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的合理利用

李富

2023年1月，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上映。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其票房攀升至40多亿元，让电影拍摄地晋源古城迅速走红。那平缓开阔的古城空间、错落有致的天际轮廊、沧桑粗扩的晋阳文明，让人们浮想联翩、留连忘返。据统计，从农历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九，就有35万人次进入古城。《满江红》的火爆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合理利用带来积极示范导向作用。

古城是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古人生活的城池。封建王朝的建筑规制与每个地方不同的生活观念、生活习俗，造就了不同的城池，形成了古城的独特性、唯一性。晋源古城是古晋阳人在明代就开始修筑的城池，历史悠久、文脉存续清晰，具有较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古城历史悠久、实物遗迹完整丰富。晋源古城是典型的农耕时代的文化遗迹。其文脉悠长，位于古晋阳城所在地，从考古记录来看，始建于战国时期，“桐叶封弟”“三家分晋”等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曾有10多个封建诸侯王国在此割据建都（或初都），被称为“唐晋斯原”，走出了汉文帝、唐太宗及狄仁杰、罗贯中、傅山等帝王和历史文化名人。据明《永乐大典》载：“太原县，古晋阳也，本唐叔虞始封之地。春秋，晉荀吴战于大卤，即此也。三晋既分，地入于赵。秦为太原郡。汉为晋阳县，唐建北都。宋平太原，废晋阳县，隳其故城。元复置。洪武初年改为太原县。”明嘉靖《太原县志》：“洪武四年十二月移县治于汾河西，故唐城（晋阳古城）基之南，至洪武八年三月改为太原县。景泰元年（1450年）始筑城，周七里，高三丈，濠深一丈，门四；
正德七年（1512年）重修城楼和角楼；
十四年修补女墙，高六尺；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增筑敌台32座。”清道光《太原县志》：“明隆庆二年（1568年）增城一尺；
万历十八年（1590年）护城河外加筑女墙，外复濬濠阔十丈深三丈植柳环岸，西北涌水注东南；
崇祯年间于墙外侧包砖。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重修北城，二十一年（1682年）重修西城，四十七年（1708年）濬濠植柳又修城；
乾隆十五年（1750年）重修北城，二十九年（1764年）修西南城及东城并重修魁星阁而锐其上，三十三年（1768年）大雨如注西城坏，越明年乃竣工。”以上历史资料清晰地表明了晋源古城的历史沿革，于明朝朱元璋时期，在晋阳古城大遗址上始建，至今已历经650多年沧桑岁月，且位置没有发生过变动，现场考古调查表明，古城肌理、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等保存完好，与县志记载丝毫不差。2011年，太原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晋源古城被命名为历史文化街区之一。

古城风貌和肌理保存完整。古城东西城墙长1180米、南北宽750米。据调查，2012年，古城内有较高价值的传统遗存建筑79处，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县保护单位24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3处，挂牌历史民居49处（西街10处、南街19处、北街12处、东街8处），普通建筑5处。晋源古城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空间格局、街巷肌理、部分建筑保存较为完整，历史人文传统鲜活，文化底蕴较为深厚，即使一些院落被改造为红砖平房，但也没有大体量的六层以上的建筑，其格局和肌理未受到大的破坏。

古城价值国内唯一。古城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界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利用地势、地形构筑城池，进可攻、退可守，对研究古代筑城选址、城池建筑、民居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客观上，古代城池集生活、防御、打仗、生产于一体，并且这种在生活中积淀下来的独特习俗和传统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历史文化生活距离人们越来越远的今天，其文化形式、内容都是稀缺的，在晋源古城以平缓开阔的四合院为母体的建筑中，有层次地矗立着钟楼、鼓楼等公共建筑，朝阳照在古城，充满了诗意，形成了现代与古代的张力。这种独特性在今天的城市来看是稀缺的。而稀缺就是价值。如果将古城和旅游结合起来，沉寂的古城就会“活起来”，产生可持续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再次焕发生机，展示出无尽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个县的居民生产、生活的载体，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古城赖以生存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加之人们对古城的认识程度不高，无法意识到古城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古城很快就失去维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再加上我国古建筑构筑基础就浅，容易沉降、倾倒，再加砖木结构易受自然力破坏，古城逐渐地腐朽了。同时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人为地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古城的消亡速度。

一是古城作为封建社会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便彻底地结束了。自然地，作为封建社会生活、规范社会秩序建设的城池，因为各方面资源的缺乏导致维护艰难，很快便濒临消失了。

二是古城处于连绵战争之中，不断受到毁坏。辛亥革命后，本来古城城墙、建筑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随后全国性战争的爆发，使古城难以幸免地受到破坏，抗日战争中遭受日军轰炸，解放战争中又被用作碉堡等各类防御工事，古城受到巨大破坏。

三是古城遭受建设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百废待兴，由于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各地政府都把建设发展的重任放在古城中，那古城自然就会被进行维护和改建，比如拆除一些古建筑上的墙砖或城墙上的墙砖、木材等，用到工厂、民房、学校等各类建设上。在这一阶段，古城的面貌受到损坏，新旧交杂、污染严重、交通混乱以及工厂与民居混乱形成的安全问题等都困扰着古城，古城在艰难中挣扎着。

21世纪初，全国各地兴起了古城修复热，如正定古城、榆次古城、大同古城、忻州古城等，晋源古城还没有来得及大面积地进行开发和修复，仍以传统的平房为主，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原貌，这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是古城得到有效保护修复是国力兴盛和国民教育认识提高综合作用的结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陈占祥等就针对北京古城的保护，提出了“梁陈方案”，可见我国对古城保护早有远见卓识。但由于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专家认识不统一的原因，我国没有出台成体系的农耕文化保护法律，实践中怎么办，这一问题让地方政府没有可统一遵循的规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家和地方财力的增长，农耕时期的文化保护修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如党中央推动建设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晋源古城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

二是古城有效保护修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晋源古城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探究古代城池建筑原理、保护办法，参考国内外对传统建筑保护修复的办法，提出了整体保护修复的方法论，即把古城及所有附属设施作为一个整体，在坚持考古遗迹与古书志记录严格一致、专家反复论证的前提下，按原来的结构、形制、材料、工艺来保护修复，全部地保留其原来的历史信息，真正地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实践表明，整体保护方法不仅适用于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也适用于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如民俗村、年画村等，加以整体保护，就会成为民俗文化的“活标本”。

三是坚持古城的“合理利用”。农耕历史文化遗产既然是独特的、宝贵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资源，那必然应该是蕴含巨大经济价值的，使其产品化就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收益，这是理论上的逻辑必然。实践上是不是这样呢？党中央提倡文化古迹要“活起来”，“活起来”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单一地靠财政资金去维护，要使文化遗产自己能够养活自己，通俗来讲，就是让文化遗产要有经济收益，以此反哺保护修复所需费用。世界上知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都是著名的旅游景区，并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来立世和扬名，而且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晋源古城内的每一处建筑，包括《满江红》拍摄地，都属于传统的二、三进式四合院落，都是运用传统的砖木结构修复法而建设形成的雄浑大气的建筑群，在修复工艺上精益求精，以完整的、真实的传统内容形成了传统环境，在历史沧桑感的氛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农耕文化的载体，晋源古城的保护和修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走在古城街上，置身于明代太原县城的氛围中，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为什么在被宋朝废弃的土地上还要修这个县城？古城延续到现在，与古城同時代的城池大部分都已消失殆尽了，而晋源古城是比较幸运的，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和修复，让人们看到其“真”面貌。古城池与现代社会元素相融，衍生出种种文化形态，如古城生活场景、清明上河图的沉浸式穿越之旅等等，都为现代化城市带来了文化张力。

一是晋源古城修复的必然性。古城选在晋阳古城遗址靠西南的位置，在宋朝初期火烧水淹晋阳古城后，明朝又在其遗址上将平晋县城搬迁到这里重新建立了一座县城，这一历史事件似乎在说明，从大唐907年灭亡到明朝1368年建立，400多年的历史沧桑证明这里更适合、也更需要建立城池。其地处于太原盆地东西两山的西山上，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处，在这里建城似乎更符合形势的需要，县城建在平坦的低处，能够抵御外敌入侵。利用山脚下平坦的地形，从西北引晋水或汾水建成护城河，充分发挥其防御功效。从整体战略上讲，太原府城总控太原盆地，需要周边布局众多县城拱卫，形成“众星捧月”、互为防护、互相牵制、互为犄角之势。这表明了晋源古城当时重建的必然性。今天对近远古城的保护和修复，似乎也存在某种必然性。修复后的古城不仅为投资开发的国有公司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也为古城所在村庄带来了巨大收益和村民就业机会。

二是农耕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必然性。农耕文化本身已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其作为标识中华民族印记的独特性并没有消失。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工艺、技术并不落后，比如建筑中砖木结构、堆石砌砖法，还有在这次疫情中大显身手的中医疗法等等，都让许多外国人惊叹不已。中国古建筑已将诗、画深深地融入其中，虚实结合，按诗、画（虚）作景（实），以景（实）作诗、画（虚）。如《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黄鹤楼》等等，都是从景中提炼出诗，“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层峦耸翠，上出重霄；
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些描写的都是实，后来又引出许多名言哲理，对现代生活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还有圆明园四十景，是从实际的园林中描绘成画等等。太原双塔的建筑文化意境深厚。这些厚重的文化，包括加以高度提炼的传统文化，在每个朝代都被填入新的内容，加以注释，形成适应当时代的文化体系。今天也是这样，把农耕文化中先进思想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加以阐释，就会使农耕文化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满足当代人的文化生活需要。

三是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前提。现阶段我国国力迅速提升，文化的发展也助推着国力的持续提升，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每个国家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其民族文化及其载体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如巴黎圣母院、香榭丽大道、埃菲尔铁塔等文化遗产，以及日本的唐朝建筑、传统节日特色活动等，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等都是整体保护的文化名城，国家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反过来民族文化的保护又推动其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农耕文化必然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出更为强大的作用和力量。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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