造了良好的跨国投资环境。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和谐的声音指责中国是希望与新兴经济体建立牢固的贸易关系来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4]。如何对此类问题进行回应，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图3 东南亚耕地投资来源地相互作用关系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s of cultivated land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本文引入生态学种间竞争模型对东南亚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竞争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无论从单个国家来看，还是对于区域整体而言，东南亚7国的耕地引资规模增长都符合生物种群数量增长Logistic规律，在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高涨和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各国耕地引资规模相继迎来拐点。（2）从东南亚7国引资格局来看，捕食关系占据半数，而理想的互惠共生关系占比较低，引资关系激烈复杂。从全局来看，目前的引资格局不利于海外耕地投资持续平稳发展，引资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3）从投资国视角来看，中国同东南亚本地国家在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上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东南亚跨国农业合作发展，与欧美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为竞争关系。欧美国家、东南亚本地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形成三组激烈的捕食关系。

基于目前海外耕地投资市场主体的竞合关系，围绕科学规划海外耕地投资布局，建立科学有序的市场合作机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抓住农业对外投资机遇，扩展海外耕地投资市场。在现有投资存量已接近东南亚耕地最大可投资规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充分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作用，抢占投资先机，鼓励和引导农业企业进一步开拓远东、非洲等地区的海外耕地投资市场。第二，寻求国际合作，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针对目前激烈复杂的引资格局，中国应扮演好区域合作治理中的大国角色，积极与FA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深化海外耕地投资数据采集和分析，建立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范体系，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避免投资盲目扎堆抑制资源集聚效应的发挥。第三，提升投资竞争力，深入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一方面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指导和相应的财政支持，探索配套的金融保险服务，完善能抵御风险的农业生产、加工、贸易产业链，提升企业投资竞争力。另一方面继续维持已经形成的良好的共生关系，不断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业合作对接，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做好应急预案，构建利益共同体，加强跨国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同时做好政策宣传，对外分享中国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指定，维持良好的国家形象，消除国际社会的猜忌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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